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5月，周恩来总理来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調研，我父亲张二廷敢向总理讲实话，建议解散大食堂。之后，伯延公社在全国第一个取消了大食堂。社员分得了自留地，有的还开了些荒地，生活逐渐好了起来。
　　随后几年，国家每年给我们公社发放救济粮和救济款，救济困难社员。1961年刚进腊月，大队就在街上张榜公布了受救济的社员名单，我家也在名单之列。大队支书马丙田喊我父亲到大队部领救济，父亲说：“你看，自从总理来后，大食堂散了，自留地分了，我还开了点儿荒地，收了不少粮食，我们家挣的工分也不少，今年我家是不会落下饥荒的。我已经很知足了，还是先救济更困难的社员吧。”支书看他态度坚决，只好摇头离去。在后来的几年里，我家每年都被大队列为救济对象，但父亲就是坚决不吃救济。
　　进入“文革”时期，工厂从农村招工，都是由大队推荐。1971年秋天，大队支书给父亲送来一份招工表格，说：“让你大儿子去咱们县棉厂当工人吧。”父亲问：“老大都三十多了，也成了家，符合这次招工条件？”支书解释说：“这是公社领导出面，给县棉厂说情，特殊照顾你的。”稍停又说：“要不是你在总理来咱伯延调研时带头说了真话，食堂解散，生活改善，能这样照顾你？”耿直的父亲听后却说：“这个特殊招工指标，俺不接受。不能因为俺给总理说了几句心里话，就享受这样的照顾。俺心里不安。”就这样，我失去了当工人的机会。
　　1976年1月9日清晨，从广播里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后，父亲哭了多时，决定在家设灵堂悼念总理。我去买来祭奠用品，街坊邻居也过来帮忙，制作花圈，书写挽联。没多大会儿工夫，公社郭秘书带着几个人来到我家，说：“刚接到上面通知，总理的悼念活动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戴黑纱。”父亲争辩：“我在家悼念一下总理，又不碍谁的事，咋就不准了？”郭秘书说：“这是政治问题，我给你说不清啊！”无奈，父亲只好让我们停下。郭秘书他们和邻居走后，父亲把我们一家人拢到总理遗像前，鞠躬默哀。
　　此后，父亲总是郁郁寡欢，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第二年，父亲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