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自古以来很容易炼成冤狱。但是，明清两朝，地方官兼任司法官，多半不熟悉刑狱之事，审案没有经验，一靠师爷，二靠刑讯。师爷如果不给力，那就只能靠刑逼供了。明朝中叶的戴用，是做过御史和道台的人，但是，他未及第之前，差点因为一场冤狱，断送了性命。
　　戴用是江西高安人，家境富有。在尚未进学之前，他父亲为他请了一个塾师。请来之后，才发现这位塾师特别喜欢打官司，在那个时代，算是一个讼师。然而，讼师在民间的口碑里，就是讼棍，名声很不好。所以，他的父亲就把这个塾师给辞退了。
　　当地的风俗，只要被人辞退的塾师，以后就没人请了。所以，这个塾师怀恨在心，恨大了，就设计了一个计谋，自己找了个隐蔽的所在，藏了起来，然后让家人去告状，说是塾师有本特别值钱的经义，被戴用看上，索取不遂，就把塾师弄死了。于是，戴用就吃了官司，而且是人命官司。
　　按理说，这样的人命官司，理当慎重，而且说是人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说杀人取经，全是原告的一面之词。退一万步说，一本经义能值多少钱呢？至于让人甘冒杀人的风险吗？然而，地方官居然认定戴用杀了人，严刑逼供。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一个文弱书生，又不是江洋大盗，哪里熬得住刑，只好屈打成招。被押在死牢里，等着挨刀。
　　幸好，戴用的家人凭蛛丝马迹，知道这个塾师还活着，于是，出大价钱悬赏有知道此人下落的人。在官司眼看无望的时候，突然有人举报这个人还活着，而且说出了这个人躲在什么地方。在这个人被揪出了之后，官府只好把戴用放了。

　　如果是保護无辜的人，那么，就无论如何不能刑讯逼供。如果是为了所谓打击罪犯，那么刑讯逼供，就根本免不了。骨子里，就是宁可错杀不可错放的有罪推定。

　　后来戴用一路考上来，也做了大官，但是已经没有机会去会会当年草菅人命的地方官。此案给他的教训就是，所有刑狱之事，一定要慎重，切不可草率从事。戴用家里还算是有点钱的，能高价悬赏知情者，最终还自己清白。而那些没有钱的百姓，在这样葫芦僧乱断葫芦案的情况下，不知有多少冤魂，屈死于朝廷的刀下。
　　官员偏听偏信，是一个问题，因为那个塾师，也是个讼棍，知道怎么编故事，能骗到天真的官员，由此，在完全没证据的情况下，审案的地方官就一边倒地相信原告的说辞。但是，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刑讯逼供。在一个刑讯逼供基本上合法的司法条件下，只要审案的人勇于而且敢于用刑，基本上都可以拿到自己想要的结论。
　　只要允许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就一定会大量地存在。你可以比较顺利地破一些案子，也能因此而惩治一些罪犯。但是，同样大的概率，是冤枉了一些根本没有犯罪的好人。这里，关键是，你审案的出发点是什么，如果是保护无辜的人，那么，就无论如何不能刑讯逼供。如果是为了所谓打击罪犯，那么刑讯逼供，就根本免不了。骨子里，就是宁可错杀不可错放的有罪推定。
　　历史的教训，就一件件摆在哪儿了。能不能吸取教训，就看今天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