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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1993年開始读刘再复先生的《漂流手记》,到今天读刘再复先生的《我的写作史》,一如既往,我为书中的澄澈与明净震撼。这种感觉来自书的内容,也来自“一格一格只是生命”的文字。这篇时间跨度四十多年的写作史,携带近半个世纪的风雨。狂热、真诚、超越、纷争,在作者的写作自述中,始终呈现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大明净,风声雨声也因此渗入读者的心灵,成为“灵魂净化的先声”。
《我的写作史》不可能不说到“我”,又让人觉得处处说我,处处无我。这种无我之境不在文字的表面,而在文字的深层,是作者的生命语境。我想到禅宗的自性,自性是真心,是清净心。“学术自述”常见,“我的写作史”不常见。读这篇“写作史”,我总是想到“内心传奇”,想到“最深邃、最久远的传奇全部蕴藏在内心之中,无所不在的美也在其中”。这“无所不在的美”,是我从文中看到的作者拒绝的勇气,质疑、创新、自省、超越的胆识,还有作者“在黑暗的森林中又走出的一条小路”,在这条“小路”上,他与莎士比亚相逢,与“托尔斯泰们”相逢,与慧能、王阳明、曹雪芹相逢,与本真自我相逢,并因此“再一次看到无遮蔽的碧蓝的星际”,那正是他要追寻的“心灵宇宙”。
“自己如何可能”?“自我确立、自我实现如何可能”?
从《我的写作史》中不难找到答案,《我的写作史》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答案。从“我注鲁迅”到“鲁迅注我”,从“人性真实的呼唤”到“无目的写作”,哲思无处不在,选择无处不在。刘再复先生说:“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命题,说的正是人首先选择成为自己,然后才能确立自己。用中国的哲学语言表述,便是首先‘知命’,然后才能‘立命’”。
关于“时间性珍惜”,刘再复先生解释道:“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讲‘烦’、‘畏’、‘死’等大范畴,然后叩问存在的意义,李泽厚则突出‘珍惜’这一大范畴。而且在‘珍惜’前边加上一个重要定语:时间。这就变成‘时间性珍惜’。”
刘再复好像从小就懂得“时间性珍惜”。在《我的写作史》中他写道:“由于我从小形成‘黎明即起’、从不恋床的习惯,所以至今还是一早就进入读书写作的状态。长此以往,这种习惯便产生很大的力量并且产生很多‘成果’。时至今日,我的中文著作已出版一百二十四种。”
借助《红楼梦》和禅宗来理解刘再复的文学理念,实在是因为他的文学理念与《红楼梦》和禅宗有相通之处。这种温和与严密,不是儒家的“中庸”,而是佛家的中道。很明显,“世俗角色”与“本真角色”,一为世间法,一为出世间法;一为俗谛,一为真谛。刘再复说的“逻辑很严密”,即真、俗二谛的互补结构。他分开“世俗角色”与“本真角色”,又说“既不反对”“又可提示”,用超越的眼睛看两端,世俗与本真,真谛与俗谛,两边都有道理。他讲述创作主体的超越性,文学艺术的个性、自性、人性,正是点明了作家在创作时要有佛的眼睛,菩萨心肠。这就是中道智慧。
讲述创作主体的超越视角,刘再复有时称为“天眼”、“佛眼”,有时称为“宇宙极境的眼睛”、“大观的眼睛”。无论怎样命名,这双“观止”的眼睛,是中道智慧的眼睛。中道智慧来自大乘佛教,是中国大乘八宗一致尊奉的祖师龙树在他的《中论》中提出来的。到了禅宗六祖慧能,即以不二法门为其禅法的中心,讲述佛法是不二之法,定慧不二、动静不二、菩提与烦恼不二、众生与佛不二、世间与出世间不二。刘再复先生说《红楼梦》是一部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好无坏无因无果的艺术大自在,是一种超越的存在,也是不二法门,与慧能相通。
刘再复先生讲述“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文学的天性”(真实与超越),“两种真理的兼容”(“实在性真理”与“启迪性真理”),“开辟第三空间”,“《红楼》真、俗的二谛互补结构”等,均与中道有关。他的“中道”不是刻意安排出来的(不是用现成的概念去“丈量”一切),而是从文学的本义出发,有一个“明心见性”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个中道,一是他自性中本来就有,二是阅历而悟,才能够“道贯一切经法”。刘再复对功名利禄的放下,对人生本义的叩问,为“文学回归文学本义”所做的努力,都与“中道智慧”相合相契。
在《我的写作史》“最后的觉悟”中,作者感慨:“回顾写作史,方才明白,自己的写作有个关键性的变化,就是从‘有目的’到‘无目的’的变化。所谓无目的,便是超现实功利,超现实动机,扬弃任何外在目的。这一变化是个渐变的过程,但也可以找到质变点。这个从“有”到“无”的质变点,我觉得也可称作丢“玉”得“心”的转折点,玉,是物。“是心为本体,还是物为本体,是心为第一性,还是物为第一性,是心至贵,还是玉至贵?”这是《红楼梦》的哲学问题,也是刘再复的哲学叩问。
刘再复是从走进大学的哲学课堂开始,就开始背诵“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存在决定意识、对立统一”的一代人。刘再复这样概括他两度人生的学术思考走向:“第一人生,我主要是在阐释马克思主义文化并力求有所突破;第二人生,我则自觉地意识到要打通中西文化的血脉。例如,思维和审美不固化于‘两极’,而寻求中间地带,这一点中西就可相通。”如果把“打通中西文化血脉”理解为《坛经》所说的“百川众流,却入大海合为一体”,而这个大海,是人自身本性的般若智慧;把“思维和审美不固化于‘两极’,而寻求中间地带”理解为中道。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刘再复来到芝加哥大学。他说:“我本来就是一个恋土情结很重的人,一旦离开故乡故国就屈指回程的日子。这回被抛到大洋的另一岸,连根拔了,面临着的是无边的时间的深渊。我怎么也没想到,一年前还在研究所里指手画脚,身心紧紧地拥抱着大时代,今年却被抛到异乡异国,无依无着。”“无依无着”是一种“孤绝”状态。当时,刘再复“不仅有一种刻骨的孤独感,而且还有一种透不过气的窒息感,天天都觉得自己落入海里,快被淹死了”。重新寻求灵魂的支撑点,他意识到,唯一的出路是自救。
自救的路,不是向外求,而是向内求;不是求他人,而是求自己。“无依无着”的状态,反倒是作家的正常状态。在极度的苦闷中,刘再复的《漂流手记》一篇又一篇,一本又一本,每一页纸、每一篇文章都是一只小船,把他从“快被淹死”的噩梦中救起来。自看、自审、自明、自度、自救,最后终于获得“身心的大解放”。刘再复的十卷《漂流手记》告诉我,没有人生的“依”和“着”,没有“妄念”,没有被他人他物确定,不寻求写作的目的,不寻求发表,甚至连回应都不寻求的写作,才有可能超越家国境界,进入天地境界。 二
读《我的写作史》,我看到了一个完整的、类宗教的心学体系。
想描述它并不容易。虽为“心学体系”,作者提供的是“双重文本”,行为语言文本和书写语言文本。他的两度人生的行为语言,阐释了他对“文学自性”的追寻;他的“只写心中所想”的书写语言,又阐释了他的行为语言、他的真心本性。
在《六祖坛经》中,“心性论”是慧能禅宗思想的核心,“一切万法不离自性”,“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到明代王阳明,他的“心学四诀”:“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就是以慧能的“心性论”去构筑他的“致良知”学说。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两个“玉”人:贾宝玉和林黛玉,曹雪芹喻黛玉为“灵窍”,就是心灵。贾宝玉离家出走之前说:“我已经有了心,要那玉何用!”更是“心”的彻悟,宝玉、黛玉这两个文学形象都是心灵的载体。
刘再复先生认为:“中国的大心学应是三家,即慧能、王阳明、曹雪芹,不仅阳明一家。”他称“唐代慧能以宗教形式出现的自性心学”、“明代王阳明以哲学方式呈现的良知心学”、“清代曹雪芹以文学形式展示的诗意心学”为中国大文化史上三次“心學”高潮。
刘再复先生以他的两度人生建构的完整的类宗教的心学体系,是中国大文化史上又一座心学高峰。他呼唤文学的自性,作家的自性,认定“文学是心灵的事业”。在他的五个向度(文学研究、经典阐释、人文探索、思想讲述、散文写作)的写作中,哲学思考、文学理论、生命体验、立身态度、诗意情感密不可分,均不离人性,不离心灵。
六祖慧能的禅宗把宗教变为审美,刘再复在生命中打通了文学的自性、作家的自性与禅的本质联系。把向外求变为向内求,“菩提只向心觅”,慧能在《坛经》里说“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不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与慧能相通,刘再复把他在《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中提出的“艺术批评的真善美标准”内转为“文学的心灵、想象力、审美形式三要素”,彻底回归文学的自性、文学的本义。这是文学的“自性三宝”。
他说:“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文学要向真向善,又不可设置道德法庭,怎么办?这才是真问题。文学只可设置审美法庭,不可设置政治、道德法庭,作家批评家不可当‘包公’,他们既悲悯秦香莲,也悲悯陈世美。他们不说‘麦克白’等是‘坏人’,只说是‘悲剧人物’。讲这些,才可抓住文学之核。所以关于真善美,还大可讲得丰富一些。”
刘再复先生在这段话中提到的“文学之核”,就是作家批评家大悲悯的心灵。
这个大悲悯的心灵,是《六祖坛经》所说的“非常非无常”、“非善非不善”的不二佛性,是慧能“心性论”的起点,也是刘再复“心灵为文学的第一要素”的立足点。
刘再复的心学体系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化批判,二是散文诗和十卷《漂流手记》;三是从唯物论到唯心论的两度人生。在这三部分内容中,禅宗的“佛性不二”贯穿始终。
“放下概念”是刘再复对慧能“不立文字”的解释,他说:“禅宗有一种说法就是不立文字,明心见性。有人说不用文字怎么可以呢,你总要写字的啊,其实是说,不要有概念的障碍,我们在面对真理的时候,首先不要想到概念。”慧能的“不立文字”,是不执着于文字,强调“心悟”。他对法达和尚说的偈语“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说的就是诵经应该是心转经文,而不是被经文所转,不要执着于文字相。放下执着,才能直契心性。刘再复追求学问与生命的联结,这一人生走向与慧能的理念有惊人地相似之处。是“心迷《法华》转”,还是“心悟转《法华》”?我找出两条刘再复先生的读书、写作感悟,似乎可以解经:
一为学与悟。“学不一定就能悟。学常常会愈学愈迷,如鱼被困在筌中,迷在笼中。知识可能有益于悟,也可能产生障碍。有概念障、知识障,就堵塞了通道,让你落入迷津。所以学之后还得穿越‘学’,从‘筌’中跳出。我们下功夫学了之后,关键就在于学之后是走向迷,还是走向悟了。”
二为穿透提升。“我读每一本书,大约都是三步曲:一,拥抱书本;二,穿透书本;三,提升书本。对待知识也如此:拥抱知识;穿透知识;提升知识。经典就不能提升吗?也可以,就是对经典的局部提出问题和审美再创造。”
这两条,说的正是慧能不执着于文字,“心悟转《法华》”的要旨。
刘再复说他出国后“皈依”禅宗,而且“只禅不宗,只禅不佛”。我认为“只禅不宗,只禅不佛”,说的是与慧能的“本来无一物”相通的文学的自性,也是他的生命状态。
在这里,“宗”为宗派;“佛”为“相”,为偶像崇拜。这个解释,来自刘再复先生的一段论述:
相是色的外壳,又是色所外化的角色。去掉相的执着和色的迷恋,才呈现出“空”,才有精神的充盈。《金刚经》中所讲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等,都是对身体的迷恋和对物质(欲望)的执着。中国的禅宗,其彻底性在于他不仅放下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而且连佛相也放下,认定佛就在心中,真正的信仰不是偶像崇拜,而是内心对心灵原则的无限崇仰。
理解“只禅不宗”、“只禅不佛”,我注意到禅给予刘再复的四点启迪:一、人生的要义在于自救。二、觉悟之后不以佛自居,仍以平常人自处以及和他人相处。三、破一切执,解一切“役”。四、明白心灵状态决定一切。
这是禅法理念,也是文学理念。
什么是第三空间?老子的《道德经》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三,就是第三空间。它奥妙无穷,是万物得以生存繁衍的空间。接下来的一句,“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是对前一句的补充。意思是天地万物,均包涵阴阳二气,冲气为三,是一种调和的力量,生生不息的关键所在。《红楼梦》第二回,也有关于因正邪二气激荡而生的第三种人的论述。贾雨村论及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之外,还有一种人,“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云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回归第三空间,在行为实践中,刘再复“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做“潮流外人”、“槛外人”,在美国的洛基山下,他“重构象牙之塔”立身于文学创作的第三空间。
在“象牙之塔”中“面壁沉思”是孤独的,有陶渊明、慧能、王阳明、曹雪芹作伴,有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伴,有贾宝玉、林黛玉、晴雯、鸳鸯作伴,第三空间写作并不孤单。
读《我的写作史》,我以慧能的《坛经》去理解刘再复,又以刘再复的文章去理解慧能,是为“双解”。若有感悟,欢欣不已。最终的领悟还是对“物拜”与“心觉”的领悟,对刘再复用赤子之心去行中道的领悟,对刘再复的“转化性创造”——以禅宗的“自性本体论”和“不二方法论”为哲学基石建构的文学理论体系与心学体系的领悟。虽然我无法把我感受到的这个心性本体直通宇宙,直通“第一义”的宏大心学体系的全部奥妙描述出来。
我分明看到了第三空间写作的璀璨星空。
从1993年開始读刘再复先生的《漂流手记》,到今天读刘再复先生的《我的写作史》,一如既往,我为书中的澄澈与明净震撼。这种感觉来自书的内容,也来自“一格一格只是生命”的文字。这篇时间跨度四十多年的写作史,携带近半个世纪的风雨。狂热、真诚、超越、纷争,在作者的写作自述中,始终呈现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大明净,风声雨声也因此渗入读者的心灵,成为“灵魂净化的先声”。
《我的写作史》不可能不说到“我”,又让人觉得处处说我,处处无我。这种无我之境不在文字的表面,而在文字的深层,是作者的生命语境。我想到禅宗的自性,自性是真心,是清净心。“学术自述”常见,“我的写作史”不常见。读这篇“写作史”,我总是想到“内心传奇”,想到“最深邃、最久远的传奇全部蕴藏在内心之中,无所不在的美也在其中”。这“无所不在的美”,是我从文中看到的作者拒绝的勇气,质疑、创新、自省、超越的胆识,还有作者“在黑暗的森林中又走出的一条小路”,在这条“小路”上,他与莎士比亚相逢,与“托尔斯泰们”相逢,与慧能、王阳明、曹雪芹相逢,与本真自我相逢,并因此“再一次看到无遮蔽的碧蓝的星际”,那正是他要追寻的“心灵宇宙”。
“自己如何可能”?“自我确立、自我实现如何可能”?
从《我的写作史》中不难找到答案,《我的写作史》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答案。从“我注鲁迅”到“鲁迅注我”,从“人性真实的呼唤”到“无目的写作”,哲思无处不在,选择无处不在。刘再复先生说:“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命题,说的正是人首先选择成为自己,然后才能确立自己。用中国的哲学语言表述,便是首先‘知命’,然后才能‘立命’”。
关于“时间性珍惜”,刘再复先生解释道:“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讲‘烦’、‘畏’、‘死’等大范畴,然后叩问存在的意义,李泽厚则突出‘珍惜’这一大范畴。而且在‘珍惜’前边加上一个重要定语:时间。这就变成‘时间性珍惜’。”
刘再复好像从小就懂得“时间性珍惜”。在《我的写作史》中他写道:“由于我从小形成‘黎明即起’、从不恋床的习惯,所以至今还是一早就进入读书写作的状态。长此以往,这种习惯便产生很大的力量并且产生很多‘成果’。时至今日,我的中文著作已出版一百二十四种。”
借助《红楼梦》和禅宗来理解刘再复的文学理念,实在是因为他的文学理念与《红楼梦》和禅宗有相通之处。这种温和与严密,不是儒家的“中庸”,而是佛家的中道。很明显,“世俗角色”与“本真角色”,一为世间法,一为出世间法;一为俗谛,一为真谛。刘再复说的“逻辑很严密”,即真、俗二谛的互补结构。他分开“世俗角色”与“本真角色”,又说“既不反对”“又可提示”,用超越的眼睛看两端,世俗与本真,真谛与俗谛,两边都有道理。他讲述创作主体的超越性,文学艺术的个性、自性、人性,正是点明了作家在创作时要有佛的眼睛,菩萨心肠。这就是中道智慧。
讲述创作主体的超越视角,刘再复有时称为“天眼”、“佛眼”,有时称为“宇宙极境的眼睛”、“大观的眼睛”。无论怎样命名,这双“观止”的眼睛,是中道智慧的眼睛。中道智慧来自大乘佛教,是中国大乘八宗一致尊奉的祖师龙树在他的《中论》中提出来的。到了禅宗六祖慧能,即以不二法门为其禅法的中心,讲述佛法是不二之法,定慧不二、动静不二、菩提与烦恼不二、众生与佛不二、世间与出世间不二。刘再复先生说《红楼梦》是一部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好无坏无因无果的艺术大自在,是一种超越的存在,也是不二法门,与慧能相通。
刘再复先生讲述“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文学的天性”(真实与超越),“两种真理的兼容”(“实在性真理”与“启迪性真理”),“开辟第三空间”,“《红楼》真、俗的二谛互补结构”等,均与中道有关。他的“中道”不是刻意安排出来的(不是用现成的概念去“丈量”一切),而是从文学的本义出发,有一个“明心见性”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个中道,一是他自性中本来就有,二是阅历而悟,才能够“道贯一切经法”。刘再复对功名利禄的放下,对人生本义的叩问,为“文学回归文学本义”所做的努力,都与“中道智慧”相合相契。
在《我的写作史》“最后的觉悟”中,作者感慨:“回顾写作史,方才明白,自己的写作有个关键性的变化,就是从‘有目的’到‘无目的’的变化。所谓无目的,便是超现实功利,超现实动机,扬弃任何外在目的。这一变化是个渐变的过程,但也可以找到质变点。这个从“有”到“无”的质变点,我觉得也可称作丢“玉”得“心”的转折点,玉,是物。“是心为本体,还是物为本体,是心为第一性,还是物为第一性,是心至贵,还是玉至贵?”这是《红楼梦》的哲学问题,也是刘再复的哲学叩问。
刘再复是从走进大学的哲学课堂开始,就开始背诵“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存在决定意识、对立统一”的一代人。刘再复这样概括他两度人生的学术思考走向:“第一人生,我主要是在阐释马克思主义文化并力求有所突破;第二人生,我则自觉地意识到要打通中西文化的血脉。例如,思维和审美不固化于‘两极’,而寻求中间地带,这一点中西就可相通。”如果把“打通中西文化血脉”理解为《坛经》所说的“百川众流,却入大海合为一体”,而这个大海,是人自身本性的般若智慧;把“思维和审美不固化于‘两极’,而寻求中间地带”理解为中道。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刘再复来到芝加哥大学。他说:“我本来就是一个恋土情结很重的人,一旦离开故乡故国就屈指回程的日子。这回被抛到大洋的另一岸,连根拔了,面临着的是无边的时间的深渊。我怎么也没想到,一年前还在研究所里指手画脚,身心紧紧地拥抱着大时代,今年却被抛到异乡异国,无依无着。”“无依无着”是一种“孤绝”状态。当时,刘再复“不仅有一种刻骨的孤独感,而且还有一种透不过气的窒息感,天天都觉得自己落入海里,快被淹死了”。重新寻求灵魂的支撑点,他意识到,唯一的出路是自救。
自救的路,不是向外求,而是向内求;不是求他人,而是求自己。“无依无着”的状态,反倒是作家的正常状态。在极度的苦闷中,刘再复的《漂流手记》一篇又一篇,一本又一本,每一页纸、每一篇文章都是一只小船,把他从“快被淹死”的噩梦中救起来。自看、自审、自明、自度、自救,最后终于获得“身心的大解放”。刘再复的十卷《漂流手记》告诉我,没有人生的“依”和“着”,没有“妄念”,没有被他人他物确定,不寻求写作的目的,不寻求发表,甚至连回应都不寻求的写作,才有可能超越家国境界,进入天地境界。 二
读《我的写作史》,我看到了一个完整的、类宗教的心学体系。
想描述它并不容易。虽为“心学体系”,作者提供的是“双重文本”,行为语言文本和书写语言文本。他的两度人生的行为语言,阐释了他对“文学自性”的追寻;他的“只写心中所想”的书写语言,又阐释了他的行为语言、他的真心本性。
在《六祖坛经》中,“心性论”是慧能禅宗思想的核心,“一切万法不离自性”,“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到明代王阳明,他的“心学四诀”:“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就是以慧能的“心性论”去构筑他的“致良知”学说。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两个“玉”人:贾宝玉和林黛玉,曹雪芹喻黛玉为“灵窍”,就是心灵。贾宝玉离家出走之前说:“我已经有了心,要那玉何用!”更是“心”的彻悟,宝玉、黛玉这两个文学形象都是心灵的载体。
刘再复先生认为:“中国的大心学应是三家,即慧能、王阳明、曹雪芹,不仅阳明一家。”他称“唐代慧能以宗教形式出现的自性心学”、“明代王阳明以哲学方式呈现的良知心学”、“清代曹雪芹以文学形式展示的诗意心学”为中国大文化史上三次“心學”高潮。
刘再复先生以他的两度人生建构的完整的类宗教的心学体系,是中国大文化史上又一座心学高峰。他呼唤文学的自性,作家的自性,认定“文学是心灵的事业”。在他的五个向度(文学研究、经典阐释、人文探索、思想讲述、散文写作)的写作中,哲学思考、文学理论、生命体验、立身态度、诗意情感密不可分,均不离人性,不离心灵。
六祖慧能的禅宗把宗教变为审美,刘再复在生命中打通了文学的自性、作家的自性与禅的本质联系。把向外求变为向内求,“菩提只向心觅”,慧能在《坛经》里说“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不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与慧能相通,刘再复把他在《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中提出的“艺术批评的真善美标准”内转为“文学的心灵、想象力、审美形式三要素”,彻底回归文学的自性、文学的本义。这是文学的“自性三宝”。
他说:“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文学要向真向善,又不可设置道德法庭,怎么办?这才是真问题。文学只可设置审美法庭,不可设置政治、道德法庭,作家批评家不可当‘包公’,他们既悲悯秦香莲,也悲悯陈世美。他们不说‘麦克白’等是‘坏人’,只说是‘悲剧人物’。讲这些,才可抓住文学之核。所以关于真善美,还大可讲得丰富一些。”
刘再复先生在这段话中提到的“文学之核”,就是作家批评家大悲悯的心灵。
这个大悲悯的心灵,是《六祖坛经》所说的“非常非无常”、“非善非不善”的不二佛性,是慧能“心性论”的起点,也是刘再复“心灵为文学的第一要素”的立足点。
刘再复的心学体系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化批判,二是散文诗和十卷《漂流手记》;三是从唯物论到唯心论的两度人生。在这三部分内容中,禅宗的“佛性不二”贯穿始终。
“放下概念”是刘再复对慧能“不立文字”的解释,他说:“禅宗有一种说法就是不立文字,明心见性。有人说不用文字怎么可以呢,你总要写字的啊,其实是说,不要有概念的障碍,我们在面对真理的时候,首先不要想到概念。”慧能的“不立文字”,是不执着于文字,强调“心悟”。他对法达和尚说的偈语“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说的就是诵经应该是心转经文,而不是被经文所转,不要执着于文字相。放下执着,才能直契心性。刘再复追求学问与生命的联结,这一人生走向与慧能的理念有惊人地相似之处。是“心迷《法华》转”,还是“心悟转《法华》”?我找出两条刘再复先生的读书、写作感悟,似乎可以解经:
一为学与悟。“学不一定就能悟。学常常会愈学愈迷,如鱼被困在筌中,迷在笼中。知识可能有益于悟,也可能产生障碍。有概念障、知识障,就堵塞了通道,让你落入迷津。所以学之后还得穿越‘学’,从‘筌’中跳出。我们下功夫学了之后,关键就在于学之后是走向迷,还是走向悟了。”
二为穿透提升。“我读每一本书,大约都是三步曲:一,拥抱书本;二,穿透书本;三,提升书本。对待知识也如此:拥抱知识;穿透知识;提升知识。经典就不能提升吗?也可以,就是对经典的局部提出问题和审美再创造。”
这两条,说的正是慧能不执着于文字,“心悟转《法华》”的要旨。
刘再复说他出国后“皈依”禅宗,而且“只禅不宗,只禅不佛”。我认为“只禅不宗,只禅不佛”,说的是与慧能的“本来无一物”相通的文学的自性,也是他的生命状态。
在这里,“宗”为宗派;“佛”为“相”,为偶像崇拜。这个解释,来自刘再复先生的一段论述:
相是色的外壳,又是色所外化的角色。去掉相的执着和色的迷恋,才呈现出“空”,才有精神的充盈。《金刚经》中所讲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等,都是对身体的迷恋和对物质(欲望)的执着。中国的禅宗,其彻底性在于他不仅放下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而且连佛相也放下,认定佛就在心中,真正的信仰不是偶像崇拜,而是内心对心灵原则的无限崇仰。
理解“只禅不宗”、“只禅不佛”,我注意到禅给予刘再复的四点启迪:一、人生的要义在于自救。二、觉悟之后不以佛自居,仍以平常人自处以及和他人相处。三、破一切执,解一切“役”。四、明白心灵状态决定一切。
这是禅法理念,也是文学理念。
什么是第三空间?老子的《道德经》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三,就是第三空间。它奥妙无穷,是万物得以生存繁衍的空间。接下来的一句,“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是对前一句的补充。意思是天地万物,均包涵阴阳二气,冲气为三,是一种调和的力量,生生不息的关键所在。《红楼梦》第二回,也有关于因正邪二气激荡而生的第三种人的论述。贾雨村论及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之外,还有一种人,“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云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回归第三空间,在行为实践中,刘再复“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做“潮流外人”、“槛外人”,在美国的洛基山下,他“重构象牙之塔”立身于文学创作的第三空间。
在“象牙之塔”中“面壁沉思”是孤独的,有陶渊明、慧能、王阳明、曹雪芹作伴,有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伴,有贾宝玉、林黛玉、晴雯、鸳鸯作伴,第三空间写作并不孤单。
读《我的写作史》,我以慧能的《坛经》去理解刘再复,又以刘再复的文章去理解慧能,是为“双解”。若有感悟,欢欣不已。最终的领悟还是对“物拜”与“心觉”的领悟,对刘再复用赤子之心去行中道的领悟,对刘再复的“转化性创造”——以禅宗的“自性本体论”和“不二方法论”为哲学基石建构的文学理论体系与心学体系的领悟。虽然我无法把我感受到的这个心性本体直通宇宙,直通“第一义”的宏大心学体系的全部奥妙描述出来。
我分明看到了第三空间写作的璀璨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