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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年轻的Adele和Edoardo Fendi夫妇在罗马创立了同名品牌Fendi,以定制皮具起家,不到一年便迅速在Piebiscito大街上开设了自己的门店。1928年,著名作家Virginia Woolf在倫敦出版了《奥兰多》(Orlando)一书,以对跨越时空和二元性别的大胆描写,成为流传至今的文学佳作。两者除了同样浸润于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外,似乎毫无联系,却在近一个世纪后的当下,在Fendi新任创意总监Kim Jones的首个高定系列中不期而遇。
因为水文地质学家父亲的工作原因,童年的Kim Jones有着非常丰富的成长经历,从非洲、加勒比到英国各地都留下过他们一家人生活的印记。而十几岁时在英格兰东南部萨塞克斯郡度过的时光,更是让他记忆犹新。彼时,放学后的Jones总是悠闲地踩着脚踏车到离家不远的Virginia Woolf故居Monk’s House和Woolf的姐姐Vanessa Bell的故居Charleston农舍附近闲逛。尤其是后者,这座果树和灌木掩映下散发着时光韵味的16世纪末建筑,曾见证了20世纪上半叶当地最为耀眼的文艺成就和思想激荡。
Virginia Woolf和Vanessa Bell姐妹便是这股激流的缔造者,以两人为核心的知名文化群体“Bloomsbury Group”以Charleston农舍作为根据地,加上交往甚密的画家Roger Fry、Duncan Grant及评论家Clive Bell等文艺界颇有声誉的人,共同在萨塞克斯郡的惬意乡间构筑了一个以创意作为天然屏障的独立世界。这些人大多有着体面的出身,这充分给予了他们做自己的底气和自由,即使这意味着背离父辈的规范,创建自己的全新规则也在所不辞。这群志同道合的人对于政治、性别、女权、自我等议题都秉持着开放的态度,携手冲击着旧日的腐朽,向现代社会齐头并进。这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他们的文艺成就,成为了Bloomsbury团体被历史所铭记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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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Kim Jones从儿时起便对这个群体心生向往的原因。“我从小就被Bloomsbury所代表的文化深深吸引,而且Charleston农舍总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这里既像一个亲密的社区,也是一个我能感受到内在共鸣和亲密感的家。”虽然与这些历史上的名字未曾有过交集,但Bloomsbury的精神长久盘旋在Jones的脑海中。作为时装设计师,他或许无时无刻不在接收着来自Bloomsbury的灵感,但直到开始筹备以创意总监身份为Fendi奉上的首份答卷,还是分量颇重的高级定制系列之时,Jones才意识到,这个等待已久的时机来了,他终于可以完完整整地将影响了自己数十年的Bloomsbury文化带到熟悉的T台之上,以世界顶尖的工艺水准和蓬勃的创造力,为其呈现植根当下的全新诠释。对此他表示,“我十分骄傲,可以在为Fendi打造的首季中,将我一直痴迷的Bloomsbury文化中深刻蕴含的英式浪漫与Fendi所代表的意式恢弘相结合。”
而这并不是身为创意总监的“一厢情愿”,Bloomsbury团体和Fendi所代表的意大利文化艺术也颇有渊源。Roger Fry 1891年就去过罗马,深为当地美景所感染,笔下描绘了多幅乡间的宁静景致;Duncan Grant在1903年突然深受感召,脑海中的一个声音指引他走出英国,去看看更广阔的艺术世界。他第一站便来到了意大利,乐此不疲地临摹早期文艺复兴画家Piero della Francesca和Masaccio的作品;Vanessa Bell一向痴迷于意大利古典主义,一些临摹作品至今还挂在Charleston农舍的墙壁上;而30年代,Bell和Grant更是受工作之邀在罗马居住了数周。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Bloomsbury的成员间有着家人般的亲密关系,虽然外界看来或许有些错综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一生如藤蔓般紧紧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而这与Fendi不谋而合。Fendi是现在仍活跃在主流时装界的老牌时装屋里,为数不多仍由家族传人掌舵的品牌。正如Jones所说,“Fendi不仅代表着顶尖工艺,更是完完全全关乎于家庭”。这在本季秀场上也得到了体现:Kate Moss和女儿Lila Moss、Christy Turlington和侄子James Turlington、Adwoa Aboah与妹妹Kesewa Aboah皆携手惊喜亮相,还有Fendi家族第三代掌舵者SiIvia Venturini Fendi的女儿Leonetta和Delfina Delettrez Fendi带来了T台首秀;同时,与Jones私交甚密的超模Naomi Campbell、著名影星Demi Moore等老友也特意前来支持。虽然是看似高不可攀的高级定制,但因为家人般的亲密氛围,也拥有了常人可以感知的温度。 而本系列具体的灵感来源正是Virginia Woolf 1928年的作品《奥兰多》。Jones这样解释道:“奥兰多的文学狂想完全渗透于我的首个Fendi系列中,借鉴了小说关于时光穿梭、二元性别的概念。时间开始扭曲变形,男女之间的界线是流动的选择,而非与生俱来的事实。”
书中的情节横跨伊丽莎白时期到20世纪,描绘了在这四百年的时光里,主人公奥兰多在不同的身份、时空、性别间穿梭的疯狂奇遇。从英气逼人的贵族少年、带有忧郁气质的文人、上流社会贵妇到20世纪获奖作家,奥兰多在漫长的漂泊里完成了对于自我和人生的充分探索。Woolf曾在书中一针见血地写道:“庇护着我们的一旁是过去,另一旁是未来。”书中探讨的许多问题,在近百年后的当下仍丝毫不过时。2020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时装学院的年度展览“About Time:Fashion and Duration”同样将其作为灵感缪斯,探索时装与时间相互交错重叠的多重维度。
在1992年根据《奥兰多》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里,一个场景令人尤为印象深刻:中性气质的Tilda Swinton扮演的奥兰多身穿华丽繁复的18世纪宫廷服饰,在一座花园迷宫里不停穿梭,找寻出口,终于出来时,身上却变成了一个世纪后维多利亚时代的典型装扮。Fendi本季秀场与这样直观的镜头调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偌大的场馆空间被划分为一个个独立的透明房间,每个都各司其职,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陈设,书房、大理石客厅、图书馆、花园、展厅等。幽暗的灯光逐渐被点亮,书中的段落作为旁白轻声回荡,模特大步穿梭其间,玻璃上折射的身影映衬在不断变化的背景之中,在恍惚间,仿佛完成了一场时空穿越之旅。
而作为主角的服装自然没有辜负这番周章:笼罩着一层薄纱的曳地长裙、闪烁着细腻光泽的天鹅绒套装、利落而硬挺的提花斗篷……在这个系列中,英格兰乡间恬静辽远的气息与罗马厚重的历史积淀相互碰撞,形成一种雍容又脱俗的独特美感。而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来自Bloomsbury团体的痕迹:Virginia Woolf曾用大理石为霍加斯出版社装订书籍,Jones提取出这一元素,大量运用于提花编织、丝质印花和手工配饰之上;Vanessa Bell和Duncan Grant曾为Charleston农舍创作的壁画,则摇身一变成为礼服上的刺绣装饰;《奥兰多》一书中的只言片语被点缀于贝母手包之上,等待着有心之人目光的降临;而一件将男士西装剪裁与女士长裙拼接在一起的礼服,更是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奥兰多的雌雄同体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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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兰多》在今时今日还能让人感受到共鸣,是因为这本书在创作之时思想非常超前,甚至令同时代的人都感觉震惊且无法接受。”就像Jones的这番评价一样,文学创作如此,高级定制亦然。今时不同以往,高级定制的价值并不完全由至臻的工艺和梦幻的外表所定义。在Jones看來,高定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文化意义正在不断发生着改变。它歌颂美,却不止于美;它秉承了一套历史遗留下来的严苛传统,但不是为了让后人机械地遵守,而是在于打破和创新。就像本季Fendi秀场上,袖长可以盖过手掌,配饰可以不顾比例地无限放大,男人可以穿着飘逸的女装长裙摇曳生姿。这或许只是些许改变,但这个节奏足够激动人心。因为除了变化本身,一切都在暗自变化着。“我们不停地在进行实验和改革。每一件事都是崭新的,都将变得与众不同,都处于永不停止的流动当中。”早在上个世纪,Virginia Woolf已经为这一刻写好了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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