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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的同事们在翻译时几乎完全抛弃中文原意而采用外国表达的做法，我经常感到困惑不解。
就当下而言，即使是最有教养的西方人都没有听说过“ren”（仁），“datong”（大同），“tianxia”（天下）和“tian ren he yi”（天人合一）。
在我看来，目前中国最大的挑战，不仅在于在自由、经济和人力资源等方面与西方国家的竞争，也在于能否用中国人的方式重新参与世界历史，在此过程中，使用中国术语是通往这个目标的必由之路。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但现在几乎所有表述中国思想词汇的国际标准译法都采用了意思相近的西方术语。这样做，事实上扭曲了这些词汇的原本含义。
中国并不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崛起”的国家，但却是唯一一个其语言不采用字母符号的国家。到目前为止，中国还依赖于两种西方的罗马拼音系统：韦氏拼音和汉语拼音。虽然有一些中国的概念，比如“Yin Yang”（阴阳）和“Kungfu”（功夫）被西方语言吸收并被他们的人民所接受，但这仅是一些特例，目前并没有一种规范的语言翻译法则来促进中国术语在国外的使用，尤其是在科学和人文领域中。在国内的英文刊物中，也没有想要使用中国术语的普遍意愿。
的确，中国政府创建了“汉办”，在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文化中心建立了“孔子学院”，但是他们只教授中文，并不推广中国术语。
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方世界创造了很多东西，但并不是一切。在西方文化中，可以说完全不存在 “rishi”（仙人）、“Buddha”（佛）或者“shengren”（圣人）的概念；但是中国学生却被灌输西方世界的“saints”（圣人）和“philosophers”（哲学家）的概念，不仅中国，甚至整个亚洲社会皆是如此。对我的同事们在翻译时几乎完全抛弃中文原意而采用外国表达的做法，我经常感到困惑不解。比方说，“麒麟”该怎么说？我们就叫它“unicorn”（独角兽）吧；“龙”，又该怎么说？嗯，就叫它“dragon”（龙）吧！就像“熊猫”是中国特有的动物，但众所周知，西方人却叫它“panda”（熊猫）。
当然，神话动物的误译不过是无害的损失。但是，中国在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中几乎没有一个词幸免于难。例如，“文明”被译成“civilization”而非“wenming”；“大学”，被译成“university”而非“daxue”；“圣人”，被译成“sage”或者“philosopher”。但事实上它们的含义其实并不一样。就如同中国的政治理论在国外被称作“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所有的中国历史学家都为了迎合西方权威而简单地在西方概念之前增加一个“Chinese”（中国式）， 比如“Chinese capitalism”（中国式资本主义），“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等等，那么外国人还有什么理由来关心文化中国的传承呢？
是时候了，中国应当把“文化财产权利”看得与领土和海洋权利一样重要。一个概念的发明者或者命名者往往具有很大优势。德国人把它叫做“Deutungshoheit”，意思是拥有给思想定义的主权。让我们认清这样一个现实——现在的西方就希望用西方的方式谈论他们自己，而不是用中国的方式。
伊斯兰世界有他们独特的词汇如Ayatollahs（阿亚图拉），Imams（伊玛目），bazaars（集市），kebabs（烤肉串）；而印度教世界里也有独有的词汇如dharma（佛法），karma（因果报应），yoga（瑜伽）和avatar（降凡）等等。他们都在丰富作为世界语言的英语词汇方面远远领先于中国。未来的世界语言势必将接纳并吸收成千上万的非欧洲概念到其语言体系中，而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美国人和欧洲人都学习中文，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向西方广大的民众普及一些重要的中国概念。就当下而言，即使是最有教养的西方人都没有听说过“ren”（仁），“datong”（大同），“tianxia”（天下）和“tian ren he yi”（天人合一）。
西方的民众也和世界其他人民一样具有好奇心。如果给他们看中文词汇，他们也会去翻字典，熟悉并消化这些词汇。他们不再会称“君子”为“gentleman”，或是德文的“Edler”，而是称他们为“junzi”。
很明显，如果中国不把她的专属词汇摆到台面上来，所谓文明之间的对话，将永远是西方的独白。没人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相反，连人文领域的学者们现在也都具备了科学的头脑，他们希望在不同的文化里找到不可以翻译的概念并且吸收它们。
综上所述，学习了中国璀璨的文化传统和博大精深的文字术语后，我心存感念并十分敬畏。因此我希望中国政府和人民能够有足够的远见和自信，携手将中国概念和它们的正确名称推介给全世界的观众。
（转载自《南方周末》，2013-06-07）
就当下而言，即使是最有教养的西方人都没有听说过“ren”（仁），“datong”（大同），“tianxia”（天下）和“tian ren he yi”（天人合一）。
在我看来，目前中国最大的挑战，不仅在于在自由、经济和人力资源等方面与西方国家的竞争，也在于能否用中国人的方式重新参与世界历史，在此过程中，使用中国术语是通往这个目标的必由之路。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但现在几乎所有表述中国思想词汇的国际标准译法都采用了意思相近的西方术语。这样做，事实上扭曲了这些词汇的原本含义。
中国并不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崛起”的国家，但却是唯一一个其语言不采用字母符号的国家。到目前为止，中国还依赖于两种西方的罗马拼音系统：韦氏拼音和汉语拼音。虽然有一些中国的概念，比如“Yin Yang”（阴阳）和“Kungfu”（功夫）被西方语言吸收并被他们的人民所接受，但这仅是一些特例，目前并没有一种规范的语言翻译法则来促进中国术语在国外的使用，尤其是在科学和人文领域中。在国内的英文刊物中，也没有想要使用中国术语的普遍意愿。
的确，中国政府创建了“汉办”，在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文化中心建立了“孔子学院”，但是他们只教授中文，并不推广中国术语。
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方世界创造了很多东西，但并不是一切。在西方文化中，可以说完全不存在 “rishi”（仙人）、“Buddha”（佛）或者“shengren”（圣人）的概念；但是中国学生却被灌输西方世界的“saints”（圣人）和“philosophers”（哲学家）的概念，不仅中国，甚至整个亚洲社会皆是如此。对我的同事们在翻译时几乎完全抛弃中文原意而采用外国表达的做法，我经常感到困惑不解。比方说，“麒麟”该怎么说？我们就叫它“unicorn”（独角兽）吧；“龙”，又该怎么说？嗯，就叫它“dragon”（龙）吧！就像“熊猫”是中国特有的动物，但众所周知，西方人却叫它“panda”（熊猫）。
当然，神话动物的误译不过是无害的损失。但是，中国在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中几乎没有一个词幸免于难。例如，“文明”被译成“civilization”而非“wenming”；“大学”，被译成“university”而非“daxue”；“圣人”，被译成“sage”或者“philosopher”。但事实上它们的含义其实并不一样。就如同中国的政治理论在国外被称作“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所有的中国历史学家都为了迎合西方权威而简单地在西方概念之前增加一个“Chinese”（中国式）， 比如“Chinese capitalism”（中国式资本主义），“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等等，那么外国人还有什么理由来关心文化中国的传承呢？
是时候了，中国应当把“文化财产权利”看得与领土和海洋权利一样重要。一个概念的发明者或者命名者往往具有很大优势。德国人把它叫做“Deutungshoheit”，意思是拥有给思想定义的主权。让我们认清这样一个现实——现在的西方就希望用西方的方式谈论他们自己，而不是用中国的方式。
伊斯兰世界有他们独特的词汇如Ayatollahs（阿亚图拉），Imams（伊玛目），bazaars（集市），kebabs（烤肉串）；而印度教世界里也有独有的词汇如dharma（佛法），karma（因果报应），yoga（瑜伽）和avatar（降凡）等等。他们都在丰富作为世界语言的英语词汇方面远远领先于中国。未来的世界语言势必将接纳并吸收成千上万的非欧洲概念到其语言体系中，而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美国人和欧洲人都学习中文，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向西方广大的民众普及一些重要的中国概念。就当下而言，即使是最有教养的西方人都没有听说过“ren”（仁），“datong”（大同），“tianxia”（天下）和“tian ren he yi”（天人合一）。
西方的民众也和世界其他人民一样具有好奇心。如果给他们看中文词汇，他们也会去翻字典，熟悉并消化这些词汇。他们不再会称“君子”为“gentleman”，或是德文的“Edler”，而是称他们为“junzi”。
很明显，如果中国不把她的专属词汇摆到台面上来，所谓文明之间的对话，将永远是西方的独白。没人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相反，连人文领域的学者们现在也都具备了科学的头脑，他们希望在不同的文化里找到不可以翻译的概念并且吸收它们。
综上所述，学习了中国璀璨的文化传统和博大精深的文字术语后，我心存感念并十分敬畏。因此我希望中国政府和人民能够有足够的远见和自信，携手将中国概念和它们的正确名称推介给全世界的观众。
（转载自《南方周末》，2013-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