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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之初，我国提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势头很猛，在海外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在文化“走出去”方面，我国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仍需要继续努力。跨文化传播学是由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爱德华·霍尔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一门学科，本文将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入手，结合跨文化传播相关理论提出传播的创新路径。
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状分析
自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出以来，我国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和传统曲艺等在海外都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力。经过各传播团体的共同努力，政策保障更趋完善，文化贸易日渐繁盛，交流平台更加多元，但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受到海外国家宗教及文化差异的阻碍，因语言和文化的不同，传播效果往往大打折扣。除此之外，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方式较为刻板和传统，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受众的特点，缺乏具有针对性的传播交流方式。
二、跨文化创新传播路径的建议
（一）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突破宗教及文化壁垒
根据德国哲学家齐美尔“陌生人”的概念，对于中国与海外国家来说，彼此都是“陌生人”。“陌生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存在一定的“社会距离”。人们对“陌生人”往往持怀疑态度。这是因为对于原有的社会成员而言，“陌生人”的行为是不能确定的、难以预测的，是怪异的行为。久而久之，人们会对“陌生人”由恐惧到仇视，引发种种非理性的“排外行为”。如何与“陌生人”相处，将内容传播给“陌生人”，就要求人们在跨文化传播时，兼容并蓄，求同存异。
世界各地的宗教、文化、信仰都有很大的不同，跨文化传播并不是要追求价值观层面的统一，而是要相互理解和尊重，增进彼此的交流和交融，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倡导不同国家和文化要加强交流，而不是带着对“陌生人”的恐惧和偏見采取对峙和敌视的行为。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跨文化传播中，人们要着重强调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原则，展现出中华文化的兼容并蓄，了解尊重各国文化及宗教差异，强调各国的共同目标和利益，这是打破跨文化传播中宗教及文化壁垒的法宝。
（二）发挥网络及新媒体的强大作用
西班牙裔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曾提出“网络社会”的概念。新媒体使用下的跨文化传播就置身于“网络社会”中，研究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媒体技术被世界各地广泛采用，以往跨文化传播面临的工具障碍、语言障碍、边界障碍、时间障碍等都得到了缓解和释放，进而产生了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束缚的网络社会，人们利用新媒体，增强在不同文化氛围中的自我、彼此的文化认同及传播效果。
结合“网络社会”的观点，中国文化“走出去”跨文化传播就需要创新跨媒体传播形式，整合文本、图片、视频和音频等多媒体传播形式，积极运用全媒体的传播理念，利用快速发展的新媒体技术，增强传播作品的表现形式。随着微信技术的发展，当前对外传播也已经进入微传播时代，利用微信公众号传播信息，具有很强的个体性和互动性。微信也同时支持文字和文档即时翻译成多国语言。微信正在走向国际舞台，成为国外公众的沟通平台。当前，微信已经在27个国家的App Store上排名第一，将在中国的对外传播进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跨文化传播要充分运用近几年快速发展的新媒体技术。
（三）建立中国文化“走出去”跨文化传播信息交流库
中国文化“走出去”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较多，人们对每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文化氛围、宗教习俗的了解直接关系到传播效果。因此，笔者提出了建立中国文化“走出去”跨文化传播信息交流库的设想。这就需要人们加强对不同地区涉及影响传播效果的各个方面的实证研究，并根据实证研究的数据建立相应的资料库，对资料库的数据和现象进行专业系统的分析，得出一些规律和结论，然后纳入中国文化“走出去”跨文化传播信息交流库，以便相关人士参考，更加了解具有地域特色的跨文化传播规律。
具体来讲，人们可以对现有学术文献和网络资源进行搜索和整理，总结和归纳出相关的跨文化差异、冲突与融合的观点和案例。另外，为保持案例库的动态性和鲜活性，人们需要增加能够参与到跨文化传播中的人群。上至相关的我国驻外人员、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学者、跨国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下至在海外工作的员工、做外贸的商人、在海外留学的学生，以及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华侨，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挖掘他们真实的经历及身边的跨文化案例，最后将其纳入中国文化“走出去”跨文化传播信息交流库中。除此之外，从地理民族角度来看，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与某些国家的民族具有很深的文化渊源。这些群体有着相同的风俗和文化背景，对汉文化有较强的认同感和与生俱来的亲切感。比如，与中国接壤的东南亚国家中，同一民族、不同名称的有缅甸的克钦族和云南的景颇族、泰国的泰族和云南的傣族等;同一民族、同样名称的有越南的京族和广西的京族等。那么，是否可以调动中国少数民族的积极性，给予一定的政策和平台让他们广泛参与进来，发挥其文化接近优势，共同开展跨文化传播的日常活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跨文化传播信息交流库的建设。
三、结语
本文着眼于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跨文化传播现状，展开了一系列的分析，并提出创新路径。对于文化交流，人们要兼容并蓄、求同存异，要发挥网络与新媒体的强大作用，也要加强跨文化传播信息交流库的建设。跨文化传播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也是各种社会团体的共同责任，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跨文化传播需要每一个积极分子的共同努力，才能够开花结果。
（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作者简介：岳怡然（1992-），女，山西太原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
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状分析
自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出以来，我国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和传统曲艺等在海外都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力。经过各传播团体的共同努力，政策保障更趋完善，文化贸易日渐繁盛，交流平台更加多元，但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受到海外国家宗教及文化差异的阻碍，因语言和文化的不同，传播效果往往大打折扣。除此之外，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方式较为刻板和传统，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受众的特点，缺乏具有针对性的传播交流方式。
二、跨文化创新传播路径的建议
（一）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突破宗教及文化壁垒
根据德国哲学家齐美尔“陌生人”的概念，对于中国与海外国家来说，彼此都是“陌生人”。“陌生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存在一定的“社会距离”。人们对“陌生人”往往持怀疑态度。这是因为对于原有的社会成员而言，“陌生人”的行为是不能确定的、难以预测的，是怪异的行为。久而久之，人们会对“陌生人”由恐惧到仇视，引发种种非理性的“排外行为”。如何与“陌生人”相处，将内容传播给“陌生人”，就要求人们在跨文化传播时，兼容并蓄，求同存异。
世界各地的宗教、文化、信仰都有很大的不同，跨文化传播并不是要追求价值观层面的统一，而是要相互理解和尊重，增进彼此的交流和交融，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倡导不同国家和文化要加强交流，而不是带着对“陌生人”的恐惧和偏見采取对峙和敌视的行为。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跨文化传播中，人们要着重强调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原则，展现出中华文化的兼容并蓄，了解尊重各国文化及宗教差异，强调各国的共同目标和利益，这是打破跨文化传播中宗教及文化壁垒的法宝。
（二）发挥网络及新媒体的强大作用
西班牙裔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曾提出“网络社会”的概念。新媒体使用下的跨文化传播就置身于“网络社会”中，研究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媒体技术被世界各地广泛采用，以往跨文化传播面临的工具障碍、语言障碍、边界障碍、时间障碍等都得到了缓解和释放，进而产生了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束缚的网络社会，人们利用新媒体，增强在不同文化氛围中的自我、彼此的文化认同及传播效果。
结合“网络社会”的观点，中国文化“走出去”跨文化传播就需要创新跨媒体传播形式，整合文本、图片、视频和音频等多媒体传播形式，积极运用全媒体的传播理念，利用快速发展的新媒体技术，增强传播作品的表现形式。随着微信技术的发展，当前对外传播也已经进入微传播时代，利用微信公众号传播信息，具有很强的个体性和互动性。微信也同时支持文字和文档即时翻译成多国语言。微信正在走向国际舞台，成为国外公众的沟通平台。当前，微信已经在27个国家的App Store上排名第一，将在中国的对外传播进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跨文化传播要充分运用近几年快速发展的新媒体技术。
（三）建立中国文化“走出去”跨文化传播信息交流库
中国文化“走出去”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较多，人们对每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文化氛围、宗教习俗的了解直接关系到传播效果。因此，笔者提出了建立中国文化“走出去”跨文化传播信息交流库的设想。这就需要人们加强对不同地区涉及影响传播效果的各个方面的实证研究，并根据实证研究的数据建立相应的资料库，对资料库的数据和现象进行专业系统的分析，得出一些规律和结论，然后纳入中国文化“走出去”跨文化传播信息交流库，以便相关人士参考，更加了解具有地域特色的跨文化传播规律。
具体来讲，人们可以对现有学术文献和网络资源进行搜索和整理，总结和归纳出相关的跨文化差异、冲突与融合的观点和案例。另外，为保持案例库的动态性和鲜活性，人们需要增加能够参与到跨文化传播中的人群。上至相关的我国驻外人员、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学者、跨国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下至在海外工作的员工、做外贸的商人、在海外留学的学生，以及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华侨，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挖掘他们真实的经历及身边的跨文化案例，最后将其纳入中国文化“走出去”跨文化传播信息交流库中。除此之外，从地理民族角度来看，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与某些国家的民族具有很深的文化渊源。这些群体有着相同的风俗和文化背景，对汉文化有较强的认同感和与生俱来的亲切感。比如，与中国接壤的东南亚国家中，同一民族、不同名称的有缅甸的克钦族和云南的景颇族、泰国的泰族和云南的傣族等;同一民族、同样名称的有越南的京族和广西的京族等。那么，是否可以调动中国少数民族的积极性，给予一定的政策和平台让他们广泛参与进来，发挥其文化接近优势，共同开展跨文化传播的日常活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跨文化传播信息交流库的建设。
三、结语
本文着眼于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跨文化传播现状，展开了一系列的分析，并提出创新路径。对于文化交流，人们要兼容并蓄、求同存异，要发挥网络与新媒体的强大作用，也要加强跨文化传播信息交流库的建设。跨文化传播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也是各种社会团体的共同责任，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跨文化传播需要每一个积极分子的共同努力，才能够开花结果。
（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作者简介：岳怡然（1992-），女，山西太原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