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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驹过隙，二十来岁起踏进FESCO，如今已A知天命之年，30年弹指一挥间，当年英姿飒爽的小丁如今已经熬成了老丁
“太吓人了!”当看到记者的FESCO员工卡上唯一号赫然印着“52XXXX”的时候，丁之平不由地惊呼。
这也难怪，身为FESCO的第一批员工，丁之平的唯一号是“146”号。
从1979年11月成立到今年，30年的时间转瞬即逝，这30年里，FESCo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起初的百十来号人到现在几十万的泱泱大军，这其中的巨变不得不让人惊叹。
说起来，丁之平也算是一个“老外企”了。早在1979年，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开启，当人们还对外企尚心存疑虑的时候，日语专业毕业的他，就毅然放弃了炙手可热的国际旅行社工作，经人介绍进了北京市友谊商业服务总公司(原FESCO)，被外派到日本丰岛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
与大多数外派员工不太一样的是，丁之平一进去便成了该北京事务所的首席代表。
白驹过隙，二十来岁起踏进FESCO，如今已入知天命之年，30年弹指一挥间，当年英姿飒爽的小丁如今已经熬成了老丁。但岁月对他似乎有些特殊的偏爱，并没有赋予他太多历史的沧桑，举手投足间，透漏着成熟男人的温和、友善，言语交谈中，时不时迸发出爽朗的大笑，这种笑声充满了感染力，只有经历了生活，去掉莽撞的成功者才可能具备。
用丁之平自己的话说，这种性格的养成与他年轻时的工作氛围和经历密不可分。
初进FESCO
80年代初的北京还没有如今那么多鳞次栉比的写字楼，外商的驻京事务所大多设立在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大饭店内。而当时从FESCO里进出的男男女女，个个体面至极，以至于一些上世纪80年代毕业的北京大学生如今还在说：“当时我的理想就是能在FESCO上班。”在无数羡慕者眼中，他们大多是这样的形象——衣冠楚楚。风度翩翩、工作舒适、待遇优厚。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对社会分工还没有白领阶层和蓝领阶层的概念，三百六十行，干什么都一样。改革开放之后，外国公司将触角伸向了中国，开设办事处，招募一批批中国雇员，这些人开始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而这个时期也大致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第一代“白领”出现的起始点。整个80年代，“白领”几乎就是外企员工的代名词。
工作看上去很风光体面，但丁之平对记者说：“外人看我们的工作好像很轻松，但其实从被派到商社那天开始，FESCO就对我们做了许许多多的规定。”
“比如每周五天半的工作日，星期六下午要到FESCO来参加政治和业务的学习。”
“再比如，收到外商礼品，哪怕是一支笔、一盒点心也要上交。”
“不许和外国人处朋友，谈恋爱。”
“女员工不许和男老板单独外出、单独吃饭。”
等等等等，还有很多。
“记得当年日本丸红商社有个女孩子，很是清新可爱，被一个外国人喜欢上了，但是当时的情况并不允许他们谈恋爱。这个外国人就想不通，喝了点酒后，做了个标语牌，上面写着‘自由恋爱万岁’，然后举着标语牌就跑到前门饭店游行去了。”回想起当年的这个小插曲，丁之平哈哈大笑着。
笑罢，他略微沉思了一下，对记者说：“当时的中国正值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人还不懂贸易、不会做贸易，什么事情都在摸索中进行。凡在商社中待过的FESCO员工都知道，商社里的每一件事人们对待它的态度和方式都与之前在机关单位不同，当时FESCO的成立，不单只是为了盈利，更多的还是考虑到政治方面的原因，考虑到如何在不同的机制下为外国商社服务。因此，在政治上也就自然抓的紧些。”
“外商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工作”
当年想进FESCO的人，相信都在一定程度上看好它较为丰厚的薪资待遇，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而其中的员工在外国商社端着“老外”的饭碗，与社会平均收入相比，他们是高薪阶层，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外商事务所里有司机、翻译、办事员几个级别，其中翻译是照刚毕业的日本大学生的工资标准发放的。当时我们能拿到300多块钱。”要知道，那时一张公共汽车票几分钱，一盒饭才一毛五。300多块钱，让丁之平赢得周遭的羡慕。
不过，这“老外”的饭碗也不是那么好端的。挣“洋钱”必然受“洋罪”，这也是当时所有中方雇员无一例外都体验过的。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刚一打开，就有上百家外企蜂拥而至。每一家外企都需要FESCO外派相关的员工，上哪去找这么多人才?当时会外语的人凤毛麟角。
“没办法，刚开始时分工只能粗而不细，翻译有时候要干秘书的活，秘书有时候要干办事员的活。”像丁之平所在的丰岛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起初就只有他“光杆司令”一个人，他既是首席代表，又是翻译，时不时地还干干办事员的活，多数是一人数职，什么都得干。“实在遇到麻烦了，就看看其他商社的员工能不能帮上忙。”
丁之平告诉记者，当时FESCO有句口号——“外商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工作。”
今天“老外”让你帮着订酒店，你就得麻利地给人订酒店；明天“老外”让你给买飞机票，马上就得去给买机票；商社要办宴会。招待会，需要请中国的哪些“官员”不清楚，你就得给列出名单，然后再出面请人；接下来还有预订会场、安排用餐等等。这些活以前中国人都没干过。“不会?那就按老外的吩咐干!”
虽然，什么人适合在商社工作，派出去什么人是由FESCO决定的，但是外商固然有套自己的标准，这个标准更是五花八门，有时候，稍有不慎就会被人”投诉”，甚至不得不“打道回府”。
当时有个瑞士企业要找一个德语老师，FESCO就给它安排了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实的人过去，结果没两天就给被退回了，究其原因，竟是“不会玩、不会闹、不会游泳”。
还有的时候，一连派出去几个人外商都不满意，全部被退回。但下一个人再去，外商就对他言听计从了。“就跟现在选对象一样，都得看眼缘。”丁之平眯起笑眼说。
“有时候，周六下午半天的学习时间就变成了‘员工诉苦大会’，大家遇到点烦心事都想找‘娘家’来解决。遇到这种情况，FESCO的领导常显得很无奈——我怎么知道你们老板的脾气呢。到最后，大家总结了一条，还是看眼缘吧。”提起这些，丁之平表示，“现在想想，当时FESCo领导的思想工作也很难做。”
与“老外”打交道
话分两头说，第一批走进外国商社的“中方雇员”肯定不容易；同样，第一批走进中国的“老外”也很不容易。
而第一批首席代表的主要任务就是一种在困难条件下的“衔接”，这包括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和中国转轨中的经济制度之间的衔接，跨国公司总部对中国代表处之间的信任的衔接，当然也包括中国本土员工的工作习 惯和能力改造的衔接。
回头看一看30年前的中国。十年浩劫才刚刚结束，百废待兴。中国人自己住房、穿衣、吃饱肚子还事事犯难。宾馆，人们还不熟悉：出租车，人们见得不多；飞机，没几个人坐过。更别提什么复印机、传真机、移动电话了，人们可能连听都没听过。而这些对于外国商人，特别是出国做生意的“老外”来说，可是哪样也不能少。这些“老外”在自己的国家或其他发达国家对现代化的生活和现代化的办公条件早已经习惯了，冷不丁到了中国，他们可真是一下子就“抓瞎”了。
更难解决的还有文化观念上的冲突，当时外商刚进入中国，还不了解中国的国情。“特别是欧美公司，随意性很大。”回想起当年的往事，丁之平侃侃而谈，“有个朋友当年在欧美公司，可能早上上班的时候还好好的，没什么异常，到了中午老板就突然发话要去广州。当时我那朋友就急了——这怎么可能!”当年的飞机、航班可不像现在这么多，买机票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容易，通常是要提前好几天预定，有时候就算预定也不一定能订到。
但是外商却不理解这些，他们想去哪恨不得立刻就走，就因为机票的问题，双方没少闹过别扭。“偏偏有的时候，员工打电话订，还不一定能订到机票。但是等到”老外“生气了，自己拿起电话来，哇哇一通英文下来，事情也许就办成了。”类似这样的事还不少，当时的FESCO员工，首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外国老板了解中国国情，融入中国文化。
“改革初期，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很多，和外国人打交道，现在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丁之平想着、说着，不时一笑。
“比如，日本人对待工作的态度一贯是很严谨的，职场的规矩也很严格。那时候我们的办公室座位是一个中国雇员对着一个日本员工，这样穿插着坐，所长单独坐在一边。有一天，几个中国雇员正在办公桌上嗑瓜子，对桌的日本员工见状也讨了点，最后演变成了几乎整个办公室的员工都在嗑瓜子。所长很无奈地坐在一旁，看了一会，有些欲言又止——这在日本是绝对不允许的。终于，他站了起来，绕过办公桌转身去了洗手间，过了一会儿，从洗手间出来的所长并没有直接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而是在各个办公桌边踱了几步。最终，伸出手，也抓了一小把瓜子回去了。”
丁之平笑呵呵地说： “也许就是当年所长的这一把瓜子，使他成功地融入了中国文化。”
难舍的情怀
当年的FESCO，员工之间来往十分密切。“一年中，公众节日有多少，外企服务总公司的业务联谊活动就有多少。”提起当年往事，丁之平兴致勃勃。
“那时，各个商社都要聚会一次，大家一起看电影、搞活动，走得特别近。有的时候，除了公司组织的活动，私底下我们这些员工也时常聚一聚。请客吃饭那是经常事，更多的时候是一起出去郊游。这一家出车，那一家买菜，热热闹闹的，只要大家在一起，就算喝杯白开水，席地而坐，也能畅谈甚欢。”
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这种“共同经历下产生的友谊也被延续了下来。” “作为国内第一家服务于外企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FESCO当时属于初创时期，相当于白手起家。对这个模式，没有人熟悉，全凭在日常工作中一路摸索过来的。你遇到困难，他与你分担；他碰到烦心事。你帮着解决，都是这样。摸着石头过河，一路走过来，大家都有一种难以割舍的‘FESCO情结’。”说到这里，丁之平的眼光望向远方，几秒过后，转过来又是一脸的笑意。
从青年到壮年，丁之平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宝贵十年。1989年，丁之平从日本丰岛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出来，先后担任了香港一皇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超丰(杭州)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但是“FESCO情结”这么多年来一直伴随着他。
丁之平将这种情结带入了新的工作中。他认为，衡量一个企业的成功与否，除去有形的资产估算以外，企业的文化和凝聚力也应该看作是一把重要标尺。
30年的时间悄然而过，回望走过的历程，几多欢笑，几多辛酸，在经历过这些沧桑而又难忘的日子后，作为“老外企”丁之平如今回想起FESCO，更比常人多了一份深刻，一份理解、一份难舍的情怀……
“太吓人了!”当看到记者的FESCO员工卡上唯一号赫然印着“52XXXX”的时候，丁之平不由地惊呼。
这也难怪，身为FESCO的第一批员工，丁之平的唯一号是“146”号。
从1979年11月成立到今年，30年的时间转瞬即逝，这30年里，FESCo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起初的百十来号人到现在几十万的泱泱大军，这其中的巨变不得不让人惊叹。
说起来，丁之平也算是一个“老外企”了。早在1979年，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开启，当人们还对外企尚心存疑虑的时候，日语专业毕业的他，就毅然放弃了炙手可热的国际旅行社工作，经人介绍进了北京市友谊商业服务总公司(原FESCO)，被外派到日本丰岛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
与大多数外派员工不太一样的是，丁之平一进去便成了该北京事务所的首席代表。
白驹过隙，二十来岁起踏进FESCO，如今已入知天命之年，30年弹指一挥间，当年英姿飒爽的小丁如今已经熬成了老丁。但岁月对他似乎有些特殊的偏爱，并没有赋予他太多历史的沧桑，举手投足间，透漏着成熟男人的温和、友善，言语交谈中，时不时迸发出爽朗的大笑，这种笑声充满了感染力，只有经历了生活，去掉莽撞的成功者才可能具备。
用丁之平自己的话说，这种性格的养成与他年轻时的工作氛围和经历密不可分。
初进FESCO
80年代初的北京还没有如今那么多鳞次栉比的写字楼，外商的驻京事务所大多设立在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大饭店内。而当时从FESCO里进出的男男女女，个个体面至极，以至于一些上世纪80年代毕业的北京大学生如今还在说：“当时我的理想就是能在FESCO上班。”在无数羡慕者眼中，他们大多是这样的形象——衣冠楚楚。风度翩翩、工作舒适、待遇优厚。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对社会分工还没有白领阶层和蓝领阶层的概念，三百六十行，干什么都一样。改革开放之后，外国公司将触角伸向了中国，开设办事处，招募一批批中国雇员，这些人开始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而这个时期也大致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第一代“白领”出现的起始点。整个80年代，“白领”几乎就是外企员工的代名词。
工作看上去很风光体面，但丁之平对记者说：“外人看我们的工作好像很轻松，但其实从被派到商社那天开始，FESCO就对我们做了许许多多的规定。”
“比如每周五天半的工作日，星期六下午要到FESCO来参加政治和业务的学习。”
“再比如，收到外商礼品，哪怕是一支笔、一盒点心也要上交。”
“不许和外国人处朋友，谈恋爱。”
“女员工不许和男老板单独外出、单独吃饭。”
等等等等，还有很多。
“记得当年日本丸红商社有个女孩子，很是清新可爱，被一个外国人喜欢上了，但是当时的情况并不允许他们谈恋爱。这个外国人就想不通，喝了点酒后，做了个标语牌，上面写着‘自由恋爱万岁’，然后举着标语牌就跑到前门饭店游行去了。”回想起当年的这个小插曲，丁之平哈哈大笑着。
笑罢，他略微沉思了一下，对记者说：“当时的中国正值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人还不懂贸易、不会做贸易，什么事情都在摸索中进行。凡在商社中待过的FESCO员工都知道，商社里的每一件事人们对待它的态度和方式都与之前在机关单位不同，当时FESCO的成立，不单只是为了盈利，更多的还是考虑到政治方面的原因，考虑到如何在不同的机制下为外国商社服务。因此，在政治上也就自然抓的紧些。”
“外商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工作”
当年想进FESCO的人，相信都在一定程度上看好它较为丰厚的薪资待遇，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而其中的员工在外国商社端着“老外”的饭碗，与社会平均收入相比，他们是高薪阶层，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外商事务所里有司机、翻译、办事员几个级别，其中翻译是照刚毕业的日本大学生的工资标准发放的。当时我们能拿到300多块钱。”要知道，那时一张公共汽车票几分钱，一盒饭才一毛五。300多块钱，让丁之平赢得周遭的羡慕。
不过，这“老外”的饭碗也不是那么好端的。挣“洋钱”必然受“洋罪”，这也是当时所有中方雇员无一例外都体验过的。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刚一打开，就有上百家外企蜂拥而至。每一家外企都需要FESCO外派相关的员工，上哪去找这么多人才?当时会外语的人凤毛麟角。
“没办法，刚开始时分工只能粗而不细，翻译有时候要干秘书的活，秘书有时候要干办事员的活。”像丁之平所在的丰岛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起初就只有他“光杆司令”一个人，他既是首席代表，又是翻译，时不时地还干干办事员的活，多数是一人数职，什么都得干。“实在遇到麻烦了，就看看其他商社的员工能不能帮上忙。”
丁之平告诉记者，当时FESCO有句口号——“外商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工作。”
今天“老外”让你帮着订酒店，你就得麻利地给人订酒店；明天“老外”让你给买飞机票，马上就得去给买机票；商社要办宴会。招待会，需要请中国的哪些“官员”不清楚，你就得给列出名单，然后再出面请人；接下来还有预订会场、安排用餐等等。这些活以前中国人都没干过。“不会?那就按老外的吩咐干!”
虽然，什么人适合在商社工作，派出去什么人是由FESCO决定的，但是外商固然有套自己的标准，这个标准更是五花八门，有时候，稍有不慎就会被人”投诉”，甚至不得不“打道回府”。
当时有个瑞士企业要找一个德语老师，FESCO就给它安排了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实的人过去，结果没两天就给被退回了，究其原因，竟是“不会玩、不会闹、不会游泳”。
还有的时候，一连派出去几个人外商都不满意，全部被退回。但下一个人再去，外商就对他言听计从了。“就跟现在选对象一样，都得看眼缘。”丁之平眯起笑眼说。
“有时候，周六下午半天的学习时间就变成了‘员工诉苦大会’，大家遇到点烦心事都想找‘娘家’来解决。遇到这种情况，FESCO的领导常显得很无奈——我怎么知道你们老板的脾气呢。到最后，大家总结了一条，还是看眼缘吧。”提起这些，丁之平表示，“现在想想，当时FESCo领导的思想工作也很难做。”
与“老外”打交道
话分两头说，第一批走进外国商社的“中方雇员”肯定不容易；同样，第一批走进中国的“老外”也很不容易。
而第一批首席代表的主要任务就是一种在困难条件下的“衔接”，这包括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和中国转轨中的经济制度之间的衔接，跨国公司总部对中国代表处之间的信任的衔接，当然也包括中国本土员工的工作习 惯和能力改造的衔接。
回头看一看30年前的中国。十年浩劫才刚刚结束，百废待兴。中国人自己住房、穿衣、吃饱肚子还事事犯难。宾馆，人们还不熟悉：出租车，人们见得不多；飞机，没几个人坐过。更别提什么复印机、传真机、移动电话了，人们可能连听都没听过。而这些对于外国商人，特别是出国做生意的“老外”来说，可是哪样也不能少。这些“老外”在自己的国家或其他发达国家对现代化的生活和现代化的办公条件早已经习惯了，冷不丁到了中国，他们可真是一下子就“抓瞎”了。
更难解决的还有文化观念上的冲突，当时外商刚进入中国，还不了解中国的国情。“特别是欧美公司，随意性很大。”回想起当年的往事，丁之平侃侃而谈，“有个朋友当年在欧美公司，可能早上上班的时候还好好的，没什么异常，到了中午老板就突然发话要去广州。当时我那朋友就急了——这怎么可能!”当年的飞机、航班可不像现在这么多，买机票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容易，通常是要提前好几天预定，有时候就算预定也不一定能订到。
但是外商却不理解这些，他们想去哪恨不得立刻就走，就因为机票的问题，双方没少闹过别扭。“偏偏有的时候，员工打电话订，还不一定能订到机票。但是等到”老外“生气了，自己拿起电话来，哇哇一通英文下来，事情也许就办成了。”类似这样的事还不少，当时的FESCO员工，首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外国老板了解中国国情，融入中国文化。
“改革初期，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很多，和外国人打交道，现在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丁之平想着、说着，不时一笑。
“比如，日本人对待工作的态度一贯是很严谨的，职场的规矩也很严格。那时候我们的办公室座位是一个中国雇员对着一个日本员工，这样穿插着坐，所长单独坐在一边。有一天，几个中国雇员正在办公桌上嗑瓜子，对桌的日本员工见状也讨了点，最后演变成了几乎整个办公室的员工都在嗑瓜子。所长很无奈地坐在一旁，看了一会，有些欲言又止——这在日本是绝对不允许的。终于，他站了起来，绕过办公桌转身去了洗手间，过了一会儿，从洗手间出来的所长并没有直接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而是在各个办公桌边踱了几步。最终，伸出手，也抓了一小把瓜子回去了。”
丁之平笑呵呵地说： “也许就是当年所长的这一把瓜子，使他成功地融入了中国文化。”
难舍的情怀
当年的FESCO，员工之间来往十分密切。“一年中，公众节日有多少，外企服务总公司的业务联谊活动就有多少。”提起当年往事，丁之平兴致勃勃。
“那时，各个商社都要聚会一次，大家一起看电影、搞活动，走得特别近。有的时候，除了公司组织的活动，私底下我们这些员工也时常聚一聚。请客吃饭那是经常事，更多的时候是一起出去郊游。这一家出车，那一家买菜，热热闹闹的，只要大家在一起，就算喝杯白开水，席地而坐，也能畅谈甚欢。”
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这种“共同经历下产生的友谊也被延续了下来。” “作为国内第一家服务于外企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FESCO当时属于初创时期，相当于白手起家。对这个模式，没有人熟悉，全凭在日常工作中一路摸索过来的。你遇到困难，他与你分担；他碰到烦心事。你帮着解决，都是这样。摸着石头过河，一路走过来，大家都有一种难以割舍的‘FESCO情结’。”说到这里，丁之平的眼光望向远方，几秒过后，转过来又是一脸的笑意。
从青年到壮年，丁之平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宝贵十年。1989年，丁之平从日本丰岛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出来，先后担任了香港一皇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超丰(杭州)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但是“FESCO情结”这么多年来一直伴随着他。
丁之平将这种情结带入了新的工作中。他认为，衡量一个企业的成功与否，除去有形的资产估算以外，企业的文化和凝聚力也应该看作是一把重要标尺。
30年的时间悄然而过，回望走过的历程，几多欢笑，几多辛酸，在经历过这些沧桑而又难忘的日子后，作为“老外企”丁之平如今回想起FESCO，更比常人多了一份深刻，一份理解、一份难舍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