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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人口迁移对区域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以江西省为例，对中国历史时期内四次大规模人口迁移：永嘉、安史、靖康三次战乱导致的人口南迁和明清时期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进行研究，分析其与江西儒学、宗教、商业、方言等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及传播之间的联系，得出人口迁移对区域文化发展的影响规律。
[关键词]人口迁移;文化发展;文化传播;江西文化;历史人口南迁
[作者简介]刘晓丹，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地方文化、汉语方言;（江西吉安 343009）徐兴蒙，北京交通大学学生，研究方向为城乡规划、区域文化。（北京 100044）
人口迁移始终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其出现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受自然灾害、战争动乱、人地矛盾等因素的影响，百姓为谋求更好的生存环境而自发地向相对宜居的地区迁移;二是统治者为实现各地区的均衡发展，稳固政权而强制或引导人口向密度低的地区迁移。人口的迁移与区域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人口的定居使地区文化产生，而人口的流动又将文化带入其他地区，形成两地文化的交流与冲突、碰撞与融合。在古代信息传递不便的时期，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对文化传播的影响尤为明显。江西历史上发生了四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人口数量从初期的少量，经过多次人口的迁入后逐渐增多至饱和，再向外迁出，最后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伴随着历次人口迁移，江西地区文化发展经历了启蒙与兴起、高速发展、达到鼎盛和向外输出四个阶段，由此印证古代人口迁移对区域文化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
一、江西史上人口迁移与文化发展概况
江西处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先秦时期属吴、楚两国交界处，有“吴头楚尾”之称，因其远离政治中心，人口较为稀少。自秦汉时期始，江西地区有少量外部人口迁入，但人口密度仍远低于中原。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大量人口南迁，江西北部作为迁入地之一，人口有了较大增长。唐中后期，江西人口数量在全国已居中等水平，此后的安史之乱和北宋靖康之耻导致的两次大规模北人南迁使得江西人口数跃居全国前列。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地矛盾日益凸显。南宋时，江西人口开始向江淮、两湖地区迁移，而南宋末年的元军南侵又促使了江西人口向广东、福建迁移。自明朝初期至清中期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中，江西上千万人口向西迁移，进入湖广、四川等地。
先秦至明初，江西人口数量一直呈增长趋势，其主要增长原因为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导致北方移民迁入江西。而三次人口的输入对江西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永嘉之乱前，江西人口数量少，且多为百越之民，时常发生的“山越暴动”表明当时的江西还处于相当落后的阶段，与中原高度发达的文化相距甚远。东晋政权的建立以及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大大改善了江西文化发展水平，儒家思想的普及，佛、道宗教的发扬使得江西地区与中原文化接轨，江西进入发展的起步阶段，由曾经的“尚为边郡”“制羁縻蛮越”之地转变为“南开六道，通途五岭，北导长江，亦一都会也”。安史之乱至五代十国期间的人口南迁则将江西文化从两晋隋唐的兴起阶段推进至高速发展阶段，书院的产生对江西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到了北宋末年，靖康之耻导致的人口南迁将江西的文化发展推向了顶峰，众多江西籍文人名士的涌现一直延续至明清。在明朝，“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说法甚至在朝野上下广为流传。宋末元初，江西人口达到顶点，元军的南下促使人口向外输出，广东客家民系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而明初的“江西填湖广”移民运动中，江西人口大量外流，江西文化也随着众多的人口向外传播。
二、人口流入带来江西文化的兴起
从先秦至秦汉时期，江西地区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较为缓慢。其原因主要为江西远离中原经济、政治、文化中心，除赣北豫章郡治南昌及柴桑（九江）、鄱阳等地外，其余地区多为未开发状态，人口稀少，且以南方百越蛮族居多。该时期，江西出现的名人也仅有寥寥数人：吴芮（历史所载江西第一人，秦鄱阳令，参与反秦斗争，被汉高祖封为长沙王）、徐稚（《滕王阁序》中下陈蕃之榻的徐孺子，时人称其“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南州高士”）。
三国两晋时期，江西人口开始出现快速增长。江西在三国时属东吴扬州，在两晋时属江州，由于政治中心转为南方的建康（南京），加之西晉永嘉之乱大规模的人口南迁，江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北方先进的文化也随着南迁的人口进入初期文化发展十分贫乏的江西。而之后的隋唐和两宋，以安史之乱和靖康之耻为代表的两次战乱导致的大规模人口南迁又进一步加速了江西的发展，其人口数上升至全国前列，文化的发展也十分迅速。宋朝的江西，已然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文化高地。
（一）永嘉之乱后江西儒释道文化的兴起
1.衣冠南渡
西晋末期，匈奴屡屡进犯中原，永嘉五年，洛阳城陷，匈奴大肆抢掠，晋怀帝及众多大臣被掳走。北方地区经过“八王之乱”和匈奴的入侵，变得破败不堪，加之饥荒和南下军队的侵袭，中原数以万计的百姓纷纷向南迁移。司马睿称帝建康，东晋建立后，作为政治中心又无战乱的江南成为了大批中原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当时“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此外，建康以西的豫章（南昌）、武昌等地也成为了接纳南迁百姓的重要地区。自西晋起，北人南迁的浪潮一直持续到南朝方才平息，人口的南迁加速了南方的发展，就江西（晋称江州）而言，江州凭借其优越的气候条件及长江航道便利的交通，吸引了较多移民，当时“流人万计，布在江州”，江州因为众多移民的迁入，与荆、扬二州并称长江中下游三大经济中心。
2.儒学的传入
两晋时期是江西儒学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兴起阶段。自中原南迁的百姓中，存在很大一部分的士族，他们作为当时的知识精英，将儒学传入当时尚处于蛮荒之地、对儒家思想所知甚少的江西，对江西文化的启蒙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外来士族进入江西后，由于大多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对儒学推广的影响力也相对较大，因此，儒学思想开始在江西广泛传播。山东昌邑人虞溥迁至鄱阳后，“大修庠序，广招学徒”，鼓励当地百姓勤奋求学，培养高尚的品德，对后世江西的儒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河南陈留人范宣学识渊博，在豫章大兴儒学，吸引了远近地区众多学者前来拜访请教，一时“讽诵之声，有若齐鲁”。豫章太守范宁、内史张绾、江州刺史王羲之等外来官员对当地的教育十分重视，大规模办设学堂，在各地招收学生，江西儒学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的盛况。以陶渊明、翟汤为代表的浔阳三隐和翟家四世也在北人南迁的时间段内出现，成为了江西两晋南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人。
3.佛教、道教的发扬
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并在三国时期广泛传播于江南各地。佛教最早在东汉中晚期由西域僧人安世高传入江西，他在洛阳翻译经文后游历江南，经浔阳、庐山后抵达豫章，并在豫章城北建东寺以弘扬佛法。东吴赤乌十年，江西庐陵、泰和、信丰、瑞昌等地开始出现寺院，佛教在江西地区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
两晋及南北朝时期，人口的南迁同时也携带着佛教文化的南下，赣北经济发达的南昌、浔阳及鄱阳成为佛寺最为集中的区域，江西佛教的发展迎来了一个高峰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高僧慧远及其建立的庐山东林寺。东晋末年，北方战乱不已，慧远南下荆州，不久战乱波及荆州，慧远一行便打算前往广东罗浮山。途径九江庐山时，“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又遇师兄慧永已在庐山西北香炉峰建西林寺，于是，在江州刺史的支持下，慧远在西林寺东建起东林寺，并以东林寺为中心传扬佛教思想。慧远高僧在庐山共居住36年，直至圆寂，其所创净土宗为佛家八宗之一，而东林寺作为慧远高僧传道之地，也成为了中国南方佛教的两大中心之一。此后，江西佛教文化便以庐山为中心，向周边传播，弋阳、临川（抚州）、庐陵（吉安）等地的佛教文化也逐渐兴盛。
江西作为道教产生及兴盛的区域，早在东汉年间，便有道士葛玄在樟树阁皂山、南昌西山、铅山葛仙山等地活动。公元90年，第一代天师张道陵来到信州云锦山修道炼丹，“丹成龙虎现”，便为此地起名龙虎山，之后，张道陵前往四川传播道教。至东汉末年，张道陵之孙张鲁占据西川，被曹操击败后带到邺城。西晋永嘉年间，张鲁之子、第四代天师张盛自北方南迁，重回江西龙虎山，振兴道教，“四方学者千余人”，龙虎山也成为道教正一派祖庭。此外，许逊、陆修静等人在江西的活动，对道教文化的传播也起到了较大作用。
（二）安史之乱后江西书院与名人文化的兴起
1.隋唐五代时期江西的移民
隋唐以前，江西虽然经过了两晋时期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但接纳的移民不多，人口数量仍处于较低水平，经济发展落后。唐初张九龄对赣南大庾岭梅关古道的开辟使得大运河—长江—鄱阳湖—赣江—珠江通道成为了连接全国南北的交通干道，至此，江西的经济、文化开始得到迅速发展。中唐时期安史之乱的爆发，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当时“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江西“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地理位置及其缺少战乱、土地广阔等优越条件吸引了大量北方移民的迁入。不过，由于交通影响，大多北方移民只由赣北鄱阳湖沿赣江南下，分布于江州（九江）、洪州（南昌）、吉州（吉安）、饶州、信州（上饶）等地，而赣江支流的袁州（宜春）、抚州及南端山区的虔州（赣州）迁入移民较少。五代十国时期，江西属南唐，由于各国之间战乱频发，而江西处于南唐后方，相对稳定，故得到了长期稳定的发展。五代十国后期，后周攻打南唐，直逼金陵（南京），南唐中主李璟迁都南昌，由后主李煜留守金陵，前往南昌的队伍“旌麾会仗司卫，六百军司，凡千里不绝”。大量江浙官员、文人的到来使江西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地位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2.書院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书院出现于唐中晚期，由于时局动乱，官办学校逐渐衰败，不少文人选择隐逸山林，讲学教授，至此，招生教学之风日益兴起。
自六朝以来，大量的北方移民使得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唐朝时期，江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已不亚于北方，此时江西地区的文化也呈现出与周边地区同步发展的态势。安史之乱前后，江西地区相对安定，社会经济文化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以书院为主的私学开始产生并增多，并大有超越官学之趋势。唐朝末期，江西有桂岩书院、东佳书院等书院近十所，及至五代，因南唐文化十分发达，时人称“五代之乱也，礼乐崩坏，文献俱亡，而儒衣书服盛于南唐”，江西书院新增近十所，为各地之最。中唐至五代，江西书院的创建多与北方迁移入赣之民有关。南迁的大家族对文化的传承十分推崇，而文人则将传道授业为己任，他们大量建设书院，兴办教育，使得江西的文化发展在全国范围内跃居前列。北宋统一全国后，江西书院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书院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快速的增加，随着当地文化的发展，书院的教学质量也有了显著的提升，以至于其学生招收范围已不限于本地，更有白鹿洞书院之类的著名书院，甚至向外省招收学子。
白鹿洞书院为江西书院文化之代表，为中国四大书院之首。唐德宗贞元年间，中原名士李渤来到庐山五老峰南麓隐居读书，因其养一白鹿，颇通人性，当地居民奉其为神鹿，李渤所居之处便称白鹿洞。李渤任江州刺史时，对白鹿洞进行精心修缮，自此，白鹿洞成为庐山名胜，常有各地文人前来聚会修学。至南唐，李氏朝廷在白鹿洞建立庐山国学，与金陵国子监齐名，同时也作为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的修习之所。北宋初年，已废弃的庐山国学被改为白鹿洞书院，并成为当时江西文化的高地，北宋末年，书院由于战事被毁，于南宋初由理学大师朱熹重建，并一直延续至清末。
3.科举、名士与文化发展
江西书院自中唐产生，直至明清，数量一直居全国前列，北宋、南宋、明三朝更是居全国之首，书院数量的增加对江西名士的大量涌现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唐末北人的南迁则是江西书院及文人数量激增的主要原因。据统计，唐安史之乱前后，江西科举进士数量分别占12%和88%;到了北宋，江西进士数量已从唐代65名直线上升至1729名，占据全国的十分之一。此时的江西已充分吸收北方先进的文化，并将其发扬，成为了全国范围内文化发达的区域。唐前期及后期，唐和北宋两朝进士数量相差如此悬殊，表明唐朝江西文化处于落后地位。即使北宋初年，江西人晏殊因考取进士被宋真宗任命要职，寇准仍以“殊江外人”劝阻。由此可见，江西至少在北宋初期，还处于落后的发展状态，受到中原地区的轻视。及至北宋中后期，江西开始成为文风鼎盛之地，这与人口的南迁有着必然的联系。众多北方移民的迁入，加速了江西文化的发展，先进文化的传入及众多书院的开设，大大增强了江西学子考取功名的竞争力，江西朝中宰执的数量也开始增多，杨万里不禁感叹“观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 江西名士的数量与科举进士数量的增长呈现相同趋势。以唐代作为分界，之前只有徐稚、陶渊明等寥寥几人，而自北宋起，欧阳修、王安石、晏殊、文天祥、曾巩、黄庭坚、朱熹、陆九渊、杨万里等大量名士开始涌现，这与唐末人口的南迁有着重要的联系。首先，人口的南迁使得江西人口总数上升，而名士的数量也随之增加;其次，江西众多历史名人的先祖大多由北方迁入，或避战乱，或为官江西，且时间多为唐末五代时期;另外，江西地区受到北方移民的影响，文化的迅速发展也对本地名士数量的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人口流出催生江西文化的传播
（一）靖康之耻后江西客家文化的传播
1.两宋时期江西人口的迁移
北宋的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长期混乱的局面，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江西的区位优势日益凸显。随着统治者对南方大面积土地的统治管理加强，江西境内鄱阳湖—赣江航道以及联通岭南的赣南地区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便利的交通、宜人的气候使得“洪州所领之地赋粟输于京师为天下最”，充足的粮食、发达的经济文化促使江西人口快速增长，成为了当时仅次于两浙的富庶之地。北宋靖康元年，金兵攻入开封，次年，掳走徽、钦二帝后北返。同时，赵构称帝，迁都临安（杭州），文武百官及大量百姓随之向南迁移，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此后，中国南方人口已全面超过北方，占总人口的60%以上，而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等靠近都城临安的区域人口密度又高于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及四川等地。
江西人口数自北宋起，开始大幅上升，南宋初期，由于金兵南下，高宗带领皇室及文武百官南逃，高宗与军旅退往浙东，隆祐太后携百官、宗庙退至洪州经吉州一直南逃至赣州，大量人口自赣北涌入江西各处，时人称“东北流移之民，布满江西”。众多移民除了前往赣北、赣中等已开发较充分的平原地区，也进入边缘山区进行建设，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赣西、赣南的土地开发。等到南宋政权逐渐稳定，江西凭借其紧邻临安的区位优势，人口继续增长，并开始出现人口密度过大而土地不足的情况。南宋中后期是江西人口外迁的一个重要阶段，由于人口密度过高，导致“江东、西无旷地”，江西百姓向人口密度低的湖南、湖北、淮南等地迁移，而宋末元朝军队的南下导致南宋官民继续向南逃避，经江西赣江，越过大庾岭、武夷山进入广东及福建。
2.赣闽粤客家文化的融合
宋时，广东是江西人口迁入的主要区域之一，据统计，迁入广东的移民多来自东南各省，且以江西为最，占有46%。南宋中后期，江西人口过多而南部的广东则人口稀少，宋孝宗曾问饶州知州：“广南田可耕否？何不劝诱鄱阳近地大郡”。此后，元军的南下也促使众多江西百姓南逃至广东。南下的江西百姓中，也包含着许多赣南客家先民，他们与福建汀州的客家人一同进入广东，在粤东北地区与广东原有客家先民交汇，形成了赣闽粤三地客家文化的融合。
早在永嘉之乱和安史之乱时期，不少北方移民便南下进入赣南、闽西地区，他们将中原文化带入赣闽边界，与当地文化进行融合，成为客家文化的起源。而宋末元初，宋帝逃至广东，文天祥、陆秀夫等人在赣闽粤边界山区抵抗元军，致使当地众多客家人继续南迁，进入广东东北部。五代时期，已有少数客家先民进入粤北，但由于人数过少，在当地并没有形成自身独特的属性，影响力也很小。到了宋末，大量的贛、闽客家人的迁入，增大了客家人在广东地区的比重，其影响力也逐步增加，正是此时，客家民系正式形成。而之后的明清时期，受满族南下及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又有一批客家人南下广东，进而前往台湾、海南等地，进一步加强了客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二）明清江右商帮与赣文化的传播
1.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先秦至秦汉再到西晋，中国的政治中心都在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的发展十分落后，而湖北因为其相对靠近中原，发展较好，湖南居于湖北正南，在秦汉时期，连接咸阳的驰道与长沙国的设立对当地发展十分有利，而江西则紧邻吴越，经济、文化发展都最为落后。自东晋建都建康起，经济重心南移，江西的区位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此时江州（江西省）的发展已经与荆州（两湖地区）相当。唐宋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以及江浙地区的迅速发展，江西经济、文化的发展已逐步超越湖广，政治地位也得到显著的提升，洪州作为当时江南西道的治所，统领赣、湘、鄂、皖共19州，成为江南地区重要的城市。元灭南宋时“九省通衢”湖北成为了战事的主要发生地，长达20年的战争使湖北人口锐减，70年后，元末农民起义战火四起，湖北及湖南洞庭湖周边的地区再次成为了主要的战场，两地人口损失过半，而东部的江西仅有赣北鄱阳湖地区发生过少量战争，对人口数量影响不大。地广人稀的湖广与人多地少的江西形成了明显的人口密度梯度，因此，始于明洪武年间一直延续到清中期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大规模人口迁移出现。
江西人口向湖广迁移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江西人口多而耕地不足，湖广地区面积大、人口少，为了寻找充足的耕地，江西人口自发的向西迁移;二是明初朝廷组织的洪武大移民，将人口从东部向西部迁移，江西和山西为当时南北的两大主要人口迁出地;三是明朝的江西作为国家赋税及兵源的主要供给地，田赋徭役十分繁重。明太祖朱元璋曾说：“念尔江西之民，未归附时，豪强割据，狼驱蚕食，资财空匮，及归附后，供亿更繁”，而明成祖则称江西“资其供给以定天下”。为逃避繁重的徭役，江西百姓向西部两湖、四川等地迁移。
紧邻江西的湖南、湖北成为了江西人口迁移的首要目的地，迁入湖北的江西百姓多来自赣北九江、上饶等地，且存在较多朝廷强制移民，如黄冈地区众多族谱中记载“黄地昔经元末之乱，几同瓯脱，明洪武初，命移江右于黄”。而迁入湖南的江西百姓多为自发迁移，且数量十分庞大。谭其骧先生的《湖南人由来考》曾言“湖南人来自天下，江、浙、皖、闽、赣东方之人居其什九，江西一省又居东方之什九，而庐陵一道，南昌一府又居江西之什九”。 明朝中后期至清朝，湖广地区的人口密度也逐渐增加，于是，江西、湖广百姓向西进入四川、云南等地，明朝澜沧官员于各地巡查时言“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抚州”，而民国四川《资中县志》称“明洪武时由楚来居者十之六七，闽、赣、粤籍大都清代迁来，本境分五省人，一本省，二楚省，三粤省，四闽省，五赣省”。
2.江右商帮与赣文化的外传
向湖广、四川迁移的江西百姓人口众多，他们在入湖广四川的同时，将江西的文化习俗也向外传播，使赣方言的分布区域进入了湘、鄂两省东部，而湖南、湖北，甚至四川的部分地区也出现了许多如江西地区形制一般布局的村落祠堂。
向外迁移的江西百姓往往拥有一技之长，他们从事各种手工业或商业，尤其以米、盐、木材、药材、布匹等商品的售卖居多。当经商的江西人逐渐增加，他们便开始组成大型的团体，江右商帮随之形成。
江右商人在西进的同时将江西的各种文化传入了湖广以及云贵川等地，江西会馆则作为赣文化传播的主要场所。明清时期，江西会馆遍布全国各处，尤以湖广四川等地居多，会馆因供奉东晋江西道士许逊许真君，又名万寿宫。江右商帮以万寿宫作为聚集的场所，将发源于江西的道教文化向外传播，此外，江西各州府会馆的分布也十分广泛，且多供奉本土名人或神灵，以文公祠、晏公祠、萧公庙、五侯祠、临江公祠为多，当时“江湖社伯到处有祀萧公、晏公者，其神皆生于江右”的现象在湖南、湖北地区分布众多，对江西宗教、儒学文化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江西会馆除了日常供在外赣商聚集议事或休息，戏曲的演出也是其一大特色，江西商人时常在会馆内组织江西戏曲“弋阳腔”戏班演出，在川渝地区，江西会馆内“弋阳腔”的演出每年都要超过300场，当时“哪里有江西会馆，哪里就唱江西戏”的现象使得“弋阳腔”成为明清时期中国流传最广泛的地方剧种。
四、结语
人口的迁移影响着区域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首先是文化发展初期的从无到有阶段，人口迁移带来的文化在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出现，并随着区域内人口的流动开始传播至各地。其次为文化交流阶段，人口迁移带来的文化与已有的本土文化产生交流与碰撞，促进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最后是文化的输出阶段。当本土文化的发展已达到一定高度，随着区域内人口的外迁，文化也将通过向外的人口迁移进行传播。人口迁移对区域文化的影响是无可替代的，随着如今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口流动的频率在增加，范围也在扩大，人口迁移对一个区域内特色文化的彰显与弘扬也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钟起煌，邵鸿，彭适凡等.江西通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2]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等.中国移民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3]马巨贤，石渊，易宜曲等.中国人口（江西分册）[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4]安介生.历史时期中国人口迁移若干规律的探讨[J].地理研究，2004，（5）.
[5]许怀林.江西历史人口状况初探[J].江西社会科学，1984，（2）.
[6]张胜利，冯华南.明代商业人口迁移与地方文化发展[J].中州学刊，2019，（11）.
[7]施由明.论中原移民与宋代江西文化名人的产生[J].中原文化研究，2020，（2）.
[8]李华.浅析明朝江西人口外移的原因和影响[J].黑龙江史志，2017，（5）.
[9]吴英杰.客家人的形成问题探究[J].客家文博，2015，（2）.
[10]林成策.试论人口迁移流动对文化传播的影响[J].临沂大学学报，2012，（3）.
[11]葛剑雄.秦汉时期的人口迁移与文化传播[J].历史研究，1992，（4）.
[12]周晨好.六朝外来人士与江西文化建设[D].江西師范大学，2015.
[13]贺三宝.江右商帮兴衰对区域经济社会影响研究[D].武汉大学，2014.
[14]汤志诚.中国历史地理环境变迁与三次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关系研究[D].浙江大学，2014.
[责任编辑：马丽莎]
[关键词]人口迁移;文化发展;文化传播;江西文化;历史人口南迁
[作者简介]刘晓丹，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地方文化、汉语方言;（江西吉安 343009）徐兴蒙，北京交通大学学生，研究方向为城乡规划、区域文化。（北京 100044）
人口迁移始终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其出现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受自然灾害、战争动乱、人地矛盾等因素的影响，百姓为谋求更好的生存环境而自发地向相对宜居的地区迁移;二是统治者为实现各地区的均衡发展，稳固政权而强制或引导人口向密度低的地区迁移。人口的迁移与区域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人口的定居使地区文化产生，而人口的流动又将文化带入其他地区，形成两地文化的交流与冲突、碰撞与融合。在古代信息传递不便的时期，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对文化传播的影响尤为明显。江西历史上发生了四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人口数量从初期的少量，经过多次人口的迁入后逐渐增多至饱和，再向外迁出，最后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伴随着历次人口迁移，江西地区文化发展经历了启蒙与兴起、高速发展、达到鼎盛和向外输出四个阶段，由此印证古代人口迁移对区域文化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
一、江西史上人口迁移与文化发展概况
江西处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先秦时期属吴、楚两国交界处，有“吴头楚尾”之称，因其远离政治中心，人口较为稀少。自秦汉时期始，江西地区有少量外部人口迁入，但人口密度仍远低于中原。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大量人口南迁，江西北部作为迁入地之一，人口有了较大增长。唐中后期，江西人口数量在全国已居中等水平，此后的安史之乱和北宋靖康之耻导致的两次大规模北人南迁使得江西人口数跃居全国前列。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地矛盾日益凸显。南宋时，江西人口开始向江淮、两湖地区迁移，而南宋末年的元军南侵又促使了江西人口向广东、福建迁移。自明朝初期至清中期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中，江西上千万人口向西迁移，进入湖广、四川等地。
先秦至明初，江西人口数量一直呈增长趋势，其主要增长原因为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导致北方移民迁入江西。而三次人口的输入对江西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永嘉之乱前，江西人口数量少，且多为百越之民，时常发生的“山越暴动”表明当时的江西还处于相当落后的阶段，与中原高度发达的文化相距甚远。东晋政权的建立以及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大大改善了江西文化发展水平，儒家思想的普及，佛、道宗教的发扬使得江西地区与中原文化接轨，江西进入发展的起步阶段，由曾经的“尚为边郡”“制羁縻蛮越”之地转变为“南开六道，通途五岭，北导长江，亦一都会也”。安史之乱至五代十国期间的人口南迁则将江西文化从两晋隋唐的兴起阶段推进至高速发展阶段，书院的产生对江西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到了北宋末年，靖康之耻导致的人口南迁将江西的文化发展推向了顶峰，众多江西籍文人名士的涌现一直延续至明清。在明朝，“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说法甚至在朝野上下广为流传。宋末元初，江西人口达到顶点，元军的南下促使人口向外输出，广东客家民系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而明初的“江西填湖广”移民运动中，江西人口大量外流，江西文化也随着众多的人口向外传播。
二、人口流入带来江西文化的兴起
从先秦至秦汉时期，江西地区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较为缓慢。其原因主要为江西远离中原经济、政治、文化中心，除赣北豫章郡治南昌及柴桑（九江）、鄱阳等地外，其余地区多为未开发状态，人口稀少，且以南方百越蛮族居多。该时期，江西出现的名人也仅有寥寥数人：吴芮（历史所载江西第一人，秦鄱阳令，参与反秦斗争，被汉高祖封为长沙王）、徐稚（《滕王阁序》中下陈蕃之榻的徐孺子，时人称其“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南州高士”）。
三国两晋时期，江西人口开始出现快速增长。江西在三国时属东吴扬州，在两晋时属江州，由于政治中心转为南方的建康（南京），加之西晉永嘉之乱大规模的人口南迁，江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北方先进的文化也随着南迁的人口进入初期文化发展十分贫乏的江西。而之后的隋唐和两宋，以安史之乱和靖康之耻为代表的两次战乱导致的大规模人口南迁又进一步加速了江西的发展，其人口数上升至全国前列，文化的发展也十分迅速。宋朝的江西，已然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文化高地。
（一）永嘉之乱后江西儒释道文化的兴起
1.衣冠南渡
西晋末期，匈奴屡屡进犯中原，永嘉五年，洛阳城陷，匈奴大肆抢掠，晋怀帝及众多大臣被掳走。北方地区经过“八王之乱”和匈奴的入侵，变得破败不堪，加之饥荒和南下军队的侵袭，中原数以万计的百姓纷纷向南迁移。司马睿称帝建康，东晋建立后，作为政治中心又无战乱的江南成为了大批中原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当时“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此外，建康以西的豫章（南昌）、武昌等地也成为了接纳南迁百姓的重要地区。自西晋起，北人南迁的浪潮一直持续到南朝方才平息，人口的南迁加速了南方的发展，就江西（晋称江州）而言，江州凭借其优越的气候条件及长江航道便利的交通，吸引了较多移民，当时“流人万计，布在江州”，江州因为众多移民的迁入，与荆、扬二州并称长江中下游三大经济中心。
2.儒学的传入
两晋时期是江西儒学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兴起阶段。自中原南迁的百姓中，存在很大一部分的士族，他们作为当时的知识精英，将儒学传入当时尚处于蛮荒之地、对儒家思想所知甚少的江西，对江西文化的启蒙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外来士族进入江西后，由于大多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对儒学推广的影响力也相对较大，因此，儒学思想开始在江西广泛传播。山东昌邑人虞溥迁至鄱阳后，“大修庠序，广招学徒”，鼓励当地百姓勤奋求学，培养高尚的品德，对后世江西的儒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河南陈留人范宣学识渊博，在豫章大兴儒学，吸引了远近地区众多学者前来拜访请教，一时“讽诵之声，有若齐鲁”。豫章太守范宁、内史张绾、江州刺史王羲之等外来官员对当地的教育十分重视，大规模办设学堂，在各地招收学生，江西儒学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的盛况。以陶渊明、翟汤为代表的浔阳三隐和翟家四世也在北人南迁的时间段内出现，成为了江西两晋南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人。
3.佛教、道教的发扬
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并在三国时期广泛传播于江南各地。佛教最早在东汉中晚期由西域僧人安世高传入江西，他在洛阳翻译经文后游历江南，经浔阳、庐山后抵达豫章，并在豫章城北建东寺以弘扬佛法。东吴赤乌十年，江西庐陵、泰和、信丰、瑞昌等地开始出现寺院，佛教在江西地区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
两晋及南北朝时期，人口的南迁同时也携带着佛教文化的南下，赣北经济发达的南昌、浔阳及鄱阳成为佛寺最为集中的区域，江西佛教的发展迎来了一个高峰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高僧慧远及其建立的庐山东林寺。东晋末年，北方战乱不已，慧远南下荆州，不久战乱波及荆州，慧远一行便打算前往广东罗浮山。途径九江庐山时，“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又遇师兄慧永已在庐山西北香炉峰建西林寺，于是，在江州刺史的支持下，慧远在西林寺东建起东林寺，并以东林寺为中心传扬佛教思想。慧远高僧在庐山共居住36年，直至圆寂，其所创净土宗为佛家八宗之一，而东林寺作为慧远高僧传道之地，也成为了中国南方佛教的两大中心之一。此后，江西佛教文化便以庐山为中心，向周边传播，弋阳、临川（抚州）、庐陵（吉安）等地的佛教文化也逐渐兴盛。
江西作为道教产生及兴盛的区域，早在东汉年间，便有道士葛玄在樟树阁皂山、南昌西山、铅山葛仙山等地活动。公元90年，第一代天师张道陵来到信州云锦山修道炼丹，“丹成龙虎现”，便为此地起名龙虎山，之后，张道陵前往四川传播道教。至东汉末年，张道陵之孙张鲁占据西川，被曹操击败后带到邺城。西晋永嘉年间，张鲁之子、第四代天师张盛自北方南迁，重回江西龙虎山，振兴道教，“四方学者千余人”，龙虎山也成为道教正一派祖庭。此外，许逊、陆修静等人在江西的活动，对道教文化的传播也起到了较大作用。
（二）安史之乱后江西书院与名人文化的兴起
1.隋唐五代时期江西的移民
隋唐以前，江西虽然经过了两晋时期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但接纳的移民不多，人口数量仍处于较低水平，经济发展落后。唐初张九龄对赣南大庾岭梅关古道的开辟使得大运河—长江—鄱阳湖—赣江—珠江通道成为了连接全国南北的交通干道，至此，江西的经济、文化开始得到迅速发展。中唐时期安史之乱的爆发，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当时“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江西“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地理位置及其缺少战乱、土地广阔等优越条件吸引了大量北方移民的迁入。不过，由于交通影响，大多北方移民只由赣北鄱阳湖沿赣江南下，分布于江州（九江）、洪州（南昌）、吉州（吉安）、饶州、信州（上饶）等地，而赣江支流的袁州（宜春）、抚州及南端山区的虔州（赣州）迁入移民较少。五代十国时期，江西属南唐，由于各国之间战乱频发，而江西处于南唐后方，相对稳定，故得到了长期稳定的发展。五代十国后期，后周攻打南唐，直逼金陵（南京），南唐中主李璟迁都南昌，由后主李煜留守金陵，前往南昌的队伍“旌麾会仗司卫，六百军司，凡千里不绝”。大量江浙官员、文人的到来使江西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地位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2.書院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书院出现于唐中晚期，由于时局动乱，官办学校逐渐衰败，不少文人选择隐逸山林，讲学教授，至此，招生教学之风日益兴起。
自六朝以来，大量的北方移民使得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唐朝时期，江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已不亚于北方，此时江西地区的文化也呈现出与周边地区同步发展的态势。安史之乱前后，江西地区相对安定，社会经济文化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以书院为主的私学开始产生并增多，并大有超越官学之趋势。唐朝末期，江西有桂岩书院、东佳书院等书院近十所，及至五代，因南唐文化十分发达，时人称“五代之乱也，礼乐崩坏，文献俱亡，而儒衣书服盛于南唐”，江西书院新增近十所，为各地之最。中唐至五代，江西书院的创建多与北方迁移入赣之民有关。南迁的大家族对文化的传承十分推崇，而文人则将传道授业为己任，他们大量建设书院，兴办教育，使得江西的文化发展在全国范围内跃居前列。北宋统一全国后，江西书院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书院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快速的增加，随着当地文化的发展，书院的教学质量也有了显著的提升，以至于其学生招收范围已不限于本地，更有白鹿洞书院之类的著名书院，甚至向外省招收学子。
白鹿洞书院为江西书院文化之代表，为中国四大书院之首。唐德宗贞元年间，中原名士李渤来到庐山五老峰南麓隐居读书，因其养一白鹿，颇通人性，当地居民奉其为神鹿，李渤所居之处便称白鹿洞。李渤任江州刺史时，对白鹿洞进行精心修缮，自此，白鹿洞成为庐山名胜，常有各地文人前来聚会修学。至南唐，李氏朝廷在白鹿洞建立庐山国学，与金陵国子监齐名，同时也作为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的修习之所。北宋初年，已废弃的庐山国学被改为白鹿洞书院，并成为当时江西文化的高地，北宋末年，书院由于战事被毁，于南宋初由理学大师朱熹重建，并一直延续至清末。
3.科举、名士与文化发展
江西书院自中唐产生，直至明清，数量一直居全国前列，北宋、南宋、明三朝更是居全国之首，书院数量的增加对江西名士的大量涌现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唐末北人的南迁则是江西书院及文人数量激增的主要原因。据统计，唐安史之乱前后，江西科举进士数量分别占12%和88%;到了北宋，江西进士数量已从唐代65名直线上升至1729名，占据全国的十分之一。此时的江西已充分吸收北方先进的文化，并将其发扬，成为了全国范围内文化发达的区域。唐前期及后期，唐和北宋两朝进士数量相差如此悬殊，表明唐朝江西文化处于落后地位。即使北宋初年，江西人晏殊因考取进士被宋真宗任命要职，寇准仍以“殊江外人”劝阻。由此可见，江西至少在北宋初期，还处于落后的发展状态，受到中原地区的轻视。及至北宋中后期，江西开始成为文风鼎盛之地，这与人口的南迁有着必然的联系。众多北方移民的迁入，加速了江西文化的发展，先进文化的传入及众多书院的开设，大大增强了江西学子考取功名的竞争力，江西朝中宰执的数量也开始增多，杨万里不禁感叹“观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 江西名士的数量与科举进士数量的增长呈现相同趋势。以唐代作为分界，之前只有徐稚、陶渊明等寥寥几人，而自北宋起，欧阳修、王安石、晏殊、文天祥、曾巩、黄庭坚、朱熹、陆九渊、杨万里等大量名士开始涌现，这与唐末人口的南迁有着重要的联系。首先，人口的南迁使得江西人口总数上升，而名士的数量也随之增加;其次，江西众多历史名人的先祖大多由北方迁入，或避战乱，或为官江西，且时间多为唐末五代时期;另外，江西地区受到北方移民的影响，文化的迅速发展也对本地名士数量的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人口流出催生江西文化的传播
（一）靖康之耻后江西客家文化的传播
1.两宋时期江西人口的迁移
北宋的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长期混乱的局面，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江西的区位优势日益凸显。随着统治者对南方大面积土地的统治管理加强，江西境内鄱阳湖—赣江航道以及联通岭南的赣南地区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便利的交通、宜人的气候使得“洪州所领之地赋粟输于京师为天下最”，充足的粮食、发达的经济文化促使江西人口快速增长，成为了当时仅次于两浙的富庶之地。北宋靖康元年，金兵攻入开封，次年，掳走徽、钦二帝后北返。同时，赵构称帝，迁都临安（杭州），文武百官及大量百姓随之向南迁移，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此后，中国南方人口已全面超过北方，占总人口的60%以上，而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等靠近都城临安的区域人口密度又高于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及四川等地。
江西人口数自北宋起，开始大幅上升，南宋初期，由于金兵南下，高宗带领皇室及文武百官南逃，高宗与军旅退往浙东，隆祐太后携百官、宗庙退至洪州经吉州一直南逃至赣州，大量人口自赣北涌入江西各处，时人称“东北流移之民，布满江西”。众多移民除了前往赣北、赣中等已开发较充分的平原地区，也进入边缘山区进行建设，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赣西、赣南的土地开发。等到南宋政权逐渐稳定，江西凭借其紧邻临安的区位优势，人口继续增长，并开始出现人口密度过大而土地不足的情况。南宋中后期是江西人口外迁的一个重要阶段，由于人口密度过高，导致“江东、西无旷地”，江西百姓向人口密度低的湖南、湖北、淮南等地迁移，而宋末元朝军队的南下导致南宋官民继续向南逃避，经江西赣江，越过大庾岭、武夷山进入广东及福建。
2.赣闽粤客家文化的融合
宋时，广东是江西人口迁入的主要区域之一，据统计，迁入广东的移民多来自东南各省，且以江西为最，占有46%。南宋中后期，江西人口过多而南部的广东则人口稀少，宋孝宗曾问饶州知州：“广南田可耕否？何不劝诱鄱阳近地大郡”。此后，元军的南下也促使众多江西百姓南逃至广东。南下的江西百姓中，也包含着许多赣南客家先民，他们与福建汀州的客家人一同进入广东，在粤东北地区与广东原有客家先民交汇，形成了赣闽粤三地客家文化的融合。
早在永嘉之乱和安史之乱时期，不少北方移民便南下进入赣南、闽西地区，他们将中原文化带入赣闽边界，与当地文化进行融合，成为客家文化的起源。而宋末元初，宋帝逃至广东，文天祥、陆秀夫等人在赣闽粤边界山区抵抗元军，致使当地众多客家人继续南迁，进入广东东北部。五代时期，已有少数客家先民进入粤北，但由于人数过少，在当地并没有形成自身独特的属性，影响力也很小。到了宋末，大量的贛、闽客家人的迁入，增大了客家人在广东地区的比重，其影响力也逐步增加，正是此时，客家民系正式形成。而之后的明清时期，受满族南下及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又有一批客家人南下广东，进而前往台湾、海南等地，进一步加强了客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二）明清江右商帮与赣文化的传播
1.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先秦至秦汉再到西晋，中国的政治中心都在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的发展十分落后，而湖北因为其相对靠近中原，发展较好，湖南居于湖北正南，在秦汉时期，连接咸阳的驰道与长沙国的设立对当地发展十分有利，而江西则紧邻吴越，经济、文化发展都最为落后。自东晋建都建康起，经济重心南移，江西的区位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此时江州（江西省）的发展已经与荆州（两湖地区）相当。唐宋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以及江浙地区的迅速发展，江西经济、文化的发展已逐步超越湖广，政治地位也得到显著的提升，洪州作为当时江南西道的治所，统领赣、湘、鄂、皖共19州，成为江南地区重要的城市。元灭南宋时“九省通衢”湖北成为了战事的主要发生地，长达20年的战争使湖北人口锐减，70年后，元末农民起义战火四起，湖北及湖南洞庭湖周边的地区再次成为了主要的战场，两地人口损失过半，而东部的江西仅有赣北鄱阳湖地区发生过少量战争，对人口数量影响不大。地广人稀的湖广与人多地少的江西形成了明显的人口密度梯度，因此，始于明洪武年间一直延续到清中期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大规模人口迁移出现。
江西人口向湖广迁移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江西人口多而耕地不足，湖广地区面积大、人口少，为了寻找充足的耕地，江西人口自发的向西迁移;二是明初朝廷组织的洪武大移民，将人口从东部向西部迁移，江西和山西为当时南北的两大主要人口迁出地;三是明朝的江西作为国家赋税及兵源的主要供给地，田赋徭役十分繁重。明太祖朱元璋曾说：“念尔江西之民，未归附时，豪强割据，狼驱蚕食，资财空匮，及归附后，供亿更繁”，而明成祖则称江西“资其供给以定天下”。为逃避繁重的徭役，江西百姓向西部两湖、四川等地迁移。
紧邻江西的湖南、湖北成为了江西人口迁移的首要目的地，迁入湖北的江西百姓多来自赣北九江、上饶等地，且存在较多朝廷强制移民，如黄冈地区众多族谱中记载“黄地昔经元末之乱，几同瓯脱，明洪武初，命移江右于黄”。而迁入湖南的江西百姓多为自发迁移，且数量十分庞大。谭其骧先生的《湖南人由来考》曾言“湖南人来自天下，江、浙、皖、闽、赣东方之人居其什九，江西一省又居东方之什九，而庐陵一道，南昌一府又居江西之什九”。 明朝中后期至清朝，湖广地区的人口密度也逐渐增加，于是，江西、湖广百姓向西进入四川、云南等地，明朝澜沧官员于各地巡查时言“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抚州”，而民国四川《资中县志》称“明洪武时由楚来居者十之六七，闽、赣、粤籍大都清代迁来，本境分五省人，一本省，二楚省，三粤省，四闽省，五赣省”。
2.江右商帮与赣文化的外传
向湖广、四川迁移的江西百姓人口众多，他们在入湖广四川的同时，将江西的文化习俗也向外传播，使赣方言的分布区域进入了湘、鄂两省东部，而湖南、湖北，甚至四川的部分地区也出现了许多如江西地区形制一般布局的村落祠堂。
向外迁移的江西百姓往往拥有一技之长，他们从事各种手工业或商业，尤其以米、盐、木材、药材、布匹等商品的售卖居多。当经商的江西人逐渐增加，他们便开始组成大型的团体，江右商帮随之形成。
江右商人在西进的同时将江西的各种文化传入了湖广以及云贵川等地，江西会馆则作为赣文化传播的主要场所。明清时期，江西会馆遍布全国各处，尤以湖广四川等地居多，会馆因供奉东晋江西道士许逊许真君，又名万寿宫。江右商帮以万寿宫作为聚集的场所，将发源于江西的道教文化向外传播，此外，江西各州府会馆的分布也十分广泛，且多供奉本土名人或神灵，以文公祠、晏公祠、萧公庙、五侯祠、临江公祠为多，当时“江湖社伯到处有祀萧公、晏公者，其神皆生于江右”的现象在湖南、湖北地区分布众多，对江西宗教、儒学文化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江西会馆除了日常供在外赣商聚集议事或休息，戏曲的演出也是其一大特色，江西商人时常在会馆内组织江西戏曲“弋阳腔”戏班演出，在川渝地区，江西会馆内“弋阳腔”的演出每年都要超过300场，当时“哪里有江西会馆，哪里就唱江西戏”的现象使得“弋阳腔”成为明清时期中国流传最广泛的地方剧种。
四、结语
人口的迁移影响着区域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首先是文化发展初期的从无到有阶段，人口迁移带来的文化在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出现，并随着区域内人口的流动开始传播至各地。其次为文化交流阶段，人口迁移带来的文化与已有的本土文化产生交流与碰撞，促进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最后是文化的输出阶段。当本土文化的发展已达到一定高度，随着区域内人口的外迁，文化也将通过向外的人口迁移进行传播。人口迁移对区域文化的影响是无可替代的，随着如今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口流动的频率在增加，范围也在扩大，人口迁移对一个区域内特色文化的彰显与弘扬也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钟起煌，邵鸿，彭适凡等.江西通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2]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等.中国移民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3]马巨贤，石渊，易宜曲等.中国人口（江西分册）[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4]安介生.历史时期中国人口迁移若干规律的探讨[J].地理研究，2004，（5）.
[5]许怀林.江西历史人口状况初探[J].江西社会科学，1984，（2）.
[6]张胜利，冯华南.明代商业人口迁移与地方文化发展[J].中州学刊，2019，（11）.
[7]施由明.论中原移民与宋代江西文化名人的产生[J].中原文化研究，2020，（2）.
[8]李华.浅析明朝江西人口外移的原因和影响[J].黑龙江史志，2017，（5）.
[9]吴英杰.客家人的形成问题探究[J].客家文博，2015，（2）.
[10]林成策.试论人口迁移流动对文化传播的影响[J].临沂大学学报，2012，（3）.
[11]葛剑雄.秦汉时期的人口迁移与文化传播[J].历史研究，1992，（4）.
[12]周晨好.六朝外来人士与江西文化建设[D].江西師范大学，2015.
[13]贺三宝.江右商帮兴衰对区域经济社会影响研究[D].武汉大学，2014.
[14]汤志诚.中国历史地理环境变迁与三次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关系研究[D].浙江大学，2014.
[责任编辑：马丽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