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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真是坏到了底。从短期说，国际经济经历了几乎百年一遇的紧缩，而国内的宏观环境也变幻莫测。从中长期来看，经过了三十年发展之后，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关键性的结构调整期，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出台，成了这场结构调整的前兆。中国民营企业如何基业常青？在大家纷纷讨论中国企业如何“过冬”的时候，我想谈的却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商业环境。
先从一个看上去不大相关的话题讲起，看看世界五百强。最近《财富》杂志2008年的世界500强排名已经出来了，如果包括香港、台湾，我们有35家企业进榜，美国有153家。但是看趋势，中国500强企业的数量是增加的，而美国的500强企业数在减少。我们看500强的榜单有什么含义呢？在进榜的中国内地企业前三家中是石油和电网，而且他们排得非常前面，营业收入的数量比其他进榜中国企业高一个数量级，然后是金融类的，再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带有“中国”的，或者和能源有关，或者和电信有关。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开企业，如果把企业名字起成环球、宇宙、国际都没有问题，但是你的企业名字加个中国，是不能随便加的。这些带“中国”二字的企业是什么企业呢，其实是有一定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
中国很少有大的民营企业，为什么？联系到世界500强的中国内地企业大多是国有垄断企业这一现象，我特别想强调的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商业环境和其他国家不一样。什么是良好的商业环境呢？大家很容易想到这样一些关键词，一个是“自由进入”，第二是“平等竞争”，第三是“金融成熟”，第四是“法制健全”。如果把这几个主题词对照中国现状可以发现，这几个方面在中国都不是很完善，带来的结果就是中国企业抵抗冲击的能力比较差。2008年中国企业遇到非常多的挑战，国内、国际环境都不好，中小企业倒闭很多，其实就跟商业环境有一定关系。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政企关系。通常我们在讲政企关系的时候，都理解成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干预。我们看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会发现，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也时时刻刻受到政府的影响，这就导致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相对其他国家的民营企业来说，更加依赖于企业家，因为政企关系一定是跟具体的人相结合的，而政企纽带的传承是非常难的，不是把儿子送到国外大学读博士可以读出来的。
通常的政企关系是说政府为企业提供制度和资源，企业为政府提供税收和政绩，这样的关系是“匿名”的，不需要知道具体的企业和政府是谁。但是如果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关系，那么，这样的关系就是“非匿名”的了。现在逐渐出现一个趋势，企业家和政府官员逐渐紧密结合。我最近跟一个企业家接触，他自己本人担当一个地方的人大代表和三个地方的政协委员，我问他为什么要担任这么多的职务呢，他说这个很好理解，原来我找政府官员办事，他都是朝南坐，现在至少开会的时候平起平坐，开完会再找他，什么事都容易了。在这样的环境下面，这样的政企纽带和个人结合非常紧密，不是想传承就可以的。
在这种政企纽带中，政府的角色是什么呢？我总结成下面几条。首先，中国的政府决定了企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而这条边界天生就是模糊的，在缺乏规定的地带，是由政府官员掌握的。其次，政府也是在直接、间接地控制一些资源，比如，政府的采购一向是一个大单。再比如对金融资源的控制，是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有歧视的，特别是当宏观调控和信贷紧缩的时候，遭殃的永远是小企业。第三是行政性的垄断，这本身就是一些企业发展的很重要的资源，比如华为，在它成长的关键时期，曾经和地方的电信局进行合资，合资的结果是，电信局买设备的时候都买华为的设备。这样一来，在整个中国的社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当官非常重要，有项调查显示，如果按不同的维度区分人和人的差异，有将近一半认为，最重要的差异是在官员和老百姓之间。
接下来再具体看看企业家的成长。研究发现，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了。我们的数据里，有超过一半的企业家有大专以上学历，有6%左右的企业家接受过MBA的教育，超过50%的企业家接受过经济管理、领导才能方面的培训。 8%的企业家有过参军入伍的经历，中国现在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曾经有过参军入伍的经历，比如万科王石，华为的任正非等。从媒体报道来看，也的确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选择把自己的儿女送到军队去锻炼。我们的数据中，有超过21%的企业家经历过上山下乡，这种在早年的艰苦经历，是否也对锻炼企业家的能力、精神有所帮助，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除了教育和经历、培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企业家的工作经验，我们的数据里，有76%的企业家都参与了企业创立过程，而且企业家在本行业或本企业工作的年数，平均值都是8年左右。
再来看企业的决策。我们的研究发现，无论是人事任免，生产管理，还是收入、福利的分配，绝大多数的企业都会选择主要领导决策，或者领导集体决策，而且由主要领导进行决策的更多。但是从过去十多年的趋势来看，民营企业重大经营决策者和一般管理决策者为企业主本人的比例在下降，而重大经营决策者为董事会的比例在上升，似乎企业主本人相对董事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再看政治纽带。在我们的企业家样本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将近20%。中国工商联的调查显示，在2004年，担任人大代表的民营企业家有18.9%，担任政协委员的有33.6%。民营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越来越多，06年的数据里面将近三分之一都是共产党，比例比1993年的时候有明显上升。中国工商联的数据也问企业家“提高你的社会地位”，非常有幸，在2006年，企业还是把尽量扩大企业规模放在第一，73%的企业家认为这点最重要，有24%的企业家认为入党很重要，有29%认为担任人大代表很重要，还有28%的企业家认为和政府多联系是很重要的。
在这样一个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里，企业家受到了什么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有70%的企业家，每天工作时间是8到12小时，远远超过通常8小时的合理工作时间，甚至有20%的企业家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我们还问了企业家是不是面临很大压力，结果，40%的企业家认为自己压力较大，或者压力极大，压力一般的还有35%，只有剩下25%的企业，认为没有压力或者压力比较轻。另外一个数据是企业家的满意度，大多数企业家对自己整个工作、生活的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不得不注意到，还有将近15%的企业家处在对自己的状态不满意的情况。进一步我们关注了企业家的心理健康，我们发现，46.23%的企业家显示出他感觉到焦虑程度较大，或者焦虑感极强。我们也问了企业家感到焦虑的原因，他们提到的原因包括企业的生存、发展，个人的工作前途，工作节奏快，资金压力，市场变化大，身体健康，也有人把企业的传承列进来了。那么，相比之下，什么样的企业家会更快乐呢？我们发现，政府的干预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那些认为政府给企业带来的负担越来越重的企业家，显得更加不快乐。而收入高、教育程度高的企业家相对比较快乐。总的来说，政府对于企业的干预其实不是没有代价的，政府所起的功能可能一方面帮助企业发展，但是这样的政企纽带其实是不利于企业家健康成长，对民营企业的发展也有负面影响。
最后我们还是落实到一个问题，中国如何形成有利于企业基业常青的商业环境？
首先微观上，我还是要再次强调，接班人问题有三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教育，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愿意投资子女的教育。第二，领导力也是很重要的。由于中国的企业面临如此不规范的环境，企业经营的信息瞬息万变，外部宏观环境也非常不稳定，所以领导力、决策力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构建能力。
制度构建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参政议政，以后对于制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如果要改变目前的商业环境，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应该是可以做的。第一个方面，更为开放的市场进入，特别是金融方面，信贷、上市应该减少对民营企业的歧视。第二，促进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国的现状是地方和地方间的市场分割非常严重，特别是省和省之间的分割很严重，在中国经济发展早期，由于企业的发展规模比较小，大家千方百计希望政府保护自己，但是经过三十年发展，中国企业正在长大。中国企业要长大，一定要把规模做大，要打破地方之间的市场分割，努力突破企业发展本地化的倾向。第三个方面，由政府给企业提供服务是要收费的，明的就是税，暗的就是寻租，既然如此，有没有可能企业家通过商会和行业协会自己组织起来提供一些服务，使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减少？
如果在微观和制度上，不利于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商业环境能够得以改变，中国未来的企业发展，包括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会走上一条光明大道。特别是，随着商业环境的完善，企业家的政企纽带应该不再像现在那么重要，这样，企业发展将不再像现在这样特别依赖老一代的企业家，企业的传承和基业常青就可以保证了。
先从一个看上去不大相关的话题讲起，看看世界五百强。最近《财富》杂志2008年的世界500强排名已经出来了，如果包括香港、台湾，我们有35家企业进榜，美国有153家。但是看趋势，中国500强企业的数量是增加的，而美国的500强企业数在减少。我们看500强的榜单有什么含义呢？在进榜的中国内地企业前三家中是石油和电网，而且他们排得非常前面，营业收入的数量比其他进榜中国企业高一个数量级，然后是金融类的，再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带有“中国”的，或者和能源有关，或者和电信有关。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开企业，如果把企业名字起成环球、宇宙、国际都没有问题，但是你的企业名字加个中国，是不能随便加的。这些带“中国”二字的企业是什么企业呢，其实是有一定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
中国很少有大的民营企业，为什么？联系到世界500强的中国内地企业大多是国有垄断企业这一现象，我特别想强调的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商业环境和其他国家不一样。什么是良好的商业环境呢？大家很容易想到这样一些关键词，一个是“自由进入”，第二是“平等竞争”，第三是“金融成熟”，第四是“法制健全”。如果把这几个主题词对照中国现状可以发现，这几个方面在中国都不是很完善，带来的结果就是中国企业抵抗冲击的能力比较差。2008年中国企业遇到非常多的挑战，国内、国际环境都不好，中小企业倒闭很多，其实就跟商业环境有一定关系。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政企关系。通常我们在讲政企关系的时候，都理解成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干预。我们看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会发现，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也时时刻刻受到政府的影响，这就导致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相对其他国家的民营企业来说，更加依赖于企业家，因为政企关系一定是跟具体的人相结合的，而政企纽带的传承是非常难的，不是把儿子送到国外大学读博士可以读出来的。
通常的政企关系是说政府为企业提供制度和资源，企业为政府提供税收和政绩，这样的关系是“匿名”的，不需要知道具体的企业和政府是谁。但是如果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关系，那么，这样的关系就是“非匿名”的了。现在逐渐出现一个趋势，企业家和政府官员逐渐紧密结合。我最近跟一个企业家接触，他自己本人担当一个地方的人大代表和三个地方的政协委员，我问他为什么要担任这么多的职务呢，他说这个很好理解，原来我找政府官员办事，他都是朝南坐，现在至少开会的时候平起平坐，开完会再找他，什么事都容易了。在这样的环境下面，这样的政企纽带和个人结合非常紧密，不是想传承就可以的。
在这种政企纽带中，政府的角色是什么呢？我总结成下面几条。首先，中国的政府决定了企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而这条边界天生就是模糊的，在缺乏规定的地带，是由政府官员掌握的。其次，政府也是在直接、间接地控制一些资源，比如，政府的采购一向是一个大单。再比如对金融资源的控制，是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有歧视的，特别是当宏观调控和信贷紧缩的时候，遭殃的永远是小企业。第三是行政性的垄断，这本身就是一些企业发展的很重要的资源，比如华为，在它成长的关键时期，曾经和地方的电信局进行合资，合资的结果是，电信局买设备的时候都买华为的设备。这样一来，在整个中国的社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当官非常重要，有项调查显示，如果按不同的维度区分人和人的差异，有将近一半认为，最重要的差异是在官员和老百姓之间。
接下来再具体看看企业家的成长。研究发现，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了。我们的数据里，有超过一半的企业家有大专以上学历，有6%左右的企业家接受过MBA的教育，超过50%的企业家接受过经济管理、领导才能方面的培训。 8%的企业家有过参军入伍的经历，中国现在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曾经有过参军入伍的经历，比如万科王石，华为的任正非等。从媒体报道来看，也的确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选择把自己的儿女送到军队去锻炼。我们的数据中，有超过21%的企业家经历过上山下乡，这种在早年的艰苦经历，是否也对锻炼企业家的能力、精神有所帮助，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除了教育和经历、培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企业家的工作经验，我们的数据里，有76%的企业家都参与了企业创立过程，而且企业家在本行业或本企业工作的年数，平均值都是8年左右。
再来看企业的决策。我们的研究发现，无论是人事任免，生产管理，还是收入、福利的分配，绝大多数的企业都会选择主要领导决策，或者领导集体决策，而且由主要领导进行决策的更多。但是从过去十多年的趋势来看，民营企业重大经营决策者和一般管理决策者为企业主本人的比例在下降，而重大经营决策者为董事会的比例在上升，似乎企业主本人相对董事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再看政治纽带。在我们的企业家样本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将近20%。中国工商联的调查显示，在2004年，担任人大代表的民营企业家有18.9%，担任政协委员的有33.6%。民营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越来越多，06年的数据里面将近三分之一都是共产党，比例比1993年的时候有明显上升。中国工商联的数据也问企业家“提高你的社会地位”，非常有幸，在2006年，企业还是把尽量扩大企业规模放在第一，73%的企业家认为这点最重要，有24%的企业家认为入党很重要，有29%认为担任人大代表很重要，还有28%的企业家认为和政府多联系是很重要的。
在这样一个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里，企业家受到了什么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有70%的企业家，每天工作时间是8到12小时，远远超过通常8小时的合理工作时间，甚至有20%的企业家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我们还问了企业家是不是面临很大压力，结果，40%的企业家认为自己压力较大，或者压力极大，压力一般的还有35%，只有剩下25%的企业，认为没有压力或者压力比较轻。另外一个数据是企业家的满意度，大多数企业家对自己整个工作、生活的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不得不注意到，还有将近15%的企业家处在对自己的状态不满意的情况。进一步我们关注了企业家的心理健康，我们发现，46.23%的企业家显示出他感觉到焦虑程度较大，或者焦虑感极强。我们也问了企业家感到焦虑的原因，他们提到的原因包括企业的生存、发展，个人的工作前途，工作节奏快，资金压力，市场变化大，身体健康，也有人把企业的传承列进来了。那么，相比之下，什么样的企业家会更快乐呢？我们发现，政府的干预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那些认为政府给企业带来的负担越来越重的企业家，显得更加不快乐。而收入高、教育程度高的企业家相对比较快乐。总的来说，政府对于企业的干预其实不是没有代价的，政府所起的功能可能一方面帮助企业发展，但是这样的政企纽带其实是不利于企业家健康成长，对民营企业的发展也有负面影响。
最后我们还是落实到一个问题，中国如何形成有利于企业基业常青的商业环境？
首先微观上，我还是要再次强调，接班人问题有三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教育，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愿意投资子女的教育。第二，领导力也是很重要的。由于中国的企业面临如此不规范的环境，企业经营的信息瞬息万变，外部宏观环境也非常不稳定，所以领导力、决策力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构建能力。
制度构建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参政议政，以后对于制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如果要改变目前的商业环境，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应该是可以做的。第一个方面，更为开放的市场进入，特别是金融方面，信贷、上市应该减少对民营企业的歧视。第二，促进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国的现状是地方和地方间的市场分割非常严重，特别是省和省之间的分割很严重，在中国经济发展早期，由于企业的发展规模比较小，大家千方百计希望政府保护自己，但是经过三十年发展，中国企业正在长大。中国企业要长大，一定要把规模做大，要打破地方之间的市场分割，努力突破企业发展本地化的倾向。第三个方面，由政府给企业提供服务是要收费的，明的就是税，暗的就是寻租，既然如此，有没有可能企业家通过商会和行业协会自己组织起来提供一些服务，使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减少？
如果在微观和制度上，不利于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商业环境能够得以改变，中国未来的企业发展，包括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会走上一条光明大道。特别是，随着商业环境的完善，企业家的政企纽带应该不再像现在那么重要，这样，企业发展将不再像现在这样特别依赖老一代的企业家，企业的传承和基业常青就可以保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