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演绎的兰德新个体主义伦理学(《读书》一九九五年第十二期)，在指陈忘“我”论种种弊端时，层层推进，论证有力，很容易激起读者于理于情对忘“我”论的厌恶。而在接下来的部分，正面论证存“我”论的合情合理，却没有第一部分那种效果，因为存“我”论照刘军宁的演绎，其动人之处是建立在这样一种预设上：人性善。
　　现代思想对人性的认论倾向于组合论：人性并不是单质的，而是“善”与“恶”的有机混合。人类的一切文明皆出自“我”；同样，人类的一切罪恶也出自于“我”。
　　当我们以一种复调的人性论来观照刘军宁的演绎，只能觉得“各竭一己之力，各得一己之所需，各守一己之权界，各固一己之自由，各本其人类相固之感情”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同样存在理论上的疏阔。
　　以“各得一己之所需”而论。凯恩斯曾言：“人类的需要可能是没有边际的……第二种需要，即满足人的优越感的需要，很可能永无止境。”当需要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它必然会成为一种无限的要求。对于“自己的灵魂也由不得别人来改造”的新个体主义者来说，“我”不断膨胀的欲求是任其自然呢，还是需要加以约束、限制？这种“各得一己之所需”隐寓的无界性，与“各守一己之权界”有着天然的矛盾。可知新个人主义的“自治”是靠不住的。
　　文明的进步，是以“我”一步步挣脱自然、宗教、礼法的束缚为标志的。问题是，束缚人的监狱不止一个。市场经济下出现的整个社会的短期行为、个人私欲的剧烈膨胀等，说明“我”对社会对历史依然是一种破坏的力量。从“存天理、灭人欲”中“出狱”不久的国人，读一读新个体主义的伦理学的确有益于自己的呼吸。但也要警惕：每一种信仰背后都隐藏着某种艰难可怕的东西，出了这个狱还能入别个狱。民主政治的好处是它不制造“伟人”这类无法驾御的公民——极度的私欲膨胀者，而不是要把平头百姓“提升”到“少数人”有权“唯我”的地位，共成“伟人”。
　　因此，要提防的是，不要出了这一监狱，又进入另一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