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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满怀信仰参加革命，却在途中与组织失去联系。历史的档案中铭刻了英雄的功勋、平凡人的伟大，也记录了那些离散中依然坚守信仰的人。
序
一九六五年，我从四川大学毕业。那时候大学生很稀罕，很多单位抢着要，我可以留在成都，也可以到北京、上海那些大地方工作。可我最终选择回老家的小县城。之所以回去，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我父亲突然去世，母亲身体不好，无人照顾;二是与我相恋两年的女同学突然变卦，决绝地离开我，投入别人的怀抱，令我情绪十分低落，脑子乱了套，就像个傻子一样，不再考虑其他，连系里组织的告别宴会都没参加，就扛起行李，垂下脑袋，逃也似的离开了那个令我伤心至极的校园。
回到县城，有两个单位供我挑选，一是到组织部，二是到归民政局管的刚落成的烈士陵园，那儿需要尽快充实完善，却没人愿意去，恰恰那里又需要个把懂革命历史的人，而我大学学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兼顾党史，专业对口。一大把年纪的人事局局长请我这个小年轻喝茶，拐弯抹角动员我去陵园大显身手，并且提出行政上可以给我高定一级，我便到陵园当了园长助理。
我在陵园工作了一年时间，烈士墓由最初的七十三座，扩充到二百二十多座，并且基本搞准了入园烈士的生卒年月和生平事迹。一天，县委张书记来陵园视察，我负责讲解。末了，张书记表扬了我，说，县里正要组建党史办公室，你去那儿上班吧。就这样，我又调到了县委直属的党史办。
党史办主要是研究地方党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承担县地方史料的发掘、征集、整理、甄别、编纂等工作。我们北江县一九二五年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这在川东北地区算是比较早的。尤其是一九三二年底，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从大别山撤出，辗转来到我们这一带创建了声势浩大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仅次于中央苏区，是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北江县是核心区之一，据粗略统计，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全县有三千多人参加红军，后来大多数人都牺牲，或者失踪、失散，所以有待挖掘的史料简直太多了。
北江是个山区小县，战争年代，人口只有三万多人，也就是说，平均每十人就有一人参军，有不少竟然是阖家参军。我母亲娘家所在的老虎嘴村，就有几户这样的人家，全家一个不剩，全跟上红军走了。
我们北江县由于地方狭小，且盘踞于四面大山中，人员流动不大，血缘相近，村村寨寨之间，家族、亲戚关系盘根错节，这一家与那一家，七拐八绕，曲曲折折的，总能攀上一点族亲或外戚关系，所以在我们这里，几乎家家都有三亲六戚、七姑八姨。当然，有很多所谓的亲戚，你并不认识，从无来往，甚至从未听说过。如果不是从事党史研究方面的工作，我也不会在这里谈这个话题。
史料记载，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撤出来时，队伍里约有三十名女红军战士，一九三五年春西渡嘉陵江离开川陕苏区长征时，总共带走了约三千名女兵。
这其中，有二百多人是我们北江籍。
我在这里讲四个人的故事。
庞壮英
我母亲说，她娘家那个村——老虎嘴，就有个女的，大名叫庞壮英，在当时挺有名的，若论起来，庞壮英还是我母亲的一个远房表姐，比母亲大八九岁的样子，我应该喊她姨。
庞壮英就是那二百多名女兵中的一员，同时她还把男人、儿子也一块儿带走了。她一家三口走后，再也没有回来过，而且当地人也没有得到她一家的任何消息，哪怕是一星半点。有时偶尔想起她来，我母亲便唠叨两句，说，也不知庞壮英咋样了？是不是在北京城里享清福呢？
庞壮英长得人高马大，粗粗壮壮，人称大洋马。我们当地女人大都偏瘦小，庞壮英算是个例外，所以记得她的人挺多。
老虎嘴就在江边，因村头有一座山，山口形似老虎张开的嘴巴而得名。这地方过往的船只多，来往的客商多，久而久之，便繁华起来。然而所谓的繁华并没有让老虎嘴人过上好日子，反而因为交通便利，使当地不少青壮年男子染上吸鸦片烟的毒瘾，给弄得倾家荡产。
庞壮英的男人皮国定就是个有名的大烟鬼。
皮国定长得又黑又矮，父母早就死了，按说像他这样的男人，是很难讨到老婆的，因为他是个杀猪匠，有一门混饭吃的手艺，家里还算殷实，所以娶到了庞壮英这样能干的老婆，生下了儿子皮小栓。原本一个蛮不错的小家庭，却因为皮国定吸食鸦片烟，走上了不归路。
随着皮国定毒瘾日增，人瘦得像麻秆一样，一阵风能吹跑。他索性也不去杀猪了，也干不动了，仅剩下一件事——变着法儿变卖家产买烟土，两亩薄田被他偷着卖了，家里但凡值点钱的东西，都被他卖了，只剩下两间石头房子搬不走。如果不是因为老婆庞壮英身高力壮，打不过她，他真想把她捆上卖给别人。县城里有个戒烟局，听说那里卖戒烟丸，挺管用，庞壮英特意翻山越岭赶五十多里山路，买回了戒烟丸。然而皮国定服下之后，丝毫不頂用。
毒瘾是扛不住的，皮国定居然打起了儿子的主意。儿子皮小栓十岁了，长得虎头虎脑，蛮可爱的。皮国定和一个外地客商密议，一番讨价还价后，把皮小栓作价一公斤烟土，并且约好黄昏来临时，在江边老码头一手交人，一手交货。那天庞壮英不在家，皮国定用两颗糖豆哄儿子跟他到江边玩弄，时间一到，拽上儿子进入客商的小船。
千钧一发之际，庞壮英赶来了！她冒死跳上小船，一把抢过儿子，抱起来跳到岸边。经此一劫，庞壮英杀死皮国定的心都有了。
庞壮英没有别的办法，她只能把男人捆起来，绑在石头房子里面，扔给他一点吃的，再放上一盆水，带儿子回了娘家。以前也用过这个办法，只是她忍受不了皮国定的哀号和哭求，两三天之后，心一软，又把他放了。这一回，庞壮英是铁定了心——戒不了大烟，干脆饿死他算了！为了防止他的哀号引来看热闹的人，庞壮英用破被褥把小窗户和门缝堵得严严实实，不把耳朵贴到门上，外人听不到里面的哭号。其实这个时候，瘦得要死的皮国定已经没有多大力气哭叫了。 七天之后，庞壮英回家，打算为男人收尸。如果男人真的死了，她会背上谋杀亲夫的罪名，遭人指责，皮国定的族人若去报官，官府肯定会治她的罪。她一路盘算着，既希望男人已死，又希望他还有一口气，她把他救活，他的鸦片烟瘾也因此而戒掉了，一家三口重新过以前那样的小日子。
快到老虎嘴，她看到很多村人背着大包小包、拖儿带女往外逃，一打听，原来是官府说的“红匪”队伍打杀过来了。熟悉她的人喊她一块儿逃。她牙一咬心一横——家里没一样值钱的东西，男人还不知死活，怕个啥子哟！自己若是被匪兵抢了去——给谁当老婆，也比给个大烟鬼当老婆强！
她壮起胆子，朝村子里走去。目力所及，果然看到很多扛枪的人，穿着杂七杂八的衣服，操着听不大懂的山外口音。令她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兵并不放枪杀人，也不抢东西，见了她，还有人冲她笑。她还看到，有些兵在照顾那些没来得及跑掉的老人和孩子。她更加不怕了，快步走进自家破烂的小院。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她看到了自己的男人——该杀的东西，居然还活着。已被人从石头房子里拖了出来，此刻正躺在泥地上晒太阳，好像吃饱喝足了，见了她，脖子一扭，根本不搭理她。
她上前问他，你个龟儿子，还吸不吸？
他脖子又是一梗，白眼一翻，说，老子活一天吸一天，你个鬼婆娘，有种一刀捅了老子。
她气急败坏，打心眼儿里恨那些兵救活这个本就该死的男人，突然猛扑上前，使劲揪男人的耳朵，扇他的耳光。男人杀猪一般号叫，引来了几个兵，把她给拖开了。她向他们哭诉男人的恶行，说，你们既然救活他，他就是你们的人，得把他带走，这个家容不下他，他不死，我和儿子就得死！
兵们大概听懂了她的意思，安慰她一番，放下一小袋杂粮，就离开了。没过几天，男人毒瘾发作，趁她不留意，又把那袋子粮食拿去换了一撮烟土，一股脑儿全吸进去了。
半月后，这一带都成了红军的天下。红军在花溪镇开办了戒烟所，免费收治周边的大烟鬼。庞壮英听说有这样的好事，当即把皮国定捆上，不顾他的叫骂，也不管众人的嘲笑，把他扛到了三十里外的戒烟所，往地上一丢，对红军的人说，你们不是要“扩红”吗？治好了，你们把他带走，他杀猪是把好手，杀起人来也不会含糊;若是治不好，就把他丢嘉陵江里喂鱼吧，反正他回去也是个死！
庞壮英头也不回地走了。
约摸过了一个月，皮国定竟然晃晃悠悠地回来了，把个庞壮英吓一跳。看上去他胖了许多，脸上有了血色，脚底下有根了。她仿佛不认识似的望着他，他脸红了，小声说，戒了，这回真戒了。
以前没听说过有谁真的戒掉大烟，如果男人真能戒，那红军就是她一家的救命菩萨。然而庞壮英还是有点不敢相信，担心他回家来，再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一块儿，说不定还会吸上，便说，你咋不留下呢？
皮国定说，留下免不了打仗，我怕死嘛。
庞壮英说，你哪像个男人？咋不睁眼看看人家红军，人家为啥子不怕死？
皮国定低下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拿起破扫帚扫院子。
庞壮英一把夺过扫帚，推他一把，说，你赶紧给我回去，家里没你的饭。
皮国定像个草鸡一样蹲在地上，双手抱住脑袋，不吭声。庞壮英不依不饶，非要把他赶回去不可。逼急了，他咕哝道，人家红军队伍上还有女兵呢，和你年纪差不多，你咋不去？
这话还真让庞壯英呆愣了好一阵。前些日子，有人来老虎嘴“扩红”，敲锣打鼓的，声势闹得很大，有几个后生跟着去了，但没有一个女的愿意去。来的人里面，就有个女兵，自我介绍说，她叫廖福青，老家在大别山，家乡比这一带还穷。廖福青上门来动员庞壮英，口口声声叫她大姐，夸她身板好，大脚板，是块当兵的好材料，希望她带个头。庞壮英从没想过这事，摇摇头拒绝了。廖福青不甘心，继续给她讲革命道理。她说，我走了，我儿子咋办呢？他才十岁多点。廖福青说，我们红军要在这里创建根据地，一时半会儿不会走，过几年，等你儿子长大了长高了，也可以参加红军呀，我们队伍上就有不少小兵呢。庞壮英最后说，我男人要是……死了，我就跟你们走。
此刻，男人不但没死，而且健康地回来了。不过，让男人这么一激，庞壮英倒是真像个男子汉那样，胸脯一挺说，你怕死，老娘不怕！你不去，老娘去！
庞壮英就这样参加了红军。
庞壮英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妇女工兵营，她身体棒，干活一个顶仨，不惜力气，不多时就有了大洋马的绰号，当上了班长，很多人都知道她。她的儿子皮小栓也参加了儿童团，扛着红缨枪站岗放哨，盘查路条。工兵营就住在离老虎嘴不远的古镇，母子俩经常见面。皮国定在村里晃荡了一阵，要吃没吃，要喝没喝，撑不住，终于开了窍，最后也积极要求参军。
皮国定虽然戒毒成功，但是落下了双手震颤的毛病，无法瞄准，打不了枪。红军便把他分派到一个连队当炊事员，可以发挥他杀猪宰牛的特长。
又过了一年，皮小栓个头长高了，身体壮实了，庞壮英便向上级提出，让儿子也参军。因为小栓只有十一岁多，年龄太小，没人要。庞壮英急了，到处扬言，你们不要小栓，我就退伍，带儿子回家种地去。最后总供给部的首长出面协调，小栓才得以如愿，到三十军下边的一个团当勤务员。
庞壮英一家三口全都当红军，在当时曾经轰动了一阵子。
一九七七年夏天，我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赖正民同志官复原职，回到国务院某部担任部长。赖正民原是红四方面军的团政委，当年在我们这一带战斗过，重要的是，他夫人名叫廖福青，是庞壮英的革命引路人和入党介绍人。我到党史办工作后，曾致函赖、廖两位革命前辈，想通过他们打探庞壮英一家人的消息，很快得到回音。
我立刻买票赶赴北京，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也顾不上休息，打听着摸到某部大院门口，递上介绍信。不一会儿，出来一位同志，说是赖部长的秘书，很热情，问明情况后，派了一辆小车，直接把我送去赖部长家。 廖福青大姐刚从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回来，看上去身体很虚弱。听说我来了解庞壮英的情况，她沉默了许久，然后缓缓讲起她所知道的庞壮英。
长征开始后，庞壮英担任工兵营二连的排长，廖福青担任二连指导员。工兵营的任务主要是配属各兵站运输粮食、物资，或者到总医院驻地抬运伤病员。每一次庞壮英都是抢着干重活累活，她所在的排是二连的主力，经常受表彰。别人劝她注意休息，别累坏了。她自嘲说，不存在，我是大洋马，我不出力谁出力？
长征途中，部队先后两次翻越大雪山，三次穿过茫茫水草地，历尽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困苦，工兵营有不少女同志牺牲了，庞壮英依靠身板好，顽强地挺了过来，她排里的女兵王新平小时候缠过脚，走路摇摇摆摆，很不利索，途中都是庞壮英搀着她走，或者干脆背上她走。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因为总是行军打仗，部队分散，庞壮英没见过丈夫和儿子，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和他们见上一面，尤其是儿子，她时时惦记。一天，有个熟悉的老乡给她带信，说是老皮进步了，当上了伙夫班的班长。她很高兴，休息时间特意跑到野地里逮到一只野兔，剥了皮煮成肉汤，请全排同志喝。不久，又有人告诉她，说她儿子小栓又长高了，跟大人一样了，请她放心。她高兴得眼泪都下来了，找张纸片，歪歪扭扭写了几句话，请人家捎给儿子，要他注意安全，注意身体，听首长的话，完成好任务之类。
后来这张纸片转来转去，最后到了廖福青的手里。廖福青心情沉重，好几次都想把字条还给庞壮英，或者撕碎丢掉，最终还是没舍得，掖在了自己身上。
一九三六年八月，红军攻打岷县县城。皮国定往前沿阵地送饭时，被一颗流弹击中牺牲。消息传来，廖福青和连长商量，决定把这个消息告诉庞壮英。庞壮英听闻后，眼圈红了红，硬是没落泪。廖福青陪着她，过了好久，她才叹口气，开口道，队伍要是不来，皮国定早就死了，是红军救活的他，他这条命献给红军，值了。
又说，只要他不记恨我就好……
红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出征之时，队伍里有一千七八百名女兵。西路军失败后，这些女兵部分牺牲或失踪、失散，大部成为马家军的俘虏。
幸运的是，廖福青和庞壮英、王新平三人既没牺牲，也没有成为俘虏，她们换上男人的服装，用刺刀割去头发，趁乱逃了出来。
如果不是由于庞壮英身高力大，一路照顾，廖福青和王新平也许很难逃出来。三人一边乞讨一边赶路，沿着祁连山北麓的戈壁滩，一路向东走。她们的目标是，迎着早晨的太阳，向东，过黄河，到陕北。
一路上，敌人盘查很严，三人在一起目标大，廖福青提出，分开行动。需要一人打前站，庞壮英自告奋勇先走一步。一天，当她向一个牧羊的汉子问路时，那汉子一听口音不对，便吹响了口哨，唤出两条护羊犬，朝她猛扑过来……
西北这一带由于马家军的宣传，老百姓都视红军为洪水猛兽，所以见了外地口音的人，就会痛下杀手。庞壮英手无寸铁，加之连日饥饿，人已经没多少力气了。等到廖福青、王新平赶上来时，发现庞壮英被咬得浑身是伤，血肉模糊，一截肠子也被恶狗扯了出来，人已昏迷过去。
二人赶紧把庞壮英抬到附近的一个破窑洞里，替她包扎伤口。庞壮英醒过来后，说她很饿、很渴，催促二人出去给她搞点吃的，再弄点水来喝。两人只好出去找吃的喝的，等到返回时，却发现庞壮英已经把随身所藏的一块大烟土吞了下去！而这块烟土是突围之前，连里发给她当作路费使用的。
此时，廖福青看到，庞壮英脸色发青，口吐白沫，浑身搐动不止，呼吸困难，这正是毒性发作的征兆。廖福青和王新平赶紧往她嘴里灌水，指望她能把大烟土吐出来。庞壮英却把牙齿咬得紧紧的，撬都撬不开。廖福青把她揽在怀里，哭着说，大姐，你不该这样作践自己呀。
许久，庞壮英才断断续续吐出几句话，说，我这样子，好不了啦，活不成啦，你们别受我拖累，赶紧朝东走。停了停，又说，廖指导员，以后见到我儿子，就说他妈妈革命到底了……他叫丁小栓，在三十军八十九师当勤务员……
廖福青差一点把那张纸片掏出来——其实早在一年之前，丁小栓就牺牲了，连里的人几乎都知道，就是没敢把噩耗告诉庞壮英。此刻，廖福青想告诉庞壮英真相，但到最后还是忍住了，她流着眼泪冲庞壮英频频点头，请她放心，日后一定照顾好小栓。
天黑之后，廖福青和王新平在附近挖了个土坑，草草掩埋了庞壮英，廖福青还把那张纸片放在了她遗体的胸口上。
庞壮英至死都不知道儿子已牺牲了。
回到县里，我向党史办领导汇报了庞壮英一家三口的情况。党史办联合民政局，上报县委同意，在烈士陵园为庞壮英、皮国定、皮小栓三位烈士立碑。墓中没有什么遗骨或者遗物，只是一座空坟。
他们一家人活着时没能团聚，牺牲四十多年之后，终于在故乡团聚了。
苏三妹
天蒼坝的苏家，在北江算是颇为有名的大户人家，苏家有二百多亩良田，还开着油坊和山货铺，苏家大宅有二十多间瓦房，前后两进的院落，很是气派。主人苏炳龙是个开明绅士，在当地口碑蛮不错。
那时在我们北江，看男人有没有本事，不光看他的财产，还要看他有几个婆娘，按说像他这样的财主，有个三妻四妾，再正常不过。苏炳龙却只有一个老婆。而且老婆三年前去世之后，他也没有再娶。
苏家有四个孩子，两儿两女。多少年之后，人们都忘记了其他三个，只记住了老三苏三妹。
苏三妹大名苏见贞，据说她性格像男娃儿，调皮，小时候父母逼她缠脚，她闹着要跳江。长大一点之后，上树摘果，下河摸鱼，风风火火，搞得老人们直摇头。后来就有了“假小子”的绰号，没人叫她的大名，都叫她三妹，或者苏三妹。
她上面的两个哥哥苏见光、苏见亮，却像女娃一样腼腆。
早就风传“红匪”要来北江，一时人心惶惶。有钱人家更是坐卧不宁，因为他们要“打土豪，分田地”。苏家平时养着五个家丁看家护院，主要是防小股土匪。面对大股“红匪”，只有等死的份儿。苏炳龙合计再三，决定解散家丁，收拾金银细软，带上地契票据，携全家逃命。 可是他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却死活不愿走，说一个老婆子，黄土埋到脖颈根了，怕啥子哟！“红匪”来了，还能怎么样她？谁家没有个老人？再狠心的人，也不能对老人下狠手吧？
无论怎么劝说，老太太就是不挪窝儿。也不让全家人走，说外面兵荒马乱的，不太平。
五天后，一支红军队伍开进了天苍坝。
苏三妹把朱漆大门大大地敞开，请扛枪的人进来，喜欢啥就拿啥。她看到这支队伍与传说中的不一样，他们既不骂人，也不打人，更不欺负妇女。从家中拿东西，还要登记造册，有人监督，兵们的口袋也都是瘪的。
当晚，她的家变成了团部。
苏炳龙是个开明绅士，财产交了，地契烧了，田产商铺全都分给了穷户，被选为天苍坝苏维埃的主席。两个儿子经过动员，参加了红军，经过简单训练之后，编入作战部队。苏三妹当然不甘落后，成了天苍坝出来的第一个女兵，入伍时十三岁多一点。在她的带动下，两个嫂子进入红军被服工厂，也算是参了军。
两年之后，大部队撤离川陕根据地。这是一次搬家式的撤出，能带上的人，能带上的东西，尽量都要带上。
苏家几个孩子全参军了。苏炳龙可以留下，他奔六十了，年纪大，况且家中还有七十多的老母亲。小女儿苏见梅只有九岁，也需要人照顾。
老太太却不希望儿子留下。苏炳龙这两年在当地很有名望，都知道他为红军出力，得罪了不少财主，共产党一走，国民党回来，还能有他好果子吃？他们会剥了他的皮。
还有最小的丫头苏见梅，老太太也不想留，怕自己没了孩子没人照顾。
老太太只想留下三妹。
苏三妹前些日子运输粮草时，不慎摔伤了右腿，在家疗伤。如果她想留下，可以给上级打报告。
奶奶规劝三妹，人活一世，马跑万里，哪儿都不如家好！娃儿，留下跟我做伴吧。
但是，苏三妹还是决定跟队伍走，因为她是一名红军战士。同时她还私下认为，走是暂时的，也许用不了多久，红军还会回来。那当口，很多川籍红军都是这么认为的。
走前，她对奶奶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们都会回来的，你可要等着我们啊！
苏三妹就是没想到，这一去，离家越来越远，脚下的路，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苏家七口人，踏上了长征路。
腿伤未愈的苏三妹和父亲、妹妹一起，编入了被服厂，跟两个嫂子在一起，这样便于互相照顾。大部队渡过嘉陵江之后，向川西进发，路上的艰苦程度，一日甚于一日，大嫂卢慧萍、二嫂许美芹相继感染了疟疾，俗称打摆子。这个病发病急，病人头痛欲裂，高烧不退，胡言乱语，吃了东西就吐，浑身无力，行走困难。漫漫行军途中，缺医少药、冻饿交加、担惊受怕，病人生还的希望不大。据有关资料记载，红军长征途中，病死者里面，因疟疾致死的占相当大比例。结果，两个嫂子很快就掉了队，失散了。苏三妹和父亲没法顾及她们，不可能回头去寻找，只能咬紧牙关，拖着苏见梅勉强跟上队伍。
一天夜里，发生了一次遭遇战，队伍紧急突围。天亮后，苏三妹发现，父亲不见了。后来才有人告诉她，父亲在突围时中弹牺牲了。
这时，她身边只剩下九岁的小妹苏见梅。而这时候，见梅也生了病，一直拉肚子，没有药，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几天工夫，见梅就瘦得皮包骨，需要她背着走，而她的腿伤还没好利索，她才只有十五岁，加之每天吃不饱，路途坎坷，她似乎也坚持不下去了。
如果掉队，两个小姑娘，很难活下来。
见梅除了睡，就是哭，闹着要回家，找奶奶。苏三妹哄她说，我帮你找个老奶奶，让她照顾你。
这天，队伍行进到一个叫黑山的地方，苏三妹实在走不动了，苏见梅也病得快不行了，而部队第二天就要向茂县进发。宿营的地方有几户人家，其中一家有个老婆婆挺面善，苏三妹背上妹妹，敲开老婆婆家的柴門，请求老婆婆收养小妹。老婆婆看到小女孩病得很重，不肯收留。妹妹也不想留下，奋力哭闹。
她跪下给老婆婆磕头，还是没有用，老婆婆叹口气，闩紧了柴门。
第二天黎明，队伍出发。苏三妹把口袋里的一块干粮嚼碎，喂妹妹吃下，哄她睡着了，把她悄悄背到老婆婆门前，轻轻放下，从口袋里拿出最后一块干粮，放在地上，然后一瘸一拐地追赶队伍，不敢回头。
一九八三年，苏见贞老人终于打开话匣子，向我谈起那段伤心欲绝的往事。她说，我妹妹病成那个样子，我却丢下她，我好狠心啊！可我就是不丢下她，她也活不了多久……
我父亲的外公外婆就在天苍坝，也就是说，天苍坝是我奶奶的娘家。两家在一个村，想不沾点亲带点故都难，父亲和苏见贞老人是同辈，年龄也差不多。若论起来，我得叫她姑。
当面，我叫她三姑。
父亲活着时，我问过他，红军来时，你也不小了，为啥没参军呢？你要是当了红军，没准我们家现在也在北京、成都呢。
父亲告诉我，他那时害眼疾，一只眼睛看不见，就是想当兵，人家也不要。父亲又说，你不想想，我那时要是当了兵，十有八九就没了——没我，哪有你个龟儿子？
父亲说的大抵没错。
接着，他拿苏炳龙一家说事：七口人，只剩下一个苏三妹。
据我考证，苏家大儿子苏见光、二儿子苏见亮都没能走完长征，他们离家之后音信全无，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谁也说不清这兄弟二人到底在哪儿牺牲，葬在何方。还有他们的父亲苏炳龙，能够确定牺牲于川西地区，但是也不知埋在何处。两个儿媳妇，以及最小的妹妹苏见梅，到底当时病死了，还是改名换姓存活了下来，更是一笔永远的糊涂账。
我曾经试图说服民政部门和县领导，能否给苏炳龙及其两个儿子定个烈士身份。终因拿不到足够的证明材料，无法认定，最后只能作罢。
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苏三妹跟随大部队一路行军征战，爬雪山，过草地，没有掉队。但是，在翻越最后一座大雪山时，她突患疟疾，在生死线上挣扎。一天夜里，她高烧昏迷，什么都不知道了，天亮后被一阵急雨浇醒，睁眼看到，身边都是尸体，要命的是，队伍已经不见踪影。天上有成群的苍鹰盘旋，有的竟然落下来啄食人尸。 有一只老鹰飘落在她身边，似要啄食她。她用最后的力气扑向老鹰，把它压在身下，几口咬断了它的脖子，吸干了它的血。
过了这座雪山，往前走就是甘南的大草滩。掉队之前，人们都说，过了大草滩，就是哈达铺，那可是个热闹地方，有吃有喝，只要挺到哈达铺，都能够活下来。她顺着地上的脚印，咬牙挺着一步一挪朝前走，途中几次昏死过去，居然又都活了过来。不知过了多久，她摸进一个村镇，想必这就是传说中的哈达铺了。
奄奄一息的她，倒在村头一户人家的门前。再次醒转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火炕上。她被这户好心的人家给救了。将息了两个多月，身体渐渐复原，旧伤也养好了，她向主人提出，向北追赶队伍。面相憨厚的主人同意她离开，张罗着雇了一辆马车，送她北行。她千恩万谢，甚至于对主人一家有些恋恋不舍。
但是到达岷县境内时，厄运再一次降临。
苏三妹竟然被救命恩人贩卖到岷县姓马的一户人家，而要做她“丈夫”的那个人，还是个哑巴，足有四十多岁。
她性子烈，像疯了一样，拼命反抗，宁死不从，见人就踢，拿头撞墙。马家人只好把她捆绑上。怕她跑掉，一直用铁链子把她拴在屋里，不得出屋门半步。她还是想办法跑过两回，又都被追了回来。此后，怕她再跑，马家人干脆挑断了她一根脚筋，她成了真正的瘸子，想跑也跑不远了。
大约过了一年半，她生下一个女儿。
抗战爆发之后，当地成立了抗日政府，政府得知苏三妹的处境，不允许马家人再限制她的人身自由。苏三妹强烈要求放她走，她想返回家乡，她想奶奶了。哑巴男人心眼还算不坏，说通家人，同意放她走，当然不能带走女儿。马家人还给了她一點点盘缠。她忍痛丢下女儿，剪短头发，装扮成一个男人的样子，一路乞讨，用了差不多半年时间，终于回到故乡天苍坝。
曾经人丁兴旺的苏家大宅，此时已成为一片废墟，房屋全被毁掉，只剩下那两间破厢房。幸好，她的老祖母还活着。老太太张开臂膀迎接长征掉队归来的孙女，自己最疼最亲的那个孙女。老太太哭着说，老苏家，不会都死绝的，我得等一个活人回来，才敢咽气。
就这样，苏家七口人长征，苏三妹成为唯一的幸存者。她曾经走到了哈达铺，那里离陕北那么近，仿佛抬腿就能到。可是她最终没能到达陕北。她永远到不了陕北啦。
北江县解放那年，也就是一九四九年，苏三妹送走了老祖母。掐指一算，老太太竟然活了将近九十岁，她可能是天苍坝几十年来最长寿的老人。
那些年，苏三妹与祖母相依为命。老太太去世时，她也才不到三十岁。
土改划定成分时，因为苏家的宅院毁光了，田地也早就分给了穷人，她家只有一亩半的薄田，所以给她定了个贫农。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苏三妹在好心人的撮合下，结了婚，嫁给了邻村的一位民兵排长，未再能生育。
许多年里，苏三妹从不对任何人提起她长征途中的遭遇。我们党史办陆续搜集到她的一些情况，几次派人找到她本人，想当面了解核实清楚，然而她却三缄其口，总是说，忘了，都忘光了。
我以她远房亲戚的名义，以党史办副主任的身份，三番五次登门，一口一个三姑地叫，苦口婆心地做她的思想工作。她最终被我打动，这才讲起她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就是我上面所说的这些。我知道，她不会全都告诉我，她只讲了其中的一部分。
我说通党史办主任老刘，我们一起找民政局，找县领导，又多次向上级民政部门反映，强烈要求给苏见贞老人确定一个老红军的身份。头几年，因为政策上不允许，没有办成。
我们从党史办有限的经费里，拿出五百元钱，送给她补贴生活，她坚决不要。她只提了一个要求：当年她生下一个女娃儿，兴许现在还活着，能否帮她到甘肃岷县那一带找一找。这时候已经是一九八七年，她女儿如果还在世，应该是五十岁的样子。
我立即给岷县党史办和民政局、公安局写了信，没有下文。我不死心，亲自跑了一趟，按照她提供的几条线索找人——姓马、哑巴、家在岷县县城的南面、五十岁左右的女性、小名叫秋花。然而五十年的岁月，实在是太漫长了，我在那边找了又找，跑遍了岷县南边的十几个乡村，最终空手而归。
一九九六年，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在我们党史办的大力协调下，苏见贞老人的情况终于得到民政部门的重视，经过反复调查、甄别，她被确定为红军失散人员，成为重点优抚对象。我第一时间跑到天苍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
县里改建扩建了荣老院，给苏见贞分了套一室一厅的房子，她却不愿搬进来，非要住在那两间摇摇欲坠的破房子里，说她在这里经常能梦见奶奶、父亲、哥哥、妹妹，搬走了，她担心梦不到他们。我们反复做她的工作，她就是不搬。县里决定，帮她翻修一下旧房子，等翻修完了，再让她搬回来。她这才离开破房子。
然而还没等开工，一天夜里下大雨，旧房子轰然倒塌了。曾经气派不凡的苏家大宅，它留在世上的最后的踪迹，彻底消失了。
就在那天夜里，苏见贞老人在睡梦中辞世，享年七十七岁。
我们都认为，那一晚，她一定梦见了她的亲人们。
罗秀娥
当年凡是见过罗秀娥的人，都说她美极了——高高的个头，长长的秀发，白净的鹅蛋脸盘，深潭一样清澈的眼睛，小巧玲珑的嘴巴，不大也不小的脚板……在老人们的记忆之中，她简直就像个天仙一样。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罗秀娥是我们北江县最美丽的女人。
罗秀娥是罗坝人，罗坝在县境的最北面。她家里不穷，但也不算富，三间房，四亩地，一头牛，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个小康之家。红军过来后，打土豪打不着她家，分田地也分不着她家的。
红军盯上的，恰恰是她这个人。
罗坝不少男青年参军入伍，也有几个女娃子进了队伍。不断有人上门动员罗秀娥，她渐渐就动了心。可是她的父亲罗大才死活不同意，说女娃子当兵，到男人堆里混，怕没好下场。罗秀娥只要态度一坚决，老罗要么作势上吊，要么拿把菜刀作抹脖子状。 因为父亲的阻拦，她迟迟参不了军。
女大不中留，老罗两口子合计，赶紧给她找个婆家，嫁掉算了，免得惹是生非，招灾引祸。可是那年头，方圆百十里内有点钱的，都被红军打了土豪;嫁个穷鬼嘛，老罗实在不甘心——鲜花插牛粪上，哪个当父母的，也不愿意。
老罗只能盼着红军早点离开，好让女儿断了参军入伍的念头。
然而红军迟迟不走，老罗心急火燎的。
一九三三年底，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限三个月将川陕边区红军肃清。刘湘调集四川所有兵力共一百一十个团二十万人，分为六路进行围攻。这便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有名的反“六路围攻”战役。
仗越打越大，伤员下来的多，红军医院里住不下，村苏维埃的人找到老罗，希望他家接收一个伤员，当然不能白侍候，红军按月付给他家五块大洋。阻挠女儿参军，老罗已经给闹得有点灰头土脸，这回他得表现一下，于是他一拍胸脯说，要啥子钱哟，来我家住半年，我也管得起饭！
当然，钱还是照章收了。
伤员送到罗家，居然是个大官，团长！老罗虽然没啥子文化，但官衔大小还是能分清楚一些的，团长最起码不比县太爷小。
这让老罗很有面子。
渐渐地，摸清楚了，这位团长姓潘，大名潘之圃，湖北黄安人，放牛娃出身，孔武有力，气宇轩昂，打仗不要命，当兵没几年就干上了团长，战功累累，此时年仅二十五六岁。
潘团长的伤不太重，左肩胛上中了一枪，右大腿上中了一枪，子弹取出后，红肿还没有消退，需要每天上药、清洗、换纱布。老罗年轻时候跟一位叔叔学习过几天劁猪，懂一点兽医，照顾潘团长没有一点问题。他婆娘罗朱氏和女儿负责做饭，每天不是炖老母鸡、熬鱼汤，就是蒸腊肉、烧排骨，侍候得潘团长舒舒服服。
潘团长和老罗一家混熟了，经常讲他的战斗故事，讲得津津有味，惊险刺激，不仅老罗爱听，他婆娘罗朱氏和女儿也很快着迷。
一个多月后，潘团长养好伤归队去了。临走，潘团长冲老罗两口子行军礼致谢，眼含热泪，说罗叔罗婶是他的恩人，永生不会忘。
令老罗意想不到的是，女儿秀娥竟然和他好上了！
秀娥再度提出参军，跟潘团长走，跟红军走。并且誓言：生是潘家的人，死是潘家的鬼;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
老罗两口子彻底傻眼。老罗虽然身处深山小地方，但是国家大事还是知晓一点，晓得国民党厉害，共产党不行，如果女儿嫁个国民党的团长，他会欢天喜地的，而嫁个共产党的团长，他心里是很不踏实的。老罗有这样的想法丝毫也不奇怪，毕竟那时节共产党还很弱小，形不成多大的气候。女儿嫁共产党，成为“红属”，终归有杀头的危险。
因此，还想故伎重演。然而这回却轮到秀娥作势上吊，或者拿起菜刀作抹脖子状。罗朱氏抱住女儿哭天抹泪，劝老罗，既如此，不如认下这门亲吧，这都是命啊！
老罗叹口气，居然落了泪，背过身去，说，娃儿，随你去吧，各人有各人的命，你不后悔就好。
上级很快批准潘之圃与罗秀娥结婚。罗秀娥同时入伍，到红军医院当了一名护士。
在当时，就有人瞎揣测——潘团长因为看上罗秀娥，才到罗家养伤的。你想想，他堂堂一个团长，红军医院难道还盛不下他吗？但猜测归猜测，北江最美丽的女人罗秀娥嫁给英雄团长潘之圃，这个事实是无须考证的。
反“六路围攻”进行了十个月，虽取得胜利，但是苏区已面目全非，到处是荒芜的土地，逃难的人群，人力、物力、财力都损失极大，疾病流行。说到底，没法待了。红四方面军决定向川甘边境发展，同时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
这个时候，罗秀娥临盆待产。
说实在话，这个孩子来的可真不是时候。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孩子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
红军这一次是战略转移，也就是放弃这片根据地。这两年多，他们在川陕边，与川军可是结了大仇，他们一走，川军回来必然报复，凡是与红军沾边的，都会面临杀头坐牢的风险。老罗女儿嫁了个红军团长，树大招风，全县的人都晓得，他们两口子恐怕早就上了川军的黑名单。
老罗和秀娥商量，秀娥跟丈夫商量，之后，党组织希望老罗夫妇放弃家园，跟随红军大转移。像老罗这种情况的人，有很多，大多数选择跟上队伍。
老罗夫妇下决心跟红军走，他们随同各路勤杂人员，跟在突击部队后面渡江。可是，秀娥这时候还不能走，因为她即将生产，挺着个大肚子渡江，说生就生，那太危险了，生下孩子卸下包袱之后再走，是最稳妥的。
后来我们晓得，强渡嘉陵江战役进行了二十四天。仗打到第十八天的时候，罗秀娥生产了，是个男孩，大胖小子，太可爱了。潘之圃插个空从前线跑回来看望母子二人，满眼的爱意。他给儿子取名潘红亮，小名叫亮亮。产后的罗秀娥身体虚弱，小声问丈夫，孩子咋个办？潘之圃想了想说，一切听组织的。他停留不过五分钟，又火速返回前线，就没和罗秀娥说上几句话。
儿子出生，本来是件高兴的事，但却愁坏了罗秀娥。部队转移，按照惯常的做法，孩子要么送人，要么寄养——找个可靠的人家，留下一笔银圆，承诺革命胜利了，回来认领，云云。如此骨肉分离，生死两茫茫，簡直就像剜母亲的心，割母亲的肉——医院的同志抱走孩子时，罗秀娥肝肠寸断，痛不欲生，哭得死去活来。
收留小红亮的，是个猎户，住在很高的山上。前去送孩子的人回来没多久，猎户夫妇抱着孩子追来了——原来小红亮啼哭不止，发高烧，脸通红，嗓子都哭哑了，几次闭过气去，猎户夫妇担心孩子会死掉，良心难安，便又给送了回来，而且无论怎样做工作，他们就是不愿意再收留这个小病孩。
无奈，罗秀娥打算缓走几天，一边给孩子治疗，一边寻找新的人家。
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家收留一个小病孩，硬着头皮带走吧，前路迢迢，给部队增加很大麻烦不说，很显然孩子很难存活下来。犹豫纠结之中，罗秀娥一再拒绝领导让她立即转移的安排，她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一心只想等孩子病好，以便找户好人家收留他。 就因为这么一耽搁，她错过了撤离的时机。
战役打到二十四天时，该走的都走了，亮亮还在发低烧，罗秀娥决定带孩子上路。
他们最后一批撤离。不料想因为动作迟缓，在嘉陵江东岸，被川军邓锡侯部的一个团兜了屁股。这个团号称老虎团，很能打，这个团的团长凌耀龙率部冒死穿插，日行百里，成功截获一批红军的老弱病残。
负责保护这批老弱病残的一个连被川军打垮，分配给罗秀娥的两个战士阵亡。长征，罗秀娥只迈出了第一步。她往脸上抹一把黑泥巴，扯乱头发，然后紧紧抱住怀中的婴儿，祈盼上苍保佑，让她和儿子躲过这场灾难。然而，还是被抓住了。
母子二人被带到凌耀龙面前。凌团长原本想讯问出一点情报，然后把她押送军部邀功。可是一见面，他立马改变了主意。
他提出一个要求，只要她答应，不仅可以保证她们母子平安，而且给孩子治好病。如果不答应呢，后果很可怕——把红军小崽子丢嘉陵江里喂鱼。
罗秀娥脸色煞白。她蹲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
是罗秀娥的美貌救了她们母子。
不久，罗秀娥带儿子住进巴中的一座小洋楼，她成了凌耀龙的女人。准确一点说，她是他的外室，他在成都有正房太太。
她纯粹是为了保住儿子的性命——当然也是为潘家保留住这棵弱小的根苗，才忍痛忍辱忍恨委身给那个人的。如果不是这样，她作为红军女战士， 宁死也不会这么做。
凌耀龙对她和儿子还算不错，有空就回到巴中小住几日，一点不嫌弃她曾是红军团长的老婆。为安全起见，她改了名字隐居，从不抛头露面。据我后来考证，红军此时已把她列为失踪人员，在川西征战的潘之圃团长认为妻子已经牺牲，儿子亮亮也没了，情绪低落了好一阵子。
如果不是后来爆发了抗日戰争，罗秀娥和亮亮的命运将会是另一种样子。日本鬼子占了东北，占了北平，又挥师进攻华北，国家危亡悬于一旦。远在西南一隅的川军中的铁血男儿誓言抗日，老虎团团长凌耀龙写了份血书呈交给邓锡侯和刘湘，要求率部出川抗日，愿意慷慨赴死。得到批准后，龙部随川军主力远征三千里，一九三七年底到达河北娘子关，与日军血战竟日，凌耀龙团全军覆灭。
好长一段时间，罗秀娥（虽然改了名字，我还是这样称呼她）并不知道男人阵亡的消息。一天，两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突然闯进她住的小楼，不由分说，把她和孩子赶了出去——后来得知，人是凌耀龙在成都的大老婆派来的，凌活着时，那女人不敢对她怎么样，凌一死，还客气啥？大老婆都是这么对付小老婆的。
幸好她平时攒了一点私货，用那笔钱在城中租了两间小房子，母子二人过上无人打搅的日子。但是积蓄毕竟有限，坐吃山空，三年后，那点钱花光了，房东往外撵人，她央求人家再宽限几日，她出去做工挣钱。房东见她姿色颇佳，一点不输未婚女子，遂提出，给她介绍个有钱的朋友。她不干，房东便吹胡子瞪眼把娘儿俩赶到了大街上。
两人在大街上流浪，偶遇两个地痞流氓挑衅欺负。斜刺里冲出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三拳两脚打趴下那两个流氓，救了二人。她千恩万谢。那人说自己是北江人，来巴中办事，姓刘，名德福，是北江保安大队的队长，如果需要，愿意给她提供帮助。
你可能猜出来了，这个场面是那个姓刘的人一手导演的。的确是这样，房东想把罗秀娥介绍给刘德福，没有得逞，刘德福垂涎她的美貌，便使用这个手段，试图达到目的。
走投无路的罗秀娥携幼子悄悄随刘德福回到北江县城。当然，她这回做的，仍然是人家的二房。
据我后来考证，这个时段，八路军晋冀鲁豫部队某团团长潘之圃，在与妻子罗秀娥失联八年之后，终于接受了一位女文工团员的爱情。
罗秀娥再次改了名字，她叫什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坚决不同意老刘给儿子潘红亮改名换姓，红亮只要活着，就得姓潘。
刘德福手下的保安大队，主要任务是维持地方治安。穷山恶水出刁民，我们大巴山那个地方，历史上就以土匪多而闻名，各个山头都有盘踞的“好汉”。红军来了后，匪患基本肃清;红军一走，土匪又像乞丐身上的虱子一样，越生越多。十四年抗战，日本人没到过这个地方，共产党也没来这里发展，保安大队的对手主要是土匪。刘德福剿匪有功，抗战胜利那年，擢升副县长。
刘德福在副县长的宝座上仅仅坐了三个月，就遭到了土匪的报复，他的仇家实在太多了——一天晚上，他喝了酒，摇摇晃晃到罗秀娥这儿来就寝，掏钥匙开门时，被人从后面打了黑枪，他当场死亡，跟随他的两个护兵一死一伤。
失去靠山之后，罗秀娥特别想找一户好人家，过正经日子，而不是像当初“嫁”给凌耀龙和刘德福那样，是极其无奈之下的选择。她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亮亮拉扯成人，将来把孩子交给他的亲生父亲潘之圃。亮亮这时候已经十岁多一点了，虽然吃穿不愁，但因为整天跟着母亲担惊受怕，惶惶不安，发育不良，身不高体不壮，很瘦弱的样子，而且不爱说话，夜里老是突然惊醒，一身冷汗。
一九五〇年春天，罗秀娥因为数次改名换姓，她的真实身份已经无人知晓，加之她乐善好施，和寨子里的人相处很好，大家对她很友好，还把她介绍给牛头寨最老实憨厚的佃户秦万里。
就这样，罗秀娥最终成为农民秦万里的妻子，她这时的名字叫余秀珍。
当然，潘红亮绝对不能改名换姓。
大约一九五六年春天，一辆吉普车沿着险峻的盘山土路，开到牛头寨外面停下来，车上下来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朝秦万里家走去。许多年之后，我们党史办才搞清楚，这个人是潘之圃。
一九五五年授军衔时，在华东某省担任省军区副司令的潘之圃被授予少将军衔，罗秀娥不知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给他写了一封信。次年，潘之圃借来成都开会的机会，转道北江，来到秦万里家。据传罗秀娥没有让他进屋，隔着门缝和他说话，告诉他，她把他的儿子养活养大了，为了亮亮，她尽了全部所能，希望他把儿子带走。 另外他们还说了些什么，无人知晓。
不久，潘红亮果真去了华东某省的省城。但是仅过了半年多，红亮又回来了。红亮这时候已经二十一岁，却一点不像他的亲生父亲，他胆小怕事，生性懦弱。据说他在父亲的新家住着不习惯，父亲和后妈又生了三个孩子，两儿一女。他和他们不合群。
潘之圃后来再也没有到过牛头寨。红亮好像也没有再去见他的亲生父亲，他一直住在寨子里，娶妻生子，为两位老人养老送终。
一九七三年前后，县里为我们党史办配了一辆212北京吉普，司机是个年轻小伙，姓胡。小胡和我们混熟后，告诉我们，他的舅妈就是一位失散的老红军。当时武斗虽然不搞了，但是工作还远远没有走上正轨，加上我们这里到处都是失散的老红军，所以他的话没人当回事。
直到有一天小胡告诉我，他舅妈原来的名字叫罗秀娥，年轻时嫁给过红军的一个团长，后来失去联系，最后才嫁给他的舅舅秦万里。我不由得一愣。小胡又说，他舅一个老光棍，又穷又丑，能讨到那么漂亮的婆娘，一辈子感激政府呢。
我心里记挂这件事，想找个时间去牛头寨看看。可是一忙再忙，单位天天组织政治学习、开批判会之类，忙起来就把这事往脑后丢。秋末，终于争取到一天时间，车也要好了，可是偏又赶上大雨，到牛头寨的路本来极难走，遇雨山区塌方很可怕，只好作罢。
好像是一九七四年九月份，我突然想起这件事来。小胡告诉我说，他舅妈已于春天去世，舅舅上个月也走了。
我有些发蒙。随后，我们还是赶去了，爬了一个很高的坡，来到秦万里夫妇的坟头前，摆上三个苹果，鞠了三个躬。
我记得坟前立了一块粗石碑，上面刻着“父秦万里
序
一九六五年，我从四川大学毕业。那时候大学生很稀罕，很多单位抢着要，我可以留在成都，也可以到北京、上海那些大地方工作。可我最终选择回老家的小县城。之所以回去，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我父亲突然去世，母亲身体不好，无人照顾;二是与我相恋两年的女同学突然变卦，决绝地离开我，投入别人的怀抱，令我情绪十分低落，脑子乱了套，就像个傻子一样，不再考虑其他，连系里组织的告别宴会都没参加，就扛起行李，垂下脑袋，逃也似的离开了那个令我伤心至极的校园。
回到县城，有两个单位供我挑选，一是到组织部，二是到归民政局管的刚落成的烈士陵园，那儿需要尽快充实完善，却没人愿意去，恰恰那里又需要个把懂革命历史的人，而我大学学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兼顾党史，专业对口。一大把年纪的人事局局长请我这个小年轻喝茶，拐弯抹角动员我去陵园大显身手，并且提出行政上可以给我高定一级，我便到陵园当了园长助理。
我在陵园工作了一年时间，烈士墓由最初的七十三座，扩充到二百二十多座，并且基本搞准了入园烈士的生卒年月和生平事迹。一天，县委张书记来陵园视察，我负责讲解。末了，张书记表扬了我，说，县里正要组建党史办公室，你去那儿上班吧。就这样，我又调到了县委直属的党史办。
党史办主要是研究地方党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承担县地方史料的发掘、征集、整理、甄别、编纂等工作。我们北江县一九二五年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这在川东北地区算是比较早的。尤其是一九三二年底，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从大别山撤出，辗转来到我们这一带创建了声势浩大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仅次于中央苏区，是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北江县是核心区之一，据粗略统计，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全县有三千多人参加红军，后来大多数人都牺牲，或者失踪、失散，所以有待挖掘的史料简直太多了。
北江是个山区小县，战争年代，人口只有三万多人，也就是说，平均每十人就有一人参军，有不少竟然是阖家参军。我母亲娘家所在的老虎嘴村，就有几户这样的人家，全家一个不剩，全跟上红军走了。
我们北江县由于地方狭小，且盘踞于四面大山中，人员流动不大，血缘相近，村村寨寨之间，家族、亲戚关系盘根错节，这一家与那一家，七拐八绕，曲曲折折的，总能攀上一点族亲或外戚关系，所以在我们这里，几乎家家都有三亲六戚、七姑八姨。当然，有很多所谓的亲戚，你并不认识，从无来往，甚至从未听说过。如果不是从事党史研究方面的工作，我也不会在这里谈这个话题。
史料记载，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撤出来时，队伍里约有三十名女红军战士，一九三五年春西渡嘉陵江离开川陕苏区长征时，总共带走了约三千名女兵。
这其中，有二百多人是我们北江籍。
我在这里讲四个人的故事。
庞壮英
我母亲说，她娘家那个村——老虎嘴，就有个女的，大名叫庞壮英，在当时挺有名的，若论起来，庞壮英还是我母亲的一个远房表姐，比母亲大八九岁的样子，我应该喊她姨。
庞壮英就是那二百多名女兵中的一员，同时她还把男人、儿子也一块儿带走了。她一家三口走后，再也没有回来过，而且当地人也没有得到她一家的任何消息，哪怕是一星半点。有时偶尔想起她来，我母亲便唠叨两句，说，也不知庞壮英咋样了？是不是在北京城里享清福呢？
庞壮英长得人高马大，粗粗壮壮，人称大洋马。我们当地女人大都偏瘦小，庞壮英算是个例外，所以记得她的人挺多。
老虎嘴就在江边，因村头有一座山，山口形似老虎张开的嘴巴而得名。这地方过往的船只多，来往的客商多，久而久之，便繁华起来。然而所谓的繁华并没有让老虎嘴人过上好日子，反而因为交通便利，使当地不少青壮年男子染上吸鸦片烟的毒瘾，给弄得倾家荡产。
庞壮英的男人皮国定就是个有名的大烟鬼。
皮国定长得又黑又矮，父母早就死了，按说像他这样的男人，是很难讨到老婆的，因为他是个杀猪匠，有一门混饭吃的手艺，家里还算殷实，所以娶到了庞壮英这样能干的老婆，生下了儿子皮小栓。原本一个蛮不错的小家庭，却因为皮国定吸食鸦片烟，走上了不归路。
随着皮国定毒瘾日增，人瘦得像麻秆一样，一阵风能吹跑。他索性也不去杀猪了，也干不动了，仅剩下一件事——变着法儿变卖家产买烟土，两亩薄田被他偷着卖了，家里但凡值点钱的东西，都被他卖了，只剩下两间石头房子搬不走。如果不是因为老婆庞壮英身高力壮，打不过她，他真想把她捆上卖给别人。县城里有个戒烟局，听说那里卖戒烟丸，挺管用，庞壮英特意翻山越岭赶五十多里山路，买回了戒烟丸。然而皮国定服下之后，丝毫不頂用。
毒瘾是扛不住的，皮国定居然打起了儿子的主意。儿子皮小栓十岁了，长得虎头虎脑，蛮可爱的。皮国定和一个外地客商密议，一番讨价还价后，把皮小栓作价一公斤烟土，并且约好黄昏来临时，在江边老码头一手交人，一手交货。那天庞壮英不在家，皮国定用两颗糖豆哄儿子跟他到江边玩弄，时间一到，拽上儿子进入客商的小船。
千钧一发之际，庞壮英赶来了！她冒死跳上小船，一把抢过儿子，抱起来跳到岸边。经此一劫，庞壮英杀死皮国定的心都有了。
庞壮英没有别的办法，她只能把男人捆起来，绑在石头房子里面，扔给他一点吃的，再放上一盆水，带儿子回了娘家。以前也用过这个办法，只是她忍受不了皮国定的哀号和哭求，两三天之后，心一软，又把他放了。这一回，庞壮英是铁定了心——戒不了大烟，干脆饿死他算了！为了防止他的哀号引来看热闹的人，庞壮英用破被褥把小窗户和门缝堵得严严实实，不把耳朵贴到门上，外人听不到里面的哭号。其实这个时候，瘦得要死的皮国定已经没有多大力气哭叫了。 七天之后，庞壮英回家，打算为男人收尸。如果男人真的死了，她会背上谋杀亲夫的罪名，遭人指责，皮国定的族人若去报官，官府肯定会治她的罪。她一路盘算着，既希望男人已死，又希望他还有一口气，她把他救活，他的鸦片烟瘾也因此而戒掉了，一家三口重新过以前那样的小日子。
快到老虎嘴，她看到很多村人背着大包小包、拖儿带女往外逃，一打听，原来是官府说的“红匪”队伍打杀过来了。熟悉她的人喊她一块儿逃。她牙一咬心一横——家里没一样值钱的东西，男人还不知死活，怕个啥子哟！自己若是被匪兵抢了去——给谁当老婆，也比给个大烟鬼当老婆强！
她壮起胆子，朝村子里走去。目力所及，果然看到很多扛枪的人，穿着杂七杂八的衣服，操着听不大懂的山外口音。令她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兵并不放枪杀人，也不抢东西，见了她，还有人冲她笑。她还看到，有些兵在照顾那些没来得及跑掉的老人和孩子。她更加不怕了，快步走进自家破烂的小院。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她看到了自己的男人——该杀的东西，居然还活着。已被人从石头房子里拖了出来，此刻正躺在泥地上晒太阳，好像吃饱喝足了，见了她，脖子一扭，根本不搭理她。
她上前问他，你个龟儿子，还吸不吸？
他脖子又是一梗，白眼一翻，说，老子活一天吸一天，你个鬼婆娘，有种一刀捅了老子。
她气急败坏，打心眼儿里恨那些兵救活这个本就该死的男人，突然猛扑上前，使劲揪男人的耳朵，扇他的耳光。男人杀猪一般号叫，引来了几个兵，把她给拖开了。她向他们哭诉男人的恶行，说，你们既然救活他，他就是你们的人，得把他带走，这个家容不下他，他不死，我和儿子就得死！
兵们大概听懂了她的意思，安慰她一番，放下一小袋杂粮，就离开了。没过几天，男人毒瘾发作，趁她不留意，又把那袋子粮食拿去换了一撮烟土，一股脑儿全吸进去了。
半月后，这一带都成了红军的天下。红军在花溪镇开办了戒烟所，免费收治周边的大烟鬼。庞壮英听说有这样的好事，当即把皮国定捆上，不顾他的叫骂，也不管众人的嘲笑，把他扛到了三十里外的戒烟所，往地上一丢，对红军的人说，你们不是要“扩红”吗？治好了，你们把他带走，他杀猪是把好手，杀起人来也不会含糊;若是治不好，就把他丢嘉陵江里喂鱼吧，反正他回去也是个死！
庞壮英头也不回地走了。
约摸过了一个月，皮国定竟然晃晃悠悠地回来了，把个庞壮英吓一跳。看上去他胖了许多，脸上有了血色，脚底下有根了。她仿佛不认识似的望着他，他脸红了，小声说，戒了，这回真戒了。
以前没听说过有谁真的戒掉大烟，如果男人真能戒，那红军就是她一家的救命菩萨。然而庞壮英还是有点不敢相信，担心他回家来，再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一块儿，说不定还会吸上，便说，你咋不留下呢？
皮国定说，留下免不了打仗，我怕死嘛。
庞壮英说，你哪像个男人？咋不睁眼看看人家红军，人家为啥子不怕死？
皮国定低下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拿起破扫帚扫院子。
庞壮英一把夺过扫帚，推他一把，说，你赶紧给我回去，家里没你的饭。
皮国定像个草鸡一样蹲在地上，双手抱住脑袋，不吭声。庞壮英不依不饶，非要把他赶回去不可。逼急了，他咕哝道，人家红军队伍上还有女兵呢，和你年纪差不多，你咋不去？
这话还真让庞壯英呆愣了好一阵。前些日子，有人来老虎嘴“扩红”，敲锣打鼓的，声势闹得很大，有几个后生跟着去了，但没有一个女的愿意去。来的人里面，就有个女兵，自我介绍说，她叫廖福青，老家在大别山，家乡比这一带还穷。廖福青上门来动员庞壮英，口口声声叫她大姐，夸她身板好，大脚板，是块当兵的好材料，希望她带个头。庞壮英从没想过这事，摇摇头拒绝了。廖福青不甘心，继续给她讲革命道理。她说，我走了，我儿子咋办呢？他才十岁多点。廖福青说，我们红军要在这里创建根据地，一时半会儿不会走，过几年，等你儿子长大了长高了，也可以参加红军呀，我们队伍上就有不少小兵呢。庞壮英最后说，我男人要是……死了，我就跟你们走。
此刻，男人不但没死，而且健康地回来了。不过，让男人这么一激，庞壮英倒是真像个男子汉那样，胸脯一挺说，你怕死，老娘不怕！你不去，老娘去！
庞壮英就这样参加了红军。
庞壮英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妇女工兵营，她身体棒，干活一个顶仨，不惜力气，不多时就有了大洋马的绰号，当上了班长，很多人都知道她。她的儿子皮小栓也参加了儿童团，扛着红缨枪站岗放哨，盘查路条。工兵营就住在离老虎嘴不远的古镇，母子俩经常见面。皮国定在村里晃荡了一阵，要吃没吃，要喝没喝，撑不住，终于开了窍，最后也积极要求参军。
皮国定虽然戒毒成功，但是落下了双手震颤的毛病，无法瞄准，打不了枪。红军便把他分派到一个连队当炊事员，可以发挥他杀猪宰牛的特长。
又过了一年，皮小栓个头长高了，身体壮实了，庞壮英便向上级提出，让儿子也参军。因为小栓只有十一岁多，年龄太小，没人要。庞壮英急了，到处扬言，你们不要小栓，我就退伍，带儿子回家种地去。最后总供给部的首长出面协调，小栓才得以如愿，到三十军下边的一个团当勤务员。
庞壮英一家三口全都当红军，在当时曾经轰动了一阵子。
一九七七年夏天，我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赖正民同志官复原职，回到国务院某部担任部长。赖正民原是红四方面军的团政委，当年在我们这一带战斗过，重要的是，他夫人名叫廖福青，是庞壮英的革命引路人和入党介绍人。我到党史办工作后，曾致函赖、廖两位革命前辈，想通过他们打探庞壮英一家人的消息，很快得到回音。
我立刻买票赶赴北京，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也顾不上休息，打听着摸到某部大院门口，递上介绍信。不一会儿，出来一位同志，说是赖部长的秘书，很热情，问明情况后，派了一辆小车，直接把我送去赖部长家。 廖福青大姐刚从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回来，看上去身体很虚弱。听说我来了解庞壮英的情况，她沉默了许久，然后缓缓讲起她所知道的庞壮英。
长征开始后，庞壮英担任工兵营二连的排长，廖福青担任二连指导员。工兵营的任务主要是配属各兵站运输粮食、物资，或者到总医院驻地抬运伤病员。每一次庞壮英都是抢着干重活累活，她所在的排是二连的主力，经常受表彰。别人劝她注意休息，别累坏了。她自嘲说，不存在，我是大洋马，我不出力谁出力？
长征途中，部队先后两次翻越大雪山，三次穿过茫茫水草地，历尽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困苦，工兵营有不少女同志牺牲了，庞壮英依靠身板好，顽强地挺了过来，她排里的女兵王新平小时候缠过脚，走路摇摇摆摆，很不利索，途中都是庞壮英搀着她走，或者干脆背上她走。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因为总是行军打仗，部队分散，庞壮英没见过丈夫和儿子，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和他们见上一面，尤其是儿子，她时时惦记。一天，有个熟悉的老乡给她带信，说是老皮进步了，当上了伙夫班的班长。她很高兴，休息时间特意跑到野地里逮到一只野兔，剥了皮煮成肉汤，请全排同志喝。不久，又有人告诉她，说她儿子小栓又长高了，跟大人一样了，请她放心。她高兴得眼泪都下来了，找张纸片，歪歪扭扭写了几句话，请人家捎给儿子，要他注意安全，注意身体，听首长的话，完成好任务之类。
后来这张纸片转来转去，最后到了廖福青的手里。廖福青心情沉重，好几次都想把字条还给庞壮英，或者撕碎丢掉，最终还是没舍得，掖在了自己身上。
一九三六年八月，红军攻打岷县县城。皮国定往前沿阵地送饭时，被一颗流弹击中牺牲。消息传来，廖福青和连长商量，决定把这个消息告诉庞壮英。庞壮英听闻后，眼圈红了红，硬是没落泪。廖福青陪着她，过了好久，她才叹口气，开口道，队伍要是不来，皮国定早就死了，是红军救活的他，他这条命献给红军，值了。
又说，只要他不记恨我就好……
红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出征之时，队伍里有一千七八百名女兵。西路军失败后，这些女兵部分牺牲或失踪、失散，大部成为马家军的俘虏。
幸运的是，廖福青和庞壮英、王新平三人既没牺牲，也没有成为俘虏，她们换上男人的服装，用刺刀割去头发，趁乱逃了出来。
如果不是由于庞壮英身高力大，一路照顾，廖福青和王新平也许很难逃出来。三人一边乞讨一边赶路，沿着祁连山北麓的戈壁滩，一路向东走。她们的目标是，迎着早晨的太阳，向东，过黄河，到陕北。
一路上，敌人盘查很严，三人在一起目标大，廖福青提出，分开行动。需要一人打前站，庞壮英自告奋勇先走一步。一天，当她向一个牧羊的汉子问路时，那汉子一听口音不对，便吹响了口哨，唤出两条护羊犬，朝她猛扑过来……
西北这一带由于马家军的宣传，老百姓都视红军为洪水猛兽，所以见了外地口音的人，就会痛下杀手。庞壮英手无寸铁，加之连日饥饿，人已经没多少力气了。等到廖福青、王新平赶上来时，发现庞壮英被咬得浑身是伤，血肉模糊，一截肠子也被恶狗扯了出来，人已昏迷过去。
二人赶紧把庞壮英抬到附近的一个破窑洞里，替她包扎伤口。庞壮英醒过来后，说她很饿、很渴，催促二人出去给她搞点吃的，再弄点水来喝。两人只好出去找吃的喝的，等到返回时，却发现庞壮英已经把随身所藏的一块大烟土吞了下去！而这块烟土是突围之前，连里发给她当作路费使用的。
此时，廖福青看到，庞壮英脸色发青，口吐白沫，浑身搐动不止，呼吸困难，这正是毒性发作的征兆。廖福青和王新平赶紧往她嘴里灌水，指望她能把大烟土吐出来。庞壮英却把牙齿咬得紧紧的，撬都撬不开。廖福青把她揽在怀里，哭着说，大姐，你不该这样作践自己呀。
许久，庞壮英才断断续续吐出几句话，说，我这样子，好不了啦，活不成啦，你们别受我拖累，赶紧朝东走。停了停，又说，廖指导员，以后见到我儿子，就说他妈妈革命到底了……他叫丁小栓，在三十军八十九师当勤务员……
廖福青差一点把那张纸片掏出来——其实早在一年之前，丁小栓就牺牲了，连里的人几乎都知道，就是没敢把噩耗告诉庞壮英。此刻，廖福青想告诉庞壮英真相，但到最后还是忍住了，她流着眼泪冲庞壮英频频点头，请她放心，日后一定照顾好小栓。
天黑之后，廖福青和王新平在附近挖了个土坑，草草掩埋了庞壮英，廖福青还把那张纸片放在了她遗体的胸口上。
庞壮英至死都不知道儿子已牺牲了。
回到县里，我向党史办领导汇报了庞壮英一家三口的情况。党史办联合民政局，上报县委同意，在烈士陵园为庞壮英、皮国定、皮小栓三位烈士立碑。墓中没有什么遗骨或者遗物，只是一座空坟。
他们一家人活着时没能团聚，牺牲四十多年之后，终于在故乡团聚了。
苏三妹
天蒼坝的苏家，在北江算是颇为有名的大户人家，苏家有二百多亩良田，还开着油坊和山货铺，苏家大宅有二十多间瓦房，前后两进的院落，很是气派。主人苏炳龙是个开明绅士，在当地口碑蛮不错。
那时在我们北江，看男人有没有本事，不光看他的财产，还要看他有几个婆娘，按说像他这样的财主，有个三妻四妾，再正常不过。苏炳龙却只有一个老婆。而且老婆三年前去世之后，他也没有再娶。
苏家有四个孩子，两儿两女。多少年之后，人们都忘记了其他三个，只记住了老三苏三妹。
苏三妹大名苏见贞，据说她性格像男娃儿，调皮，小时候父母逼她缠脚，她闹着要跳江。长大一点之后，上树摘果，下河摸鱼，风风火火，搞得老人们直摇头。后来就有了“假小子”的绰号，没人叫她的大名，都叫她三妹，或者苏三妹。
她上面的两个哥哥苏见光、苏见亮，却像女娃一样腼腆。
早就风传“红匪”要来北江，一时人心惶惶。有钱人家更是坐卧不宁，因为他们要“打土豪，分田地”。苏家平时养着五个家丁看家护院，主要是防小股土匪。面对大股“红匪”，只有等死的份儿。苏炳龙合计再三，决定解散家丁，收拾金银细软，带上地契票据，携全家逃命。 可是他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却死活不愿走，说一个老婆子，黄土埋到脖颈根了，怕啥子哟！“红匪”来了，还能怎么样她？谁家没有个老人？再狠心的人，也不能对老人下狠手吧？
无论怎么劝说，老太太就是不挪窝儿。也不让全家人走，说外面兵荒马乱的，不太平。
五天后，一支红军队伍开进了天苍坝。
苏三妹把朱漆大门大大地敞开，请扛枪的人进来，喜欢啥就拿啥。她看到这支队伍与传说中的不一样，他们既不骂人，也不打人，更不欺负妇女。从家中拿东西，还要登记造册，有人监督，兵们的口袋也都是瘪的。
当晚，她的家变成了团部。
苏炳龙是个开明绅士，财产交了，地契烧了，田产商铺全都分给了穷户，被选为天苍坝苏维埃的主席。两个儿子经过动员，参加了红军，经过简单训练之后，编入作战部队。苏三妹当然不甘落后，成了天苍坝出来的第一个女兵，入伍时十三岁多一点。在她的带动下，两个嫂子进入红军被服工厂，也算是参了军。
两年之后，大部队撤离川陕根据地。这是一次搬家式的撤出，能带上的人，能带上的东西，尽量都要带上。
苏家几个孩子全参军了。苏炳龙可以留下，他奔六十了，年纪大，况且家中还有七十多的老母亲。小女儿苏见梅只有九岁，也需要人照顾。
老太太却不希望儿子留下。苏炳龙这两年在当地很有名望，都知道他为红军出力，得罪了不少财主，共产党一走，国民党回来，还能有他好果子吃？他们会剥了他的皮。
还有最小的丫头苏见梅，老太太也不想留，怕自己没了孩子没人照顾。
老太太只想留下三妹。
苏三妹前些日子运输粮草时，不慎摔伤了右腿，在家疗伤。如果她想留下，可以给上级打报告。
奶奶规劝三妹，人活一世，马跑万里，哪儿都不如家好！娃儿，留下跟我做伴吧。
但是，苏三妹还是决定跟队伍走，因为她是一名红军战士。同时她还私下认为，走是暂时的，也许用不了多久，红军还会回来。那当口，很多川籍红军都是这么认为的。
走前，她对奶奶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们都会回来的，你可要等着我们啊！
苏三妹就是没想到，这一去，离家越来越远，脚下的路，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苏家七口人，踏上了长征路。
腿伤未愈的苏三妹和父亲、妹妹一起，编入了被服厂，跟两个嫂子在一起，这样便于互相照顾。大部队渡过嘉陵江之后，向川西进发，路上的艰苦程度，一日甚于一日，大嫂卢慧萍、二嫂许美芹相继感染了疟疾，俗称打摆子。这个病发病急，病人头痛欲裂，高烧不退，胡言乱语，吃了东西就吐，浑身无力，行走困难。漫漫行军途中，缺医少药、冻饿交加、担惊受怕，病人生还的希望不大。据有关资料记载，红军长征途中，病死者里面，因疟疾致死的占相当大比例。结果，两个嫂子很快就掉了队，失散了。苏三妹和父亲没法顾及她们，不可能回头去寻找，只能咬紧牙关，拖着苏见梅勉强跟上队伍。
一天夜里，发生了一次遭遇战，队伍紧急突围。天亮后，苏三妹发现，父亲不见了。后来才有人告诉她，父亲在突围时中弹牺牲了。
这时，她身边只剩下九岁的小妹苏见梅。而这时候，见梅也生了病，一直拉肚子，没有药，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几天工夫，见梅就瘦得皮包骨，需要她背着走，而她的腿伤还没好利索，她才只有十五岁，加之每天吃不饱，路途坎坷，她似乎也坚持不下去了。
如果掉队，两个小姑娘，很难活下来。
见梅除了睡，就是哭，闹着要回家，找奶奶。苏三妹哄她说，我帮你找个老奶奶，让她照顾你。
这天，队伍行进到一个叫黑山的地方，苏三妹实在走不动了，苏见梅也病得快不行了，而部队第二天就要向茂县进发。宿营的地方有几户人家，其中一家有个老婆婆挺面善，苏三妹背上妹妹，敲开老婆婆家的柴門，请求老婆婆收养小妹。老婆婆看到小女孩病得很重，不肯收留。妹妹也不想留下，奋力哭闹。
她跪下给老婆婆磕头，还是没有用，老婆婆叹口气，闩紧了柴门。
第二天黎明，队伍出发。苏三妹把口袋里的一块干粮嚼碎，喂妹妹吃下，哄她睡着了，把她悄悄背到老婆婆门前，轻轻放下，从口袋里拿出最后一块干粮，放在地上，然后一瘸一拐地追赶队伍，不敢回头。
一九八三年，苏见贞老人终于打开话匣子，向我谈起那段伤心欲绝的往事。她说，我妹妹病成那个样子，我却丢下她，我好狠心啊！可我就是不丢下她，她也活不了多久……
我父亲的外公外婆就在天苍坝，也就是说，天苍坝是我奶奶的娘家。两家在一个村，想不沾点亲带点故都难，父亲和苏见贞老人是同辈，年龄也差不多。若论起来，我得叫她姑。
当面，我叫她三姑。
父亲活着时，我问过他，红军来时，你也不小了，为啥没参军呢？你要是当了红军，没准我们家现在也在北京、成都呢。
父亲告诉我，他那时害眼疾，一只眼睛看不见，就是想当兵，人家也不要。父亲又说，你不想想，我那时要是当了兵，十有八九就没了——没我，哪有你个龟儿子？
父亲说的大抵没错。
接着，他拿苏炳龙一家说事：七口人，只剩下一个苏三妹。
据我考证，苏家大儿子苏见光、二儿子苏见亮都没能走完长征，他们离家之后音信全无，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谁也说不清这兄弟二人到底在哪儿牺牲，葬在何方。还有他们的父亲苏炳龙，能够确定牺牲于川西地区，但是也不知埋在何处。两个儿媳妇，以及最小的妹妹苏见梅，到底当时病死了，还是改名换姓存活了下来，更是一笔永远的糊涂账。
我曾经试图说服民政部门和县领导，能否给苏炳龙及其两个儿子定个烈士身份。终因拿不到足够的证明材料，无法认定，最后只能作罢。
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苏三妹跟随大部队一路行军征战，爬雪山，过草地，没有掉队。但是，在翻越最后一座大雪山时，她突患疟疾，在生死线上挣扎。一天夜里，她高烧昏迷，什么都不知道了，天亮后被一阵急雨浇醒，睁眼看到，身边都是尸体，要命的是，队伍已经不见踪影。天上有成群的苍鹰盘旋，有的竟然落下来啄食人尸。 有一只老鹰飘落在她身边，似要啄食她。她用最后的力气扑向老鹰，把它压在身下，几口咬断了它的脖子，吸干了它的血。
过了这座雪山，往前走就是甘南的大草滩。掉队之前，人们都说，过了大草滩，就是哈达铺，那可是个热闹地方，有吃有喝，只要挺到哈达铺，都能够活下来。她顺着地上的脚印，咬牙挺着一步一挪朝前走，途中几次昏死过去，居然又都活了过来。不知过了多久，她摸进一个村镇，想必这就是传说中的哈达铺了。
奄奄一息的她，倒在村头一户人家的门前。再次醒转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火炕上。她被这户好心的人家给救了。将息了两个多月，身体渐渐复原，旧伤也养好了，她向主人提出，向北追赶队伍。面相憨厚的主人同意她离开，张罗着雇了一辆马车，送她北行。她千恩万谢，甚至于对主人一家有些恋恋不舍。
但是到达岷县境内时，厄运再一次降临。
苏三妹竟然被救命恩人贩卖到岷县姓马的一户人家，而要做她“丈夫”的那个人，还是个哑巴，足有四十多岁。
她性子烈，像疯了一样，拼命反抗，宁死不从，见人就踢，拿头撞墙。马家人只好把她捆绑上。怕她跑掉，一直用铁链子把她拴在屋里，不得出屋门半步。她还是想办法跑过两回，又都被追了回来。此后，怕她再跑，马家人干脆挑断了她一根脚筋，她成了真正的瘸子，想跑也跑不远了。
大约过了一年半，她生下一个女儿。
抗战爆发之后，当地成立了抗日政府，政府得知苏三妹的处境，不允许马家人再限制她的人身自由。苏三妹强烈要求放她走，她想返回家乡，她想奶奶了。哑巴男人心眼还算不坏，说通家人，同意放她走，当然不能带走女儿。马家人还给了她一點点盘缠。她忍痛丢下女儿，剪短头发，装扮成一个男人的样子，一路乞讨，用了差不多半年时间，终于回到故乡天苍坝。
曾经人丁兴旺的苏家大宅，此时已成为一片废墟，房屋全被毁掉，只剩下那两间破厢房。幸好，她的老祖母还活着。老太太张开臂膀迎接长征掉队归来的孙女，自己最疼最亲的那个孙女。老太太哭着说，老苏家，不会都死绝的，我得等一个活人回来，才敢咽气。
就这样，苏家七口人长征，苏三妹成为唯一的幸存者。她曾经走到了哈达铺，那里离陕北那么近，仿佛抬腿就能到。可是她最终没能到达陕北。她永远到不了陕北啦。
北江县解放那年，也就是一九四九年，苏三妹送走了老祖母。掐指一算，老太太竟然活了将近九十岁，她可能是天苍坝几十年来最长寿的老人。
那些年，苏三妹与祖母相依为命。老太太去世时，她也才不到三十岁。
土改划定成分时，因为苏家的宅院毁光了，田地也早就分给了穷人，她家只有一亩半的薄田，所以给她定了个贫农。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苏三妹在好心人的撮合下，结了婚，嫁给了邻村的一位民兵排长，未再能生育。
许多年里，苏三妹从不对任何人提起她长征途中的遭遇。我们党史办陆续搜集到她的一些情况，几次派人找到她本人，想当面了解核实清楚，然而她却三缄其口，总是说，忘了，都忘光了。
我以她远房亲戚的名义，以党史办副主任的身份，三番五次登门，一口一个三姑地叫，苦口婆心地做她的思想工作。她最终被我打动，这才讲起她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就是我上面所说的这些。我知道，她不会全都告诉我，她只讲了其中的一部分。
我说通党史办主任老刘，我们一起找民政局，找县领导，又多次向上级民政部门反映，强烈要求给苏见贞老人确定一个老红军的身份。头几年，因为政策上不允许，没有办成。
我们从党史办有限的经费里，拿出五百元钱，送给她补贴生活，她坚决不要。她只提了一个要求：当年她生下一个女娃儿，兴许现在还活着，能否帮她到甘肃岷县那一带找一找。这时候已经是一九八七年，她女儿如果还在世，应该是五十岁的样子。
我立即给岷县党史办和民政局、公安局写了信，没有下文。我不死心，亲自跑了一趟，按照她提供的几条线索找人——姓马、哑巴、家在岷县县城的南面、五十岁左右的女性、小名叫秋花。然而五十年的岁月，实在是太漫长了，我在那边找了又找，跑遍了岷县南边的十几个乡村，最终空手而归。
一九九六年，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在我们党史办的大力协调下，苏见贞老人的情况终于得到民政部门的重视，经过反复调查、甄别，她被确定为红军失散人员，成为重点优抚对象。我第一时间跑到天苍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
县里改建扩建了荣老院，给苏见贞分了套一室一厅的房子，她却不愿搬进来，非要住在那两间摇摇欲坠的破房子里，说她在这里经常能梦见奶奶、父亲、哥哥、妹妹，搬走了，她担心梦不到他们。我们反复做她的工作，她就是不搬。县里决定，帮她翻修一下旧房子，等翻修完了，再让她搬回来。她这才离开破房子。
然而还没等开工，一天夜里下大雨，旧房子轰然倒塌了。曾经气派不凡的苏家大宅，它留在世上的最后的踪迹，彻底消失了。
就在那天夜里，苏见贞老人在睡梦中辞世，享年七十七岁。
我们都认为，那一晚，她一定梦见了她的亲人们。
罗秀娥
当年凡是见过罗秀娥的人，都说她美极了——高高的个头，长长的秀发，白净的鹅蛋脸盘，深潭一样清澈的眼睛，小巧玲珑的嘴巴，不大也不小的脚板……在老人们的记忆之中，她简直就像个天仙一样。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罗秀娥是我们北江县最美丽的女人。
罗秀娥是罗坝人，罗坝在县境的最北面。她家里不穷，但也不算富，三间房，四亩地，一头牛，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个小康之家。红军过来后，打土豪打不着她家，分田地也分不着她家的。
红军盯上的，恰恰是她这个人。
罗坝不少男青年参军入伍，也有几个女娃子进了队伍。不断有人上门动员罗秀娥，她渐渐就动了心。可是她的父亲罗大才死活不同意，说女娃子当兵，到男人堆里混，怕没好下场。罗秀娥只要态度一坚决，老罗要么作势上吊，要么拿把菜刀作抹脖子状。 因为父亲的阻拦，她迟迟参不了军。
女大不中留，老罗两口子合计，赶紧给她找个婆家，嫁掉算了，免得惹是生非，招灾引祸。可是那年头，方圆百十里内有点钱的，都被红军打了土豪;嫁个穷鬼嘛，老罗实在不甘心——鲜花插牛粪上，哪个当父母的，也不愿意。
老罗只能盼着红军早点离开，好让女儿断了参军入伍的念头。
然而红军迟迟不走，老罗心急火燎的。
一九三三年底，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限三个月将川陕边区红军肃清。刘湘调集四川所有兵力共一百一十个团二十万人，分为六路进行围攻。这便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有名的反“六路围攻”战役。
仗越打越大，伤员下来的多，红军医院里住不下，村苏维埃的人找到老罗，希望他家接收一个伤员，当然不能白侍候，红军按月付给他家五块大洋。阻挠女儿参军，老罗已经给闹得有点灰头土脸，这回他得表现一下，于是他一拍胸脯说，要啥子钱哟，来我家住半年，我也管得起饭！
当然，钱还是照章收了。
伤员送到罗家，居然是个大官，团长！老罗虽然没啥子文化，但官衔大小还是能分清楚一些的，团长最起码不比县太爷小。
这让老罗很有面子。
渐渐地，摸清楚了，这位团长姓潘，大名潘之圃，湖北黄安人，放牛娃出身，孔武有力，气宇轩昂，打仗不要命，当兵没几年就干上了团长，战功累累，此时年仅二十五六岁。
潘团长的伤不太重，左肩胛上中了一枪，右大腿上中了一枪，子弹取出后，红肿还没有消退，需要每天上药、清洗、换纱布。老罗年轻时候跟一位叔叔学习过几天劁猪，懂一点兽医，照顾潘团长没有一点问题。他婆娘罗朱氏和女儿负责做饭，每天不是炖老母鸡、熬鱼汤，就是蒸腊肉、烧排骨，侍候得潘团长舒舒服服。
潘团长和老罗一家混熟了，经常讲他的战斗故事，讲得津津有味，惊险刺激，不仅老罗爱听，他婆娘罗朱氏和女儿也很快着迷。
一个多月后，潘团长养好伤归队去了。临走，潘团长冲老罗两口子行军礼致谢，眼含热泪，说罗叔罗婶是他的恩人，永生不会忘。
令老罗意想不到的是，女儿秀娥竟然和他好上了！
秀娥再度提出参军，跟潘团长走，跟红军走。并且誓言：生是潘家的人，死是潘家的鬼;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
老罗两口子彻底傻眼。老罗虽然身处深山小地方，但是国家大事还是知晓一点，晓得国民党厉害，共产党不行，如果女儿嫁个国民党的团长，他会欢天喜地的，而嫁个共产党的团长，他心里是很不踏实的。老罗有这样的想法丝毫也不奇怪，毕竟那时节共产党还很弱小，形不成多大的气候。女儿嫁共产党，成为“红属”，终归有杀头的危险。
因此，还想故伎重演。然而这回却轮到秀娥作势上吊，或者拿起菜刀作抹脖子状。罗朱氏抱住女儿哭天抹泪，劝老罗，既如此，不如认下这门亲吧，这都是命啊！
老罗叹口气，居然落了泪，背过身去，说，娃儿，随你去吧，各人有各人的命，你不后悔就好。
上级很快批准潘之圃与罗秀娥结婚。罗秀娥同时入伍，到红军医院当了一名护士。
在当时，就有人瞎揣测——潘团长因为看上罗秀娥，才到罗家养伤的。你想想，他堂堂一个团长，红军医院难道还盛不下他吗？但猜测归猜测，北江最美丽的女人罗秀娥嫁给英雄团长潘之圃，这个事实是无须考证的。
反“六路围攻”进行了十个月，虽取得胜利，但是苏区已面目全非，到处是荒芜的土地，逃难的人群，人力、物力、财力都损失极大，疾病流行。说到底，没法待了。红四方面军决定向川甘边境发展，同时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
这个时候，罗秀娥临盆待产。
说实在话，这个孩子来的可真不是时候。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孩子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
红军这一次是战略转移，也就是放弃这片根据地。这两年多，他们在川陕边，与川军可是结了大仇，他们一走，川军回来必然报复，凡是与红军沾边的，都会面临杀头坐牢的风险。老罗女儿嫁了个红军团长，树大招风，全县的人都晓得，他们两口子恐怕早就上了川军的黑名单。
老罗和秀娥商量，秀娥跟丈夫商量，之后，党组织希望老罗夫妇放弃家园，跟随红军大转移。像老罗这种情况的人，有很多，大多数选择跟上队伍。
老罗夫妇下决心跟红军走，他们随同各路勤杂人员，跟在突击部队后面渡江。可是，秀娥这时候还不能走，因为她即将生产，挺着个大肚子渡江，说生就生，那太危险了，生下孩子卸下包袱之后再走，是最稳妥的。
后来我们晓得，强渡嘉陵江战役进行了二十四天。仗打到第十八天的时候，罗秀娥生产了，是个男孩，大胖小子，太可爱了。潘之圃插个空从前线跑回来看望母子二人，满眼的爱意。他给儿子取名潘红亮，小名叫亮亮。产后的罗秀娥身体虚弱，小声问丈夫，孩子咋个办？潘之圃想了想说，一切听组织的。他停留不过五分钟，又火速返回前线，就没和罗秀娥说上几句话。
儿子出生，本来是件高兴的事，但却愁坏了罗秀娥。部队转移，按照惯常的做法，孩子要么送人，要么寄养——找个可靠的人家，留下一笔银圆，承诺革命胜利了，回来认领，云云。如此骨肉分离，生死两茫茫，簡直就像剜母亲的心，割母亲的肉——医院的同志抱走孩子时，罗秀娥肝肠寸断，痛不欲生，哭得死去活来。
收留小红亮的，是个猎户，住在很高的山上。前去送孩子的人回来没多久，猎户夫妇抱着孩子追来了——原来小红亮啼哭不止，发高烧，脸通红，嗓子都哭哑了，几次闭过气去，猎户夫妇担心孩子会死掉，良心难安，便又给送了回来，而且无论怎样做工作，他们就是不愿意再收留这个小病孩。
无奈，罗秀娥打算缓走几天，一边给孩子治疗，一边寻找新的人家。
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家收留一个小病孩，硬着头皮带走吧，前路迢迢，给部队增加很大麻烦不说，很显然孩子很难存活下来。犹豫纠结之中，罗秀娥一再拒绝领导让她立即转移的安排，她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一心只想等孩子病好，以便找户好人家收留他。 就因为这么一耽搁，她错过了撤离的时机。
战役打到二十四天时，该走的都走了，亮亮还在发低烧，罗秀娥决定带孩子上路。
他们最后一批撤离。不料想因为动作迟缓，在嘉陵江东岸，被川军邓锡侯部的一个团兜了屁股。这个团号称老虎团，很能打，这个团的团长凌耀龙率部冒死穿插，日行百里，成功截获一批红军的老弱病残。
负责保护这批老弱病残的一个连被川军打垮，分配给罗秀娥的两个战士阵亡。长征，罗秀娥只迈出了第一步。她往脸上抹一把黑泥巴，扯乱头发，然后紧紧抱住怀中的婴儿，祈盼上苍保佑，让她和儿子躲过这场灾难。然而，还是被抓住了。
母子二人被带到凌耀龙面前。凌团长原本想讯问出一点情报，然后把她押送军部邀功。可是一见面，他立马改变了主意。
他提出一个要求，只要她答应，不仅可以保证她们母子平安，而且给孩子治好病。如果不答应呢，后果很可怕——把红军小崽子丢嘉陵江里喂鱼。
罗秀娥脸色煞白。她蹲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
是罗秀娥的美貌救了她们母子。
不久，罗秀娥带儿子住进巴中的一座小洋楼，她成了凌耀龙的女人。准确一点说，她是他的外室，他在成都有正房太太。
她纯粹是为了保住儿子的性命——当然也是为潘家保留住这棵弱小的根苗，才忍痛忍辱忍恨委身给那个人的。如果不是这样，她作为红军女战士， 宁死也不会这么做。
凌耀龙对她和儿子还算不错，有空就回到巴中小住几日，一点不嫌弃她曾是红军团长的老婆。为安全起见，她改了名字隐居，从不抛头露面。据我后来考证，红军此时已把她列为失踪人员，在川西征战的潘之圃团长认为妻子已经牺牲，儿子亮亮也没了，情绪低落了好一阵子。
如果不是后来爆发了抗日戰争，罗秀娥和亮亮的命运将会是另一种样子。日本鬼子占了东北，占了北平，又挥师进攻华北，国家危亡悬于一旦。远在西南一隅的川军中的铁血男儿誓言抗日，老虎团团长凌耀龙写了份血书呈交给邓锡侯和刘湘，要求率部出川抗日，愿意慷慨赴死。得到批准后，龙部随川军主力远征三千里，一九三七年底到达河北娘子关，与日军血战竟日，凌耀龙团全军覆灭。
好长一段时间，罗秀娥（虽然改了名字，我还是这样称呼她）并不知道男人阵亡的消息。一天，两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突然闯进她住的小楼，不由分说，把她和孩子赶了出去——后来得知，人是凌耀龙在成都的大老婆派来的，凌活着时，那女人不敢对她怎么样，凌一死，还客气啥？大老婆都是这么对付小老婆的。
幸好她平时攒了一点私货，用那笔钱在城中租了两间小房子，母子二人过上无人打搅的日子。但是积蓄毕竟有限，坐吃山空，三年后，那点钱花光了，房东往外撵人，她央求人家再宽限几日，她出去做工挣钱。房东见她姿色颇佳，一点不输未婚女子，遂提出，给她介绍个有钱的朋友。她不干，房东便吹胡子瞪眼把娘儿俩赶到了大街上。
两人在大街上流浪，偶遇两个地痞流氓挑衅欺负。斜刺里冲出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三拳两脚打趴下那两个流氓，救了二人。她千恩万谢。那人说自己是北江人，来巴中办事，姓刘，名德福，是北江保安大队的队长，如果需要，愿意给她提供帮助。
你可能猜出来了，这个场面是那个姓刘的人一手导演的。的确是这样，房东想把罗秀娥介绍给刘德福，没有得逞，刘德福垂涎她的美貌，便使用这个手段，试图达到目的。
走投无路的罗秀娥携幼子悄悄随刘德福回到北江县城。当然，她这回做的，仍然是人家的二房。
据我后来考证，这个时段，八路军晋冀鲁豫部队某团团长潘之圃，在与妻子罗秀娥失联八年之后，终于接受了一位女文工团员的爱情。
罗秀娥再次改了名字，她叫什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坚决不同意老刘给儿子潘红亮改名换姓，红亮只要活着，就得姓潘。
刘德福手下的保安大队，主要任务是维持地方治安。穷山恶水出刁民，我们大巴山那个地方，历史上就以土匪多而闻名，各个山头都有盘踞的“好汉”。红军来了后，匪患基本肃清;红军一走，土匪又像乞丐身上的虱子一样，越生越多。十四年抗战，日本人没到过这个地方，共产党也没来这里发展，保安大队的对手主要是土匪。刘德福剿匪有功，抗战胜利那年，擢升副县长。
刘德福在副县长的宝座上仅仅坐了三个月，就遭到了土匪的报复，他的仇家实在太多了——一天晚上，他喝了酒，摇摇晃晃到罗秀娥这儿来就寝，掏钥匙开门时，被人从后面打了黑枪，他当场死亡，跟随他的两个护兵一死一伤。
失去靠山之后，罗秀娥特别想找一户好人家，过正经日子，而不是像当初“嫁”给凌耀龙和刘德福那样，是极其无奈之下的选择。她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亮亮拉扯成人，将来把孩子交给他的亲生父亲潘之圃。亮亮这时候已经十岁多一点了，虽然吃穿不愁，但因为整天跟着母亲担惊受怕，惶惶不安，发育不良，身不高体不壮，很瘦弱的样子，而且不爱说话，夜里老是突然惊醒，一身冷汗。
一九五〇年春天，罗秀娥因为数次改名换姓，她的真实身份已经无人知晓，加之她乐善好施，和寨子里的人相处很好，大家对她很友好，还把她介绍给牛头寨最老实憨厚的佃户秦万里。
就这样，罗秀娥最终成为农民秦万里的妻子，她这时的名字叫余秀珍。
当然，潘红亮绝对不能改名换姓。
大约一九五六年春天，一辆吉普车沿着险峻的盘山土路，开到牛头寨外面停下来，车上下来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朝秦万里家走去。许多年之后，我们党史办才搞清楚，这个人是潘之圃。
一九五五年授军衔时，在华东某省担任省军区副司令的潘之圃被授予少将军衔，罗秀娥不知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给他写了一封信。次年，潘之圃借来成都开会的机会，转道北江，来到秦万里家。据传罗秀娥没有让他进屋，隔着门缝和他说话，告诉他，她把他的儿子养活养大了，为了亮亮，她尽了全部所能，希望他把儿子带走。 另外他们还说了些什么，无人知晓。
不久，潘红亮果真去了华东某省的省城。但是仅过了半年多，红亮又回来了。红亮这时候已经二十一岁，却一点不像他的亲生父亲，他胆小怕事，生性懦弱。据说他在父亲的新家住着不习惯，父亲和后妈又生了三个孩子，两儿一女。他和他们不合群。
潘之圃后来再也没有到过牛头寨。红亮好像也没有再去见他的亲生父亲，他一直住在寨子里，娶妻生子，为两位老人养老送终。
一九七三年前后，县里为我们党史办配了一辆212北京吉普，司机是个年轻小伙，姓胡。小胡和我们混熟后，告诉我们，他的舅妈就是一位失散的老红军。当时武斗虽然不搞了，但是工作还远远没有走上正轨，加上我们这里到处都是失散的老红军，所以他的话没人当回事。
直到有一天小胡告诉我，他舅妈原来的名字叫罗秀娥，年轻时嫁给过红军的一个团长，后来失去联系，最后才嫁给他的舅舅秦万里。我不由得一愣。小胡又说，他舅一个老光棍，又穷又丑，能讨到那么漂亮的婆娘，一辈子感激政府呢。
我心里记挂这件事，想找个时间去牛头寨看看。可是一忙再忙，单位天天组织政治学习、开批判会之类，忙起来就把这事往脑后丢。秋末，终于争取到一天时间，车也要好了，可是偏又赶上大雨，到牛头寨的路本来极难走，遇雨山区塌方很可怕，只好作罢。
好像是一九七四年九月份，我突然想起这件事来。小胡告诉我说，他舅妈已于春天去世，舅舅上个月也走了。
我有些发蒙。随后，我们还是赶去了，爬了一个很高的坡，来到秦万里夫妇的坟头前，摆上三个苹果，鞠了三个躬。
我记得坟前立了一块粗石碑，上面刻着“父秦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