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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四年；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5）04-0045-04
二、研究的主要课题
1.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
理论界和学术界大都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当前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时代的新变化有关。如：张蔚萍具体地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与进入21世纪前后国内外和党内外发生的五件大事有密切的关系，即与世纪之交我们党面临着国际“风云变幻”的形势有密切关系，与进入新世纪前后我们党所处的“伟大变革”形势有密切关系，与20世纪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重大历史挫折有密切关系，与邓小平向第三代领导人交接班时的重托有密切关系，与世纪之交我党以整风精神开展“三讲”教育的实践活动有密切关系。董京泉从全球化角度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的关系。宫力、孙相东在论述历史方位问题时，强调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世界眼光。巨建国则从一个科技工作者的角度对此作出了独特的阐释，认为观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应从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两个大的方面进行着眼，并将其细化为大国排序、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科学技术转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党员的数量质量等十三个方面。李君如将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一系列新变化抽象为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他指出：历史方位就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纵向、横向和内向等各种因素的交叉点，强调“历史方位”，就是强调一个新事物、一种新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特别重要性。他说，纵向就是党自身发展的历史，横向就党所处的外部环境，内向就是党员和党的干部队伍的结构。这三个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促使党进行理论创新。
2.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经验总结。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这一论断提出之后，理论界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石仲泉、赵自立仔细地考察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经过，认为，从江总书记发表、阐释、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讲话的过程看，用广东同志的话说，可以概括为：“三个代表”思想发端于高州，明确于广州，深化于上海，完善于2001年“七一”讲话。黄宏则从五个方面分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基础问题：一是十三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全面性，这就决定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和发展是整体性的；二是十三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开拓性、探索性和深刻性，这就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很强的创新品格；三是十三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也是尊重群众创造，集中全党智慧的结果；四是十三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很高的自觉性，这就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五是十三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继承性和开放性，这就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充分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李君如撰文分析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的实践最重要的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始终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二是始终突出执政党建设这个重点。这两方面实践探索构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他还进一步指出了建党以来党和人民的历史实践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历史根据。江泽民同志开展的调查研究活动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主要途径。许志功、胡子克认为：“‘三个代表’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是对历史的和现实的、世界的和中国的实践经验的新的概括”。
3.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理论体系。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的认识和研究，理论界和学术界基本上是随着这一重要思想提出、展开和发展，逐步由浅入深的。2000年，学者主要是围绕着“三个代表”的三句话来进行研究的。以后又出现了很多关于“三个代表”三句话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文章。大多数学者都从党的建设的角度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进行了探讨。薛引娥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作了系统而又深刻的阐发，其内涵科学而又丰富。进一步揭示了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本质内涵。进一步揭示了党的地位、作用和历史使命的科学内涵。“三个代表”的思想，进一步揭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本质内涵。进入2002年以后，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的认识和研究更加深入了。《求是》杂志在这一年上半年发表了一组共4篇署名“秋石”的文章，其中一篇提出要从三个方面深入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即：从“三个代表”的时代意义上把握其科学内涵，从“三个代表”的本质要求上把握其科学内涵，从“三个代表”的辩证统一上把握其科学内涵。万庆良从另一角度分析了“三个代表”的“三新”内涵，即：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建立与先进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建立以先进文化为标志的新的意识形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建立人民群众拥护的新的执政目标。
在此基础上，有些学者开始从哲学基础和理论体系的深层和广度来研究和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2001年底以后出现了一组研究这一思想的哲学理念的文章。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自始至终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念，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实践精神和创新精神。湖南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三个代表”的哲学基础，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能动地反映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新变化，是其认识论基础；坚持实事求是，清醒观察并科学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是其社会观基础；坚持执政为民，始终以维护、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是其群众史观基础。梁树发则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三个代表”的哲学基础，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一般哲学基础；重点论与两点论相统一的建设的辩证法；抓住“事物的根本”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的辩证发展观。张静如、齐卫平从更高的层面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意义。他们认为，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最高和最新的概括。
2003年出现了一批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问题的文章。曹劲松研究了这一重要思想理论体系建构的问题，并分析了它的建构的原则和方法、理论源泉和实践源泉、表达方式和逻辑思维构架。夏兴有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其认识论基础；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是其核心内容；揭示“三大规律”构建了其完整的理论框架。李恒瑞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表现为三个层次的理论结构：它的精髓，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它的核心，主体内容，是关于“三大规律”的新认识、新论断、新观点；它的丰富内涵，还包括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方面的一系列具体结论和方针政策。张国祚、周振国等学者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的问题。冷溶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这一理论包括理论主题、基本内容、核心观点、精神实质四大要素。理论主题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内容有两个大方面的问题，即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关于党的建设的问题；核心观点就是“三个代表”的三句话本身；精神实质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髓，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核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
胡锦涛同志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这一科学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理论体系作了最全面的概括。
4.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和理论特色。
对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问题，理论界和学术界有一个认识逐步深入的过程。不过，在研究的起步阶段，有些学者就已经开始揭示这一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温乐群认为，归根到底，我们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巩固执政党地位最深厚的基础。他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政党构筑其执政地位的基础，从根本上说，就是它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能够带领一个国家按照时代进步的潮流不断前进。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其执政地位的最根本的保证。但是，这种先进性并不是天然就会实现的，它必须在实践过程中体现出来，通过实践去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在这个实践过程中，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将要面临着一系列考验。他把这些考验和挑战概括为两个方面、三个因素和四个层次。有些学者从政治学的合法性角度来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胡伟认为，一定意义上说，“三个代表”的提出正是回答了党在新的发展阶段完善其“合法性”的关键问题。尹德慈认为，“三个代表”思想从五个方面为执政党长期执政寻求了新的合法性基础，这一理论诠释向全党全社会重申了坚持党的领导的价值合理性。有的学者明确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质是强调人民利益问题，如叶笃初就持这种观点。孙宏典、李义凡认为，人民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逻辑起点。李君如认为，“三个代表”思想的精神实质，是要在今天复杂的形势下永葆党的先进性。石国亮、伍辉撰文专门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问题。他们针对很多文章认为这一思想的精神实质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的观点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样说并没有错，但有点简单，而且也没有说明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与党的先进性的关系。他们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应包含永葆党的先进性和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两个方面，并指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辩证地统一于党的建设的全过程之中。严昭柱则认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这三个“坚持”，深刻地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
胡锦涛同志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说，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里的“本”、“源”、“基”，说到底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特色等问题，学者们也进行了研究。梅荣政认为，这一思想有五大特色，即：强烈的时代性，深刻的理论性，鲜明的阶级性，丰富的历史性，严密的整体性。虞云耀认为这一思想具有统一性和实践性两大理论品格。周发源认为，这一思想有三大理论品质，即：鲜明的时代性，明确的主体性，坚实的科学性。
5.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学者们普遍地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二是这一重要思想对今后中国发展的重大指导意义。雷云指出，所谓“历史地位”的含义有二：一是它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实质上是它与老祖宗的关系问题；二是它在党的全部思想和工作中的地位，实质是它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作用问题。郑必坚认为“三个代表”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景天魁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史上的重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行动纲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庄重宣言。邢贲思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党的建设的新思路，是新时期坚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指针。王光华认为“三个代表”对党的先进性作了新概括。李忠杰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先锋队和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姚桓也认为，这一思想是对党的先进性理论的发展和创新。随着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识的深化，学者经过研究，认为这一重要思想不仅仅是党的建设的纲领，而且也是治国的伟大纲领。李忠杰认为，“三个代表”提出了建党治国的战略思路。吴少荣认为，“三个代表”是党建理论的创新，也是执政治国的指南。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认为，“三个代表”思想是新世纪立党治国的纲领，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形成了法德兼治的完整的新治国方略。苗长发、孙业礼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治党治国的新方略。陈雪薇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治党治国的根本指针。学者们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进行很多的充分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是中国共产党新世纪初的政治宣示。包心鉴认为，“三个代表”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丰富和发展。闫志民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在200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之际，很多学者，如龚育之、冷溶等纷纷发表文章，论述了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问题。
胡锦涛同志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系统概括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成果，科学预测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趋势，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宏伟蓝图和一整套发展战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紧紧把握我国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作出了科学判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审视当今世界格局的变化，准确判断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深刻分析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和矛盾的交互运动，提出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战略策略方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紧密联系起来，赋予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任务以丰富的时代内容，确定了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
6.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贯彻落实。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的，同时又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被贯彻落实的理论。理论界和学术界对这一思想的贯彻落实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王长江认为，落实“三个代表”需要处理好五个关系，即：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关系；党的目标的主观设定与人民群众认可的关系；把“三个代表”作为原则要求与作为制度体现的关系；继承优良传统与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党的建设实践与党的建设目标的关系。高尚全论述了“三个代表”与制度创新的关系。石仲泉对“三个代表”与体制创新、“三个代表”从理论创新走向实践创新的问题多次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是“三个代表”思想内含之意，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对落实“三个代表”思想的先进性具有决定意义。他认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从理论创新走向实践创新，十六大报告是这一思想从理论创新走向实践创新的转折点。他还就是“两个先锋队”还是“三个先锋队”，是“两个代表”还是“三个代表”的理解问题进行了独特的分析。山东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应切实解决好学懂、内化、践行和创新等四个重要问题。张启华强调时代永远在前进，实践永远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永远不会停顿，新情况、新问题永远都会有，所以，实践“三个代表”要不断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董德刚则从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对官僚主义四个大的方面并将其细化为十四个小点来论述了如何用“三个代表”重要思贤指导行动的问题。
胡锦涛同志指出：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系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全党同志一定要从这样的高度不断增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牢固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一切工作中的指导地位，自觉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中继续创造新的辉煌。
三、研究的重要进展及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近四年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重要的进展，具体说来，主要表现为这样几点：一是研究成果数量逐年增多，2003年更是进入了高峰期。这与中共中央关于掀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新高潮的要求是一致的，研究工作紧密配合了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工作的重要特点；二是研究课题不断拓展，涉及到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广。从一开始主要是研究三句话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意义，到研究它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理论体系、精神实质、历史地位、理论特色和贯彻落实等范围广泛的问题。这使研究工作有了无比广阔的发展前景。三是研究过程中对这一重要思想的认识和理解越来越深。比如，对其政治意义的认识，就由原来的关于党的建设的纲领发展为是治党治国的伟大纲领。对其精神实质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四是研究机构的迅速建立，研究队伍的逐步扩大，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后劲较足，能够保持可持续的发展。
由于多种原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工作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一是研究领域的发展存在着不平衡现象。有的领域研究得比较充分，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意义等问题；而有些领域则研究得不够，如这一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一重要思想与其它国家政党建设理论的比较问题，这一重要思想如何在实践中推动党和国家的改革和发展问题等。二是研究成果虽然数量很大，而且有着较高水平的论文和专著比较多，但是，也确实存在着一些质次的所谓研究成果，面面俱到、泛泛而谈、浅谈则止的东西不少。三是重复劳动现象大量的存在。我们在检索、浏览、研读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论文和专著时，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所谓研究成果是缺乏特色和新意的。在结构、内容、甚至语言表达方式等方面，相互雷同的情况不少。四是学术规范的缺失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在研究工作中，有些学者不太注意消化和借鉴别的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在写作论文和专著过程中，有些学者也不大引用别的学者的研究文献。有些学者习惯于从头说起。五是研究工作缺乏对现实生活和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理论研究与实际问题脱节的现象比较严重。活生生的现实在我们有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找不见踪影，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对这些问题应该予以重视。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只要认真总结经验，在原有的良好的基础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工作一定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执笔人：薛广洲、胡安全等）
责任编辑许冬梅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5）04-0045-04
二、研究的主要课题
1.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
理论界和学术界大都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当前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时代的新变化有关。如：张蔚萍具体地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与进入21世纪前后国内外和党内外发生的五件大事有密切的关系，即与世纪之交我们党面临着国际“风云变幻”的形势有密切关系，与进入新世纪前后我们党所处的“伟大变革”形势有密切关系，与20世纪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重大历史挫折有密切关系，与邓小平向第三代领导人交接班时的重托有密切关系，与世纪之交我党以整风精神开展“三讲”教育的实践活动有密切关系。董京泉从全球化角度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的关系。宫力、孙相东在论述历史方位问题时，强调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世界眼光。巨建国则从一个科技工作者的角度对此作出了独特的阐释，认为观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应从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两个大的方面进行着眼，并将其细化为大国排序、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科学技术转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党员的数量质量等十三个方面。李君如将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一系列新变化抽象为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他指出：历史方位就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纵向、横向和内向等各种因素的交叉点，强调“历史方位”，就是强调一个新事物、一种新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特别重要性。他说，纵向就是党自身发展的历史，横向就党所处的外部环境，内向就是党员和党的干部队伍的结构。这三个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促使党进行理论创新。
2.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经验总结。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这一论断提出之后，理论界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石仲泉、赵自立仔细地考察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经过，认为，从江总书记发表、阐释、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讲话的过程看，用广东同志的话说，可以概括为：“三个代表”思想发端于高州，明确于广州，深化于上海，完善于2001年“七一”讲话。黄宏则从五个方面分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基础问题：一是十三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全面性，这就决定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和发展是整体性的；二是十三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开拓性、探索性和深刻性，这就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很强的创新品格；三是十三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也是尊重群众创造，集中全党智慧的结果；四是十三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很高的自觉性，这就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五是十三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继承性和开放性，这就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充分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李君如撰文分析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的实践最重要的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始终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二是始终突出执政党建设这个重点。这两方面实践探索构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他还进一步指出了建党以来党和人民的历史实践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历史根据。江泽民同志开展的调查研究活动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主要途径。许志功、胡子克认为：“‘三个代表’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是对历史的和现实的、世界的和中国的实践经验的新的概括”。
3.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理论体系。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的认识和研究，理论界和学术界基本上是随着这一重要思想提出、展开和发展，逐步由浅入深的。2000年，学者主要是围绕着“三个代表”的三句话来进行研究的。以后又出现了很多关于“三个代表”三句话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文章。大多数学者都从党的建设的角度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进行了探讨。薛引娥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作了系统而又深刻的阐发，其内涵科学而又丰富。进一步揭示了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本质内涵。进一步揭示了党的地位、作用和历史使命的科学内涵。“三个代表”的思想，进一步揭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本质内涵。进入2002年以后，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的认识和研究更加深入了。《求是》杂志在这一年上半年发表了一组共4篇署名“秋石”的文章，其中一篇提出要从三个方面深入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即：从“三个代表”的时代意义上把握其科学内涵，从“三个代表”的本质要求上把握其科学内涵，从“三个代表”的辩证统一上把握其科学内涵。万庆良从另一角度分析了“三个代表”的“三新”内涵，即：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建立与先进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建立以先进文化为标志的新的意识形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建立人民群众拥护的新的执政目标。
在此基础上，有些学者开始从哲学基础和理论体系的深层和广度来研究和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2001年底以后出现了一组研究这一思想的哲学理念的文章。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自始至终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念，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实践精神和创新精神。湖南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三个代表”的哲学基础，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能动地反映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新变化，是其认识论基础；坚持实事求是，清醒观察并科学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是其社会观基础；坚持执政为民，始终以维护、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是其群众史观基础。梁树发则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三个代表”的哲学基础，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一般哲学基础；重点论与两点论相统一的建设的辩证法；抓住“事物的根本”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的辩证发展观。张静如、齐卫平从更高的层面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意义。他们认为，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最高和最新的概括。
2003年出现了一批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问题的文章。曹劲松研究了这一重要思想理论体系建构的问题，并分析了它的建构的原则和方法、理论源泉和实践源泉、表达方式和逻辑思维构架。夏兴有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其认识论基础；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是其核心内容；揭示“三大规律”构建了其完整的理论框架。李恒瑞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表现为三个层次的理论结构：它的精髓，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它的核心，主体内容，是关于“三大规律”的新认识、新论断、新观点；它的丰富内涵，还包括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方面的一系列具体结论和方针政策。张国祚、周振国等学者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的问题。冷溶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这一理论包括理论主题、基本内容、核心观点、精神实质四大要素。理论主题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内容有两个大方面的问题，即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关于党的建设的问题；核心观点就是“三个代表”的三句话本身；精神实质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髓，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核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
胡锦涛同志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这一科学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理论体系作了最全面的概括。
4.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和理论特色。
对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问题，理论界和学术界有一个认识逐步深入的过程。不过，在研究的起步阶段，有些学者就已经开始揭示这一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温乐群认为，归根到底，我们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巩固执政党地位最深厚的基础。他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政党构筑其执政地位的基础，从根本上说，就是它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能够带领一个国家按照时代进步的潮流不断前进。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其执政地位的最根本的保证。但是，这种先进性并不是天然就会实现的，它必须在实践过程中体现出来，通过实践去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在这个实践过程中，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将要面临着一系列考验。他把这些考验和挑战概括为两个方面、三个因素和四个层次。有些学者从政治学的合法性角度来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胡伟认为，一定意义上说，“三个代表”的提出正是回答了党在新的发展阶段完善其“合法性”的关键问题。尹德慈认为，“三个代表”思想从五个方面为执政党长期执政寻求了新的合法性基础，这一理论诠释向全党全社会重申了坚持党的领导的价值合理性。有的学者明确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质是强调人民利益问题，如叶笃初就持这种观点。孙宏典、李义凡认为，人民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逻辑起点。李君如认为，“三个代表”思想的精神实质，是要在今天复杂的形势下永葆党的先进性。石国亮、伍辉撰文专门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问题。他们针对很多文章认为这一思想的精神实质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的观点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样说并没有错，但有点简单，而且也没有说明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与党的先进性的关系。他们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应包含永葆党的先进性和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两个方面，并指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辩证地统一于党的建设的全过程之中。严昭柱则认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这三个“坚持”，深刻地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
胡锦涛同志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说，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里的“本”、“源”、“基”，说到底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特色等问题，学者们也进行了研究。梅荣政认为，这一思想有五大特色，即：强烈的时代性，深刻的理论性，鲜明的阶级性，丰富的历史性，严密的整体性。虞云耀认为这一思想具有统一性和实践性两大理论品格。周发源认为，这一思想有三大理论品质，即：鲜明的时代性，明确的主体性，坚实的科学性。
5.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学者们普遍地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二是这一重要思想对今后中国发展的重大指导意义。雷云指出，所谓“历史地位”的含义有二：一是它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实质上是它与老祖宗的关系问题；二是它在党的全部思想和工作中的地位，实质是它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作用问题。郑必坚认为“三个代表”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景天魁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史上的重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行动纲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庄重宣言。邢贲思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党的建设的新思路，是新时期坚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指针。王光华认为“三个代表”对党的先进性作了新概括。李忠杰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先锋队和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姚桓也认为，这一思想是对党的先进性理论的发展和创新。随着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识的深化，学者经过研究，认为这一重要思想不仅仅是党的建设的纲领，而且也是治国的伟大纲领。李忠杰认为，“三个代表”提出了建党治国的战略思路。吴少荣认为，“三个代表”是党建理论的创新，也是执政治国的指南。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认为，“三个代表”思想是新世纪立党治国的纲领，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形成了法德兼治的完整的新治国方略。苗长发、孙业礼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治党治国的新方略。陈雪薇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治党治国的根本指针。学者们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进行很多的充分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是中国共产党新世纪初的政治宣示。包心鉴认为，“三个代表”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丰富和发展。闫志民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在200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之际，很多学者，如龚育之、冷溶等纷纷发表文章，论述了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问题。
胡锦涛同志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系统概括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成果，科学预测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趋势，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宏伟蓝图和一整套发展战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紧紧把握我国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作出了科学判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审视当今世界格局的变化，准确判断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深刻分析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和矛盾的交互运动，提出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战略策略方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紧密联系起来，赋予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任务以丰富的时代内容，确定了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
6.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贯彻落实。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的，同时又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被贯彻落实的理论。理论界和学术界对这一思想的贯彻落实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王长江认为，落实“三个代表”需要处理好五个关系，即：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关系；党的目标的主观设定与人民群众认可的关系；把“三个代表”作为原则要求与作为制度体现的关系；继承优良传统与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党的建设实践与党的建设目标的关系。高尚全论述了“三个代表”与制度创新的关系。石仲泉对“三个代表”与体制创新、“三个代表”从理论创新走向实践创新的问题多次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是“三个代表”思想内含之意，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对落实“三个代表”思想的先进性具有决定意义。他认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从理论创新走向实践创新，十六大报告是这一思想从理论创新走向实践创新的转折点。他还就是“两个先锋队”还是“三个先锋队”，是“两个代表”还是“三个代表”的理解问题进行了独特的分析。山东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应切实解决好学懂、内化、践行和创新等四个重要问题。张启华强调时代永远在前进，实践永远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永远不会停顿，新情况、新问题永远都会有，所以，实践“三个代表”要不断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董德刚则从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对官僚主义四个大的方面并将其细化为十四个小点来论述了如何用“三个代表”重要思贤指导行动的问题。
胡锦涛同志指出：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系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全党同志一定要从这样的高度不断增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牢固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一切工作中的指导地位，自觉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中继续创造新的辉煌。
三、研究的重要进展及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近四年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重要的进展，具体说来，主要表现为这样几点：一是研究成果数量逐年增多，2003年更是进入了高峰期。这与中共中央关于掀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新高潮的要求是一致的，研究工作紧密配合了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工作的重要特点；二是研究课题不断拓展，涉及到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广。从一开始主要是研究三句话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意义，到研究它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理论体系、精神实质、历史地位、理论特色和贯彻落实等范围广泛的问题。这使研究工作有了无比广阔的发展前景。三是研究过程中对这一重要思想的认识和理解越来越深。比如，对其政治意义的认识，就由原来的关于党的建设的纲领发展为是治党治国的伟大纲领。对其精神实质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四是研究机构的迅速建立，研究队伍的逐步扩大，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后劲较足，能够保持可持续的发展。
由于多种原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工作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一是研究领域的发展存在着不平衡现象。有的领域研究得比较充分，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意义等问题；而有些领域则研究得不够，如这一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一重要思想与其它国家政党建设理论的比较问题，这一重要思想如何在实践中推动党和国家的改革和发展问题等。二是研究成果虽然数量很大，而且有着较高水平的论文和专著比较多，但是，也确实存在着一些质次的所谓研究成果，面面俱到、泛泛而谈、浅谈则止的东西不少。三是重复劳动现象大量的存在。我们在检索、浏览、研读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论文和专著时，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所谓研究成果是缺乏特色和新意的。在结构、内容、甚至语言表达方式等方面，相互雷同的情况不少。四是学术规范的缺失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在研究工作中，有些学者不太注意消化和借鉴别的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在写作论文和专著过程中，有些学者也不大引用别的学者的研究文献。有些学者习惯于从头说起。五是研究工作缺乏对现实生活和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理论研究与实际问题脱节的现象比较严重。活生生的现实在我们有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找不见踪影，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对这些问题应该予以重视。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只要认真总结经验，在原有的良好的基础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工作一定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执笔人：薛广洲、胡安全等）
责任编辑许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