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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战以后，西方思想界存在着自由、保守与激进三派，但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却只有自由、保守两种意识形态。普通公众有无意识形态，行为主义政治学者的研究对此存在着争议，按照意识形态的从无到有依次有五种观点：康弗斯的观点、情智理论、自我认同论、易得性模式、约束性的等级模式。争论的背后是学者们对意识形态理解的差异，即根据什么样的标准认定公众有无意识形态。
【关键词】自由 保守 意识形态 行为主义政治学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3.003
问题的提出
如果从20世纪初叶开始算起，政治思潮大体可以划分为自由、保守、激进三派，自由主义派的代表人物如罗尔斯，保守派的如波普尔、哈耶克等，激进派别中可以划分为激进左派和激进右派，激进左派主张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而激进右派以法西斯主义为代表。自二战以后，激进右派随着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倒台而逐渐势微，但是激进左派仍然在西方思想界拥有一定的地位，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理论和实践有一定的差距，思想界的三分法能否用于现实中民众的意识形态的划分？答案是否定的。美国思想家丹尼·贝尔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他认为，在西方，大家普遍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即普遍地“接受福利国家、权力分散、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概念。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的论争时代业已结束”。①也就说，有关意识形态的核心，各方已经普遍认同。对此观点我们可以作三方面的理解：其一，意识形态终结论并不是不存在意识形态的争论，争论过程中大家有一共同认可的核心，即首先接受中间状态，然后偏左或偏右，具体来说，激进的思想被抛弃了，自由或保守的思想得以保留。其二，这里的判断并不主要针对思想界，而主要针对现实的政治生活。二战以后，思想家依然是激进的左派，但欧美各主流政党却不再纠缠于姓社姓资的争论，他们的纲领基本趋同，只是在某些议题上有些差异。直到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移民涌入欧美发达国家，一些极右的政党逐渐兴起，但是他们仍然属于政党的支流，其影响力仍待观察。其三，政党意识形态的二分与民众中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这些政党为何抛弃激进的思想，在于选民意识形态的趋同，二战以后，直到现在，激进的政党偶有兴起，但从未赢得政权。简言之，意识形态的终结只是政治生活中激进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终结，选民的自由或保守的思想影响着政党的性质。
意识形态的自由与保守的二分影响到政治学的研究。二战以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在美国兴起并逐渐占据了政治学研究的主流，他们逐渐介入意识形态的研究。与思想家对意识形态的研究相比，行为主义政治学主要有如下的特征：其一，与思想家的三分法相比，他们用二分法，即自由或保守的维度对思想进行考察。其二，思想家主要是理论的论证，行为主义者试图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对民众的思想和态度进行研究。其三，思想家关注的是“应然”，而行为主义者关注的是“实然”。那么，民众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样的？学者们对此却存在着极大争议。
争论的缘起始于1964年，康弗斯（Philip Converse）發表了“民众信念系统的本质”一文，根据访谈的结果，把人们运用意识形态解读议题的程度划分为五个层级：第一层级为意识形态者（ideologues），能够运用自由与保守的维度评估政治目标和不断变化的政策。第二层级为近乎意识形态者（near-ideologues），包括两类人：一类人尽管表面上不谈自由或保守，但已经意识到这些维度；另一类则是对自由或保守的理解存在争议，但实际上已经运用这些维度评估政治目标。第三层级为群体利益（group interest）者，他们并不依赖意识形态评估政党和候选人，而是根据群体的利益做出判断。第四层级为政策的思考者，这些人对某些政策有自己的看法，然后运用这些看法对政党或候选人做出判断。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受时代特征的影响（nature of the times）者，对政党或候选人的批评主要依据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譬如战争或和平，繁荣或萧条；二类是议题的思考者，只是依据狭隘的议题，对政党或候选人或满意或愤慨。第五层级为无议题内容（no issue content）者，对政策的意义一无所知，不关注候选人或政党所说的内容。在康弗斯看来，前两个层级的人可以划入具有意识形态之列，而后三类则没有意识形态。通过调查他发现，选民在五类的比例分别为3.5%、12%、45%、22%、17.5%。也就是说大多数选民并没有意识到意识形态的存在，他们的思考并不具有持久性。②康弗斯的观点可归纳为一句话：政治精英具有意识形态，普通选民并没有意识形态，他们的政治态度既不持久，也不一致。
那么，普通民众到底是否具有意识形态呢？康弗斯的观点一发表，立即引来许多学者的热议。大体可以归纳为四种观点：自由认同论、易得性模式、约束性的等级模式、情智理论。
自我认同论
费尔德曼（Stanley Feldman）认同康弗斯的部分结论。1976年总统选举之前，他们对选民进行了五波调查，涉及九项政策议题。结果发现多数的选民在相关政策议题上回答是不稳定的，即对同一个选民来说，五波调查中，答复的结果并不一致。这与康弗斯得到的选民的政治态度不持久、不一致的观点是相同的。但与康弗斯的解释不同的是，他反对精英与大众的划分。康弗斯认为精英有意识形态，大众没有意识形态。这里所说的精英指政治精英，即以政治参与的程度来划分精英与大众。但费尔德曼的研究发现，民众之所以在调查中态度出现不一致，并不与政治参与相关，而是与他们掌握的政治信息少、态度不强烈和教育程度低相关。③
不但如此，费尔德曼还反对康弗斯的有关自由与保守的划分。他与同事康诺弗（Philip J. Conover）联合发表文章称，过去把自由与保守看作是连续统的两极，但实际上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在他们看来，自由和保守的选民都拥有共同的知识框架，相区别的只是观察问题的视角。换言之，在他们看来，多数选民首先对大的意识形态是有共识的，大家都承认意识形态的一些基本的内容，然后在此基础上区别自由与保守。同时，他们认为，每个选民个体的特质也是有差异的，不同的选民个体在利用意识形态时是不同的。譬如有的可能用单一维度的意识形态，有的可能用社会议题，有的可能用经济议题。有的则运用多维度组织他们的信念。因此，选民如何自我界定他们的自由或保守的意识形态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过去的研究恰恰忽略了对自由、保守自我认同的含义以及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自我认同论（见图1）。④ 所谓的意识形态的自我认同，即象征和议题的相互作用，会启动民众对自由和保守的评估，从而最终确定自己的意识形态。与康弗斯的观点相比，自我认同论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色：其一，强调了意识形态的议题倾向。按照他们的观点，不能泛泛而论某个选民具有自由或保守的意识形态，只能说在某个议题上他是自由或保守的。其二，突出了象征，尤其是情感对选民心理的影响。议题如何启动选民的自由或保守的倾向？是象征。象征可归为两类：认知类型，指与象征相关的客观信息或实质性的内容；评估类型，指象征引发的情感。对于前者，学者们关注较多，但对于后者关注较少。而最有可能的恰恰是这些标签能够产生强烈的正面或负面的情感。其三，自由与保守不是对立的。自由与保守共享一个共识框架，两种意识形态之间并不是负相关。而且一个人可能同时拥有自由或保守的思想，譬如有可能其在社会议题上是自由的，但在经济议题上却是保守的。
自我认同论解释了人们可能受到不同议题的影响，从而导致了态度的不一致。但是仍然有一问题没有解决：这些议题是如何影响个人的决策的？基于这样的追问，费尔德曼在对自我认同论考察过程中，强调了价值的作用。在康弗斯的论文中，没有解释公众态度和喜好是如何形成的，之所以如此在于他认为精英的态度被系统的意识形态所影响，而普通的公众不具有意识形态，也就不具有系统的思维。费尔德曼则认为普通的公众也具有意识形态，因此就需要进一步探讨公众的意识形态是如何来的。他认为公众的意识形态并不具有系统性，并不被系统完整的信念和价值所决定，而是由某种重要的信念和价值所决定。也就是说费尔德曼抛弃了康弗斯的信念和价值的系统性，而强调重要性。具体到美国来说，他突出了三种价值：机会平等、经济个人主义，以及自由市场制度。其中自由的市场制度与其他两种价值的冲突不大，因此对公众的政策及议题的影响不大，影响最大的价值是经济个人主义和平等。所谓经济个人主义是有关经济过程和社会流动的系列信念，强调个人生活中需要个人付出努力，个人的成绩成为主要的文化价值。在个人主义基础上发展出的是平等的价值。平等强调两点：一是形式上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二是机会的平等。工作和地位的升迁必须对所有人开放。在此基础上，个人的贫穷和地位低就是个人失败的结果。⑤之后，他与扎勒（John Zaller）合作发表的文章中，对此作了更为简洁的描述。多数美国人根据自由、平等、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民主等价值行事，但并不是单纯按照左与右，或者自由与保守行事，而是在许多情况下面临着价值的冲突。譬如自由派无法忽略个人主义和有限政府，保守派无法抛弃平等和民主。但相比较而言，保守者很少价值冲突。自由者比较明显，必须调节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和有限政府。⑥个人拥有一定的價值观，而每个议题自身也拥有价值观，个体在接触这些议题时就会出现以下几种变化：接受、拒绝、改变、弱化。扎勒对这几种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提出了三项基本原理：原理1，随着政治意识总体水平的功能不断增加，个体在既定的时间内接收自由和保守的概率是独立的，接受是真正吸收和理解了信息。原理2，对接收的信息拒绝，体现为以下两种情况：其一，个体的价值和信息所传播的价值距离越远越可能拒绝；其二，个体越可能意识到信息的价值是精英所提供越可能拒绝。原理3，两种类型的观点改变—转变或弱化—都可能发生：其一，接受相反信息，没有接受赞成的信息，将会转变；其二，没有接受信息，或接受两方面的信息，将会弱化。⑦
公众不是没有意识形态，只是在具体环境下所面临的价值冲突导致了他们态度的不一致。这种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响应。泰特洛克（Philip E. Tetlock）提出了价值多元论的模式，该模式宣称人们有可能用整合复杂性的方式对某个议题领域进行思考，即在如下的程度下：议题领域激活的相互冲突的价值，人们知觉是重要的，而且几乎是同等重要的。⑧巴尔尼亚（Marina F. Barnea）和史华慈（Shalom H. Schwartz）探讨了古典自由主义与经济平等主义两种价值对选举的影响，他们发现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人们最关注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平等主义对选举的影响不大。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中，经济平等主义对公众的影响就很突出，从而影响着选举的结果。⑨
易得性模式
扎勒既与费尔德曼合作探讨了价值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与此同时，他提出了有关公众意识形态的另外一种解释：易得性模式。
在其成名作《公众舆论的本质与起源》（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一书中，扎勒就对人们态度不一致的现象进行了归纳，譬如在不同的时间段询问同样的问题，人们会做出不一样的答复；访谈场景、问卷中所提问题的顺序的不同，甚至只是简单地改变一两个词语就会导致人们在答复问题时出现很大的差异。那么人们面对问卷的调查为何反复无常？他并没有像康弗斯那样将其归因为人们没有真正的态度，早在1984年他在写作博士论文时就意识到公众的政治态度具有如下的特征：人们不断接受各种各样的政治新闻和信息流，他们的效价却可能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他们对于国家的政治信息并不太关注，因此对于接触到的信息往往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结果他们大脑中储存的政治观念、主张和考虑事项，可能只有部分一致。当他们接受问卷调查时，这些信息不可能项项都考虑到，只有那些在记忆系统中即刻获得的（immediately accessible）信息，即最先跃入脑海的信息才能成为决策的依据。因此，公众在回答问题时在不同时间内出现不一致的情况，那是因为在不同的时间内，考虑的突出事项是不同的；提问问题顺序的改变或措辞的改变会影响公众答复的不同，也是因为它们导致了回答问题时考虑的突出事项的改变。⑩简言之，他把观点反复的原因归为易得性（accessibility），调查语境的改变导致人们大脑中政治信息易得性的差异。
扎勒与费尔德曼合作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解释。通过调查他们发现，多数人对待同一问题持模棱两可的态度，都有正反两方面的考量，表达何种态度取决于当时哪种因素变得突出，或者说哪种因素被优先考虑，即最先映入公众脑海的因素在做决策时起着关键的作用，这就是易得性。即每次对问卷的答复只表明在记忆中最容易获得的想法。? 自我认同论与易得性的解释角度尽管有差异，但是由于两种模式的作者多有重合，因此他们的观点并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在于解释的环境的差异。自我认同论关注价值的冲突，而易得性则关注价值模糊性的情况。易得性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这些学者都强调了问卷调查中，问卷条目以及所具有的环境启动了储存在记忆中的因素，而那些最容易获得的因素往往对于公众在回答问卷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约束性的等级模式
佩弗利（Mark A. Peffley）与赫维茨（Jon Hurwitz）也对康弗斯的观点进行了回应，提出了约束性的等级模式。与康弗斯一样，他们也划分层级，但不是对选民，而是对意识形态本身。他们把意识形态划分为自上到下的三个层级（见图2）：第一层级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维度；第二层级是不同政策领域总的态度，包括了种族、经济、外交和社会—道德四个大的领域；第三层级为各个领域的具体政策。那么如何来判断公众是否具有意识形态呢？康弗斯将系统性理解为意识形态的特征，费尔德曼、扎勒等将议题倾向看作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而佩弗利、赫维茨则能够将自由或保守等抽象的原则运用于具体的政策，具有这样的能力就可以判断该个体具有意识形态。?
他们把人们的政治态度划分为三级，如下图：
结语
二战以后，与思想界仍然存在意识形态的三分相比，政党及民众的意识形态中基本抛弃了激进的思想，进而转变为自由与保守的二分。行为主义政治学介入到意识形态的研究，虽然都号称运用了实证的研究方法，但研究的结果存在一些差异，有人承认、有人则否认民众存在着意识形态。即使承认民众存在着意识形态，但在具体的解释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如果我们把民众无意识形态和有意识形态作为连续统的两极，康弗斯的观点与约束性的等级模式分居于两端，居于中间的是情智理论、自我认同论和易得性模式。情智理论认为民众意识形态时有时无，转换的关键即在于焦虑的有无。自认同论与易得性模式承认民众有意识形态，但认为民众的态度有时是不持久、不一致的。
为何会引起争论呢？仔细分析这些学者的观点，很重要的在于大家对意识形态有无的标准存在着争议。康弗斯的观点、情智理论的标准最高，把意识形态界定为系统性的理性思维，因此他们对民众的意识形态的判断最低。易得性模式、自我认同论将意识形态界定为在某些议题上能够运用自由、保守等维度分析问题的能力，标准有所放低，因此判断较为乐观。最为乐观的是约束性的等级模式，把意识形态界定为用抽象原则分析具体政策的能力，标准最低。 但是即使存在上述的爭论，从争论中我们也能发现一些共性。譬如，他们都承认自由与保守的维度，他们运用的研究视角也有共性，都属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康弗斯从政治态度的角度对意识形态进行分析，自我认同论、易得性模式、约束性的等级模式属于政治认知，而情智理论则属于政治情感。这些研究成果也反映了政治心理学的发展历程，政治态度的研究流行于20世纪50、60年代，70年代以后政治认知的研究占据了政治心理学的主流，自80年代以后政治情感的研究逐渐拥有了一席之地。
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学者们以民众与议题的关系为核心构建自己的理论。自我认同论、易得性模式直接是以议题倾向概括民众的意识形态倾向。民众的意识形态与政党的意识形态之间是一个互动关系。民众不再对激进的意识形态感兴趣，政党也不再对国家的性质争论，区分各个政党的主要是各个议题方面不同的主张。两者的互相影响、促进，从而导致了民众的意识形态倾向。
注释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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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E. Marcus， "Democratic Theories
【关键词】自由 保守 意识形态 行为主义政治学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3.003
问题的提出
如果从20世纪初叶开始算起，政治思潮大体可以划分为自由、保守、激进三派，自由主义派的代表人物如罗尔斯，保守派的如波普尔、哈耶克等，激进派别中可以划分为激进左派和激进右派，激进左派主张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而激进右派以法西斯主义为代表。自二战以后，激进右派随着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倒台而逐渐势微，但是激进左派仍然在西方思想界拥有一定的地位，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理论和实践有一定的差距，思想界的三分法能否用于现实中民众的意识形态的划分？答案是否定的。美国思想家丹尼·贝尔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他认为，在西方，大家普遍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即普遍地“接受福利国家、权力分散、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概念。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的论争时代业已结束”。①也就说，有关意识形态的核心，各方已经普遍认同。对此观点我们可以作三方面的理解：其一，意识形态终结论并不是不存在意识形态的争论，争论过程中大家有一共同认可的核心，即首先接受中间状态，然后偏左或偏右，具体来说，激进的思想被抛弃了，自由或保守的思想得以保留。其二，这里的判断并不主要针对思想界，而主要针对现实的政治生活。二战以后，思想家依然是激进的左派，但欧美各主流政党却不再纠缠于姓社姓资的争论，他们的纲领基本趋同，只是在某些议题上有些差异。直到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移民涌入欧美发达国家，一些极右的政党逐渐兴起，但是他们仍然属于政党的支流，其影响力仍待观察。其三，政党意识形态的二分与民众中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这些政党为何抛弃激进的思想，在于选民意识形态的趋同，二战以后，直到现在，激进的政党偶有兴起，但从未赢得政权。简言之，意识形态的终结只是政治生活中激进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终结，选民的自由或保守的思想影响着政党的性质。
意识形态的自由与保守的二分影响到政治学的研究。二战以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在美国兴起并逐渐占据了政治学研究的主流，他们逐渐介入意识形态的研究。与思想家对意识形态的研究相比，行为主义政治学主要有如下的特征：其一，与思想家的三分法相比，他们用二分法，即自由或保守的维度对思想进行考察。其二，思想家主要是理论的论证，行为主义者试图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对民众的思想和态度进行研究。其三，思想家关注的是“应然”，而行为主义者关注的是“实然”。那么，民众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样的？学者们对此却存在着极大争议。
争论的缘起始于1964年，康弗斯（Philip Converse）發表了“民众信念系统的本质”一文，根据访谈的结果，把人们运用意识形态解读议题的程度划分为五个层级：第一层级为意识形态者（ideologues），能够运用自由与保守的维度评估政治目标和不断变化的政策。第二层级为近乎意识形态者（near-ideologues），包括两类人：一类人尽管表面上不谈自由或保守，但已经意识到这些维度；另一类则是对自由或保守的理解存在争议，但实际上已经运用这些维度评估政治目标。第三层级为群体利益（group interest）者，他们并不依赖意识形态评估政党和候选人，而是根据群体的利益做出判断。第四层级为政策的思考者，这些人对某些政策有自己的看法，然后运用这些看法对政党或候选人做出判断。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受时代特征的影响（nature of the times）者，对政党或候选人的批评主要依据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譬如战争或和平，繁荣或萧条；二类是议题的思考者，只是依据狭隘的议题，对政党或候选人或满意或愤慨。第五层级为无议题内容（no issue content）者，对政策的意义一无所知，不关注候选人或政党所说的内容。在康弗斯看来，前两个层级的人可以划入具有意识形态之列，而后三类则没有意识形态。通过调查他发现，选民在五类的比例分别为3.5%、12%、45%、22%、17.5%。也就是说大多数选民并没有意识到意识形态的存在，他们的思考并不具有持久性。②康弗斯的观点可归纳为一句话：政治精英具有意识形态，普通选民并没有意识形态，他们的政治态度既不持久，也不一致。
那么，普通民众到底是否具有意识形态呢？康弗斯的观点一发表，立即引来许多学者的热议。大体可以归纳为四种观点：自由认同论、易得性模式、约束性的等级模式、情智理论。
自我认同论
费尔德曼（Stanley Feldman）认同康弗斯的部分结论。1976年总统选举之前，他们对选民进行了五波调查，涉及九项政策议题。结果发现多数的选民在相关政策议题上回答是不稳定的，即对同一个选民来说，五波调查中，答复的结果并不一致。这与康弗斯得到的选民的政治态度不持久、不一致的观点是相同的。但与康弗斯的解释不同的是，他反对精英与大众的划分。康弗斯认为精英有意识形态，大众没有意识形态。这里所说的精英指政治精英，即以政治参与的程度来划分精英与大众。但费尔德曼的研究发现，民众之所以在调查中态度出现不一致，并不与政治参与相关，而是与他们掌握的政治信息少、态度不强烈和教育程度低相关。③
不但如此，费尔德曼还反对康弗斯的有关自由与保守的划分。他与同事康诺弗（Philip J. Conover）联合发表文章称，过去把自由与保守看作是连续统的两极，但实际上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在他们看来，自由和保守的选民都拥有共同的知识框架，相区别的只是观察问题的视角。换言之，在他们看来，多数选民首先对大的意识形态是有共识的，大家都承认意识形态的一些基本的内容，然后在此基础上区别自由与保守。同时，他们认为，每个选民个体的特质也是有差异的，不同的选民个体在利用意识形态时是不同的。譬如有的可能用单一维度的意识形态，有的可能用社会议题，有的可能用经济议题。有的则运用多维度组织他们的信念。因此，选民如何自我界定他们的自由或保守的意识形态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过去的研究恰恰忽略了对自由、保守自我认同的含义以及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自我认同论（见图1）。④ 所谓的意识形态的自我认同，即象征和议题的相互作用，会启动民众对自由和保守的评估，从而最终确定自己的意识形态。与康弗斯的观点相比，自我认同论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色：其一，强调了意识形态的议题倾向。按照他们的观点，不能泛泛而论某个选民具有自由或保守的意识形态，只能说在某个议题上他是自由或保守的。其二，突出了象征，尤其是情感对选民心理的影响。议题如何启动选民的自由或保守的倾向？是象征。象征可归为两类：认知类型，指与象征相关的客观信息或实质性的内容；评估类型，指象征引发的情感。对于前者，学者们关注较多，但对于后者关注较少。而最有可能的恰恰是这些标签能够产生强烈的正面或负面的情感。其三，自由与保守不是对立的。自由与保守共享一个共识框架，两种意识形态之间并不是负相关。而且一个人可能同时拥有自由或保守的思想，譬如有可能其在社会议题上是自由的，但在经济议题上却是保守的。
自我认同论解释了人们可能受到不同议题的影响，从而导致了态度的不一致。但是仍然有一问题没有解决：这些议题是如何影响个人的决策的？基于这样的追问，费尔德曼在对自我认同论考察过程中，强调了价值的作用。在康弗斯的论文中，没有解释公众态度和喜好是如何形成的，之所以如此在于他认为精英的态度被系统的意识形态所影响，而普通的公众不具有意识形态，也就不具有系统的思维。费尔德曼则认为普通的公众也具有意识形态，因此就需要进一步探讨公众的意识形态是如何来的。他认为公众的意识形态并不具有系统性，并不被系统完整的信念和价值所决定，而是由某种重要的信念和价值所决定。也就是说费尔德曼抛弃了康弗斯的信念和价值的系统性，而强调重要性。具体到美国来说，他突出了三种价值：机会平等、经济个人主义，以及自由市场制度。其中自由的市场制度与其他两种价值的冲突不大，因此对公众的政策及议题的影响不大，影响最大的价值是经济个人主义和平等。所谓经济个人主义是有关经济过程和社会流动的系列信念，强调个人生活中需要个人付出努力，个人的成绩成为主要的文化价值。在个人主义基础上发展出的是平等的价值。平等强调两点：一是形式上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二是机会的平等。工作和地位的升迁必须对所有人开放。在此基础上，个人的贫穷和地位低就是个人失败的结果。⑤之后，他与扎勒（John Zaller）合作发表的文章中，对此作了更为简洁的描述。多数美国人根据自由、平等、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民主等价值行事，但并不是单纯按照左与右，或者自由与保守行事，而是在许多情况下面临着价值的冲突。譬如自由派无法忽略个人主义和有限政府，保守派无法抛弃平等和民主。但相比较而言，保守者很少价值冲突。自由者比较明显，必须调节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和有限政府。⑥个人拥有一定的價值观，而每个议题自身也拥有价值观，个体在接触这些议题时就会出现以下几种变化：接受、拒绝、改变、弱化。扎勒对这几种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提出了三项基本原理：原理1，随着政治意识总体水平的功能不断增加，个体在既定的时间内接收自由和保守的概率是独立的，接受是真正吸收和理解了信息。原理2，对接收的信息拒绝，体现为以下两种情况：其一，个体的价值和信息所传播的价值距离越远越可能拒绝；其二，个体越可能意识到信息的价值是精英所提供越可能拒绝。原理3，两种类型的观点改变—转变或弱化—都可能发生：其一，接受相反信息，没有接受赞成的信息，将会转变；其二，没有接受信息，或接受两方面的信息，将会弱化。⑦
公众不是没有意识形态，只是在具体环境下所面临的价值冲突导致了他们态度的不一致。这种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响应。泰特洛克（Philip E. Tetlock）提出了价值多元论的模式，该模式宣称人们有可能用整合复杂性的方式对某个议题领域进行思考，即在如下的程度下：议题领域激活的相互冲突的价值，人们知觉是重要的，而且几乎是同等重要的。⑧巴尔尼亚（Marina F. Barnea）和史华慈（Shalom H. Schwartz）探讨了古典自由主义与经济平等主义两种价值对选举的影响，他们发现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人们最关注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平等主义对选举的影响不大。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中，经济平等主义对公众的影响就很突出，从而影响着选举的结果。⑨
易得性模式
扎勒既与费尔德曼合作探讨了价值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与此同时，他提出了有关公众意识形态的另外一种解释：易得性模式。
在其成名作《公众舆论的本质与起源》（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一书中，扎勒就对人们态度不一致的现象进行了归纳，譬如在不同的时间段询问同样的问题，人们会做出不一样的答复；访谈场景、问卷中所提问题的顺序的不同，甚至只是简单地改变一两个词语就会导致人们在答复问题时出现很大的差异。那么人们面对问卷的调查为何反复无常？他并没有像康弗斯那样将其归因为人们没有真正的态度，早在1984年他在写作博士论文时就意识到公众的政治态度具有如下的特征：人们不断接受各种各样的政治新闻和信息流，他们的效价却可能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他们对于国家的政治信息并不太关注，因此对于接触到的信息往往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结果他们大脑中储存的政治观念、主张和考虑事项，可能只有部分一致。当他们接受问卷调查时，这些信息不可能项项都考虑到，只有那些在记忆系统中即刻获得的（immediately accessible）信息，即最先跃入脑海的信息才能成为决策的依据。因此，公众在回答问题时在不同时间内出现不一致的情况，那是因为在不同的时间内，考虑的突出事项是不同的；提问问题顺序的改变或措辞的改变会影响公众答复的不同，也是因为它们导致了回答问题时考虑的突出事项的改变。⑩简言之，他把观点反复的原因归为易得性（accessibility），调查语境的改变导致人们大脑中政治信息易得性的差异。
扎勒与费尔德曼合作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解释。通过调查他们发现，多数人对待同一问题持模棱两可的态度，都有正反两方面的考量，表达何种态度取决于当时哪种因素变得突出，或者说哪种因素被优先考虑，即最先映入公众脑海的因素在做决策时起着关键的作用，这就是易得性。即每次对问卷的答复只表明在记忆中最容易获得的想法。? 自我认同论与易得性的解释角度尽管有差异，但是由于两种模式的作者多有重合，因此他们的观点并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在于解释的环境的差异。自我认同论关注价值的冲突，而易得性则关注价值模糊性的情况。易得性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这些学者都强调了问卷调查中，问卷条目以及所具有的环境启动了储存在记忆中的因素，而那些最容易获得的因素往往对于公众在回答问卷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约束性的等级模式
佩弗利（Mark A. Peffley）与赫维茨（Jon Hurwitz）也对康弗斯的观点进行了回应，提出了约束性的等级模式。与康弗斯一样，他们也划分层级，但不是对选民，而是对意识形态本身。他们把意识形态划分为自上到下的三个层级（见图2）：第一层级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维度；第二层级是不同政策领域总的态度，包括了种族、经济、外交和社会—道德四个大的领域；第三层级为各个领域的具体政策。那么如何来判断公众是否具有意识形态呢？康弗斯将系统性理解为意识形态的特征，费尔德曼、扎勒等将议题倾向看作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而佩弗利、赫维茨则能够将自由或保守等抽象的原则运用于具体的政策，具有这样的能力就可以判断该个体具有意识形态。?
他们把人们的政治态度划分为三级，如下图：
结语
二战以后，与思想界仍然存在意识形态的三分相比，政党及民众的意识形态中基本抛弃了激进的思想，进而转变为自由与保守的二分。行为主义政治学介入到意识形态的研究，虽然都号称运用了实证的研究方法，但研究的结果存在一些差异，有人承认、有人则否认民众存在着意识形态。即使承认民众存在着意识形态，但在具体的解释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如果我们把民众无意识形态和有意识形态作为连续统的两极，康弗斯的观点与约束性的等级模式分居于两端，居于中间的是情智理论、自我认同论和易得性模式。情智理论认为民众意识形态时有时无，转换的关键即在于焦虑的有无。自认同论与易得性模式承认民众有意识形态，但认为民众的态度有时是不持久、不一致的。
为何会引起争论呢？仔细分析这些学者的观点，很重要的在于大家对意识形态有无的标准存在着争议。康弗斯的观点、情智理论的标准最高，把意识形态界定为系统性的理性思维，因此他们对民众的意识形态的判断最低。易得性模式、自我认同论将意识形态界定为在某些议题上能够运用自由、保守等维度分析问题的能力，标准有所放低，因此判断较为乐观。最为乐观的是约束性的等级模式，把意识形态界定为用抽象原则分析具体政策的能力，标准最低。 但是即使存在上述的爭论，从争论中我们也能发现一些共性。譬如，他们都承认自由与保守的维度，他们运用的研究视角也有共性，都属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康弗斯从政治态度的角度对意识形态进行分析，自我认同论、易得性模式、约束性的等级模式属于政治认知，而情智理论则属于政治情感。这些研究成果也反映了政治心理学的发展历程，政治态度的研究流行于20世纪50、60年代，70年代以后政治认知的研究占据了政治心理学的主流，自80年代以后政治情感的研究逐渐拥有了一席之地。
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学者们以民众与议题的关系为核心构建自己的理论。自我认同论、易得性模式直接是以议题倾向概括民众的意识形态倾向。民众的意识形态与政党的意识形态之间是一个互动关系。民众不再对激进的意识形态感兴趣，政党也不再对国家的性质争论，区分各个政党的主要是各个议题方面不同的主张。两者的互相影响、促进，从而导致了民众的意识形态倾向。
注释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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