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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俄罗斯的正式交往，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而上海与俄国的关系，始自1860年。156年前，俄国驻沪“编外领事馆”宣告成立。13年后，俄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子阿列西士抵沪游览，1873年遂被称为“沪俄官方关系元年”。在上海，俄罗斯文化的深厚积淀，不经意间随处可见可感。这个城市曾是众多背井离乡俄罗斯人的新家园。
对中俄人文因缘“意外归来”的赞叹
命运多舛的普希金纪念碑，高耸入云的中苏友好大厦，多次开、闭的俄国驻沪总领事馆，正章的高档洗染，老大昌的俄式糕点，百多年居住在霞飞路（今淮海路）的俄国侨民，一个个故事，在我脑海里刻下一道道印痕。
有位学者用对比手法，对旅沪外侨的职业进行研究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英侨长于商业，美侨长于教育，俄侨长于艺术。百多年来，俄侨从事的职业涵盖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工业、商业、服务业、医疗卫生业、建筑业等。他们与别的外侨不同，人多，有文化，融入当地社会的能力强，为上海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宝贵贡献。然而，“俄侨长于艺术”这个结论，还是颇为恰如其分的。俄侨大多受过良好教育，不少人在音乐、舞蹈、绘画等领域，本来就有专长，即使没有很多艺术细胞的人，稍经点拨，很快也能适应某一艺术行当的工作。
见证中俄关系史上重大历史性事件
上海在中俄交往史上，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沪俄关系是中俄关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俄友谊和人文交流源远流长，上海是这一友谊的发展，特别是中俄间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3年后，苏维埃政权就派马林等人到上海，与中国革命者商谈成立中国共产党事宜。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在上海举行。会议由马林主持，后因形势紧张，改到浙江南湖举行。代表们的路费、食宿费全由苏俄方面提供。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就在上海石库门。又两年过后，孙中山先生在上海与苏联代表越飞签署《孙文越飞宣言》，他领导下的国民党因而得到某种革新。1957年4月22日，访华的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到上海参观访问，刘少奇委员长和宋庆龄副委员长亲自到机场迎接。次日，我国各大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欢迎盛况的报道，并冠以“申城万人空巷迎伏老”的大标题。1989年2月4日，邓小平在上海会见来访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时，提出中苏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重要主张。1996年4月26日，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访问上海，与沪各界人士见面时，强调俄中两国是一个“联合体”、“共同体”。15年前，中俄两国领导人共同倡导的，第一个以中国城市上海冠名的重要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在上海市正式成立。2006年6月14日，普京总统访问上海时，盛赞中国和上海在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上述重大歷史事件发生在上海，不是偶然的，这表明上海在中俄关系中的份量所在，反过来又有力地推动上海与俄罗斯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中俄文化的相互融合
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中国情结，对广大读者来说，也许并不陌生，但上海学者辜鸿铭1906年通过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布罗江斯基向列夫·托尔斯泰赠其名著《尊王篇》，托翁则给他回了一封令人动容的长信这一轶事，恐怕还鲜为人知。1986年5月17日，我陪一位领导人参观列夫·托尔斯泰博物馆时，看到了1906年9月13日这封信的手稿。托翁在信中写道：拜读了孔子和孟子一些书籍。中国人秉承儒家、道家和佛家的宗教而活于世，任何力量都无法将其战胜。这位大文豪还将自己对中国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并把书名定为《致中国人的一封信——中国智慧》。令人称奇的是，刊登这封信汉译文的上海《东方》杂志，竟与托翁这封信手稿陈列在一起。该馆还展出托翁在英文版《道德经》两张页面上手书的俄译文。以上轶事是中俄两种文化相融的明证。我国领导人告别时，博物馆馆长郑重地对他说，这位俄罗斯文学巨匠“晚年有个访华计划，可惜因故未能成行”。所幸的是，110年过后，托翁一位孙子来华访问，才圆了祖父这个百年遗梦。
在鲁迅上海住所的藏书中，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书籍就有十多种，在其著作、书信中，谈到这位俄罗斯大作家的地方有近百处。在鲁迅心目中，托翁属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那类高人。1928年他在上海编辑《奔流》时，就特意编辑了《托尔斯泰百年纪念增刊》。对托氏那著名的“无抵抗主义”（通译，又译“不抵抗主义”），鲁迅的“二重反应”堪称一绝。他不仅称这位大文豪为“旧轨道的破坏者”，而且还将思维往前推进，说托翁“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另一方面，对托氏这一主张，鲁迅也并非盲目推崇，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它“旧性荡涤未尽，所以同情农民但并不主张阶级性斗争”，并坦言自己也带着旧营垒的包袱和重担。
列夫·托尔斯泰对中国也怀有一种大爱。他所读过的中国经典达30多种。他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德文向西方推介，甚至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介绍过孔子学说。当托翁被问及世界上哪些伟人对他的影响最大时，他答称，孔子、墨子的影响“很大”，老子的影响“巨大”。
苏联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与上海的缘分，也值得好好写一写。1959年秋，她随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来华巡演。大师在上海的演出，成为申城一个盛大节日。她当时已年届半百，只能跳《天鹅湖》《吉赛尔》等经典剧目的片断，尽管这样，仍受到上海观众们如痴如醉般热烈欢迎。曾有诗赞云：芭仙旋若陀螺，轻如雀羽。25年过后，乌兰诺娃在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做客时，向李则望大使兴奋地回忆起四分之一世纪前在华演出的盛况。她说，曾到过上百个外国城市，而在北京、上海的演出，让她最感荣幸与激动。她自豪地说，从小就听母亲讲那遥远中国的故事，可见，自己的中国情结始于儿时。这位大师还告诉大使，在她的倡议下，大剧院做出这样一条硬性规定：芭蕾舞剧团出国巡演时，演员们的活动空间只有两处——剧场和旅馆。后来，这条规定在大剧院一位独舞演员的谈话中，得到了证实。她淡淡地对我说，在6个夏天演出季中，自己随芭蕾舞团出国巡演，到过四五十个城市。您不是问演员们是否上街购物、游览吗？从来没有过，真的，一次也没有！
对中俄人文因缘“意外归来”的赞叹
命运多舛的普希金纪念碑，高耸入云的中苏友好大厦，多次开、闭的俄国驻沪总领事馆，正章的高档洗染，老大昌的俄式糕点，百多年居住在霞飞路（今淮海路）的俄国侨民，一个个故事，在我脑海里刻下一道道印痕。
有位学者用对比手法，对旅沪外侨的职业进行研究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英侨长于商业，美侨长于教育，俄侨长于艺术。百多年来，俄侨从事的职业涵盖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工业、商业、服务业、医疗卫生业、建筑业等。他们与别的外侨不同，人多，有文化，融入当地社会的能力强，为上海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宝贵贡献。然而，“俄侨长于艺术”这个结论，还是颇为恰如其分的。俄侨大多受过良好教育，不少人在音乐、舞蹈、绘画等领域，本来就有专长，即使没有很多艺术细胞的人，稍经点拨，很快也能适应某一艺术行当的工作。
见证中俄关系史上重大历史性事件
上海在中俄交往史上，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沪俄关系是中俄关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俄友谊和人文交流源远流长，上海是这一友谊的发展，特别是中俄间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3年后，苏维埃政权就派马林等人到上海，与中国革命者商谈成立中国共产党事宜。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在上海举行。会议由马林主持，后因形势紧张，改到浙江南湖举行。代表们的路费、食宿费全由苏俄方面提供。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就在上海石库门。又两年过后，孙中山先生在上海与苏联代表越飞签署《孙文越飞宣言》，他领导下的国民党因而得到某种革新。1957年4月22日，访华的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到上海参观访问，刘少奇委员长和宋庆龄副委员长亲自到机场迎接。次日，我国各大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欢迎盛况的报道，并冠以“申城万人空巷迎伏老”的大标题。1989年2月4日，邓小平在上海会见来访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时，提出中苏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重要主张。1996年4月26日，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访问上海，与沪各界人士见面时，强调俄中两国是一个“联合体”、“共同体”。15年前，中俄两国领导人共同倡导的，第一个以中国城市上海冠名的重要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在上海市正式成立。2006年6月14日，普京总统访问上海时，盛赞中国和上海在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上述重大歷史事件发生在上海，不是偶然的，这表明上海在中俄关系中的份量所在，反过来又有力地推动上海与俄罗斯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中俄文化的相互融合
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中国情结，对广大读者来说，也许并不陌生，但上海学者辜鸿铭1906年通过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布罗江斯基向列夫·托尔斯泰赠其名著《尊王篇》，托翁则给他回了一封令人动容的长信这一轶事，恐怕还鲜为人知。1986年5月17日，我陪一位领导人参观列夫·托尔斯泰博物馆时，看到了1906年9月13日这封信的手稿。托翁在信中写道：拜读了孔子和孟子一些书籍。中国人秉承儒家、道家和佛家的宗教而活于世，任何力量都无法将其战胜。这位大文豪还将自己对中国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并把书名定为《致中国人的一封信——中国智慧》。令人称奇的是，刊登这封信汉译文的上海《东方》杂志，竟与托翁这封信手稿陈列在一起。该馆还展出托翁在英文版《道德经》两张页面上手书的俄译文。以上轶事是中俄两种文化相融的明证。我国领导人告别时，博物馆馆长郑重地对他说，这位俄罗斯文学巨匠“晚年有个访华计划，可惜因故未能成行”。所幸的是，110年过后，托翁一位孙子来华访问，才圆了祖父这个百年遗梦。
在鲁迅上海住所的藏书中，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书籍就有十多种，在其著作、书信中，谈到这位俄罗斯大作家的地方有近百处。在鲁迅心目中，托翁属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那类高人。1928年他在上海编辑《奔流》时，就特意编辑了《托尔斯泰百年纪念增刊》。对托氏那著名的“无抵抗主义”（通译，又译“不抵抗主义”），鲁迅的“二重反应”堪称一绝。他不仅称这位大文豪为“旧轨道的破坏者”，而且还将思维往前推进，说托翁“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另一方面，对托氏这一主张，鲁迅也并非盲目推崇，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它“旧性荡涤未尽，所以同情农民但并不主张阶级性斗争”，并坦言自己也带着旧营垒的包袱和重担。
列夫·托尔斯泰对中国也怀有一种大爱。他所读过的中国经典达30多种。他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德文向西方推介，甚至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介绍过孔子学说。当托翁被问及世界上哪些伟人对他的影响最大时，他答称，孔子、墨子的影响“很大”，老子的影响“巨大”。
苏联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与上海的缘分，也值得好好写一写。1959年秋，她随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来华巡演。大师在上海的演出，成为申城一个盛大节日。她当时已年届半百，只能跳《天鹅湖》《吉赛尔》等经典剧目的片断，尽管这样，仍受到上海观众们如痴如醉般热烈欢迎。曾有诗赞云：芭仙旋若陀螺，轻如雀羽。25年过后，乌兰诺娃在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做客时，向李则望大使兴奋地回忆起四分之一世纪前在华演出的盛况。她说，曾到过上百个外国城市，而在北京、上海的演出，让她最感荣幸与激动。她自豪地说，从小就听母亲讲那遥远中国的故事，可见，自己的中国情结始于儿时。这位大师还告诉大使，在她的倡议下，大剧院做出这样一条硬性规定：芭蕾舞剧团出国巡演时，演员们的活动空间只有两处——剧场和旅馆。后来，这条规定在大剧院一位独舞演员的谈话中，得到了证实。她淡淡地对我说，在6个夏天演出季中，自己随芭蕾舞团出国巡演，到过四五十个城市。您不是问演员们是否上街购物、游览吗？从来没有过，真的，一次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