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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莫言获颁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每一年，几乎每一次露面，这个中国最会讲故事的作家都不得不面对同一个问题一什么时候推出新作？
2017年8月底，莫言给出了回答。新鲜出炉的《人民文学》杂志首次开设“莫言新作”专栏，发表了三万四千字的戏曲文学剧本《锦衣》和诗歌作品《七星曜我》，他的另外3篇短篇小说《故乡人事》也在9月中旬刊于《收获》杂志。
漫漫五年，莫言说他一直在写作，也一直在修改，他说希望能够写出比过去艺术上更完美的小说。“为什么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还要创作呢，我想是一个小说家对创作病态化的热爱，写作过程中的自我满足，这可能是任何荣誉都无法替代的。”
谈新作反复改了五年
“我没有偷懒啊，一直在写啊。”莫言说，2017年第五期的《收获》，刊发他的三则短篇小说：《地主的眼睛》《斗士》和《左镰》。其实创作完成于2012年，但由于小说里的人物不断在成长，总觉得意犹未尽，“这三个短篇都有生活原型。比如一个人失踪了，30年家里人都没能找到，但就这两年，这个人回来了，故事也就发生了变化。”莫言顿了顿，“以前总是一口气写完发表，这次，对我来说也是全新的写作体验。几乎每年都会拿出来改一改。希望尽量地少一点瑕疵，自己比较满意了才拿出来。”莫言并不讳言自己对这两万字的珍视，五年来反复地改了很多遍，“最后一天还改了两个词，一句话。”
短篇小说之外，莫言还首次公开在文学刊物上发表诗歌和戏曲文学作品。相比此前话剧《霸王别姬》等作品，此次《锦衣》回归了莫言拿手的“民间叙事”，自然而自由地展现了山东戏曲茂腔、柳腔的唱词和旋律特色，但又不局限于地方戏的表达时空的设定。“民间想象、民间情趣与历史关节、世道人心活化为一体，一个个人物的表情、腔调、动作和心理形神兼备于文本的舞台。”《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高度评价《锦衣》的文学价值，他还指出，以往莫言笔下的石匠、铁匠、货郎、民间手艺人带着较为浓重的先锋性，文本受观念驱动的痕迹明显，现在更多是以情感取胜。而组诗《七星曜我》是莫言与世界文学大师的一次独特对话，他把自己与君特·格拉斯、勒克莱齐奥、帕慕克等七位国际知名作家的交往写进了诗歌，惺惺相惜中还透着开放从容。
谈诺奖享受写作过程
在评论界看来，借助戏曲唱词和诗歌的形式，莫言完成了一次“语言的自我提纯”——那些原本与小说故事交缠在一起的语言冲动，由此获得了自足而绝对的呈现，最后干脆摇头晃脑地唱了起来。而如何评价莫言“诺奖”后的首部小说新作，《收获》杂志或许最有發言权。不仅因为目前只有杂志编辑部才看过小说原稿，还因为这本杂志是莫言上一部长篇小说《蛙》和十几部重要作品的发表地。《收获》主编程永新回忆说，他打开电子邮箱，几乎一口气读完，“三个短篇组成一个系列，不到两万字，人物生动，语言与老莫以前的比，节制、精到、准确，长句子少了，明显看得出是经过精心打磨的作品。依然把通感的艺术手法用得得心应手。”莫言得知这个评价后，想了想，认为并没有过分客套和谦虚，非常认真地回应道：“他这个判断是比较客观的。”
不过莫言同时也表示，创作的时候并没有刻意不写长句、写短句子。“我曾经说过，在写作的时候，最好忘掉读者。”莫言说，这不是对读者轻视或者瞧不起，只是读者成千上万，每个读者心里好小说标准也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作家如果过多考虑读者的好恶，那会无所适从。甚至我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更没有办法在写作的时候考虑外国读者的需求。”
莫言坦言，获诺奖后，读者和文坛对他再推新作的期望很高，“希望你在获奖之后，写出好的，甚至更好的作品来。我也一直在创作，现在手边还有一些写完正在修改的作品，有诗歌、有小说、有散文，也有剧本，但要保证自己的作品比过去更好，这很难。”这个狡黠而真诚的山东“老汉”说，他只好反复地修改一遍，再修改一遍，“但不是因为读者，而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是我自己对小说追求完美的愿望。”他语气诚恳地说，写作过程中所获得的满足，任何奖项无法替代。
谈高密难忘文学故乡
莫言新作一出，仅窥一斑，无论是戏曲剧本《锦衣》里山东戏曲茂腔、柳腔的唱词和旋律，还是小说开篇不由自主地又写起了“铁匠”，都让读者很快意识到，莫言还是那个莫言，他始终关注那块由他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建立起的疆域“高密东北乡”。
“作家的故乡，和真正的故乡之间有区别，是非常开放的、无边的概念。”他回忆说自己最早开始短篇小说创作时，用了大量的个人经历作为素材，“里面有亲人的故事，也有自己的故事，我的早期作品中能找到一个小男孩，那是我，或者有我的影子。”莫言接着说，一个作家要不断写作，个人经验很快会耗尽，“听到的故事，报刊杂志里的文章，观察到的一些现象，都会成为素材。有时候就是一个很小的细节，激发了小说家创作出一部很大的作品。”
不过莫言也分享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不是我发现的，是我的一个译者，她读我的作品反复多遍，有一次她突然问我，为什么你小说里的人物一出门都往北跑，然后上河堤，过桥，再上河堤，然后一路往西，好像那里可以通往全世界？我仔细想了想，好像我家就是这样，一出门往北跑，跑啊跑，跑到高密，跑到省城，跑到北京。”
创作中，莫言说自己有时候就像一个任性的儿童，会故意跟生活常识作对，比如写一条“绿狗”，带着儿童的执拗和恶作剧的意味，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觉到挑战加深印象，但对于高密乡他似乎不愿轻易放弃，“我也可以模糊掉这个背景，但一方面我有一种创作上的惯性，另外很多读者希望看到高密乡的故事。”
谈长篇砖瓦已经备好
虽然还会陆续有一些作品刊发于《人民文学》的“莫言新作”栏目，但莫言也如实说，读者最翘首以盼的长篇小说的创作还在进行中，暂时没有发表和出版的计划。
“一个作家未必非要写长篇，契诃夫也没写长篇，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一部小说保守与否，跟长短没有关系，好的中短篇小说、杂文、散文所产生的影响和力量，并不亚于长篇。”一方面安抚大家不要着急，另一方面莫言也表示自己很理解中国读者和中国作家的长篇情结，“其实我个人也是这样。很多人觉得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作品，这是一个作家没有掌握太多写作技巧之前，朴素的、感性的、直观的写作，的确有不可替代的美感。但为什么后来越写越长，因为在写作过程中感觉几万字的篇幅不能满足叙事的强烈愿望，故事很大，故事里面涉及的人物很多，我希望把故事讲得充分、圆满，让每个人在小说的容量里比较充分地展示。”莫言看来，长篇小说的确能够表现庞大的故事，承载漫长的历史过程，容纳众多的人物，所以他对长篇小说的创作还是充满了热情：“在酝酿中，有几个感兴趣的题材，正在添砖加瓦。盖房子嘛，砖瓦材料准备好才能动工，否则盖一半，砖头水泥没了怎么办？”
2017年8月底，莫言给出了回答。新鲜出炉的《人民文学》杂志首次开设“莫言新作”专栏，发表了三万四千字的戏曲文学剧本《锦衣》和诗歌作品《七星曜我》，他的另外3篇短篇小说《故乡人事》也在9月中旬刊于《收获》杂志。
漫漫五年，莫言说他一直在写作，也一直在修改，他说希望能够写出比过去艺术上更完美的小说。“为什么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还要创作呢，我想是一个小说家对创作病态化的热爱，写作过程中的自我满足，这可能是任何荣誉都无法替代的。”
谈新作反复改了五年
“我没有偷懒啊，一直在写啊。”莫言说，2017年第五期的《收获》，刊发他的三则短篇小说：《地主的眼睛》《斗士》和《左镰》。其实创作完成于2012年，但由于小说里的人物不断在成长，总觉得意犹未尽，“这三个短篇都有生活原型。比如一个人失踪了，30年家里人都没能找到，但就这两年，这个人回来了，故事也就发生了变化。”莫言顿了顿，“以前总是一口气写完发表，这次，对我来说也是全新的写作体验。几乎每年都会拿出来改一改。希望尽量地少一点瑕疵，自己比较满意了才拿出来。”莫言并不讳言自己对这两万字的珍视，五年来反复地改了很多遍，“最后一天还改了两个词，一句话。”
短篇小说之外，莫言还首次公开在文学刊物上发表诗歌和戏曲文学作品。相比此前话剧《霸王别姬》等作品，此次《锦衣》回归了莫言拿手的“民间叙事”，自然而自由地展现了山东戏曲茂腔、柳腔的唱词和旋律特色，但又不局限于地方戏的表达时空的设定。“民间想象、民间情趣与历史关节、世道人心活化为一体，一个个人物的表情、腔调、动作和心理形神兼备于文本的舞台。”《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高度评价《锦衣》的文学价值，他还指出，以往莫言笔下的石匠、铁匠、货郎、民间手艺人带着较为浓重的先锋性，文本受观念驱动的痕迹明显，现在更多是以情感取胜。而组诗《七星曜我》是莫言与世界文学大师的一次独特对话，他把自己与君特·格拉斯、勒克莱齐奥、帕慕克等七位国际知名作家的交往写进了诗歌，惺惺相惜中还透着开放从容。
谈诺奖享受写作过程
在评论界看来，借助戏曲唱词和诗歌的形式，莫言完成了一次“语言的自我提纯”——那些原本与小说故事交缠在一起的语言冲动，由此获得了自足而绝对的呈现，最后干脆摇头晃脑地唱了起来。而如何评价莫言“诺奖”后的首部小说新作，《收获》杂志或许最有發言权。不仅因为目前只有杂志编辑部才看过小说原稿，还因为这本杂志是莫言上一部长篇小说《蛙》和十几部重要作品的发表地。《收获》主编程永新回忆说，他打开电子邮箱，几乎一口气读完，“三个短篇组成一个系列，不到两万字，人物生动，语言与老莫以前的比，节制、精到、准确，长句子少了，明显看得出是经过精心打磨的作品。依然把通感的艺术手法用得得心应手。”莫言得知这个评价后，想了想，认为并没有过分客套和谦虚，非常认真地回应道：“他这个判断是比较客观的。”
不过莫言同时也表示，创作的时候并没有刻意不写长句、写短句子。“我曾经说过，在写作的时候，最好忘掉读者。”莫言说，这不是对读者轻视或者瞧不起，只是读者成千上万，每个读者心里好小说标准也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作家如果过多考虑读者的好恶，那会无所适从。甚至我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更没有办法在写作的时候考虑外国读者的需求。”
莫言坦言，获诺奖后，读者和文坛对他再推新作的期望很高，“希望你在获奖之后，写出好的，甚至更好的作品来。我也一直在创作，现在手边还有一些写完正在修改的作品，有诗歌、有小说、有散文，也有剧本，但要保证自己的作品比过去更好，这很难。”这个狡黠而真诚的山东“老汉”说，他只好反复地修改一遍，再修改一遍，“但不是因为读者，而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是我自己对小说追求完美的愿望。”他语气诚恳地说，写作过程中所获得的满足，任何奖项无法替代。
谈高密难忘文学故乡
莫言新作一出，仅窥一斑，无论是戏曲剧本《锦衣》里山东戏曲茂腔、柳腔的唱词和旋律，还是小说开篇不由自主地又写起了“铁匠”，都让读者很快意识到，莫言还是那个莫言，他始终关注那块由他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建立起的疆域“高密东北乡”。
“作家的故乡，和真正的故乡之间有区别，是非常开放的、无边的概念。”他回忆说自己最早开始短篇小说创作时，用了大量的个人经历作为素材，“里面有亲人的故事，也有自己的故事，我的早期作品中能找到一个小男孩，那是我，或者有我的影子。”莫言接着说，一个作家要不断写作，个人经验很快会耗尽，“听到的故事，报刊杂志里的文章，观察到的一些现象，都会成为素材。有时候就是一个很小的细节，激发了小说家创作出一部很大的作品。”
不过莫言也分享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不是我发现的，是我的一个译者，她读我的作品反复多遍，有一次她突然问我，为什么你小说里的人物一出门都往北跑，然后上河堤，过桥，再上河堤，然后一路往西，好像那里可以通往全世界？我仔细想了想，好像我家就是这样，一出门往北跑，跑啊跑，跑到高密，跑到省城，跑到北京。”
创作中，莫言说自己有时候就像一个任性的儿童，会故意跟生活常识作对，比如写一条“绿狗”，带着儿童的执拗和恶作剧的意味，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觉到挑战加深印象，但对于高密乡他似乎不愿轻易放弃，“我也可以模糊掉这个背景，但一方面我有一种创作上的惯性，另外很多读者希望看到高密乡的故事。”
谈长篇砖瓦已经备好
虽然还会陆续有一些作品刊发于《人民文学》的“莫言新作”栏目，但莫言也如实说，读者最翘首以盼的长篇小说的创作还在进行中，暂时没有发表和出版的计划。
“一个作家未必非要写长篇，契诃夫也没写长篇，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一部小说保守与否，跟长短没有关系，好的中短篇小说、杂文、散文所产生的影响和力量，并不亚于长篇。”一方面安抚大家不要着急，另一方面莫言也表示自己很理解中国读者和中国作家的长篇情结，“其实我个人也是这样。很多人觉得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作品，这是一个作家没有掌握太多写作技巧之前，朴素的、感性的、直观的写作，的确有不可替代的美感。但为什么后来越写越长，因为在写作过程中感觉几万字的篇幅不能满足叙事的强烈愿望，故事很大，故事里面涉及的人物很多，我希望把故事讲得充分、圆满，让每个人在小说的容量里比较充分地展示。”莫言看来，长篇小说的确能够表现庞大的故事，承载漫长的历史过程，容纳众多的人物，所以他对长篇小说的创作还是充满了热情：“在酝酿中，有几个感兴趣的题材，正在添砖加瓦。盖房子嘛，砖瓦材料准备好才能动工，否则盖一半，砖头水泥没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