戊戌变法前三年，1895年，30岁的湖南青年谭嗣同，和51岁的源顺镖局总镖头大刀王五在帝都北京相遇了。
　　此时，大清帝国刚刚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帝国上下处处弥漫着悲痛求变的气氛。30岁的谭嗣同向京城闻名的总镖头大刀王五请教剑术，以求搏击图强。乱世之中，这两位一南一北、忠肝义胆、侠骨热肠的英豪结成了忘年之交。
　　三年后，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后，没有人敢为他收尸，只有王五哭着到了现场为他收尸，并将他的遗骸护送到了千里之外的湖南浏阳。再两年后，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王五率领众人奋起抗击侵略者，最终被八国联军枪杀于北京前门。
　　恰逢世纪之交，一个属于中国镖师的侠客时代，随着大刀王五的死去，开始进入倒计时了。

镖局的百年兴衰

　　就在大刀王五被杀的这一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在一众镖师的护卫下，一路仓惶西逃至西安，才惊魂甫定下来。由于出逃仓促，加上担心过于招摇会引来八国联军追击，慈禧太后连护卫都没有带足，只好倚靠北京各个镖局的镖师协同护驾。
　　但慈禧转身就过河拆桥，这些被遣散的“御镖”不得已分别在西安开了三个镖局：永庆镖局、宏泰镖局和宏发镖局。由于铁路、航运、现代银行业的兴起，此时“硬镖”（保送公家的公款和私人的货款）业务已经日趋减少，这些由护送慈禧西逃的镖师们所开的镖局，到最后全部沦落到要靠护送“软镖”（鸦片）过活的地步。
　　但鸦片保护商的生意并不好做，随着匪徒装备枪械的日益精良，“失镖”的风险越来越大。到了1919年，无力应对民国乱世的西安三家镖局全部关门停业。
　　西安镖局的停业，是中国镖局逐渐进入末日的真实写照。而从乾隆年间山西人张黑五在北京开设国内第一家镖局开始，镖局在中国从兴起、鼎盛到衰落，不过短短一百多年时间。
　　乾隆时期，为了护卫晋商贸易，江湖人称神拳的山西人张黑五，首先在北京开设了兴隆镖局，这也是目前可追溯的中国境内最早的镖局。在清朝中期晋商经营的票号开始崛起后，这些早先称为“标客”“标行”的商业保镖和保险机构，最终改成了由标志十八般武器的“金”，与标志票号的“票”两个字相结合的“镖客”“镖师”“镖行”。
　　名称的改变，标志着武艺与金融结合的时代到来了。在晋商和国内商贸业的支持下，北京的镖局率先进入了鼎盛时期。
　　从乾隆年间开始，北京逐渐出现了著名的“八大镖局”——会友、永兴、志成、正兴、同兴、义友、光兴、万通。其中号称京城第一镖局的会友镖局，其北京总行加上全国各地的分号一起，镖师和厨役等人员竟然高达1000多人。
　　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之乱结束后，大清帝国内部大小动乱不断。而在人口大爆炸、清廷日益对民间失去控制力的背景下，民间的响马、劫匪层出不穷。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后来名列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胡林翼在从北京返回湖南的路途中，被强盗洗劫。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广东巡抚黄恩彤与顺德县令鹿钟之等结伴同行，被劫匪抢去高达五十多万金。
　　在朝廷大员都无力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民间商帮等各种商业贸易就更加缺乏保障。晋商等商帮回忆起当时经常遭遇抢劫的局势时说：“忆京津（山）东省一带，失款之状，更令人毛发森竖！”
　　在乱世和盗匪横行的恫吓下，中国的镖行开始蓬勃兴起，进入黄金时代。

镖局的时代大考

　　尽管必须以高强武艺护镖，但对于镖行和镖师们来说，与盗匪直接开干并非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很多时候，镖行和镖师往往“以和为贵”，与盗匪存在某种形式的暗中联结。
　　对于镖局的生存法宝，《镖局春秋》的作者古彧曾经总结为“官府要有硬后台，绿林要有硬关系，自身要有硬功夫”等三句真经。
　　当时，在北京等各地镖行的负责人，都要在每年的某个固定时间，到自己镖局经常走镖的必经之路向各个盗匪“拜山”请求“关照”，而盗匪们对于日常有“往来”的镖局则大多要网开一面。
　　镖师们回忆，一旦走镖路上遇到荆棘拦道，通常就意味着碰上劫镖的了。在此情况下，领头的镖师一般会先与盗匪谈判，说“近来疏忽，忘了拜山，在下是某某镖局，东家放一马，日后定当登山拜谢”等等客套话，而盗匪一般也会量力而行或者给个面子，而不是像影视剧中演的一样动不动大打出手。
　　由于镖局与盗匪之间存在特殊的“妥协”关系，因此当盗匪来到镖局所在地游玩或办事时，一旦官府缉拿，镖局通常也会保护盗匪，而鉴于镖局普遍在官府有政治关系，假如盗匪进入镖局寻求庇护时，官府一般也会网开一面。
　　但在乱世中夹缝求生的镖局，即将迎来时代的大考。
　　清朝道光三年（1823年），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票庄在山西平遥正式成立。此后，中国各地票号遍地开花，在票号金融的影响下，清朝的现银运输量急剧减少，镖局的主营业务日渐丧失。
　　而在票号之外，现代银行业的崛起，开始更加剧烈地冲击镖行的业务。如果说传统票号不管如何演变，始终还需要短途运送现银等保镖业务的话，现代银行业则几乎彻底斩断了银钱运送这条传统镖行的最重要业务。
　　铁路的崛起，更是成为毁灭镖行的重要一击。各铁路的大规模修建通车，使得护送速度慢、安全性能差的镖行，甚至连银钱护送以外的其他业务也干不下去了。
　　与之相伴，盗匪们的武器装备也在不断进化，面对盗匪们不断升级的洋枪等火器装备，适应冷兵器时代作战的镖行和镖师们，仅仅靠着拳脚功夫和舞枪弄棒，已经难以震慑晚清民国时期日益猖獗的盗匪。

一个行当的消失

　　对于这种时代剧烈演化的趋势，晚清张家口的一位著名女镖师邓剑娥就感慨地说：“火器盛行，武技渐绌矣。”当初，邓剑娥的父亲邓魁在护镖时被盗匪所杀，当时年仅14岁的邓剑娥矢志不嫁，继承父业承担起了家族的镖行。由于邓剑娥武艺精湛，甚至能立在马上“击空中雕鹗，枪无虚发，皆贯其目，他无伤也”，因此盗贼们对于她护送的镖，一般都会给个面子。但邓剑娥最终放弃镖行业务，改而在奉天（沈阳）西关外购置田产做起了地主，“闭门以居”。
　　在时代的大潮下，镖局出现了倒闭潮。随着最后一家会友镖局的解散，仅兴盛了一百多年的镖行和镖师职业彻底消失。
　　会友镖局的李尧臣在镖局解散后开设了一个“武术茶社”。作为中国最大也是最后一个镖局的名镖师，李尧臣名声响彻京城。当时，京剧武生宗匠杨小楼为演《安天会》（即《闹天宫》），曾向他请教猴拳;京剧大师梅兰芳为演《霸王别姬》，也向他学习剑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日趋紧张。为了捍卫国土，29军军长宋哲元发出了“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誓言，并由副军长佟麟阁出面，延请李尧臣为29军武术总教官。
　　在国家危难之际，当时已经55岁的李尧臣根据中日士兵的格斗特点，特创了“无极刀法”教授抗日官兵，并训练出了此后大名鼎鼎的29军大刀敢死队。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由李尧臣训练的29军大刀队大破日军，追杀日寇60余里，缴获大炮18门，29军大刀队由此名扬天下。
　　1949年后，李尧臣担任了全国武协委员，并曾多次应邀担任武术比赛裁判长。那時候，北京城的市民们，还能经常看到这位武术名家手持龙头拐杖，在天坛、中山公园等地指导青年人练武。有时候，老人家甚至会扔掉拐杖，以龙行、虎坐、蛇身、雕爪的独特风貌示范练拳，每每遇到这一幸事，围观的人群总是爆发出如雷的掌声。
　　1973年，98岁高龄的李尧臣在北京去世，翩然带走了一个属于镖师的侠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