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曹禺在剧作《日出》中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自然精神和西方非理性哲学体系中的酒神自然精神，并尝试对这两种自然精神进行整合和超越，以此来践行自己的文化理想——打破现存不合理的社会秩序，追求理想健康人性的复归，建立自由、平等、和谐的社会，完成中国社会由破旧到立新的过程。
关键词：曹禺 《日出》 自然精神
一 自然精神立场与曹禺戏剧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研究便已启动，研究者试图从不同的侧面给人勾勒出中国现代文学整体面貌。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研究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角度，即精神立场。所谓精神立场就是人在与世界的交往中所采取的主观立场，它包括我们对人性的认识、对世界的把握、对价值秩序的设定等，而其中以自然世界为中心便称为自然精神立场，其核心便在于自然性。自文艺复兴以来，世界的文学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文学，而弘扬自然人性，以自然的精神应对一切，这是大多数文学作品的意义与价值体现，而这一点，在曹禺的剧作中体现尤甚。
根据对自然人性内蕴实质的不同理解，自然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为人所征用最多的主要有道家自然精神和酒神自然精神。道家自然精神的核心是“自然”，自然而然，超脱万物，它所营造的平等、自由、和谐的社会图景是历代文人的精神家园，从“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到庄子的“至德之世”，从陶渊明的桃花源到曹雪芹的大观园，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到汪曾祺的“苏北小镇”，现实的黑暗与失意导引回归自然的路途，脱离现实与历史，摒弃诸多的矛盾，在“世外桃源”中净化自我，人便可谓完满自足了。
酒神自然精神源自西方，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文中以简明的语言阐释道：“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我把这看做通往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在尼采看来，酒神精神的要义就是生命强力的自我肯定，从本然存在中汲取丰沛的力量去对抗一切事实性，克服各种苦难，让生命沉醉于自身酣畅淋漓的力量感之中。
曹禺是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剧作家，他的剧作饱含了对中国黑暗现实的愤懑，对苦难深重人民的同情，他渴望道家所营造出的桃花源式的生活图景取代当时动荡黑暗的现实社会，呼唤周冲、方达生这类具有赤子之心的人物来重建道德价值体系，这是他心中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美好愿景便不得不依靠强力来打破现实的束缚，于是酒神中那种顽强的生命意志与强烈的欲望成为打破枷锁的武器。仇虎于苍莽中向着爱情和正义踽踽独行，蘩漪在周公馆中对爱情苦苦追寻，陈白露在为人所操控的世界中对生活的种种期盼，茫茫原野，滚滚雷声，滔滔血雨，熊熊红日，彰显了曹禺常引用的“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酒神精神。
二 道家自然精神与《日出》
“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家自然哲学源于对现实的批判。在他们看来，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束缚了人的真性情，使人变得虚伪，克己复礼的主张固化了社会的种种差距与不平等，在忠、义、礼、智、信等道德教条的束缚下，人性失去了本然状态而变得扭曲，社会则显出一种病态，其补救之法在于顺应天道自然，建立起“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理想社会，虽然这种理想本身具有很大的超越性，但它启发后人于大自然中寻觅理想世界，后世之人如李白、苏轼等无不在重温道家自然精神所营造出的美好世界。而此后，道家自然精神作为一种对抗现实追求理想社会的思想武器也就广为人所征用。
曹禺在《日出》中所追寻的又何尝不是这种天道理想社会模式。《日出》开篇便引用了《道德经》的一段话，而现在看来，这恰是对整篇故事核心思想最为精辟的概括。“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日出》为我们描绘的就是这样一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社会。很多人基于此认为《日出》是一部批判“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的现实主义作品，而相应地忽视了曹禺对于“天之道”理想社会的精神诉求，“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天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的活着，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谋，没有陷害，也没有苦恼，吃生肉，喝鲜血，太阳晒着，风吹着，雨淋着，没有现在这么多吃人的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曹禺试图将形而上的天之道的理想社会和形而下的人之道的现实社会维系在一起，以此来网罗万象，在批判现实中彰显对于“天之道”社会的精神诉求。
具体分析来看，曹禺对于“人之道”社会的批判蕴藏于一个个活生生的剧中人物之中。例如，黄省三这个人物，他是大丰银行的书记，是一个本本分分的人，但在人之道的社会现实中却是欲奉有余而不可得，妻子弃他而去，三个孩子嗷嗷待哺，只得抛弃“人”的尊严乞求施舍。但不足者的乞怜求救，并未换得些许怜悯，终究弄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下场，断绝人世之希望莫过于此，连曹禺自己都看不下去，通过李石清之口痛述“你为什么疯？你太便宜他了！”
那么，在这“人之道”的社会中，有余者的生活应该如鱼得水吧？潘月亭算是《日出》中的一个重量级人物，是“空前绝后的头等出品”，是一个有余者。但在金八所操控的一场金融骗局中，作为有余者的潘四爷也一步步地沦落，最终破产成为一名不足者。
“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但笔者认为，《日出》所描绘的社会是一个既损不足又损有余的人间炼狱，黄省三、小东西、翠喜，抑或是有余者潘月亭、顾八奶奶，都只有毁灭一条道路而已。“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当弦绷到极限的时候，任何一种情绪都可能使一个人采取暴力，对于这个末世的人们来说，争取自由与独立，争取一个如“小国寡民”、“至德之世”那样的“天之道”的社会，便只有反抗一条路而已，于是我们听到黄省三的呐喊“我现在不怕你们啦！我不怕你们啦！”看到那些象征着光明与理想的打夯工人“高亢而洪壮地合唱着《轴歌》”那是震撼的声音，是打破黑暗秩序枷锁的革命伟力，是日出的声音！ 三 酒神自然精神与《日出》
曹禺创作作品，不像其他作家一样先创作一个主题，而是凭借着酒神精神之冲动而创作，在进入“醉”的状态下逐步书写他的作品，这似乎也正说明曹禺独具酒神的创作欲望。例如，作者在《雷雨》的创作中，据他后来的陈述，这“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而《日出》中反复出现的，“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也成为作者最初的创作冲动和灵感。
由于作者独特的创作习惯，作品的主题只能由我们自己挖掘，而不是曹禺对我们倾囊相授。出现在《日出》里的人物有的来自上流社会，他们“既富且贵”，有的是下层人民，他们是贫贱的，还有中层人士，他们离成功只差一个机会。然而，在生命洪流的推动下，这些人真的被“日出”的阳光所笼罩了么？由他们的结局可以看出，答案并非如此：他们中死的死，破产的破产，都留在太阳的后面。现在看来，被阳光所笼罩，真正拥有太阳的人可能是方达生以及并未出现在读者视野的工人们，他们唱着“小海号”或者“轴号”：日出东来，漫天的大红！要想吃饭，可得做工！这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完全不同于剧中的每个人，他们靠双手吃饭，靠力量养家，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从政治角度来讲，《日出》是一部描写无产阶级代替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登上人类历史舞台的剧作，其主题也暗含了劳动阶级专政的思想，这是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与酒神精神相照应，尼采认为：人的个体性毁灭是导致悲剧的灾祸，但是，与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交替相比，个体性的毁灭换来的是人与大自然的融合为一，体悟到的是感受神秘的自然赐予人类的永恒生命力。由此可见，陈白露、小东西的死，潘月亭、顾八奶奶的破产，李石清富贵梦的幻灭……这些个体的毁灭都被充满热情的劳动阶级的蓬勃发展所吸收，工人是这个时代新的生命力，劳动代表着人类的永恒和希望，这充分展现了酒神之人类整体生命的特征。
四 道家与酒神——互补中的超越
分析曹禺的戏剧，社会和个人是两个非常重要的角度。纵观曹禺三大悲剧《雷雨》《日出》《原野》，它们的出发点在于作者对宇宙、社会的疑惑和悲剧性的感受，他试图从道家自然精神中寻求归宿，希望仰仗超越性精神的希望，在不自由的现实中追寻自由，在不公的社会秩序中追寻公正，但我们每个人确是处于残缺的现世世界之中，我们不得不直面残缺的现世追寻人生的意义，这是矛盾的，是脆弱的，这使作者不禁质疑这种方式的可实现性。
因而，他需要寻找强有力的方式来辅助自己完成对这种精神立场的超越。他借鉴酒神精神，那种不懈的勇气和顽强的斗志使他勇于直面社会的不公、人生的深渊。我们看到剧作中的每个人都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每个人都围绕自己的轮轴转动，追寻自己目标的同时排斥着他人，处处都充满着冒险、对抗、紧张和苦难。酒的迷醉之后是清醒和无比凄惨的黎明，碰撞的力量导致每一个人的失败。很显然，作者又彻底质疑了利用酒神精神作为实现途径的可能性。在作者看来，人无法依凭自身自然性的生命强力赋予生命意义，就如陈白露，无论她多有激情多有想法地想追随诗人或是方达生而去，但在恶的精神原则所制成的镣铐中，在以欲望、专制、不义、冷漠等为主导的社会秩序中，她都无法真正超越实现自由，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是卖给这个地方的”。若想实现自由，首先必须在隐秘的神圣存在面前洗清自己的罪孽，摆脱恶的精神原则施于己身的枷锁，回归类似于“赤子之心”的状态，因此，她的自杀才是真正超越性的行为，这意味着她的人性尊严从自然性的生命强力的拘囚中解脱出来，从而在另一个精神空间绽放光彩。
综上而言，曹禺同时借鉴两种自然精神在偶然中有着必然的联系，是不得不为之的做法，而二者共济最终完成了对每种自然精神个体的超越。不得不承认，在《日出》中，真正有资格、有能力走向太阳的只有两个人——诗人和方达生，而在他们身上，我们也的确能看到两种自然精神的完美结合。
诗意与激情，冲突与灵动，疯狂与柔和，冲淡平和的道家自然精神与奇崛诡秘的酒神自然精神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别样的美感。“他的极富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实践性创作，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领域。”其人物，其剧情，让我们于紧张焦灼的氛围中感受到文本的张力，领略到激情的释放和来自于人的无可穷竭的力量；其内蕴，其追求，又引领我们进入宁静祥和的天道社会，感受美好人性的复归。日出，黑暗的冲突与黎明的曙光，它不仅仅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人之道”的社会现实，更引发我们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探索和对人自身命运的领悟。
参考文献：
[1] 尼采，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
[2] 老子：《道德经》，远方出版社，2008年版。
[3] 曹禺：《日出》，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4] 曹禺：《北京人》，《曹禺经典戏剧选集》，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5] 曹禺：《日出》，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6] 曹禺：《序》，《雷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7]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徐休明，南开大学文学院2014级在读研究生）
关键词：曹禺 《日出》 自然精神
一 自然精神立场与曹禺戏剧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研究便已启动，研究者试图从不同的侧面给人勾勒出中国现代文学整体面貌。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研究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角度，即精神立场。所谓精神立场就是人在与世界的交往中所采取的主观立场，它包括我们对人性的认识、对世界的把握、对价值秩序的设定等，而其中以自然世界为中心便称为自然精神立场，其核心便在于自然性。自文艺复兴以来，世界的文学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文学，而弘扬自然人性，以自然的精神应对一切，这是大多数文学作品的意义与价值体现，而这一点，在曹禺的剧作中体现尤甚。
根据对自然人性内蕴实质的不同理解，自然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为人所征用最多的主要有道家自然精神和酒神自然精神。道家自然精神的核心是“自然”，自然而然，超脱万物，它所营造的平等、自由、和谐的社会图景是历代文人的精神家园，从“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到庄子的“至德之世”，从陶渊明的桃花源到曹雪芹的大观园，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到汪曾祺的“苏北小镇”，现实的黑暗与失意导引回归自然的路途，脱离现实与历史，摒弃诸多的矛盾，在“世外桃源”中净化自我，人便可谓完满自足了。
酒神自然精神源自西方，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文中以简明的语言阐释道：“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我把这看做通往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在尼采看来，酒神精神的要义就是生命强力的自我肯定，从本然存在中汲取丰沛的力量去对抗一切事实性，克服各种苦难，让生命沉醉于自身酣畅淋漓的力量感之中。
曹禺是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剧作家，他的剧作饱含了对中国黑暗现实的愤懑，对苦难深重人民的同情，他渴望道家所营造出的桃花源式的生活图景取代当时动荡黑暗的现实社会，呼唤周冲、方达生这类具有赤子之心的人物来重建道德价值体系，这是他心中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美好愿景便不得不依靠强力来打破现实的束缚，于是酒神中那种顽强的生命意志与强烈的欲望成为打破枷锁的武器。仇虎于苍莽中向着爱情和正义踽踽独行，蘩漪在周公馆中对爱情苦苦追寻，陈白露在为人所操控的世界中对生活的种种期盼，茫茫原野，滚滚雷声，滔滔血雨，熊熊红日，彰显了曹禺常引用的“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酒神精神。
二 道家自然精神与《日出》
“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家自然哲学源于对现实的批判。在他们看来，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束缚了人的真性情，使人变得虚伪，克己复礼的主张固化了社会的种种差距与不平等，在忠、义、礼、智、信等道德教条的束缚下，人性失去了本然状态而变得扭曲，社会则显出一种病态，其补救之法在于顺应天道自然，建立起“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理想社会，虽然这种理想本身具有很大的超越性，但它启发后人于大自然中寻觅理想世界，后世之人如李白、苏轼等无不在重温道家自然精神所营造出的美好世界。而此后，道家自然精神作为一种对抗现实追求理想社会的思想武器也就广为人所征用。
曹禺在《日出》中所追寻的又何尝不是这种天道理想社会模式。《日出》开篇便引用了《道德经》的一段话，而现在看来，这恰是对整篇故事核心思想最为精辟的概括。“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日出》为我们描绘的就是这样一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社会。很多人基于此认为《日出》是一部批判“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的现实主义作品，而相应地忽视了曹禺对于“天之道”理想社会的精神诉求，“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天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的活着，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谋，没有陷害，也没有苦恼，吃生肉，喝鲜血，太阳晒着，风吹着，雨淋着，没有现在这么多吃人的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曹禺试图将形而上的天之道的理想社会和形而下的人之道的现实社会维系在一起，以此来网罗万象，在批判现实中彰显对于“天之道”社会的精神诉求。
具体分析来看，曹禺对于“人之道”社会的批判蕴藏于一个个活生生的剧中人物之中。例如，黄省三这个人物，他是大丰银行的书记，是一个本本分分的人，但在人之道的社会现实中却是欲奉有余而不可得，妻子弃他而去，三个孩子嗷嗷待哺，只得抛弃“人”的尊严乞求施舍。但不足者的乞怜求救，并未换得些许怜悯，终究弄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下场，断绝人世之希望莫过于此，连曹禺自己都看不下去，通过李石清之口痛述“你为什么疯？你太便宜他了！”
那么，在这“人之道”的社会中，有余者的生活应该如鱼得水吧？潘月亭算是《日出》中的一个重量级人物，是“空前绝后的头等出品”，是一个有余者。但在金八所操控的一场金融骗局中，作为有余者的潘四爷也一步步地沦落，最终破产成为一名不足者。
“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但笔者认为，《日出》所描绘的社会是一个既损不足又损有余的人间炼狱，黄省三、小东西、翠喜，抑或是有余者潘月亭、顾八奶奶，都只有毁灭一条道路而已。“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当弦绷到极限的时候，任何一种情绪都可能使一个人采取暴力，对于这个末世的人们来说，争取自由与独立，争取一个如“小国寡民”、“至德之世”那样的“天之道”的社会，便只有反抗一条路而已，于是我们听到黄省三的呐喊“我现在不怕你们啦！我不怕你们啦！”看到那些象征着光明与理想的打夯工人“高亢而洪壮地合唱着《轴歌》”那是震撼的声音，是打破黑暗秩序枷锁的革命伟力，是日出的声音！ 三 酒神自然精神与《日出》
曹禺创作作品，不像其他作家一样先创作一个主题，而是凭借着酒神精神之冲动而创作，在进入“醉”的状态下逐步书写他的作品，这似乎也正说明曹禺独具酒神的创作欲望。例如，作者在《雷雨》的创作中，据他后来的陈述，这“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而《日出》中反复出现的，“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也成为作者最初的创作冲动和灵感。
由于作者独特的创作习惯，作品的主题只能由我们自己挖掘，而不是曹禺对我们倾囊相授。出现在《日出》里的人物有的来自上流社会，他们“既富且贵”，有的是下层人民，他们是贫贱的，还有中层人士，他们离成功只差一个机会。然而，在生命洪流的推动下，这些人真的被“日出”的阳光所笼罩了么？由他们的结局可以看出，答案并非如此：他们中死的死，破产的破产，都留在太阳的后面。现在看来，被阳光所笼罩，真正拥有太阳的人可能是方达生以及并未出现在读者视野的工人们，他们唱着“小海号”或者“轴号”：日出东来，漫天的大红！要想吃饭，可得做工！这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完全不同于剧中的每个人，他们靠双手吃饭，靠力量养家，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从政治角度来讲，《日出》是一部描写无产阶级代替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登上人类历史舞台的剧作，其主题也暗含了劳动阶级专政的思想，这是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与酒神精神相照应，尼采认为：人的个体性毁灭是导致悲剧的灾祸，但是，与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交替相比，个体性的毁灭换来的是人与大自然的融合为一，体悟到的是感受神秘的自然赐予人类的永恒生命力。由此可见，陈白露、小东西的死，潘月亭、顾八奶奶的破产，李石清富贵梦的幻灭……这些个体的毁灭都被充满热情的劳动阶级的蓬勃发展所吸收，工人是这个时代新的生命力，劳动代表着人类的永恒和希望，这充分展现了酒神之人类整体生命的特征。
四 道家与酒神——互补中的超越
分析曹禺的戏剧，社会和个人是两个非常重要的角度。纵观曹禺三大悲剧《雷雨》《日出》《原野》，它们的出发点在于作者对宇宙、社会的疑惑和悲剧性的感受，他试图从道家自然精神中寻求归宿，希望仰仗超越性精神的希望，在不自由的现实中追寻自由，在不公的社会秩序中追寻公正，但我们每个人确是处于残缺的现世世界之中，我们不得不直面残缺的现世追寻人生的意义，这是矛盾的，是脆弱的，这使作者不禁质疑这种方式的可实现性。
因而，他需要寻找强有力的方式来辅助自己完成对这种精神立场的超越。他借鉴酒神精神，那种不懈的勇气和顽强的斗志使他勇于直面社会的不公、人生的深渊。我们看到剧作中的每个人都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每个人都围绕自己的轮轴转动，追寻自己目标的同时排斥着他人，处处都充满着冒险、对抗、紧张和苦难。酒的迷醉之后是清醒和无比凄惨的黎明，碰撞的力量导致每一个人的失败。很显然，作者又彻底质疑了利用酒神精神作为实现途径的可能性。在作者看来，人无法依凭自身自然性的生命强力赋予生命意义，就如陈白露，无论她多有激情多有想法地想追随诗人或是方达生而去，但在恶的精神原则所制成的镣铐中，在以欲望、专制、不义、冷漠等为主导的社会秩序中，她都无法真正超越实现自由，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是卖给这个地方的”。若想实现自由，首先必须在隐秘的神圣存在面前洗清自己的罪孽，摆脱恶的精神原则施于己身的枷锁，回归类似于“赤子之心”的状态，因此，她的自杀才是真正超越性的行为，这意味着她的人性尊严从自然性的生命强力的拘囚中解脱出来，从而在另一个精神空间绽放光彩。
综上而言，曹禺同时借鉴两种自然精神在偶然中有着必然的联系，是不得不为之的做法，而二者共济最终完成了对每种自然精神个体的超越。不得不承认，在《日出》中，真正有资格、有能力走向太阳的只有两个人——诗人和方达生，而在他们身上，我们也的确能看到两种自然精神的完美结合。
诗意与激情，冲突与灵动，疯狂与柔和，冲淡平和的道家自然精神与奇崛诡秘的酒神自然精神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别样的美感。“他的极富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实践性创作，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领域。”其人物，其剧情，让我们于紧张焦灼的氛围中感受到文本的张力，领略到激情的释放和来自于人的无可穷竭的力量；其内蕴，其追求，又引领我们进入宁静祥和的天道社会，感受美好人性的复归。日出，黑暗的冲突与黎明的曙光，它不仅仅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人之道”的社会现实，更引发我们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探索和对人自身命运的领悟。
参考文献：
[1] 尼采，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
[2] 老子：《道德经》，远方出版社，2008年版。
[3] 曹禺：《日出》，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4] 曹禺：《北京人》，《曹禺经典戏剧选集》，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5] 曹禺：《日出》，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6] 曹禺：《序》，《雷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7]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徐休明，南开大学文学院2014级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