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龙是一个嵌合体，部分来自生物进化，部分是人类的作品：由艺术家、科学家以及技术人员共同创作完成，贯穿现场发掘、实验室研究、博物馆陈列的全过程。如今，这些恐龙骨架已经成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重要藏品，然而，它们更像是混合媒介雕塑，由各种元素拼凑而成，除了恐龙骨骼化石外，还有石膏、金属、油漆等材质。
　　当站立在这些庞然大物脚下时，比如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里叫作Sue的霸王龙展品，人们很难分辨哪些是历史遗留，哪些是当下的人工制品。
　　至此，史前生物史终结，人类想象起航。

想象的产物

　　恐龙研究无法通过实验完成，因此，科学家们不得不对化石记录的信息进行解释。然而，这些化石通常是残缺而杂乱无章的。恐龙首次被发现时，出土的化石只包括几块骨头和几颗牙齿。随后不久，较完整的骨架开始被发现，但是其中不少碎片和其他材质混杂在一起，需要甄别。而且，它们还常常在石化作用的巨大压力下，发生垮塌与变形。
　　古生物学家若想将它们复原成真实鲜活的动物，不得不付出极大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除了倚赖现有的证据，还需要推理、判断和想象力。
　　從某种程度上来说，恐龙就是想象的产物—它们的形象反映了发掘、研究以及展示时所在时空的特点。复原恐龙的古生物学家们，往往会受到他们所熟悉事物的影响。
　　19世纪中叶，英国解剖学家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以大象等厚皮动物为原型，而早期的美国古生物学家则把袋鼠作为解剖学指南。直到20世纪初，恐龙才被视作是庞大而笨重的史前生物。最近，许多博物馆为了更好地反映当下人类对恐龙的新认识，再一次彻底更换了馆内的恐龙陈列品：它们像鸟类一样，行动敏捷，具有复杂的社会结构。

　　恐龙来自人类尚未存在的世界，但同时也是人类历史的产物。

　　可见，恐龙同时处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间机制：它们来自人类尚未存在的世界，但同时也是人类历史的产物。
　　第一批恐龙化石，是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国被发现的。1841年，英国解剖学家理查德·欧文爵士将它们命名为“恐龙”（Dinosauria）。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更多的恐龙化石被发现，同时出土的还有鱼龙、蛇颈龙等其他大型史前生物。此时的恐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过多关注。
　　到了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情况出现了转变。美国西部关于恐龙化石的一系列新发现，激发了美国人的极大热情，从此，恐龙名声大振，尤其是20世纪初期，它们的化石残骸被复原成完整骨架，独立地陈列在城市博物馆。

　　恐龙在美国备受瞩目，一方面源于化石本身：许多人认为美国恐龙比欧洲的更大、更壮观。但事实证明，美国拥有着接受这类生物的更好“环境”，可以使它们逐渐“发展”成持续吸引博物馆参观者的令人惊叹的“史前巨兽”。

“形象代言人”

　　美国历史上的镀金时代（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是重要的经济发展时期，以摩根大通（J. P. Morgan）为代表的金融精英和以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为代表的实业家，逐渐获得了经济权力和社会影响力。他们操控下的美国政治经济，从一种不受约束和高度竞争的自由资本主义形式，过渡到由大企业主导的更具管理性的经济。
　　这个过程具体而深远地影响了美国古脊椎动物的研究实践，美国西部出土的恐龙也成为科学的象征。不仅恐龙反映了当时盛行的痴迷于庞然大物的潮流，而且古生物学科本身也受到了该时期出现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体制的深刻影响：这些大型博物馆采取公司化的结构，实行官僚化的组织管理。
　　恐龙进入公众视野，正值美国向全球工业强国转型的时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美国经济已实现连续的高速增长，总量已超过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总和。恐龙的庞大体量，使其天然地成为世界霸主美国的“形象代言人”。
　　恐龙化石在美国西部的陆续发现，使美国成为古脊椎动物科学的世界中心。这门学科在当时仍属年轻，但对于一个尚未完全摆脱内战血腥阴影的民族来说，它颇受欢迎。企业精英们很快就将恐龙作为他们国家最具代表性的灭绝生物。恐龙象征着美国的经济实力和财力，是其独特历史和光明前景的物质证据。
　　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美国资本主义也危机四伏。频繁的金融恐慌和经济萧条，成为当时人们挥之不去的梦魇。经济生产体制备受争议，一种革命的气息弥漫在空中。这让当时的社会精英群体产生了广泛的道德恐慌：他们担心激进的移民和劳工领袖，以及这些群体传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会摧毁整个工业经济体制。因此，富裕阶层组建了武装力量，修建了堡垒，来抵御潜在的社会反抗势力。与此同时，社会精英也变成了狂热的慈善家，期待用“博爱”让劳动者感受现代文明的最高成就，从而提升素养、陶冶情操。他们通过创立非营利机构，以证明资本主义不仅仅是竞争性的，还可以是利他的：它是为了全体人类的利益，而不仅仅是少数富人的权益。

　　除了创办大学、图书馆、音乐厅和美术馆之外，像卡内基这样富有的资本家，还创建了自然历史博物馆。自然历史在当时既是流行的休闲内容，也是虔诚的资助项目，并逐渐成为富裕阶层向参观者炫耀自身慷慨行为的有效手段。
　　在自然历史的所有分支中，恐龙古生物学在慈善投资领域具有格外的吸引力。恐龙可以让他们建造大型的展厅、陈列壮观的展品、吸引众多的游客，从而得以传达这样的理念：工业资本主义除了制造利润之外，还能产出真正的公共产品。
　　参观一场震撼人心的恐龙展览，也许就能认同慈善家的宣言：工业资本主义由于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它真正开启了人类财富的法门。

中华龙鸟

　　虽然，科学被认为是独立于市场之外的、拥有更高使命与自主性的领域，但是，科学从根本上摆脱市场操控的可能性，依然备受怀疑。
　　镀金时代的古生物学家，并没有意愿要与慈善家达成利益交换协议。他们坚持捍卫自身学科的研究自主权，要求获取的资助资金不带有任何明显的附加条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反而让慈善家们对古生物学越发感兴趣，因为他们急切地想要让自己摆脱工商业“大佬”的形象。就这样，双方反而结成了互惠互利的战略联盟：古生物学家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而富有的资本家则可以声称自己是真正的利他主义者。毕竟，投资一个在人类文明出现之前就已经彻底消失的“失落的世界”，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利他精神呢？
　　近几十年来，学界和大众对古脊椎动物科学的热情已经下降，但如今，也许我们将要目睹恐龙的复兴。此前，人们关于恐龙的想象来自美国西部的发掘，而今天，最壮观的恐龙化石来自中国。
　　同时，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观点：现代鸟类是恐龙的直接后代，就像人类是灵长类的代表一样。这意味着鸟类就是现代恐龙—恐龙没有灭绝。如此一来，所谓的非鸟类恐龙几乎都要被重新想象。当代古生物学家们并不认为恐龙是无趣、迟钝而孤独的远古生物，相反，它们是活跃的群居动物，通常覆盖有色彩绚丽的羽毛。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位农民在中国东北辽宁省发现了一只小恐龙的化石遗骸。该标本有众多特别之处，但古生物学家对其中一个特征表现出格外的兴趣：一条由背脊一直延伸到尾端的细小羽毛凸起。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羽毛完整的恐龙化石，引起了巨大轰动。

　　有些恐龙已经具备高度社会性了，它们可能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家庭结构。

　　中国对于古生物学来说，犹如19世纪末的美国，将给该学科带来诸多革命性的发现。
　　该恐龙被命名为“中华龙鸟”。此后的若干年中，大量的恐龙化石在辽宁陆续出土，其中一些保存完好。科学家们甚至都可以从中推断出恐龙羽毛的颜色，这完全颠覆了之前人类关于恐龙的认知。正如古生物学家马克·诺雷尔（Mark Norell）最近所说的：“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确凿的证据，证明恐龙的形象是毛茸茸的、色彩斑斓的，而不是之前通常被描绘成的乏味的鳞片动物。”
　　羽毛化石的出现，甚至改变了古生物学家关于恐龙行为的认知。许多像中华龙鸟这样的恐龙，羽毛虽然颜色鲜艳，但结构相对简单，并不具备飞行所需的空气动力学特性。因此，人们现在普遍认为，复杂的或“羽状”的羽毛，是为飞行目的而完成的二次进化。起初，羽毛很可能只是为了调节温度和伪装，以及作为一种信号机制来实现交流和吸引伴侣。
　　这进一步印证了那个革命性的观点：恐龙并不只是孤独的巨兽，至少有些恐龙已经具备高度社会性了，它们可能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家庭结构。
　　将当代中国与美国的镀金时代进行类比，几乎成了陈词滥调。没错，正如美国在19世纪末所发生的那样，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快速的工业化革命，经济的爆炸性增长像极了当年的美国。
　　10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全球经济正处于一个截然不同的发展轨道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亚洲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工业中心的出现。人类对效率的追求，促使垂直一体化企业在20世纪初兴起，同时也导致了在随后的几十年间，小型、快捷和更具适应性的初创企业后来居上—它们带来的破坏性创新，已经侵蚀了严重官僚化的大型企业的利益。
　　难怪，恐龙在人们的想象中，已经从史前笨重的庞然大物转变为敏捷、聪明和高度社会化的生物，它们通常披着五彩斑斓的羽毛，其中大多都来自亚洲，而非北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