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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是中国近年来经济改革的主题。但自从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的政策重点不得不转移到应付危机。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中国已经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结构调整势必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是第一个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的国家。在去年，中国的经济表现比人们所期望的还要好一些。而众多国外机构预测，今年中国经济的表现甚至将优于去年。国际社会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此对中国的国际经济责任有很高(甚至是过高)的期望。而这种期望在很多场合往往表现为对中国的压力。
中国应当承担其应当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但要有效承担国际责任，同时是可持续地承担责任，就要求中国把内部责任和外部责任统一起来。如果两者不是统一的，外部责任超越了内部所能承担的能力，那么外部责任就很难持续。而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改变内部经济结构的同时改善世界经济结构，并通过改变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来承担国际的责任——这是中国理性的政策选择。
失衡的中国经济结构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了大规模的救市计划，并且取得了成效，对地区和世界经济的复苏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并不能由此判断中国经济已经走上正常轨道，中国的经济失衡情况依旧存在。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投资失控、通胀、银行坏账增加等等都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如何避免这些因素演变成内部经济危机仍然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但是在继续应对危机的同时也要考虑将这些应对举措和整体的结构性调整一致起来，这种一致性的目的一方面是要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将为国际经济的再平衡承担中国责任。
而目前中国的结构性经济问题表现在很多方面。以下几个表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就是内需与出口之间的不平衡。就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来说，以往那种被视为是“中美国”的模式，即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人储蓄、美国人花钱，很难持续下去。这种模式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互相指责并不能解决问题。重要的是要对这个结构进行大力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反对欧美的贸易保护主义固然重要，但保护主义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超出中国控制的。因此对中国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进行内部的经济结构调整。
出口导向经济模式在推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增长过程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尽管不能说中国不重视内需经济，但依赖出口经济确是不争的事实。在出口和内需两者之间，重心在前者。审视其他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不难发现，出口经济需要进行不断的调整，而如果这种适时的调整没有发生的话，僵硬的出口模式总会在一个时间点上出现问题。
解读这一问题，日本是好的案例。出口曾是成为“日本第一”的最大的驱动力，但过份依赖出口也是日本经济一蹶不振的一个主要因素。自由贸易需要良好的国际条件，如自由贸易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各国领袖们认同和推动全球化，全球经济均衡发展等等。这些条件一旦不再存在，出口经济就会出现很大的危机。而这样的危机往往超出单一或几个主权国家政府所能控制的。
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压力。调整出口经济也变得非常重要。但是为了应付危机，有关方面不得不继续强调出口经济，希望通过各种政策性举措来刺激出口。但来自西方的需求减少的趋势已不可避免。即使在一些低附加值领域，中国的出口仍然如往日那样成功，但这种成功正刺激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性或者政策性反弹，即贸易保护主义。
除了内需与外贸之间的结构性不平衡，中国还存在其他方面的结构失衡。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之间存在着不均衡。尽管中国从理论上说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就是说市场现在调节着大部分中国经济活动，但是在市场上活动的主角还是国有部门。国有部门在中国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不一样，中国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一旦国有部门绝对主导市场，市场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了。和非国有部门相比较，国有部门的行为更容易不按照市场逻辑。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出台了数万亿的拯救方案，但大部分的钱流向国有部门。在很大程度上，这不可避免，因为国有部门是政府的经济杠杆，通过国有部门把拯救方案实行下去。如果说，国有部门作为经济杠杆的任务已经完成，下一步的结构调整就是要把政策重点转移到非国有部门。如果国有部门继续凭借其庞大的资金开始和非国有部门竞争，垄断情况就会越来越严重。一旦造成人们所说的“国进民退”的局面，经济活力就会消失，国际的竞争力更是无从谈起。
与国有、非国有部门不平衡相关的是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之间的不平衡。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缓和和改善收入分配差异与解决就业等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其生存环境则还是比较恶劣。中央政府希望利用这次金融危机来振兴中小企业，但现在来看，事态发展的倾向刚好相反。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很快会形成一种“赢者通吃”的局面。而这种情况背后更让人担忧的就是经济规模扩大和技术创新之间的不均衡。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大型企业的创新能力非常之低。无论在哪个国家，最能满足民生经济需要的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极其重要。中小企业的制度空间如果得不到保障，其创新能力就会受到遏制。
除了以上几点外，最重要失衡表现在生产性投资和社会性投资之间的失衡。这方面和西方的刚好相反。西方国家是生产性投资不足，而社会性投资很难减少下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生产性投资。社会投资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每况愈下。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住房、环保等等方面的社会投资严重不足。而这些是一个市场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设施。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每次经济危机总会导致生产性投资的激增和社会性投资的减少。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教育领域变成了各级政府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资源，教育产业化变得不可避免。而教育属于社会领域，需要政府的大力投入。同样，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各个生产领域的投资激增，已经导致了很多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造成浪费和低效率。更为重要的是，房地产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房地产是个特殊的产业，因为其有很大的社会性。每个人拥有住房权。把房地产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就造成了目前大多人买不起房子的困境。这个困境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会产生重大的社会后果。
西方市场经济能够生存和发展，依赖于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基础设施。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遇到了阻力主要是因为缺失这个社会基础设施。简单的说，没有这个设施，就不能保障最基本的社会正义。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否转型最主要的指标就是看能 否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基础设施。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需要对基础设施的继续投资。中国这方面没有问题。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正在进行。但必须把更多的投入放在社会投资上。而在这方面，中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阻力。各级地方政府对社会政策的重要性从来就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很多人总以为社会投资是为了救济穷人的。由于思想上没有正确的认识，就很难见诸于行动。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等社会改革已经在中国的议事日程上已经有很多年了，但进展不大。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中国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投资，建设一个健全的社会基础设施，就不可能转型成为一个以内需为主体的消费社会。没有社会的转型，也就没有经济的转型。社会的转型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新资源。
不管西方采用什么样的政策，无论是外部的贸易保护主义还是内部的结构性经济调整，都会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外部压力。从发展趋势来看，外在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全球经济失衡是事实，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不可能不受到失衡的影响。但要有效回应全球经济失衡所产生的外在压力，中国就必须下大力气进行内部经济结构调整。没有内部的经济结构均衡化，既不能抵御外在压力的冲击，更不能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选择
中国今天的国际合作是全方位的。国际合作的政策优先次序必须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内部的改革而作出调整。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国际合作在以下几个方面显得尤其重要。
推动自由贸易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是未来中国国际合作中的重要工作。欧美经济不能很快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复苏过来，欧美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已经变本加厉。在过去的一年，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措施占世界此类措施的45％以上。(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案。)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舆论倾向于用“贸易保护主义”对付中国。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中国一项艰巨的国际任务。中国一直在努力推进自由贸易。
在过去，只有发达国家才推动自由贸易，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反对自由贸易的。自从中国登上世界经济舞台之后，这个角色就倒了过来。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之一，在推行贸易自由方面势必要扮演一个领导角色。
从世界历史来看，自由贸易既是经济事业，更是政治事业。自由贸易从来不是“比较优势”的自然演进，而是需要强大的政治推动力。19世纪是英国推动了全球自由贸易，20世纪是美国的功劳。英国在自由贸易上推行的单边开放主义(即英国单方面向其他国家开放)，美国比较自私，实行的是“对等政策”。英国的政策显然比美国的有效。
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国现在实行的政策类似于英国的政策。
在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方面，中国单方面向东盟的一些较不发达的国家开放。无论是北美区域还是欧洲区域，实行的都是排他性的经济区域主义。区域内部实行开放，但对外就是重商主义。东亚区域主义则不然，它是包容性的开放性区域主义。从长远来说，要比北美模式和欧洲模式有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在推进自由贸易方面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在欧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情况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显得尤其重要。
显然，在反贸易保护主义的过程中，中国要同东盟国家合作。同时，东盟和日本、韩国也已经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如何整合三个10+1机制是未来要面对的问题。日本鸠山政府提出了东亚东同体的概念，中国也已经接受。在这些已经达成的机制上建立成一个更为广义的自由贸易体系是具有可行性的。
更为重要的是要考虑到美国的角色问题。中国东盟开放性区域主义已经包含美国在内。中国东盟自由贸易机制一旦强健起来，就可以在此基础上来容纳美国或者更多的国家。在这方面，是否可以考虑10+4机制，即东盟加上中国、日本、韩国和美国。这个机制并不是不可能，因为美国已经是亚洲经济的一部分，将来也不会消失。既然美国影响的存在是个现实，那么就要考虑如何更好地美国整合进亚洲经济体系。
与自由贸易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人民币问题。人民币升值问题很多年一直是中国国际问题的一个热点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共识并不大，各方大都从本身的利益来理解人民币的升值问题。国内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中国和欧美的贸易继续保持着很大的顺差，人民币的升值问题不断地被提出来。中国因为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人民币的币值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中国的决策应当考虑到几个重要的因素。
首先是经济上的，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对国内的经济影响。在这方面，中国不能重复日本走过的道路。
其次，人民币升值不能光算经济帐。人民币尽管主要是经济杠杆，但其具有很大的战略意义。因为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贸易国，人民币币值的非经济性也在日益体现出来。
再次还要考虑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问题。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元霸权。要制衡美元就要有更多的区域货币或者国际货币。从目前来看欧元已经作为国际货币存在，从长远来看人民币也将成为其中的一种。但区域化或者国际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是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性。没有稳定性，就很难为人民币使用者提供动机。但是稳定性并不是固定，它不表示人民币不能波动，只是说，波动必须有一个可控的边界。在稳定的区间内进行人民币的波动当是理性的选择。
另外，从长远看，人民币问题也必须和中国的国际领导地位联系起来。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中国也必然要扮演更为重要的国际角色和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但是实际的经济能力并不能等同于领导作用。领导作用要有很多机制来推动、帮助中国有效履行领导角色。到现在为止，中国还缺少这样的机制。而人民币可以成为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机制。
推动环保经济是中国可以实行自身的产业升级和扮演国际领导角色的另一个领域。随着气候的急剧变化，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环保经济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关注点。国际社会对环保经济的共识也越来越高。西方国家尽管有高环保意识，但因为内部既得利益的强大的阻力，很难在政策层面能够有效实施。西方目前的现状是承诺得多，做得很少，无论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内政层面。更为重要的是，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环保经济是下一波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一点西方政府和企业家也是意识到的，西方各国政府也都在拼命努力希望重铸经济增长方式。但面临庞大的既得利益，很难作为。
如果中国在环保经济方面能够取得重大的突破，那么无论在国际话语方面还是在造就新经济增长动力方面就可以在国际上起到引领作用。因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环保经济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政策话语的核心。把环保经济造就成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核心一部分并不难。
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中国的政策执行能力。而中国具有强有力的经济和政策工具来落实环保经济。和西方比较，中国的体制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着优势。一是强大的国有企业。正如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所显示的，中国强大的国有部门能够成为政府推行政策的强有力的工具。一旦国家(环保经济)意志确定下来，国有部门可以成为执行国家意志的直接手段；二是国家对经济强大的干预能力。和西方自由经济体不同，中国政府始终保持着对经济部门的干预能力，无论是国有部门还是非国有部门。国家可以通过各种经济和金融工具例如银行，控制和影响投资方向。这两方面的优势是西方各国所不具备的。这也就是西方往往是光有政府的(环保经济)话语，而没有能力把话语转化成为政策的主要因素。
中国是第一个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的国家。在去年，中国的经济表现比人们所期望的还要好一些。而众多国外机构预测，今年中国经济的表现甚至将优于去年。国际社会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此对中国的国际经济责任有很高(甚至是过高)的期望。而这种期望在很多场合往往表现为对中国的压力。
中国应当承担其应当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但要有效承担国际责任，同时是可持续地承担责任，就要求中国把内部责任和外部责任统一起来。如果两者不是统一的，外部责任超越了内部所能承担的能力，那么外部责任就很难持续。而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改变内部经济结构的同时改善世界经济结构，并通过改变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来承担国际的责任——这是中国理性的政策选择。
失衡的中国经济结构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了大规模的救市计划，并且取得了成效，对地区和世界经济的复苏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并不能由此判断中国经济已经走上正常轨道，中国的经济失衡情况依旧存在。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投资失控、通胀、银行坏账增加等等都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如何避免这些因素演变成内部经济危机仍然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但是在继续应对危机的同时也要考虑将这些应对举措和整体的结构性调整一致起来，这种一致性的目的一方面是要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将为国际经济的再平衡承担中国责任。
而目前中国的结构性经济问题表现在很多方面。以下几个表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就是内需与出口之间的不平衡。就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来说，以往那种被视为是“中美国”的模式，即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人储蓄、美国人花钱，很难持续下去。这种模式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互相指责并不能解决问题。重要的是要对这个结构进行大力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反对欧美的贸易保护主义固然重要，但保护主义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超出中国控制的。因此对中国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进行内部的经济结构调整。
出口导向经济模式在推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增长过程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尽管不能说中国不重视内需经济，但依赖出口经济确是不争的事实。在出口和内需两者之间，重心在前者。审视其他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不难发现，出口经济需要进行不断的调整，而如果这种适时的调整没有发生的话，僵硬的出口模式总会在一个时间点上出现问题。
解读这一问题，日本是好的案例。出口曾是成为“日本第一”的最大的驱动力，但过份依赖出口也是日本经济一蹶不振的一个主要因素。自由贸易需要良好的国际条件，如自由贸易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各国领袖们认同和推动全球化，全球经济均衡发展等等。这些条件一旦不再存在，出口经济就会出现很大的危机。而这样的危机往往超出单一或几个主权国家政府所能控制的。
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压力。调整出口经济也变得非常重要。但是为了应付危机，有关方面不得不继续强调出口经济，希望通过各种政策性举措来刺激出口。但来自西方的需求减少的趋势已不可避免。即使在一些低附加值领域，中国的出口仍然如往日那样成功，但这种成功正刺激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性或者政策性反弹，即贸易保护主义。
除了内需与外贸之间的结构性不平衡，中国还存在其他方面的结构失衡。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之间存在着不均衡。尽管中国从理论上说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就是说市场现在调节着大部分中国经济活动，但是在市场上活动的主角还是国有部门。国有部门在中国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不一样，中国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一旦国有部门绝对主导市场，市场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了。和非国有部门相比较，国有部门的行为更容易不按照市场逻辑。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出台了数万亿的拯救方案，但大部分的钱流向国有部门。在很大程度上，这不可避免，因为国有部门是政府的经济杠杆，通过国有部门把拯救方案实行下去。如果说，国有部门作为经济杠杆的任务已经完成，下一步的结构调整就是要把政策重点转移到非国有部门。如果国有部门继续凭借其庞大的资金开始和非国有部门竞争，垄断情况就会越来越严重。一旦造成人们所说的“国进民退”的局面，经济活力就会消失，国际的竞争力更是无从谈起。
与国有、非国有部门不平衡相关的是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之间的不平衡。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缓和和改善收入分配差异与解决就业等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其生存环境则还是比较恶劣。中央政府希望利用这次金融危机来振兴中小企业，但现在来看，事态发展的倾向刚好相反。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很快会形成一种“赢者通吃”的局面。而这种情况背后更让人担忧的就是经济规模扩大和技术创新之间的不均衡。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大型企业的创新能力非常之低。无论在哪个国家，最能满足民生经济需要的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极其重要。中小企业的制度空间如果得不到保障，其创新能力就会受到遏制。
除了以上几点外，最重要失衡表现在生产性投资和社会性投资之间的失衡。这方面和西方的刚好相反。西方国家是生产性投资不足，而社会性投资很难减少下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生产性投资。社会投资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每况愈下。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住房、环保等等方面的社会投资严重不足。而这些是一个市场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设施。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每次经济危机总会导致生产性投资的激增和社会性投资的减少。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教育领域变成了各级政府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资源，教育产业化变得不可避免。而教育属于社会领域，需要政府的大力投入。同样，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各个生产领域的投资激增，已经导致了很多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造成浪费和低效率。更为重要的是，房地产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房地产是个特殊的产业，因为其有很大的社会性。每个人拥有住房权。把房地产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就造成了目前大多人买不起房子的困境。这个困境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会产生重大的社会后果。
西方市场经济能够生存和发展，依赖于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基础设施。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遇到了阻力主要是因为缺失这个社会基础设施。简单的说，没有这个设施，就不能保障最基本的社会正义。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否转型最主要的指标就是看能 否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基础设施。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需要对基础设施的继续投资。中国这方面没有问题。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正在进行。但必须把更多的投入放在社会投资上。而在这方面，中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阻力。各级地方政府对社会政策的重要性从来就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很多人总以为社会投资是为了救济穷人的。由于思想上没有正确的认识，就很难见诸于行动。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等社会改革已经在中国的议事日程上已经有很多年了，但进展不大。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中国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投资，建设一个健全的社会基础设施，就不可能转型成为一个以内需为主体的消费社会。没有社会的转型，也就没有经济的转型。社会的转型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新资源。
不管西方采用什么样的政策，无论是外部的贸易保护主义还是内部的结构性经济调整，都会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外部压力。从发展趋势来看，外在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全球经济失衡是事实，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不可能不受到失衡的影响。但要有效回应全球经济失衡所产生的外在压力，中国就必须下大力气进行内部经济结构调整。没有内部的经济结构均衡化，既不能抵御外在压力的冲击，更不能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选择
中国今天的国际合作是全方位的。国际合作的政策优先次序必须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内部的改革而作出调整。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国际合作在以下几个方面显得尤其重要。
推动自由贸易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是未来中国国际合作中的重要工作。欧美经济不能很快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复苏过来，欧美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已经变本加厉。在过去的一年，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措施占世界此类措施的45％以上。(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案。)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舆论倾向于用“贸易保护主义”对付中国。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中国一项艰巨的国际任务。中国一直在努力推进自由贸易。
在过去，只有发达国家才推动自由贸易，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反对自由贸易的。自从中国登上世界经济舞台之后，这个角色就倒了过来。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之一，在推行贸易自由方面势必要扮演一个领导角色。
从世界历史来看，自由贸易既是经济事业，更是政治事业。自由贸易从来不是“比较优势”的自然演进，而是需要强大的政治推动力。19世纪是英国推动了全球自由贸易，20世纪是美国的功劳。英国在自由贸易上推行的单边开放主义(即英国单方面向其他国家开放)，美国比较自私，实行的是“对等政策”。英国的政策显然比美国的有效。
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国现在实行的政策类似于英国的政策。
在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方面，中国单方面向东盟的一些较不发达的国家开放。无论是北美区域还是欧洲区域，实行的都是排他性的经济区域主义。区域内部实行开放，但对外就是重商主义。东亚区域主义则不然，它是包容性的开放性区域主义。从长远来说，要比北美模式和欧洲模式有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在推进自由贸易方面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在欧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情况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显得尤其重要。
显然，在反贸易保护主义的过程中，中国要同东盟国家合作。同时，东盟和日本、韩国也已经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如何整合三个10+1机制是未来要面对的问题。日本鸠山政府提出了东亚东同体的概念，中国也已经接受。在这些已经达成的机制上建立成一个更为广义的自由贸易体系是具有可行性的。
更为重要的是要考虑到美国的角色问题。中国东盟开放性区域主义已经包含美国在内。中国东盟自由贸易机制一旦强健起来，就可以在此基础上来容纳美国或者更多的国家。在这方面，是否可以考虑10+4机制，即东盟加上中国、日本、韩国和美国。这个机制并不是不可能，因为美国已经是亚洲经济的一部分，将来也不会消失。既然美国影响的存在是个现实，那么就要考虑如何更好地美国整合进亚洲经济体系。
与自由贸易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人民币问题。人民币升值问题很多年一直是中国国际问题的一个热点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共识并不大，各方大都从本身的利益来理解人民币的升值问题。国内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中国和欧美的贸易继续保持着很大的顺差，人民币的升值问题不断地被提出来。中国因为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人民币的币值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中国的决策应当考虑到几个重要的因素。
首先是经济上的，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对国内的经济影响。在这方面，中国不能重复日本走过的道路。
其次，人民币升值不能光算经济帐。人民币尽管主要是经济杠杆，但其具有很大的战略意义。因为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贸易国，人民币币值的非经济性也在日益体现出来。
再次还要考虑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问题。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元霸权。要制衡美元就要有更多的区域货币或者国际货币。从目前来看欧元已经作为国际货币存在，从长远来看人民币也将成为其中的一种。但区域化或者国际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是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性。没有稳定性，就很难为人民币使用者提供动机。但是稳定性并不是固定，它不表示人民币不能波动，只是说，波动必须有一个可控的边界。在稳定的区间内进行人民币的波动当是理性的选择。
另外，从长远看，人民币问题也必须和中国的国际领导地位联系起来。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中国也必然要扮演更为重要的国际角色和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但是实际的经济能力并不能等同于领导作用。领导作用要有很多机制来推动、帮助中国有效履行领导角色。到现在为止，中国还缺少这样的机制。而人民币可以成为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机制。
推动环保经济是中国可以实行自身的产业升级和扮演国际领导角色的另一个领域。随着气候的急剧变化，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环保经济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关注点。国际社会对环保经济的共识也越来越高。西方国家尽管有高环保意识，但因为内部既得利益的强大的阻力，很难在政策层面能够有效实施。西方目前的现状是承诺得多，做得很少，无论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内政层面。更为重要的是，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环保经济是下一波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一点西方政府和企业家也是意识到的，西方各国政府也都在拼命努力希望重铸经济增长方式。但面临庞大的既得利益，很难作为。
如果中国在环保经济方面能够取得重大的突破，那么无论在国际话语方面还是在造就新经济增长动力方面就可以在国际上起到引领作用。因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环保经济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政策话语的核心。把环保经济造就成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核心一部分并不难。
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中国的政策执行能力。而中国具有强有力的经济和政策工具来落实环保经济。和西方比较，中国的体制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着优势。一是强大的国有企业。正如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所显示的，中国强大的国有部门能够成为政府推行政策的强有力的工具。一旦国家(环保经济)意志确定下来，国有部门可以成为执行国家意志的直接手段；二是国家对经济强大的干预能力。和西方自由经济体不同，中国政府始终保持着对经济部门的干预能力，无论是国有部门还是非国有部门。国家可以通过各种经济和金融工具例如银行，控制和影响投资方向。这两方面的优势是西方各国所不具备的。这也就是西方往往是光有政府的(环保经济)话语，而没有能力把话语转化成为政策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