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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可以让人远离恐惧
2003年3月,台湾作家张德芬携家人来到北京定居。来北京之前,张德芬在台湾已经看到了SARS病毒相关的新闻报道。与此同时,内地媒体一片风平浪静。在台湾看到的新闻报道让张德芬对SARS有了初步了解,有防范之心,却没有过度恐慌。定居北京之后,她尽量少出门,告诉周围的人要防范,但“大家也不怎么相信哎,看着我戴大口罩还觉得很奇怪”。非典来势汹汹,很快国内谣言四起。又过了一段时间,非典疫情官方消息公布。张德芬还记得,官方消息公布后周一的傍晚5点钟,她在北京东三环三元桥附近,看着路上不超过10辆的车。这种难得一见的空景,就像人们内心的空洞。“一开始没有报道,大家不知情。消息公开之后,大家怕得要死。”
恐慌情绪四起,张德芬反倒平静下来。“我反而很喜欢那时出门哎,商场里都没有人。”张德芬说。她依旧戴着口罩出门逛街,她喜欢的秀水街和雅秀商场从过去的人声鼎沸一下变得一片死寂。“电梯这种密闭的空间我会怕传染,商场那么空旷,我随身带着消毒剂,摸了什么东西就会尽快消毒。我觉得没关系。”在人人谈SARS色变之时,得知消息较早,没有被谣言所困的张德芬一点没有耽误正常的生活。
“创伤后遗症”
对于这些突然发生、无法预料、不可控制,对人的生命安全、心理安全以及肢体的完整性构成威胁并且产生强烈恐惧、无助、有时会超出个体或社区应对能力的事件,心理学统称为“创伤性事件”。创伤性事件会引发相关人员的不良心理影响,严重者还会患上心理疾病——灾后创伤性应激障碍。
一般经历灾难、创伤之后人们的心理都会受到影响,但这个心理的影响是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过程的。3个月到6个月都属于正常范围。 “ 如果过了这段时间,这个人还一直很消沉,还是比较抑郁的话,他可能有心理上的疾病,就需要干预了。”李梅说。
在非典中,因为信息的不透明,因为防范的不到位,因为救治的不及时,因为疫情的不可控,有很多人的人生就此改写。非典过去了,有些人,却永远留在了非典的阴影里。据媒体报道,在北京,特别严重的非典后遗症患者大概有300多人,其中一半是非因公感染者。他们的处境非常艰难,绝大多数患有抑郁症、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等多种疾病。非典带来的恐慌,使得非典患者在重新融入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有可能遭遇周遭人们的躲避和异样眼光。他们被动或者主动抛弃了原来的生活圈子。“这对他们是二次伤害。”李梅说,“非典带来的心理创伤是根据受害程度从中心向外围递减的。与非典关系越密切,受到的心理伤害就越严重”。
被“隔离”的感觉,也许会伴随他们一生。
“非典带给公众的恐慌或许已经消散,带给公众的心理创伤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合,但这种社会公共事件带来的心理影响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可能是有累积效应的。我觉得现在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比2003年的时候要更差。非典期间,虽然出现各种问题,但全社会整体上还是众志成城一起抗击非典的。心态比较积极。”李梅说,“但现在,毒酸奶、自来水水质差、PM2.5、填埋垃圾污染地下水等等,几乎每件事都会引发轩然大波,人们的神经越来越脆弱。公众安全感和信任度在不断被消耗。这是整个社会的心理之伤”。
2003年3月,台湾作家张德芬携家人来到北京定居。来北京之前,张德芬在台湾已经看到了SARS病毒相关的新闻报道。与此同时,内地媒体一片风平浪静。在台湾看到的新闻报道让张德芬对SARS有了初步了解,有防范之心,却没有过度恐慌。定居北京之后,她尽量少出门,告诉周围的人要防范,但“大家也不怎么相信哎,看着我戴大口罩还觉得很奇怪”。非典来势汹汹,很快国内谣言四起。又过了一段时间,非典疫情官方消息公布。张德芬还记得,官方消息公布后周一的傍晚5点钟,她在北京东三环三元桥附近,看着路上不超过10辆的车。这种难得一见的空景,就像人们内心的空洞。“一开始没有报道,大家不知情。消息公开之后,大家怕得要死。”
恐慌情绪四起,张德芬反倒平静下来。“我反而很喜欢那时出门哎,商场里都没有人。”张德芬说。她依旧戴着口罩出门逛街,她喜欢的秀水街和雅秀商场从过去的人声鼎沸一下变得一片死寂。“电梯这种密闭的空间我会怕传染,商场那么空旷,我随身带着消毒剂,摸了什么东西就会尽快消毒。我觉得没关系。”在人人谈SARS色变之时,得知消息较早,没有被谣言所困的张德芬一点没有耽误正常的生活。
“创伤后遗症”
对于这些突然发生、无法预料、不可控制,对人的生命安全、心理安全以及肢体的完整性构成威胁并且产生强烈恐惧、无助、有时会超出个体或社区应对能力的事件,心理学统称为“创伤性事件”。创伤性事件会引发相关人员的不良心理影响,严重者还会患上心理疾病——灾后创伤性应激障碍。
一般经历灾难、创伤之后人们的心理都会受到影响,但这个心理的影响是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过程的。3个月到6个月都属于正常范围。 “ 如果过了这段时间,这个人还一直很消沉,还是比较抑郁的话,他可能有心理上的疾病,就需要干预了。”李梅说。
在非典中,因为信息的不透明,因为防范的不到位,因为救治的不及时,因为疫情的不可控,有很多人的人生就此改写。非典过去了,有些人,却永远留在了非典的阴影里。据媒体报道,在北京,特别严重的非典后遗症患者大概有300多人,其中一半是非因公感染者。他们的处境非常艰难,绝大多数患有抑郁症、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等多种疾病。非典带来的恐慌,使得非典患者在重新融入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有可能遭遇周遭人们的躲避和异样眼光。他们被动或者主动抛弃了原来的生活圈子。“这对他们是二次伤害。”李梅说,“非典带来的心理创伤是根据受害程度从中心向外围递减的。与非典关系越密切,受到的心理伤害就越严重”。
被“隔离”的感觉,也许会伴随他们一生。
“非典带给公众的恐慌或许已经消散,带给公众的心理创伤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合,但这种社会公共事件带来的心理影响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可能是有累积效应的。我觉得现在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比2003年的时候要更差。非典期间,虽然出现各种问题,但全社会整体上还是众志成城一起抗击非典的。心态比较积极。”李梅说,“但现在,毒酸奶、自来水水质差、PM2.5、填埋垃圾污染地下水等等,几乎每件事都会引发轩然大波,人们的神经越来越脆弱。公众安全感和信任度在不断被消耗。这是整个社会的心理之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