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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教育越来越成为一个倍受瞩目的焦点问题，而教育产业的发展也成为教育界有识之士关注的重点内容。但我国教育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很短，教育产业及相关理论研究则更为薄弱，对教育产业的属性及发展之路都存在着很多模糊的认识和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待教育产业特征，有利于认识教育产业的内涵。我国教育具有几个方面的对立统一的辩证特征。
公共性与私有性的统一
公共产品的最典型特征，是利益上的非独占性和消费的非排他性，即这类产品提供出来后，人人都有资格享受，而且享用的同时及之后并不排斥他人享用或减少其他人的享用。这类产品一般是由政府部门提供，其消耗只能通过向企业或居民收税，以财政收入支出的方式来收取及支付。与公共产品相对应的是私人产品，它是指导居民、企业等通过市场的提供而获得的服务，其特点是消费上的独占性或排他性。在付费方式上，它是由消费者直接向供给者付费，实行的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市场原则。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还有一类产品称为准公共产品，对这类产品消费时不是独占的，但也不是全社会人人都可共享的。因为人人共享势必造成拥挤或容量缺乏，如图书馆、公园等。这类产品不少是采取限制式消费，使其带有局部公共产品的性质。教育，尤其是学校的学历教育，在产品性质上就是这类准公共产品的性质。
教育既非纯粹的公共产品，亦非纯粹的私人产品。从效率角度分析，应按私人产品方式供给;若从公平性角度考虑，则应按公共产品方式供给。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教育产品的特殊性，使目前教育体制的改革并未完全按其生产与消费应有的规律进行，教育运作体制在不断走向市场化的经济体制面前，还未调整到应有的位置。很显然，完全市场化或完全非市场化都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教育运行体制应有的选择。具有公共性的服务产品，在形式上既可转化为纯公共产品，亦可转化为私人产品。当转化为公共产品时，要视国家的财政能力和国力水平，这首先是个经济问题，而不能以感情代之简化为政治问题，如实施义务教育年限及范围的确定，就足够我们反思很多的了。当转化为私人产品时，在现代则要视个人(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视社会观念的转变。现阶段，如果把教育的某个阶段的全部成本转嫁给受教育个体(家庭)，则只能引发社会大动荡。但在局部里，私立学校的收费却又可以对受教育者作全额成本收取，这就是建立在其需求自愿与经济上可能承受力上。但是，在本质上，教育服务效益的公共性与私有性永远兼容现象又告诉我们，无论其公共性或私有性社会形式单一化转变程序如何，国家是教育的最大买主，是最终受益者，而个人(或家庭)是教育的最直接利益的获得者这一事实，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公益性与商品性的统一
从经济学上看，所谓服务有两类，一类为公益性服务，即必须适合全社会公共利益并为全社会公共利益所提供的服务。在一个国家里，纯公益性服务事业指军队、公安、政府机关等。这些社会服务，尽管对全社会、对国家产生巨大的功利效益，但由于服务对象的非具体性，是不可能具有商品性的。另一类叫商品性服务，即其功利效益更主要或更直接地可以以货币去衡量，它在客观上对社会产生影响，但却主要是为个别人或团体提供的利益性服务。教育服务同时具有这两种属性。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的教育，都首先(或由政府认为)是符合全社会公共利益的，即无论是在教育方针、教育目的，还是在办学方式、办学内容上，都必须不损害国家利益和全社会民众利益为前提。但教育服务不仅仅是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它还有具体指向，并对具体对象产生功利收益的服务，所以教育又是商品性服务。
生产性与消耗性的统一
教育服务劳动及其产品，并不是以物的形态去展现的，但教育这一社会活动却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并需要有大量的、高质量的物质条件基础。它要大量消耗国民收入，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说，教育与其他行业一样是有很突出的物质消耗性的。
正因为这样，长期以来教育都是被当作与物质生产部门相对立的，教师劳动似乎是无社会绩效的一个行业。在任何东西都被政治泛化的年代里，教育的战略地位被完全忽略。
事实上，教育服务完全是一种实际性劳动，而且由于它是高层次的智力劳动，是包括了物质生产部门在内的社会一切部门、行业，提供大量的接受过一定的知识与技能训练服务的劳动者。而这些经过教育的劳动者因为具有了为一切社会活动提供知识、技能、观念、思想和行为规范等良好保障，而使过程之质量和效率得到更大程度上的提高。因此，教育自然就成为了具有更大范围和社会效益的高智力的劳务服务。如果说，商店及其服务员是为顾客的物质性享用提供了劳务性服务，为物质产品的加速流通交换提高了质量和效率的话，那么教育及其教师就是为受教育者提供了精神产品(及其享用)，并由此为社会和个人做出了贡献的高层次复杂的劳务性服务。由于其公共性和私有性的统一，将大大提高将来整个社会发展过程的质量和效益，大大提高受教育者在今后的个体社会活动过程的质量和效益。根据经济学的“投入产出原理”和“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不但给社会带来经济收益，而且也给个人带来很大的经济收益。
因此，教育劳动是高层次的社会文化服务性劳动，是整个社会大生产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是社会生产率积累的重要衍生因素，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必要杠杆。对教育的投入也是一种生产性投资。
先导性与滞后性的统一
教育的先导性是由教育的过程中创造着可能产生大量新科技、新观念、新思想这一事实所决定的。而教育的滞后性则是由教育周期长，致使效益与行为之间产生了较大的时间差，滞后于现实教育投入与运行这一必然性所决定的。
教育的先导性与滞后性的统一，决定了办教育基本上是项中长期投资。办教育或投资教育必须有预见性的战略眼光，特别要把握和预测市场的供求变化。若办教育或投资教育着眼于急功近利，将是十分有害并后患无穷。当然，技能、技艺性教育也可以是短期(如教育培训)见效的。但无论如何，教育的投资效益不是现兑式的，而是前瞻式的。这一点在发展教育产业时必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国家也有明文规定:举办教育不得以盈利为目的。
全局性与个别性的统一
办教育的效益及其影响范围是很广泛的，它既可以影响到整个地区、全国范围直至整个国际社会;也可以影响到教育以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及家庭、企业等方面。但同时教育效益影响又有很大的个别性差异，这除了在文化地域和政体上具有的差别性和不平衡性而决定了教育的不同模式和水平以外，更重要的还因为接受教育服务的对象是一个个有个性特征和不同社会、家庭背景的人。因此，办教育和家庭投资教育，应十分重视这种个别性特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有选择地去制定适合不同区域性、不同层次或职业要求的教育规模、方式或特点的水平目标。
事业性和产业性的统一
教育产业的出现对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事业性还是产业性，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事业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典型，而产业则是市场自身调节的典型。现实社会活动所表现的事业性或产业性的程度是人们对该活动在特定历史阶段运行特征上的规定。所谓教育的事业性和产业性，都不是教育固有的属性，而是对教育活动在某一历史阶段运行特征的规定。“在现代社会，教育活动，在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是事业性的还是产业性的，并不是它客观上具有的不能变更的属性，而是人们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对把它作为事业来运行有利还是作为产业来运行有利的主观判断”。[1]也就是说，一项社会活动是以事业性为主，还是以产业性为主，并不是该活动本身不变的属性，而是人们(特别是政府)通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该活动的限制，而决定把它作为事业来运行，还是作为产业来运行的结果。因此，教育是事业还是产业，实质上是在多大程度上把教育当作事业来运行，在多大程度上把教育当作产业来运行能够为社会所接受、能够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问题。当我们把某一社会活动作为事业来运行时，也就是我们认为它具有事业性时，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这一社会活动是不可或缺的。但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这一活动的投入不能获得高于成本的直接经济回报，这一活动必须由政府来运行，它主要受国家计划的控制和调节，对它的社会效益的重视超过对其经济效益的重视。而当我们把某一社会活动作为产业来运行时，也就是我们认为它具有产业性时，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一社会活动可能获得高于投入成本的回报，这一活动可以由产业来运行，可以由市场来调控。
参考文献：
[1] 袁振国,“发展我国教育产业的观念创新与政策创新”,《教育研究》，2002. (4)，第10-11页。
笔者认为，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待教育产业特征，有利于认识教育产业的内涵。我国教育具有几个方面的对立统一的辩证特征。
公共性与私有性的统一
公共产品的最典型特征，是利益上的非独占性和消费的非排他性，即这类产品提供出来后，人人都有资格享受，而且享用的同时及之后并不排斥他人享用或减少其他人的享用。这类产品一般是由政府部门提供，其消耗只能通过向企业或居民收税，以财政收入支出的方式来收取及支付。与公共产品相对应的是私人产品，它是指导居民、企业等通过市场的提供而获得的服务，其特点是消费上的独占性或排他性。在付费方式上，它是由消费者直接向供给者付费，实行的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市场原则。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还有一类产品称为准公共产品，对这类产品消费时不是独占的，但也不是全社会人人都可共享的。因为人人共享势必造成拥挤或容量缺乏，如图书馆、公园等。这类产品不少是采取限制式消费，使其带有局部公共产品的性质。教育，尤其是学校的学历教育，在产品性质上就是这类准公共产品的性质。
教育既非纯粹的公共产品，亦非纯粹的私人产品。从效率角度分析，应按私人产品方式供给;若从公平性角度考虑，则应按公共产品方式供给。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教育产品的特殊性，使目前教育体制的改革并未完全按其生产与消费应有的规律进行，教育运作体制在不断走向市场化的经济体制面前，还未调整到应有的位置。很显然，完全市场化或完全非市场化都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教育运行体制应有的选择。具有公共性的服务产品，在形式上既可转化为纯公共产品，亦可转化为私人产品。当转化为公共产品时，要视国家的财政能力和国力水平，这首先是个经济问题，而不能以感情代之简化为政治问题，如实施义务教育年限及范围的确定，就足够我们反思很多的了。当转化为私人产品时，在现代则要视个人(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视社会观念的转变。现阶段，如果把教育的某个阶段的全部成本转嫁给受教育个体(家庭)，则只能引发社会大动荡。但在局部里，私立学校的收费却又可以对受教育者作全额成本收取，这就是建立在其需求自愿与经济上可能承受力上。但是，在本质上，教育服务效益的公共性与私有性永远兼容现象又告诉我们，无论其公共性或私有性社会形式单一化转变程序如何，国家是教育的最大买主，是最终受益者，而个人(或家庭)是教育的最直接利益的获得者这一事实，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公益性与商品性的统一
从经济学上看，所谓服务有两类，一类为公益性服务，即必须适合全社会公共利益并为全社会公共利益所提供的服务。在一个国家里，纯公益性服务事业指军队、公安、政府机关等。这些社会服务，尽管对全社会、对国家产生巨大的功利效益，但由于服务对象的非具体性，是不可能具有商品性的。另一类叫商品性服务，即其功利效益更主要或更直接地可以以货币去衡量，它在客观上对社会产生影响，但却主要是为个别人或团体提供的利益性服务。教育服务同时具有这两种属性。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的教育，都首先(或由政府认为)是符合全社会公共利益的，即无论是在教育方针、教育目的，还是在办学方式、办学内容上，都必须不损害国家利益和全社会民众利益为前提。但教育服务不仅仅是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它还有具体指向，并对具体对象产生功利收益的服务，所以教育又是商品性服务。
生产性与消耗性的统一
教育服务劳动及其产品，并不是以物的形态去展现的，但教育这一社会活动却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并需要有大量的、高质量的物质条件基础。它要大量消耗国民收入，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说，教育与其他行业一样是有很突出的物质消耗性的。
正因为这样，长期以来教育都是被当作与物质生产部门相对立的，教师劳动似乎是无社会绩效的一个行业。在任何东西都被政治泛化的年代里，教育的战略地位被完全忽略。
事实上，教育服务完全是一种实际性劳动，而且由于它是高层次的智力劳动，是包括了物质生产部门在内的社会一切部门、行业，提供大量的接受过一定的知识与技能训练服务的劳动者。而这些经过教育的劳动者因为具有了为一切社会活动提供知识、技能、观念、思想和行为规范等良好保障，而使过程之质量和效率得到更大程度上的提高。因此，教育自然就成为了具有更大范围和社会效益的高智力的劳务服务。如果说，商店及其服务员是为顾客的物质性享用提供了劳务性服务，为物质产品的加速流通交换提高了质量和效率的话，那么教育及其教师就是为受教育者提供了精神产品(及其享用)，并由此为社会和个人做出了贡献的高层次复杂的劳务性服务。由于其公共性和私有性的统一，将大大提高将来整个社会发展过程的质量和效益，大大提高受教育者在今后的个体社会活动过程的质量和效益。根据经济学的“投入产出原理”和“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不但给社会带来经济收益，而且也给个人带来很大的经济收益。
因此，教育劳动是高层次的社会文化服务性劳动，是整个社会大生产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是社会生产率积累的重要衍生因素，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必要杠杆。对教育的投入也是一种生产性投资。
先导性与滞后性的统一
教育的先导性是由教育的过程中创造着可能产生大量新科技、新观念、新思想这一事实所决定的。而教育的滞后性则是由教育周期长，致使效益与行为之间产生了较大的时间差，滞后于现实教育投入与运行这一必然性所决定的。
教育的先导性与滞后性的统一，决定了办教育基本上是项中长期投资。办教育或投资教育必须有预见性的战略眼光，特别要把握和预测市场的供求变化。若办教育或投资教育着眼于急功近利，将是十分有害并后患无穷。当然，技能、技艺性教育也可以是短期(如教育培训)见效的。但无论如何，教育的投资效益不是现兑式的，而是前瞻式的。这一点在发展教育产业时必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国家也有明文规定:举办教育不得以盈利为目的。
全局性与个别性的统一
办教育的效益及其影响范围是很广泛的，它既可以影响到整个地区、全国范围直至整个国际社会;也可以影响到教育以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及家庭、企业等方面。但同时教育效益影响又有很大的个别性差异，这除了在文化地域和政体上具有的差别性和不平衡性而决定了教育的不同模式和水平以外，更重要的还因为接受教育服务的对象是一个个有个性特征和不同社会、家庭背景的人。因此，办教育和家庭投资教育，应十分重视这种个别性特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有选择地去制定适合不同区域性、不同层次或职业要求的教育规模、方式或特点的水平目标。
事业性和产业性的统一
教育产业的出现对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事业性还是产业性，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事业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典型，而产业则是市场自身调节的典型。现实社会活动所表现的事业性或产业性的程度是人们对该活动在特定历史阶段运行特征上的规定。所谓教育的事业性和产业性，都不是教育固有的属性，而是对教育活动在某一历史阶段运行特征的规定。“在现代社会，教育活动，在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是事业性的还是产业性的，并不是它客观上具有的不能变更的属性，而是人们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对把它作为事业来运行有利还是作为产业来运行有利的主观判断”。[1]也就是说，一项社会活动是以事业性为主，还是以产业性为主，并不是该活动本身不变的属性，而是人们(特别是政府)通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该活动的限制，而决定把它作为事业来运行，还是作为产业来运行的结果。因此，教育是事业还是产业，实质上是在多大程度上把教育当作事业来运行，在多大程度上把教育当作产业来运行能够为社会所接受、能够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问题。当我们把某一社会活动作为事业来运行时，也就是我们认为它具有事业性时，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这一社会活动是不可或缺的。但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这一活动的投入不能获得高于成本的直接经济回报，这一活动必须由政府来运行，它主要受国家计划的控制和调节，对它的社会效益的重视超过对其经济效益的重视。而当我们把某一社会活动作为产业来运行时，也就是我们认为它具有产业性时，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一社会活动可能获得高于投入成本的回报，这一活动可以由产业来运行，可以由市场来调控。
参考文献：
[1] 袁振国,“发展我国教育产业的观念创新与政策创新”,《教育研究》，2002. (4)，第10-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