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不同的民族秉持不同的国家认同或身份与其他国家交流，其核心是价值认同。跨文化交流就是国家主体间价值认同的交流，其目的是建立一个价值多元的国际社会，既能维护国家认同又能促进国家主体间的文化共通性。后现代哲学因其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而更能容忍延异与异质的存在。所以后现代哲学对跨文化交流有极强的解释力。
关键词]跨文化交流 国家认同 主体际性 价值认同
文化是决定人们行为的程序或情景。跨文化交流是国家主体间价值认同的交流，具有主体际性。而后现代哲学的整体特征是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允许人们从不同视角来看待问题、解释世界。因此，后现代哲学对跨文化交流具有极强的解释力。
一、自我、主体际性与跨文化交流
在哲学视野中，自我、主体际性及文化交流是紧密相联的。不同的自我之间的关系就是主体际的关系。文化造就了一定形态的“我们”的群体，而文化交流发生于作为不同群体的“我们”之间。
伊斯认为，自我是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自我”处于社会之中，“自我”的成长是通过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履行的职能表现出来的。“自我”是“我”对“我”自己和“我”对他人所意味的意义。因此，提高“自我”的品格就意味着提高“自我”对自己和对他人的意义，而这种意义的提高的重要途径便是解释。解释的作用无异于我们的交流目的。我们，也就是不同的“自我”，通过交流传递彼此对周围世界的感知，这种意向关系既对“自我”进行反观，又对“他我”施加影响。如此循环往复构成相互联系的有机体。
米德主张，人的经验和行动具有社会性质，“自我”和心灵是在社会中形成和发展的。人在社会中的行动、担任的角色以及信号的传递是重要的交互作用方式。“自我”是在社会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功能，心灵或理智是用于应付环境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人的语言和行为都是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的。
哈贝马斯认为，符号化了的世界是通过人的主体际的交流形成的。“交流的经验,如这个名称所表露的，起源于至少把两个主体结合在一起交互行为的关系，它发生于通过语言建立起来的对稳定的意义和理解的主体际的框架中。”
上述三位哲学家的自我观揭示了“自我”的社会属性。“自我”属性的彰显需依靠周围世界；“自我”只有在社会群体中才能反观自己，反观“他我”，从而形成更高一级的人格自我。“自我”就是在这样一种交互过程中日臻完善。
国家主体作为一个特殊的“自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交互行为中形成了独有的价值认同，取得了与他国民族不同的独特身份。不同的民族秉持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他国交流，传播各自的文化认同，追求价值认同。因此，跨文化交流就是国家主体间价值认同的过程，其目的是建立一个价值多元的国际社会，既能维护国家认同又能促进国家主体间的文化共通性。从这一点上来讲，国家主体之间是一种相互的类存在关系。
文化是决定人们行为的程序或情景。人是自然生物和文化生物的结合体。“文化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但对某个社会、某个组织和某个群体又是极典型的导向系统。这个导向系统由特别的象征符号组成且在社会中继承传代，它影响社会所有成员的感知、思维、评判和行为，并由此确定他们的社会属性。”文化导向系统的中心内容是“文化准则”。
由于文化成员的社会化过程具有地域性差异，他们的“感知方式以及用于信息加工的认知图式和归结模式具有鲜明的文化特性”。这种“文化根基的相对性”使得文化认同具有了相对性和排他性，而特定文化的社会成员对自身文化的把握也就远优于对外来文化的把握。
从文化阐释学角度分析，跨文化交流就是采用己方文化视角去审视异域文化，并且在理解他国文化的基础上反观自身的文化。换言之，“与异域文化的接触过程是以面向世界的胸怀陶冶自我的过程，是认识己方文化和异域文化的相互依赖性以及了解异域文化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的过程。
施拉姆认为，交流是对一组告知性符号采取同一意向。从符号学角度我们可以把交流界定为：信息发送者运用自己独特的编码系统把符号化了的信息通过渠道发送给信息接受者，后者运用自己的代码系统赋予信息符号特定的意义的过程。交流的实质就是交流者通过符号扮演社会角色、表达社会身份、交流文化取向、协调相互间的权势（power）或同一性(solidarity)关系、传递各自信仰、价值观以及规范等等。在这一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交流双方的文化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具有历史性、动态性，虽具相对稳定性但极易扩大化、定势化。为此，我们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必须选取正确的定位，珍视各民族文化瑰宝，交流值得交流的价值认同、意识形态，杜绝全球性灾难对人类、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的报复，建立起各国相应的文化身份，共同建立一个有别于当今世界的另一个世界。
二、跨文化交流的后现代哲学解释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各个文化的真正贡献在于指出相互间的‘细微差别’。”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就是博采众家之长。为此，我们必须有“海纳百川”的胸襟，既褒扬本族文化又珍视“他者”文化；既解释自己的行为又剖析他人的行为。但是，不管我们如何行为，都要以“一种距离”为前提，因为人类学的常数就是“己方文化和异域文化之间存在基本对立关系”。
莱辛指出，以本体论的观点来看，人类受不同文化的约束同样也是先前就已确定的事实。他认为，“人只有通过分离才能统一在一起，只有通过不断分离才能维护其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跨文化交流的最终目标就是为生活在这个共同世界的人类提供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生命保障。从普遍联系的角度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世界各国的文化都有共性，因为他们是用不同的符号表达对同一个世界不同范畴的感知；但这种联系中又存在特殊性，那就在于文化根基的相对性。我们只有正视这一点，才能确保世界文化财富在统一中发展，在发展中彰显个性。
在全球化语境下，“人和周围事物的联系越来越短暂”，但是国家主体会更加频繁地交往，以确保自己的身份不被冲刷掉。国际间的合作是建立在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相互沟通，而认同就是存在于价值态度的多样性和对不同价值的容忍基础上的。从这种意义上讲，认同“他者”的存在是不同主体间进行合作的前提。不同价值主体之所以能进行合作，还在于他们之间存在“认同取向”，一种“关系性的存在”。“认同是对自我身份的寻找与确认”，“价值认同就被视为价值主体之间通过变化着的关系（对话、交往、混乱）使自身的价值观念或价值结构获得重新定位和重新调整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现代性问题。现代性传播的是一种以技术和物质为特征的文化，这种文化形成了对人的否定和扭曲，无法解决“价值认同问题”，迫使人们去寻找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安全本体基础。而后现代哲学追求的是一种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认为人们可以从不同视角来解释世界，而且每种解释都有它的合理性。
跨文化交流就是不同主体间的平等自主交往，是不同主体既能共享“最能反映全人类所有成员的根本的总体的需要而又对自身认同的建构起积极作用的那些价值”，又能维护自己的国家认同的过程。换言之，只有建立在异质文化之上的价值认同才具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只有承认价值的异质性，国家主体间才能进行真诚对话。
胡塞尔、哈贝马斯和利科认为人们赖于生存的“生活世界”便是主体际的基础。人类生活在共同的世界里，即使存在文化差异，但为了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交流是最基本的生命保障。无论哪个主体，无论他要构建何种政治身份与政治范围，都必须把“负责任”放在首要的价值取向中。诚然，我们这些群体所崇尚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难以而且也不可能相互吞噬，我们就必须以积极的姿态对待它。
多元文化理论认为，所有的存在者本质上都处在与其它存在者的关系中；存在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类关系的存在。而作为有着浓厚哲学根基的跨文化交流的使命就应当是，尽最大可能减少各民族之间的误解与隔阂，增强各民族之间的理解与沟通。
西方文化固有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研究视角导致了诸多理论带有缺陷性，从而难免会有文化霸权的印痕。萨伊德认为所谓的“东方主义”是粗糙而又充满权力关系的概念，而它所划分的“东方”“西方”这类地理概念都是帝国主义因素与想象因素的奇怪结合，根本无法描绘复杂的、变化着的人类现实。
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家族类似”概念认为，世上各种现象之间不存在绝对的普遍本质，而是像一个家族的成员之间那样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相似性。同理，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指出，西方文化在再现其他文化、表现西方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时，存在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做法，总是将其他文化扭曲、抑制、排斥至边缘，将欧洲与其他世界的关系视为文明与野蛮、统治与被统治、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所以，越来越多的后殖民理论家提出，后殖民主义应当消解世界文化关系网中一切权威与从属、中心与边缘的等级体系，将建设各种文化既独立平等又交流合作的多元文化体系作为主要目标。
哲学中的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也认为“存在着多种可供选择和互不等同的概念体系或假设体系，在各自体系里都能解释世界，因为不存在权威性的客观的选择方法”。人类可以有很多方式来认识事物，“每一种方式都导致不同的观点”。换言之，对世界的解释应是多元的、多维度的。
后现代解释学的整体性特征强调开放性的对话。对此，荷兰学者布尔曾有一个明确的阐释：“……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在此，我们的生存与他人的生存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这里不仅牵扯到我们自己的存在，而且牵扯到人类的存在。所以对他人的尊重不仅是一种道德律令，而且是我们存活的前提。”
三、跨文化交流的时代意义
作为一种存在、一种全球性的生存策略，跨文化交流历来被奉为外交战略，因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征服不是靠武力可以解决的。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意识形态决定行为选择。因此，在后现代语境下，跨文化交流有着深刻的时代意义。
一种普遍的看法就是：西方哲学的本质是追求普遍的知识和个体的自我实现，东方哲学的本质是寻求人际的和谐关系和人与自然的统一。但当我们共同面临着生态恶化、人口爆炸、战乱频繁、愚昧落后、犯罪严重、家庭破裂、极端贫困、贫富悬殊、道德失范等全球性问题时，我们就不能也不应该再以所谓的“一极文化”统筹其他民族的“多极文化”。我们应当珍视各民族文化在应付某一全球危机时所蕴藏的经验和智慧，多做发挥、发扬、改造、提升的工作，求大同存小异，我们建立一个“多元、协作、尽责”的新世界的构想才会实现。
反基础主义（anti-fundamentalism）拥护者罗蒂积极倡导东西方文化传统和世界上其他伟大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融合和渗透”。在他看来，“在一切非西方的文化中，中国的文化无疑是最古老的、最具影响力的，也是最丰富多彩的”。在后现代语境下，中国对外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宏伟蓝图，对内倡导实行“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这既展现了中国尊重他国的价值认同的存在，又说明中国愿意本着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与世界各国加强交流。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双赢与共赢是世界格局的趋势。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说明中国已经具有星球意识，而“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构想又进一步完善了这种意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通过与他国的有力对话，必将唱响中国国家主体的主旋律，唱出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心声，从而为世界的“本来面目”贡献自己后现代哲学的应有解释。
参考文献
[1]张庆熊.自我、主体际性与文化交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151.
[2]梁镛, 刘德章.跨文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24-289.
[3]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40.
[4]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1-223.
[5]贾英健.认同的哲学意蕴与价值认同的本质[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10-16.
[6][美]大卫·斯笛尔编，田毅松、赵正国等译.20世纪七大思想家自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00-210.
[7]王治河 主编.后现代哲学辞典[M].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M],2004:1-720.
[8]乐黛云,[法]李比雄.跨文化对话[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M],2003:1-32.
[9]刘海平.中美文化的互动与关联[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162-293.
关键词]跨文化交流 国家认同 主体际性 价值认同
文化是决定人们行为的程序或情景。跨文化交流是国家主体间价值认同的交流，具有主体际性。而后现代哲学的整体特征是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允许人们从不同视角来看待问题、解释世界。因此，后现代哲学对跨文化交流具有极强的解释力。
一、自我、主体际性与跨文化交流
在哲学视野中，自我、主体际性及文化交流是紧密相联的。不同的自我之间的关系就是主体际的关系。文化造就了一定形态的“我们”的群体，而文化交流发生于作为不同群体的“我们”之间。
伊斯认为，自我是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自我”处于社会之中，“自我”的成长是通过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履行的职能表现出来的。“自我”是“我”对“我”自己和“我”对他人所意味的意义。因此，提高“自我”的品格就意味着提高“自我”对自己和对他人的意义，而这种意义的提高的重要途径便是解释。解释的作用无异于我们的交流目的。我们，也就是不同的“自我”，通过交流传递彼此对周围世界的感知，这种意向关系既对“自我”进行反观，又对“他我”施加影响。如此循环往复构成相互联系的有机体。
米德主张，人的经验和行动具有社会性质，“自我”和心灵是在社会中形成和发展的。人在社会中的行动、担任的角色以及信号的传递是重要的交互作用方式。“自我”是在社会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功能，心灵或理智是用于应付环境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人的语言和行为都是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的。
哈贝马斯认为，符号化了的世界是通过人的主体际的交流形成的。“交流的经验,如这个名称所表露的，起源于至少把两个主体结合在一起交互行为的关系，它发生于通过语言建立起来的对稳定的意义和理解的主体际的框架中。”
上述三位哲学家的自我观揭示了“自我”的社会属性。“自我”属性的彰显需依靠周围世界；“自我”只有在社会群体中才能反观自己，反观“他我”，从而形成更高一级的人格自我。“自我”就是在这样一种交互过程中日臻完善。
国家主体作为一个特殊的“自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交互行为中形成了独有的价值认同，取得了与他国民族不同的独特身份。不同的民族秉持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他国交流，传播各自的文化认同，追求价值认同。因此，跨文化交流就是国家主体间价值认同的过程，其目的是建立一个价值多元的国际社会，既能维护国家认同又能促进国家主体间的文化共通性。从这一点上来讲，国家主体之间是一种相互的类存在关系。
文化是决定人们行为的程序或情景。人是自然生物和文化生物的结合体。“文化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但对某个社会、某个组织和某个群体又是极典型的导向系统。这个导向系统由特别的象征符号组成且在社会中继承传代，它影响社会所有成员的感知、思维、评判和行为，并由此确定他们的社会属性。”文化导向系统的中心内容是“文化准则”。
由于文化成员的社会化过程具有地域性差异，他们的“感知方式以及用于信息加工的认知图式和归结模式具有鲜明的文化特性”。这种“文化根基的相对性”使得文化认同具有了相对性和排他性，而特定文化的社会成员对自身文化的把握也就远优于对外来文化的把握。
从文化阐释学角度分析，跨文化交流就是采用己方文化视角去审视异域文化，并且在理解他国文化的基础上反观自身的文化。换言之，“与异域文化的接触过程是以面向世界的胸怀陶冶自我的过程，是认识己方文化和异域文化的相互依赖性以及了解异域文化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的过程。
施拉姆认为，交流是对一组告知性符号采取同一意向。从符号学角度我们可以把交流界定为：信息发送者运用自己独特的编码系统把符号化了的信息通过渠道发送给信息接受者，后者运用自己的代码系统赋予信息符号特定的意义的过程。交流的实质就是交流者通过符号扮演社会角色、表达社会身份、交流文化取向、协调相互间的权势（power）或同一性(solidarity)关系、传递各自信仰、价值观以及规范等等。在这一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交流双方的文化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具有历史性、动态性，虽具相对稳定性但极易扩大化、定势化。为此，我们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必须选取正确的定位，珍视各民族文化瑰宝，交流值得交流的价值认同、意识形态，杜绝全球性灾难对人类、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的报复，建立起各国相应的文化身份，共同建立一个有别于当今世界的另一个世界。
二、跨文化交流的后现代哲学解释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各个文化的真正贡献在于指出相互间的‘细微差别’。”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就是博采众家之长。为此，我们必须有“海纳百川”的胸襟，既褒扬本族文化又珍视“他者”文化；既解释自己的行为又剖析他人的行为。但是，不管我们如何行为，都要以“一种距离”为前提，因为人类学的常数就是“己方文化和异域文化之间存在基本对立关系”。
莱辛指出，以本体论的观点来看，人类受不同文化的约束同样也是先前就已确定的事实。他认为，“人只有通过分离才能统一在一起，只有通过不断分离才能维护其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跨文化交流的最终目标就是为生活在这个共同世界的人类提供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生命保障。从普遍联系的角度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世界各国的文化都有共性，因为他们是用不同的符号表达对同一个世界不同范畴的感知；但这种联系中又存在特殊性，那就在于文化根基的相对性。我们只有正视这一点，才能确保世界文化财富在统一中发展，在发展中彰显个性。
在全球化语境下，“人和周围事物的联系越来越短暂”，但是国家主体会更加频繁地交往，以确保自己的身份不被冲刷掉。国际间的合作是建立在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相互沟通，而认同就是存在于价值态度的多样性和对不同价值的容忍基础上的。从这种意义上讲，认同“他者”的存在是不同主体间进行合作的前提。不同价值主体之所以能进行合作，还在于他们之间存在“认同取向”，一种“关系性的存在”。“认同是对自我身份的寻找与确认”，“价值认同就被视为价值主体之间通过变化着的关系（对话、交往、混乱）使自身的价值观念或价值结构获得重新定位和重新调整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现代性问题。现代性传播的是一种以技术和物质为特征的文化，这种文化形成了对人的否定和扭曲，无法解决“价值认同问题”，迫使人们去寻找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安全本体基础。而后现代哲学追求的是一种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认为人们可以从不同视角来解释世界，而且每种解释都有它的合理性。
跨文化交流就是不同主体间的平等自主交往，是不同主体既能共享“最能反映全人类所有成员的根本的总体的需要而又对自身认同的建构起积极作用的那些价值”，又能维护自己的国家认同的过程。换言之，只有建立在异质文化之上的价值认同才具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只有承认价值的异质性，国家主体间才能进行真诚对话。
胡塞尔、哈贝马斯和利科认为人们赖于生存的“生活世界”便是主体际的基础。人类生活在共同的世界里，即使存在文化差异，但为了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交流是最基本的生命保障。无论哪个主体，无论他要构建何种政治身份与政治范围，都必须把“负责任”放在首要的价值取向中。诚然，我们这些群体所崇尚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难以而且也不可能相互吞噬，我们就必须以积极的姿态对待它。
多元文化理论认为，所有的存在者本质上都处在与其它存在者的关系中；存在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类关系的存在。而作为有着浓厚哲学根基的跨文化交流的使命就应当是，尽最大可能减少各民族之间的误解与隔阂，增强各民族之间的理解与沟通。
西方文化固有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研究视角导致了诸多理论带有缺陷性，从而难免会有文化霸权的印痕。萨伊德认为所谓的“东方主义”是粗糙而又充满权力关系的概念，而它所划分的“东方”“西方”这类地理概念都是帝国主义因素与想象因素的奇怪结合，根本无法描绘复杂的、变化着的人类现实。
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家族类似”概念认为，世上各种现象之间不存在绝对的普遍本质，而是像一个家族的成员之间那样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相似性。同理，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指出，西方文化在再现其他文化、表现西方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时，存在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做法，总是将其他文化扭曲、抑制、排斥至边缘，将欧洲与其他世界的关系视为文明与野蛮、统治与被统治、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所以，越来越多的后殖民理论家提出，后殖民主义应当消解世界文化关系网中一切权威与从属、中心与边缘的等级体系，将建设各种文化既独立平等又交流合作的多元文化体系作为主要目标。
哲学中的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也认为“存在着多种可供选择和互不等同的概念体系或假设体系，在各自体系里都能解释世界，因为不存在权威性的客观的选择方法”。人类可以有很多方式来认识事物，“每一种方式都导致不同的观点”。换言之，对世界的解释应是多元的、多维度的。
后现代解释学的整体性特征强调开放性的对话。对此，荷兰学者布尔曾有一个明确的阐释：“……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在此，我们的生存与他人的生存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这里不仅牵扯到我们自己的存在，而且牵扯到人类的存在。所以对他人的尊重不仅是一种道德律令，而且是我们存活的前提。”
三、跨文化交流的时代意义
作为一种存在、一种全球性的生存策略，跨文化交流历来被奉为外交战略，因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征服不是靠武力可以解决的。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意识形态决定行为选择。因此，在后现代语境下，跨文化交流有着深刻的时代意义。
一种普遍的看法就是：西方哲学的本质是追求普遍的知识和个体的自我实现，东方哲学的本质是寻求人际的和谐关系和人与自然的统一。但当我们共同面临着生态恶化、人口爆炸、战乱频繁、愚昧落后、犯罪严重、家庭破裂、极端贫困、贫富悬殊、道德失范等全球性问题时，我们就不能也不应该再以所谓的“一极文化”统筹其他民族的“多极文化”。我们应当珍视各民族文化在应付某一全球危机时所蕴藏的经验和智慧，多做发挥、发扬、改造、提升的工作，求大同存小异，我们建立一个“多元、协作、尽责”的新世界的构想才会实现。
反基础主义（anti-fundamentalism）拥护者罗蒂积极倡导东西方文化传统和世界上其他伟大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融合和渗透”。在他看来，“在一切非西方的文化中，中国的文化无疑是最古老的、最具影响力的，也是最丰富多彩的”。在后现代语境下，中国对外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宏伟蓝图，对内倡导实行“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这既展现了中国尊重他国的价值认同的存在，又说明中国愿意本着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与世界各国加强交流。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双赢与共赢是世界格局的趋势。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说明中国已经具有星球意识，而“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构想又进一步完善了这种意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通过与他国的有力对话，必将唱响中国国家主体的主旋律，唱出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心声，从而为世界的“本来面目”贡献自己后现代哲学的应有解释。
参考文献
[1]张庆熊.自我、主体际性与文化交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151.
[2]梁镛, 刘德章.跨文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24-289.
[3]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40.
[4]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1-223.
[5]贾英健.认同的哲学意蕴与价值认同的本质[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10-16.
[6][美]大卫·斯笛尔编，田毅松、赵正国等译.20世纪七大思想家自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00-210.
[7]王治河 主编.后现代哲学辞典[M].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M],2004:1-720.
[8]乐黛云,[法]李比雄.跨文化对话[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M],2003:1-32.
[9]刘海平.中美文化的互动与关联[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162-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