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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大量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落户在我国沿海地区，那里也成了最早一批 外来务工人员的聚集地。自那以后，或始于维持生计的初衷，或怀揣着发家致富的愿景，一批批的农民背井离乡，进入工厂，走进城市，把青春岁月留在那里。经济学家在总结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时，都特别强调“劳动力红利”因素。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用勤劳的双手，撑起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片蓝天。
不知不觉间，最早的第一代农民工年事渐高，不少人已年过花甲，在拼体力的劳务竞争中他们不再具优势，这个群体已到思考人生归宿的节点，面临着“去”与“留”的抉择。
天命之年，仍在打工的路上
“我是1996年2月25日到的广东东莞，第二天就上班了。”20年过去了，近日，坐在江西省井冈山市睦村乡观上村新盖的三层小楼里，已近知天命之年的谢文志依旧能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去广东的日子。
江西省是劳务输出大省，湘赣交界处的小村庄观上村则是个典型的打工村。全村140多户，户户有外出务工者，300多口人中，青壮年80%常年在外打工。
谢文志作为村里最早“出去”的一批人，因为给村里许多人介绍过工作而拥有很高的威望。在广东东莞樟木头一家台资电子厂负责帮老板开车的他，这一开就花去了半辈子。用他自己的话说，“黑头变白头，返乡时人已经老了，才意识到见证广东樟木头的发展，比家乡要多很多。”
2012年，家乡大力发展基础建设，陆续修建铁路和省际高速公路，征地拆迁刚好落到了他家，20多亩的果园没了，仅剩的9亩水田，除去自己和弟弟建新房子占去6亩，只剩下3亩地。后来，乡里上马招商引资项目，租给外地老板大规模种植葡萄，把田梗都推了。随着项目搁浅，大片的田地上长满了一人高的野草也没人管，慢慢地也分不清了谁家的田地。谢文志自嘲地说：“我原本是庄稼汉，但可种的田地却越来越少，以后估计连米都要买了。不过，即使现在还有田地，几十年不干农活了，再干恐怕也是干不动了。不去打工赚钱，没法过活。”
在观上村，家家户户有盖新房的习惯，主要是为了给儿子娶媳妇用。在农村，如果没有新房，是很难娶媳妇进门的。为了给儿子娶媳妇，盖上一栋气派的新房，往往要用去老人一辈子的奋斗积蓄。“你看，能干得动的几乎都外出打工了，在家的基本都是老弱妇孺，有时遇上工厂倒闭、身体等原因回来修整一段时间，最终还得出去。我们这一批人已经习惯了在外打工的生活。我们也明白叶落归根的道理，但除非老了干不动，否则也不会回来，在家待不住。”谢文志认真地说。
谢文志用60多万的积蓄给还在待业的儿子在省城按揭买了一套房子。谢文志说，他的压力比同村的同龄人大了不少。在他看来，就这一个儿子，即使自己付了首付，帮还没有稳定工作的儿子还贷款也是义不容辞，能还多少是多少，自己老了还得靠儿子。
农历正月初六，在家里待了9天之后，两鬓白发的谢文志一个人背上行囊，又一次南下，踏上了熟悉的打工路。不出意外，下次回乡又将是一个春节。
冒险创业，却意外收获成功
2月1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五，村子里的年味还正浓。黄辰荣和贺小英夫妇俩离开老家启程了。不过，今年他们不再像往年一样去千里之外的浙江温州制鞋厂，而是去了离家25公里的新城区。在那里，一家属于他们自己的餐馆已经开张4个月了。
说起自己曾经的打工经历，41岁的贺小英说：“那是 1991年，我刚满16岁，随老乡一起去深圳闯。当时，出去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不想读书了。听说在外面好挣钱，就跟着老乡去了，这一去就是24年。”从开始在深圳鞋厂流水线上踩电车，到2000年跳槽至温州一女鞋厂当鞋品質量检验员，直到2007年当上主管，贺小英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试图弥补文化知识欠缺短板带来的发展瓶颈。
然而，随着年龄增长，夫妻俩的事业开始停滞不前，在外打工不是长久之计的想法开始时不时地冒出来。2012年初，夫妻俩有了回家创业的想法。虽然夫妻俩的想法有很多，可终究还是没有胆量放弃待遇不错的工作，迈出回乡创业的这一步。“直到去年，老父亲身患重病需要有人照顾，才真正让我们下决心回家搏一把。”贺小英说。
贺小英夫妇俩在姐姐的建议下，投资了8万元在井冈山市新城区黄洋界大道的一个十字路口，租下了两个临街的店面，一次性签订了5年的合同。
回家创业，家人团聚，还能照顾老人。可即使是最受益的父亲一开始也不同意他们辞去高薪的工作，回来冒险创业。反对的原因很简单：在外多年，对家里的行情不了解，投这么多钱，能不能行？
开工没有回头箭。夫妻俩后来虽然终于说服了父亲，但心理的压力更大了。贺小英说，开张的头几个月顾客不多，特别害怕收不回投资，思想负担很重。自己创业，每件事情都要亲自动手，远没在外打工那么简单。“但是，话说回来，有压力才有动力。”说起那时的担心，如今的贺小英有一种超脱的神情。
“我不后悔回来创业的决定。”贺小英说，回来也是为了照顾老人能方便一点，不能老在外面漂着。
提前退休，亏欠子女的补给孙辈
这个春节，57岁的梅玉珍显得比往年开心很多。“儿子给我们在县城里买了一套商品房，正月初八要摆酒席，我们以后就在城里生活了。”说起这些，梅玉珍难掩心中的喜悦。更让她开心的还有在外地打工20多年的丈夫石府也决定今年提前退休，不再出去打工了。
说起丈夫外出打工的这些年，梅玉珍的倾诉欲被激发了出来。“现在我还记得，那是1997年9月，在收割稻谷的前两天，他‘跑了’。”“当时去上海打工，可是众人羡慕的机会。在家勤勤恳恳一年到头收入也不过4000元，可在上海，丈夫这种木匠工种一个月就能拿到 1500元，2个月的收入就抵上在家干一年的了。”梅玉珍说，谁能不心动？也难怪他会丢下家里，火急火燎地跑出去。“当时生怕供销社说不招人了，所以要赶紧走，不能让赚钱的机会从眼前溜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石府说，如今，应该很少有人能理解当年他们的那种状态。 就这样，丈夫一走，梅玉珍的“苦日子”也起了头了。屋里屋外一个人，农活家务全包了。赶到农忙插秧时，家里8亩田，忙不过来就要请别人帮忙。每年收割的几十担稻谷子，都要靠她带着大儿子一点点地往家挪。“我除了寄钱回来，啥忙也没帮上。”石府说，自己并不是铁石心肠，只是公司规定一年只能请一次假。请多了，老板就不收你了。实在是舍不得那份高收入的工作。
这种愧疚还有一份是对自己的3个孩子的。除了多寄钱回家，过年多带东西回来，石府不知道能用什么弥补。“那时候，他爸过年回来，孩子们都不敢上前。”说到这些，梅玉珍感慨良多。好在3个孩子都懂事，虽然书读得不多，但都学到了一技之长。如今手头都很宽裕，他们夫妻俩已经不需要再出去挣钱了。“老伴年纪大了，为这个家吃了不少苦。最重要的是孩子们有出息，也有孝心，不想让我们吃苦了。”梅玉珍说，去年孙子孙女陆续上了小学。乡下的学校陆续裁撤，丈夫坚决要送孙辈们到县城的小学就读，自己也下定决心留在家里帮忙照顾小孩，“过去在对子女教育上的亏欠希望在孙子辈上得到弥补。好好读书，长大了才不会走我们的老路。”
养老保险，难缴满的15年
在深圳，李秀梅第一次知道农民工也可以“退休”，是2011年12月。
那个月，同在一家五金厂的娘家大婶年满50岁，厂里给她多发了1个月工资，按手印签收；她隐约想起自己交过几年养老保险，可一问，缴纳年限不够，可终究也不知道怎么办，于是退了几千元钱，回家。
从那时开始，李秀梅留了个心眼，每年厂里都有三五人退休，绝大多数人的养老保险没达到《社会保险法》规定的“累计缴费满15年”，因此也没法“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于是还有人自嘲，“打工能还管一辈子？”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了退保。
至今为止，李秀梅所在的“千人大厂”里，大伙唯一知道的“成功退休案例”，是一位湖南籍的男主管。却也不是顺风顺水的，他退休时养老保险缴够了10年，在老家又有一点人情关系，于是转回老家某单位“挂靠”继续缴费，如今已快满15年，马上能领到养老金了。年纪大了，每个月还能有一两千元，在老家农村，是招人羡慕的。
这个“案例”在厂里广为流传，毕竟，五十来岁的“老人”越来越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5年农民工总量为27747万人，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7.9%，且农民工平均年龄不断提高。那么，近些年退休或正考虑退休的农民工，大约是5000万人的群体。
李秀梅已是其中一员，前几个月，她满50岁退休，谨遵娘家大婶每个月打电话来的叮嘱，她去社保站查了自己的养老保险，她第一次发现社保站离工厂很近，只要两元钱公交车费，可周围的人从没想过要去。
某种程度上，她代表了“第一代农民工”的退休尴尬。她发现自己从1996年到深圳工作，2004年起工厂给她买了“当年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养老保险，如今已缴12年零4个月；麻烦的是，她想补缴2004年之前的养老保险，或者延长缴纳期限，补齐15年的期限，可究竟怎么做？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她，实在是四处打听也难以操办的事。
相较而言，李秀梅目前的情况已是幸运。她儿子打来电话：“妈，没有养老金就算了，回家我养你。”但李秀梅不甘心回家，一是在城市工作了20年，难道就不能像“城里人”一样，有一份养老金？二是不愿意给子女增加负担，“养儿防老”只是退路；三是她还寻思着再找不限年龄的工作，近段时间她听说了“延迟退休”，心想五六十岁的农民工若能延迟退休几年，可能养老保险就缴够年限了……
如今五六十岁的农民工群体中，养老保险缴满15年的，并不多。毕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工的普遍观念是“干一天算一天”，养老保险，是新鲜到难以触及的东西。
比如肖叶青，若不是10年前工厂老是“无故”给她放假导致挣不到钱，她也许至今都接触不到“养老保险”这个词。当年她和工友们集体去问老板“放假的原因”，原来是为了应付“上头检查”，没有缴纳社保的员工不能到车间去。她似懂非懂，但她知道，与每月放假减少的收入相比，自己缴纳一点社保不算什么，于是肖叶青才有了买社保的契机。
想不到，等到她2014年退休，问题又来了。她从2006年缴起，尚不满8年，何况15年……如今，工厂也倒闭了。对已经52岁、文化程度不高的肖叶青来说，进退两难。
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能有意识缴纳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实在少见；即便是近几年退休的农民工，要顺利缴满15年，至少也需在2000年前后开始缴纳养老保险才行，还要排除期间“工厂倒闭换工作”，“有事回老家住一段时间”的各种状况。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
保障体系，亟待完善已不容缓
早在2003年，深圳就有了第一位退休农民工，他叫郭锦钊，从1987年在某宾馆做保安和客服人员，整16年。幸运的是，宾馆一直给他按时缴纳养老保险，2003年退休时他每月能领到养老金700多元。当年事曾被媒体报道，郭锦钊自己都没想到：“能像城里人一样拿退休金养老。”实际上，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早在1982年就开始试行劳动合同制职工养老保险制度，1987年开始在临时工中推行养老保险退休基金统筹，郭锦钊是第一批。
深圳市社保部门曾在2007年首次通报，220名农民工享受深圳养老保险待遇。到2010年，这个数字是320人，人均养老金为1500元。但是，人数与当下数千万正退休的农民工群体相比，实在太少。
不过，我国在养老保险统筹上，一直在进步。以农民工数量较多的深圳为例，1989年，深圳被确定为全国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试点地区，后来借鉴了新加坡经验，1992年在国内率先创建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并能与统筹账户相结合；1995年深圳颁布规定，允许外来农民工离开时可以退保……
2010年，国家出台《社会保险法》，其中第十六条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缴费至满十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也可以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按照国务院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肖叶青一直珍藏着当年从宣传摊位上拿来的这份文件，在第十六条下，重重地画了黑线。
据深圳社保中心统计，2008年该市近500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但当年退保的人数多达83万人；而东莞2007年就有超过60万人次办理了退保手续，一天最多时退保金达30多万元。“那时大家都在问，可不可以不买，而且很多都认为交了以后就退不了了。”很多农民工这么说，许多工人都是到快退休时开始关注养老保险，比如在深圳打工的肖生解，工作了17年，到退休时才发现，厂方只给他买了5个月的社保。
而对于肖叶青，工厂的倒闭，使她补缴养老保险的希望也落空了。7年半的养老保险依然放在社保站，尴尬的是，这笔钱不知如何是好。由于城乡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操作问题尚未解决，无法转回老家 ；由于深圳市出台的相关规定，补缴社保只有两年的追溯期，所以她目前也补缴不了。她打起了官司，希望能通过法律手段，为自己争取养老金。
深圳市的有关规定虽然允许企业与工人协商补缴，但两年的追溯期与“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额”大大增加了工人们与企业协议补缴的难度，一名工人粗算了一下，10年的补缴金额为3万，而滞纳金则高达10万。
事实上，即使工人与企业达成补缴协议，目前来看，他们依然无法实现养老夙愿。农民工养老不仅是一个群体的问题，更是一个体系性的课题，是一项涉及面广的综合性改革。比如，如何提高农民工的“五金”的落實，如何让农民工的就业权益得到保障，如何提高农民工的能力，如何建立更为完善、标准更高的保障体系等等。更重要的是，给农民工更多的福利空间，才能全方位、多层次突破现有的养老困局。
不知不觉间，最早的第一代农民工年事渐高，不少人已年过花甲，在拼体力的劳务竞争中他们不再具优势，这个群体已到思考人生归宿的节点，面临着“去”与“留”的抉择。
天命之年，仍在打工的路上
“我是1996年2月25日到的广东东莞，第二天就上班了。”20年过去了，近日，坐在江西省井冈山市睦村乡观上村新盖的三层小楼里，已近知天命之年的谢文志依旧能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去广东的日子。
江西省是劳务输出大省，湘赣交界处的小村庄观上村则是个典型的打工村。全村140多户，户户有外出务工者，300多口人中，青壮年80%常年在外打工。
谢文志作为村里最早“出去”的一批人，因为给村里许多人介绍过工作而拥有很高的威望。在广东东莞樟木头一家台资电子厂负责帮老板开车的他，这一开就花去了半辈子。用他自己的话说，“黑头变白头，返乡时人已经老了，才意识到见证广东樟木头的发展，比家乡要多很多。”
2012年，家乡大力发展基础建设，陆续修建铁路和省际高速公路，征地拆迁刚好落到了他家，20多亩的果园没了，仅剩的9亩水田，除去自己和弟弟建新房子占去6亩，只剩下3亩地。后来，乡里上马招商引资项目，租给外地老板大规模种植葡萄，把田梗都推了。随着项目搁浅，大片的田地上长满了一人高的野草也没人管，慢慢地也分不清了谁家的田地。谢文志自嘲地说：“我原本是庄稼汉，但可种的田地却越来越少，以后估计连米都要买了。不过，即使现在还有田地，几十年不干农活了，再干恐怕也是干不动了。不去打工赚钱，没法过活。”
在观上村，家家户户有盖新房的习惯，主要是为了给儿子娶媳妇用。在农村，如果没有新房，是很难娶媳妇进门的。为了给儿子娶媳妇，盖上一栋气派的新房，往往要用去老人一辈子的奋斗积蓄。“你看，能干得动的几乎都外出打工了，在家的基本都是老弱妇孺，有时遇上工厂倒闭、身体等原因回来修整一段时间，最终还得出去。我们这一批人已经习惯了在外打工的生活。我们也明白叶落归根的道理，但除非老了干不动，否则也不会回来，在家待不住。”谢文志认真地说。
谢文志用60多万的积蓄给还在待业的儿子在省城按揭买了一套房子。谢文志说，他的压力比同村的同龄人大了不少。在他看来，就这一个儿子，即使自己付了首付，帮还没有稳定工作的儿子还贷款也是义不容辞，能还多少是多少，自己老了还得靠儿子。
农历正月初六，在家里待了9天之后，两鬓白发的谢文志一个人背上行囊，又一次南下，踏上了熟悉的打工路。不出意外，下次回乡又将是一个春节。
冒险创业，却意外收获成功
2月1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五，村子里的年味还正浓。黄辰荣和贺小英夫妇俩离开老家启程了。不过，今年他们不再像往年一样去千里之外的浙江温州制鞋厂，而是去了离家25公里的新城区。在那里，一家属于他们自己的餐馆已经开张4个月了。
说起自己曾经的打工经历，41岁的贺小英说：“那是 1991年，我刚满16岁，随老乡一起去深圳闯。当时，出去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不想读书了。听说在外面好挣钱，就跟着老乡去了，这一去就是24年。”从开始在深圳鞋厂流水线上踩电车，到2000年跳槽至温州一女鞋厂当鞋品質量检验员，直到2007年当上主管，贺小英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试图弥补文化知识欠缺短板带来的发展瓶颈。
然而，随着年龄增长，夫妻俩的事业开始停滞不前，在外打工不是长久之计的想法开始时不时地冒出来。2012年初，夫妻俩有了回家创业的想法。虽然夫妻俩的想法有很多，可终究还是没有胆量放弃待遇不错的工作，迈出回乡创业的这一步。“直到去年，老父亲身患重病需要有人照顾，才真正让我们下决心回家搏一把。”贺小英说。
贺小英夫妇俩在姐姐的建议下，投资了8万元在井冈山市新城区黄洋界大道的一个十字路口，租下了两个临街的店面，一次性签订了5年的合同。
回家创业，家人团聚，还能照顾老人。可即使是最受益的父亲一开始也不同意他们辞去高薪的工作，回来冒险创业。反对的原因很简单：在外多年，对家里的行情不了解，投这么多钱，能不能行？
开工没有回头箭。夫妻俩后来虽然终于说服了父亲，但心理的压力更大了。贺小英说，开张的头几个月顾客不多，特别害怕收不回投资，思想负担很重。自己创业，每件事情都要亲自动手，远没在外打工那么简单。“但是，话说回来，有压力才有动力。”说起那时的担心，如今的贺小英有一种超脱的神情。
“我不后悔回来创业的决定。”贺小英说，回来也是为了照顾老人能方便一点，不能老在外面漂着。
提前退休，亏欠子女的补给孙辈
这个春节，57岁的梅玉珍显得比往年开心很多。“儿子给我们在县城里买了一套商品房，正月初八要摆酒席，我们以后就在城里生活了。”说起这些，梅玉珍难掩心中的喜悦。更让她开心的还有在外地打工20多年的丈夫石府也决定今年提前退休，不再出去打工了。
说起丈夫外出打工的这些年，梅玉珍的倾诉欲被激发了出来。“现在我还记得，那是1997年9月，在收割稻谷的前两天，他‘跑了’。”“当时去上海打工，可是众人羡慕的机会。在家勤勤恳恳一年到头收入也不过4000元，可在上海，丈夫这种木匠工种一个月就能拿到 1500元，2个月的收入就抵上在家干一年的了。”梅玉珍说，谁能不心动？也难怪他会丢下家里，火急火燎地跑出去。“当时生怕供销社说不招人了，所以要赶紧走，不能让赚钱的机会从眼前溜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石府说，如今，应该很少有人能理解当年他们的那种状态。 就这样，丈夫一走，梅玉珍的“苦日子”也起了头了。屋里屋外一个人，农活家务全包了。赶到农忙插秧时，家里8亩田，忙不过来就要请别人帮忙。每年收割的几十担稻谷子，都要靠她带着大儿子一点点地往家挪。“我除了寄钱回来，啥忙也没帮上。”石府说，自己并不是铁石心肠，只是公司规定一年只能请一次假。请多了，老板就不收你了。实在是舍不得那份高收入的工作。
这种愧疚还有一份是对自己的3个孩子的。除了多寄钱回家，过年多带东西回来，石府不知道能用什么弥补。“那时候，他爸过年回来，孩子们都不敢上前。”说到这些，梅玉珍感慨良多。好在3个孩子都懂事，虽然书读得不多，但都学到了一技之长。如今手头都很宽裕，他们夫妻俩已经不需要再出去挣钱了。“老伴年纪大了，为这个家吃了不少苦。最重要的是孩子们有出息，也有孝心，不想让我们吃苦了。”梅玉珍说，去年孙子孙女陆续上了小学。乡下的学校陆续裁撤，丈夫坚决要送孙辈们到县城的小学就读，自己也下定决心留在家里帮忙照顾小孩，“过去在对子女教育上的亏欠希望在孙子辈上得到弥补。好好读书，长大了才不会走我们的老路。”
养老保险，难缴满的15年
在深圳，李秀梅第一次知道农民工也可以“退休”，是2011年12月。
那个月，同在一家五金厂的娘家大婶年满50岁，厂里给她多发了1个月工资，按手印签收；她隐约想起自己交过几年养老保险，可一问，缴纳年限不够，可终究也不知道怎么办，于是退了几千元钱，回家。
从那时开始，李秀梅留了个心眼，每年厂里都有三五人退休，绝大多数人的养老保险没达到《社会保险法》规定的“累计缴费满15年”，因此也没法“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于是还有人自嘲，“打工能还管一辈子？”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了退保。
至今为止，李秀梅所在的“千人大厂”里，大伙唯一知道的“成功退休案例”，是一位湖南籍的男主管。却也不是顺风顺水的，他退休时养老保险缴够了10年，在老家又有一点人情关系，于是转回老家某单位“挂靠”继续缴费，如今已快满15年，马上能领到养老金了。年纪大了，每个月还能有一两千元，在老家农村，是招人羡慕的。
这个“案例”在厂里广为流传，毕竟，五十来岁的“老人”越来越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5年农民工总量为27747万人，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7.9%，且农民工平均年龄不断提高。那么，近些年退休或正考虑退休的农民工，大约是5000万人的群体。
李秀梅已是其中一员，前几个月，她满50岁退休，谨遵娘家大婶每个月打电话来的叮嘱，她去社保站查了自己的养老保险，她第一次发现社保站离工厂很近，只要两元钱公交车费，可周围的人从没想过要去。
某种程度上，她代表了“第一代农民工”的退休尴尬。她发现自己从1996年到深圳工作，2004年起工厂给她买了“当年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养老保险，如今已缴12年零4个月；麻烦的是，她想补缴2004年之前的养老保险，或者延长缴纳期限，补齐15年的期限，可究竟怎么做？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她，实在是四处打听也难以操办的事。
相较而言，李秀梅目前的情况已是幸运。她儿子打来电话：“妈，没有养老金就算了，回家我养你。”但李秀梅不甘心回家，一是在城市工作了20年，难道就不能像“城里人”一样，有一份养老金？二是不愿意给子女增加负担，“养儿防老”只是退路；三是她还寻思着再找不限年龄的工作，近段时间她听说了“延迟退休”，心想五六十岁的农民工若能延迟退休几年，可能养老保险就缴够年限了……
如今五六十岁的农民工群体中，养老保险缴满15年的，并不多。毕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工的普遍观念是“干一天算一天”，养老保险，是新鲜到难以触及的东西。
比如肖叶青，若不是10年前工厂老是“无故”给她放假导致挣不到钱，她也许至今都接触不到“养老保险”这个词。当年她和工友们集体去问老板“放假的原因”，原来是为了应付“上头检查”，没有缴纳社保的员工不能到车间去。她似懂非懂，但她知道，与每月放假减少的收入相比，自己缴纳一点社保不算什么，于是肖叶青才有了买社保的契机。
想不到，等到她2014年退休，问题又来了。她从2006年缴起，尚不满8年，何况15年……如今，工厂也倒闭了。对已经52岁、文化程度不高的肖叶青来说，进退两难。
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能有意识缴纳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实在少见；即便是近几年退休的农民工，要顺利缴满15年，至少也需在2000年前后开始缴纳养老保险才行，还要排除期间“工厂倒闭换工作”，“有事回老家住一段时间”的各种状况。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
保障体系，亟待完善已不容缓
早在2003年，深圳就有了第一位退休农民工，他叫郭锦钊，从1987年在某宾馆做保安和客服人员，整16年。幸运的是，宾馆一直给他按时缴纳养老保险，2003年退休时他每月能领到养老金700多元。当年事曾被媒体报道，郭锦钊自己都没想到：“能像城里人一样拿退休金养老。”实际上，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早在1982年就开始试行劳动合同制职工养老保险制度，1987年开始在临时工中推行养老保险退休基金统筹，郭锦钊是第一批。
深圳市社保部门曾在2007年首次通报，220名农民工享受深圳养老保险待遇。到2010年，这个数字是320人，人均养老金为1500元。但是，人数与当下数千万正退休的农民工群体相比，实在太少。
不过，我国在养老保险统筹上，一直在进步。以农民工数量较多的深圳为例，1989年，深圳被确定为全国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试点地区，后来借鉴了新加坡经验，1992年在国内率先创建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并能与统筹账户相结合；1995年深圳颁布规定，允许外来农民工离开时可以退保……
2010年，国家出台《社会保险法》，其中第十六条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缴费至满十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也可以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按照国务院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肖叶青一直珍藏着当年从宣传摊位上拿来的这份文件，在第十六条下，重重地画了黑线。
据深圳社保中心统计，2008年该市近500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但当年退保的人数多达83万人；而东莞2007年就有超过60万人次办理了退保手续，一天最多时退保金达30多万元。“那时大家都在问，可不可以不买，而且很多都认为交了以后就退不了了。”很多农民工这么说，许多工人都是到快退休时开始关注养老保险，比如在深圳打工的肖生解，工作了17年，到退休时才发现，厂方只给他买了5个月的社保。
而对于肖叶青，工厂的倒闭，使她补缴养老保险的希望也落空了。7年半的养老保险依然放在社保站，尴尬的是，这笔钱不知如何是好。由于城乡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操作问题尚未解决，无法转回老家 ；由于深圳市出台的相关规定，补缴社保只有两年的追溯期，所以她目前也补缴不了。她打起了官司，希望能通过法律手段，为自己争取养老金。
深圳市的有关规定虽然允许企业与工人协商补缴，但两年的追溯期与“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额”大大增加了工人们与企业协议补缴的难度，一名工人粗算了一下，10年的补缴金额为3万，而滞纳金则高达10万。
事实上，即使工人与企业达成补缴协议，目前来看，他们依然无法实现养老夙愿。农民工养老不仅是一个群体的问题，更是一个体系性的课题，是一项涉及面广的综合性改革。比如，如何提高农民工的“五金”的落實，如何让农民工的就业权益得到保障，如何提高农民工的能力，如何建立更为完善、标准更高的保障体系等等。更重要的是，给农民工更多的福利空间，才能全方位、多层次突破现有的养老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