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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小张因公派交流，来到美国的一个城市。私底下的她热情外向，喜欢和中国人聚在一起话家常，很快就有了一帮中国朋友。可工作中的小张并不那么如鱼得水。她平时与美国同事几乎没有任何交流。在组会上，因为听不明白别人说话的内容，她很少发言。“根本说不上话。也不知为何，一旦在需要英文交流的环境里，我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之前的外向和主动都没了，我完全没法投入。”小张描述的这个问题很多留学生也有。
如果将这个问题从另一个角度阐述即是：不同的语言会令个体呈现不同的性格吗？这个问题不斷被语言学家、心理学家，乃至神经学家讨论，却从未有过一致的结论。为此，我查阅了许多文献资料。其中的几个行为学方面的发现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解答的线索。
经济行为学家丹尼尔·卡内曼在他的展望理论中提到一组行为测试：
政府要应对一场预计会令600人丧命的罕见疾病侵袭。目前只有两种方案：
1.如果方案A通过，200人将获救；
2.方案B若被采纳，1/3的概率救活所有的人，2/3的概率600人都无法获救。
结果，72%的医生选择了有确切结果的A方案，只有28%的医生选择了具有风险的B方案。接着，测试题目被改成了：
若方案C被采纳，400人将会丧命；若方案D被采纳，1/3的概率无人丧命，2/3的概率所有人丧命。
这轮测试中，只有22%的医生选择了方案C，78%的医生选择了带风险的方案D。
两组方案表达的意思相同，却由于表述方式的不同，而导致完全不一样的选择倾向。对此，卡内曼解释说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利更敏感。面对获利，人们偏好保守、确切的选项。而面对亏损，人们会本能地回避，更倾向于通过冒险将损失最小化。这种决策上的思维偏差叫作“损失规避”。
芝加哥大学心理学教授波尔兹·科萨在一群受试者中重复了这个实验。不同的是，这群测试者除了母语英语之外，还会说流利的日文。他们被分为两组，分别用英文和日文进行测试。结果表明，英语测试组依然呈现损失规避的思维误区，而日语组却没有明显的选择偏好。选择A方案和C方案的比例都接近50%。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变化源于使用了外语，科萨和他的团队在韩国一所大学召集了一批当地学生，分别用母语韩语和第二语言英语重复实验。结果还是母语组呈现损失规避，而外语组没有。可为什么外语会造成思维的不同呢？
近年来，选择出国留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如何熟练运用外语，如何融入西方社会成了当下的热门话题。各种语言练习、礼仪培训课层出不穷。可即便在资源如此丰富的情况下，也有很多年轻人在异国经历着尴尬、孤独和局促。
这些资源就像各种门派的功夫教程，它们传授的只是招式：对方说这句话时，该怎么接才显得自然；用什么俚语能把对方逗乐等。可很少有人关注核心问题：如何修炼“内功”？为何一个人掌握了各种语言技巧之后，还是没法如母语般直抒胸臆？上述科学发现反映出的第二语言引起的情感疏离或许才是“不自然”的根源。专门从事人类意识研究的神经生物学家安东尼奥·得马西奥认为，情绪反应是自我意识的基石，是思维活动的主要推动力。缺乏情绪中枢参与的推理和思考，虽然也能正常进行，但因感性的缺位，个体很难通过机体的生理反应（例如心跳、血压的变化）与周围环境产生联结。
时隔一年，我再次见到小张。她已完成一年的访问交流，准备回国。
她告诉我，这一年她结识了很多与她背景相似、年龄相仿的中国朋友，形成了一个小团体。周末他们一起开车去中国超市买菜，放假后一起去周边景点游玩。他们一起度过了中秋节、感恩节、圣诞节、除夕，一起包饺子，看春晚录播。只要是个节日，他们就会聚在一起。
问起这一年在美国生活的收获，她这样回答：“一年时间太短，想要融入美国人的圈子根本不可能，更不要说体验他们的文化了……”
小张嘴里欢快的中文带着穿越般的迷惑，不断挑战着我对所处空间的清醒认知。我究竟在哪儿，美国吗？可为什么这里的一切那么像中国？
“东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就像油和水一样难以相溶。了解越多，便明白其中的差异越大。”一位在欧洲留学多年的友人曾如此感慨。原来在融入障碍里，除了语言，还有语言背后所承載的更为厚重和深远的东西。它的名字叫文化。
一天，我正在咖啡厅里阅读一本中文小说。一位头发花白的美国老人走到我跟前，用带着口音的中文说：“你好。我知道你看的是中文。这本书不错吧？”老人名叫比尔。20世纪80年代他来到北京学习中文，之后从事旅游贸易生意，频繁往返于中美两地。如今他已退休，在这个城市买了房子，准备安心养老。
我想：这个圆滑的美国商人也会经历东西方文化碰撞带来的不适吗？
“最初几年确实很难。改革开放才刚开始，很多中国人还不太欢迎外国人。后来就好了很多。这可能也跟我的成长背景有关。”比尔合上正在阅读的《纽约时报》，摘下眼镜，给我讲起了他的身世。
“我是第三代移民。祖父母100多年前从爱尔兰搬来美国纽约。我在那里出生，在犹太人的社区长大，然后在纽约上的大学。纽约真是个伟大的城市，它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我从小就接触各国的二代、三代移民。大学时代我最要好的两个朋友，一个是意大利人，一个是墨西哥人。作为一个美国人，对于不同的文化，我都能开放接受。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我虽算不上是个很好的双语者，但绝对是个双文化人。”
双文化人！这个词仿佛被荧光笔标记了一般，从比尔的话语中鲜明地突显出来。英语，在中国的基础教育体系里，是与语文、数学并重的主课。然而，双语带来的双重文化，双重文化带来的矛盾，还有处理这些矛盾的技巧却从未在我们的教育中被提及。
究竟要不要融入？这个经典的问题隐含着一个更为深刻的疑问：在国外，要不要接受西方主流的价值体系，过上完全西化的生活？
这道选择题，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在这里我也无心去比较孰优孰劣，倒是愿意提出另一种可能的选项：成为双文化人。也许东西方的文化真的不能调和，然而世界也不是二元对立的，那么为何不同时接纳二者，调制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风味？比尔选择了在双重文化框架中积极探索自己的位置，收获了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和艺术灵感。
语言使用的正确与否也许并不那么重要，对能否融入外国人的圈子也不应太过纠结。无论最后选择归国还是留下，更重要的是，要将这两种文化纳入自身，建立感性联结。在全球化背景下，努力绘就具有自己鲜明个性的独特图画。到那时，希望你也愿意花上喝一杯咖啡的时间，与我分享你独一无二的双文化故事。
（行 方摘自微信公众号“先生手账”，勾 犇图）
如果将这个问题从另一个角度阐述即是：不同的语言会令个体呈现不同的性格吗？这个问题不斷被语言学家、心理学家，乃至神经学家讨论，却从未有过一致的结论。为此，我查阅了许多文献资料。其中的几个行为学方面的发现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解答的线索。
经济行为学家丹尼尔·卡内曼在他的展望理论中提到一组行为测试：
政府要应对一场预计会令600人丧命的罕见疾病侵袭。目前只有两种方案：
1.如果方案A通过，200人将获救；
2.方案B若被采纳，1/3的概率救活所有的人，2/3的概率600人都无法获救。
结果，72%的医生选择了有确切结果的A方案，只有28%的医生选择了具有风险的B方案。接着，测试题目被改成了：
若方案C被采纳，400人将会丧命；若方案D被采纳，1/3的概率无人丧命，2/3的概率所有人丧命。
这轮测试中，只有22%的医生选择了方案C，78%的医生选择了带风险的方案D。
两组方案表达的意思相同，却由于表述方式的不同，而导致完全不一样的选择倾向。对此，卡内曼解释说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利更敏感。面对获利，人们偏好保守、确切的选项。而面对亏损，人们会本能地回避，更倾向于通过冒险将损失最小化。这种决策上的思维偏差叫作“损失规避”。
芝加哥大学心理学教授波尔兹·科萨在一群受试者中重复了这个实验。不同的是，这群测试者除了母语英语之外，还会说流利的日文。他们被分为两组，分别用英文和日文进行测试。结果表明，英语测试组依然呈现损失规避的思维误区，而日语组却没有明显的选择偏好。选择A方案和C方案的比例都接近50%。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变化源于使用了外语，科萨和他的团队在韩国一所大学召集了一批当地学生，分别用母语韩语和第二语言英语重复实验。结果还是母语组呈现损失规避，而外语组没有。可为什么外语会造成思维的不同呢？
近年来，选择出国留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如何熟练运用外语，如何融入西方社会成了当下的热门话题。各种语言练习、礼仪培训课层出不穷。可即便在资源如此丰富的情况下，也有很多年轻人在异国经历着尴尬、孤独和局促。
这些资源就像各种门派的功夫教程，它们传授的只是招式：对方说这句话时，该怎么接才显得自然；用什么俚语能把对方逗乐等。可很少有人关注核心问题：如何修炼“内功”？为何一个人掌握了各种语言技巧之后，还是没法如母语般直抒胸臆？上述科学发现反映出的第二语言引起的情感疏离或许才是“不自然”的根源。专门从事人类意识研究的神经生物学家安东尼奥·得马西奥认为，情绪反应是自我意识的基石，是思维活动的主要推动力。缺乏情绪中枢参与的推理和思考，虽然也能正常进行，但因感性的缺位，个体很难通过机体的生理反应（例如心跳、血压的变化）与周围环境产生联结。
时隔一年，我再次见到小张。她已完成一年的访问交流，准备回国。
她告诉我，这一年她结识了很多与她背景相似、年龄相仿的中国朋友，形成了一个小团体。周末他们一起开车去中国超市买菜，放假后一起去周边景点游玩。他们一起度过了中秋节、感恩节、圣诞节、除夕，一起包饺子，看春晚录播。只要是个节日，他们就会聚在一起。
问起这一年在美国生活的收获，她这样回答：“一年时间太短，想要融入美国人的圈子根本不可能，更不要说体验他们的文化了……”
小张嘴里欢快的中文带着穿越般的迷惑，不断挑战着我对所处空间的清醒认知。我究竟在哪儿，美国吗？可为什么这里的一切那么像中国？
“东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就像油和水一样难以相溶。了解越多，便明白其中的差异越大。”一位在欧洲留学多年的友人曾如此感慨。原来在融入障碍里，除了语言，还有语言背后所承載的更为厚重和深远的东西。它的名字叫文化。
一天，我正在咖啡厅里阅读一本中文小说。一位头发花白的美国老人走到我跟前，用带着口音的中文说：“你好。我知道你看的是中文。这本书不错吧？”老人名叫比尔。20世纪80年代他来到北京学习中文，之后从事旅游贸易生意，频繁往返于中美两地。如今他已退休，在这个城市买了房子，准备安心养老。
我想：这个圆滑的美国商人也会经历东西方文化碰撞带来的不适吗？
“最初几年确实很难。改革开放才刚开始，很多中国人还不太欢迎外国人。后来就好了很多。这可能也跟我的成长背景有关。”比尔合上正在阅读的《纽约时报》，摘下眼镜，给我讲起了他的身世。
“我是第三代移民。祖父母100多年前从爱尔兰搬来美国纽约。我在那里出生，在犹太人的社区长大，然后在纽约上的大学。纽约真是个伟大的城市，它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我从小就接触各国的二代、三代移民。大学时代我最要好的两个朋友，一个是意大利人，一个是墨西哥人。作为一个美国人，对于不同的文化，我都能开放接受。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我虽算不上是个很好的双语者，但绝对是个双文化人。”
双文化人！这个词仿佛被荧光笔标记了一般，从比尔的话语中鲜明地突显出来。英语，在中国的基础教育体系里，是与语文、数学并重的主课。然而，双语带来的双重文化，双重文化带来的矛盾，还有处理这些矛盾的技巧却从未在我们的教育中被提及。
究竟要不要融入？这个经典的问题隐含着一个更为深刻的疑问：在国外，要不要接受西方主流的价值体系，过上完全西化的生活？
这道选择题，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在这里我也无心去比较孰优孰劣，倒是愿意提出另一种可能的选项：成为双文化人。也许东西方的文化真的不能调和，然而世界也不是二元对立的，那么为何不同时接纳二者，调制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风味？比尔选择了在双重文化框架中积极探索自己的位置，收获了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和艺术灵感。
语言使用的正确与否也许并不那么重要，对能否融入外国人的圈子也不应太过纠结。无论最后选择归国还是留下，更重要的是，要将这两种文化纳入自身，建立感性联结。在全球化背景下，努力绘就具有自己鲜明个性的独特图画。到那时，希望你也愿意花上喝一杯咖啡的时间，与我分享你独一无二的双文化故事。
（行 方摘自微信公众号“先生手账”，勾 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