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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大诗人王维与贾至同朝为官。贾至恰逢升职，于是在早朝的路上写了首诗《早朝大明宫》，表达对皇恩浩荡的感激与内心的喜悦：“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没错，就是《大明宫词》里的那个大明宫。
作为朋友，王维便和了一首诗：“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结果，这首和诗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了原作，脍炙人口，流传至今。后人评价说，贾至原作虽也不错，但格局较小，而王维的和诗则气象开阔，把盛唐时期中外交往的繁盛表现得淋漓尽致。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风生水起。短短两年间，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足迹遍及五大洲50多国，会见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近500人次，以自信坦诚的风采、灵活务实的姿态、朴实亲民的气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胸怀”和“中国风范”，中国外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高高飘扬。2014年11月北京APEC会议期间，曾有媒体使用“万邦来朝”来形容当时的盛况，历史上东亚的确存在过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那个体系带给了东亚稳定和繁荣。但如今国与国之间平等互惠，早已没有了“拜冕旒”之义。作为崇尚“和为贵”之道的中华民族，对外交往的主流一定是和平与友好，这是毋庸置疑的。
对外交往的早期发展
秦汉以前，中国本身尚不是统一的国家，对外交往微乎其微。如周穆王远游之野史，基本等同于传说，难以让人信服。如果将中原周边部族独立政权与中原王朝的交往视作外交的话，朝贡的起源倒是可以自此算起。如《后汉书》记载，西周初年，肃慎来献石砮楛矢（编者注：石制的箭头和以楛木为杆的箭），越裳氏献白雉，对中原王朝的宾服与仰慕之情可见一斑。
秦朝昙花一现，其后的大汉王朝以雄伟的姿态拔地而起，中国的外交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西汉武帝时期，中国已和周边50多个国家有了外交往来，主要集中在西域（新疆、中亚）地区，同时也包括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家。西域诸国往往不仅派遣使者朝贡，有时国王还亲自前来，甚至将王子留在长安或洛阳，一方面是质子制度的延续，一方面也是学习汉朝先进文化的途径。邻国匈奴自内部分裂力量衰弱后，与汉朝也逐渐从战争状态走向和平。
西汉宣帝时，呼韩邪单于到汉朝觐见，对于呼韩邪单于的谦卑态度，汉朝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而在彼此交往中，中外的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得到了共同的发展。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和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向西域传播了中华文化，引进了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萝卜、芝麻等物产，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叶等物产以及饮食文化也传到了西域，今天在原西域地区的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来自中原的木制筷子。西汉时期，中国的船队还到达了印度和斯里兰卡，用中国的丝绸换取了琉璃、珍珠等物品。
东汉光武帝时期，汉朝势力扩张到交趾（今越南）一带，将中国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吃粽子等食俗带到了当地，所以至今越南和东南亚各国仍然保留着吃粽子的习俗。
外交繁荣，必然是建立在国力强盛的基础上。然而，总有一些不自量力的统治者艳羡前人的辉煌，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就做出一些可笑的事情来。如王莽篡汉后，想证明自己是西汉王朝的合法继承者，刻意营造列国拥戴的假象，强迫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模仿越裳氏向西周献白雉的行为，给自己进贡白雉，还派出了庞大的使团，前往匈奴、西域各国收缴汉朝颁发的印玺，换成新朝的印章，结果由于政策失当，反而招来各国纷纷反抗。又如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邀请外国君主、使节到洛阳参观，不顾隋朝国力当时已经被自己折腾得民生凋敝的事实，竟把丝绸缠在树上，命令商户一律免费让客人吃喝玩乐，洛阳城中到处摆戏台，一派歌舞升平。可是，连外宾都看出这虚假繁华背后的真相：路上还有衣不遮体的乞丐，为什么不用这些丝绸给他们做衣服，反而用来缠树呢？
大开放时代的外交繁荣
唐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开放的时代之一。唐太宗有句名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并认为外国的风俗人情与中国不同，“不必猜忌”，如与他们搞好关系，则“四夷可使如一家”。
据史料记载，唐代中国通使交好的国家多达70多个，那时候的首都长安里来自各国的使臣、商人、留学生云集成群。据历史学家向达考证，当时常住长安的胡人一度达到五万人以上，甚至可能超过十万。胡人，即是当时对“老外”的称呼。唐代，外国友人主要是来自北方的突厥人和西方的回鹘人、吐火罗人、粟特人、波斯人、大食人和天竺人，以及亚洲的日本、新罗等国人。很多外国人甚至在朝中任职，最有名的莫过于日本的阿倍仲麻吕（晁衡）。他作为日本留学生跟随遣唐使到达中国，潜心汉文化学习，担任官职，与李白等多名文士结为好友，谱写了中日交往的佳话。
20世纪的考古发掘也以实物为唐代“万国衣冠聚长安”的史实提供了有力的佐证。1971年10月，考古学家在章怀太子（李贤，唐高宗之子）墓发现了一幅壁画《客使图》，描绘的就是唐朝的外交机构鸿胪寺官员接待外国使节的场景。
对外国使臣的接待工作，唐朝也有着严格的制度。如对远道而来的使臣，照例要供给回国路途中所需食物。武则天时期就有诏书专门明确，“蕃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宜给六个月粮，尸利佛誓、真腊、诃陵等国使，给五个月粮，林邑国使给三个月粮”，这是根据使臣所在国路途远近、行程长短而定，显得科学合理。
元朝因蒙古帝国疆域的极大扩张，使得中国的外交达到空前频繁的程度。史书记载，中统二年（1261），发郎国（即法国）使者曾到开平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朝见忽必烈，“献卉服诸物……上嘉其远来，回赐金帛甚渥”。至正二年（1342），罗马教皇的使者马黎诺里一行到上都，在慈仁殿受到元顺帝接见。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达中国，回国后写下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一时之间在欧洲竟引发“洛阳纸贵”的热潮。 元代的大都城也如唐代的长安城一般，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据马可波罗记载，元大都有专门的外国人居住区。而马黎诺里笔下则记录了元朝对外国使臣的各种优待：“退朝至馆舍，舍装饰美丽。……吾等衣服、馆舍、器具皆赠给上品。来此同事，共有三十二人，总计大汗供给费用，达四千余马克……”
外交文明从古代向现代的进步
明朝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对外交流最后的辉煌。郑和七次远洋航海，遍访东南亚各国、孟加拉湾沿海诸国和印度等地，最远抵达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留下了中国同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之后，中国便开始步入闭关锁国时期，逐渐与世界发展隔绝。不过在此期间，苏禄国（今菲律宾）三王组团前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可说是古代最高规格的外国元首访华故事之一。明成祖对三王给予了隆重接待，三王在北京愉快地逗留了22天，后乘船沿京杭大运河南下回国，不料三王之中的东王因水土不服，病故于山东德州。明朝政府遂以藩王待遇将东王就地安葬，而东王的部分后裔便留居中国，最终于清代正式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1980年，菲律宾驻华大使雷耶斯还专程到德州瞻仰东王墓，并会见东王后裔。
英国使者马戛尔尼访华事件，则是古代中国外交事业的一个分水岭。公元1792年，英国派出以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前往中国祝贺乾隆皇帝的83岁大寿，想借机与清朝政府签署贸易协定。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到达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受到了乾隆皇帝的盛大接待。然而，之后却发生了一件令双方不愉快的争执：清朝官员要求马戛尔尼在祝寿时，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马戛尔尼认为自己作为英国使臣，参照英国人见英国国王的礼仪，单膝下跪就可以了。双方为这一礼仪问题僵持了好几个月，后来，英国使团做出了让步。祝寿结束后，马戛尔尼提出通商贸易请求，而乾隆皇帝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拒绝谈判。清朝政府自视甚高，狂妄自大，将他国始终当作藩属，最终阻碍了中英贸易的正常开展。
外交观念与制度的落后，其实只是中国当时已落后于整个世界发展的一个折射。“万邦来朝”不过是古代中国“华夏中心观”的局限认识，当中国正式走进现代文明后，外交方式就与藩属朝贡体系彻底告别，开启了平等互利的崭新时代。
1952年10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承办的大型国际性会议，也是在经历近百年的屈辱史后“万国衣冠聚中华”理想的再度实现。前来参加会议的414名代表和来宾来自37个国家，有些甚至来自当时尚未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当时，为了举行此次会议，中国政府将中南海的怀仁堂改建成为一座足够容纳900人开会的大礼堂，并且安装中、英、俄、西四种语言的同声传译设备。为了接待外宾，北京市在两个月内建起了九层高的和平宾馆，创造了建筑史上的一段奇迹。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深入，中国不可抗拒地融入了世界发展的潮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中国与世界，早已密不可分。无论是国家政府层面，还是民间个体层面，在国际交往中，真诚、尊重、友善、和谐，始终都是不变的主题。
作为朋友，王维便和了一首诗：“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结果，这首和诗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了原作，脍炙人口，流传至今。后人评价说，贾至原作虽也不错，但格局较小，而王维的和诗则气象开阔，把盛唐时期中外交往的繁盛表现得淋漓尽致。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风生水起。短短两年间，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足迹遍及五大洲50多国，会见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近500人次，以自信坦诚的风采、灵活务实的姿态、朴实亲民的气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胸怀”和“中国风范”，中国外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高高飘扬。2014年11月北京APEC会议期间，曾有媒体使用“万邦来朝”来形容当时的盛况，历史上东亚的确存在过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那个体系带给了东亚稳定和繁荣。但如今国与国之间平等互惠，早已没有了“拜冕旒”之义。作为崇尚“和为贵”之道的中华民族，对外交往的主流一定是和平与友好，这是毋庸置疑的。
对外交往的早期发展
秦汉以前，中国本身尚不是统一的国家，对外交往微乎其微。如周穆王远游之野史，基本等同于传说，难以让人信服。如果将中原周边部族独立政权与中原王朝的交往视作外交的话，朝贡的起源倒是可以自此算起。如《后汉书》记载，西周初年，肃慎来献石砮楛矢（编者注：石制的箭头和以楛木为杆的箭），越裳氏献白雉，对中原王朝的宾服与仰慕之情可见一斑。
秦朝昙花一现，其后的大汉王朝以雄伟的姿态拔地而起，中国的外交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西汉武帝时期，中国已和周边50多个国家有了外交往来，主要集中在西域（新疆、中亚）地区，同时也包括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家。西域诸国往往不仅派遣使者朝贡，有时国王还亲自前来，甚至将王子留在长安或洛阳，一方面是质子制度的延续，一方面也是学习汉朝先进文化的途径。邻国匈奴自内部分裂力量衰弱后，与汉朝也逐渐从战争状态走向和平。
西汉宣帝时，呼韩邪单于到汉朝觐见，对于呼韩邪单于的谦卑态度，汉朝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而在彼此交往中，中外的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得到了共同的发展。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和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向西域传播了中华文化，引进了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萝卜、芝麻等物产，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叶等物产以及饮食文化也传到了西域，今天在原西域地区的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来自中原的木制筷子。西汉时期，中国的船队还到达了印度和斯里兰卡，用中国的丝绸换取了琉璃、珍珠等物品。
东汉光武帝时期，汉朝势力扩张到交趾（今越南）一带，将中国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吃粽子等食俗带到了当地，所以至今越南和东南亚各国仍然保留着吃粽子的习俗。
外交繁荣，必然是建立在国力强盛的基础上。然而，总有一些不自量力的统治者艳羡前人的辉煌，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就做出一些可笑的事情来。如王莽篡汉后，想证明自己是西汉王朝的合法继承者，刻意营造列国拥戴的假象，强迫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模仿越裳氏向西周献白雉的行为，给自己进贡白雉，还派出了庞大的使团，前往匈奴、西域各国收缴汉朝颁发的印玺，换成新朝的印章，结果由于政策失当，反而招来各国纷纷反抗。又如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邀请外国君主、使节到洛阳参观，不顾隋朝国力当时已经被自己折腾得民生凋敝的事实，竟把丝绸缠在树上，命令商户一律免费让客人吃喝玩乐，洛阳城中到处摆戏台，一派歌舞升平。可是，连外宾都看出这虚假繁华背后的真相：路上还有衣不遮体的乞丐，为什么不用这些丝绸给他们做衣服，反而用来缠树呢？
大开放时代的外交繁荣
唐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开放的时代之一。唐太宗有句名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并认为外国的风俗人情与中国不同，“不必猜忌”，如与他们搞好关系，则“四夷可使如一家”。
据史料记载，唐代中国通使交好的国家多达70多个，那时候的首都长安里来自各国的使臣、商人、留学生云集成群。据历史学家向达考证，当时常住长安的胡人一度达到五万人以上，甚至可能超过十万。胡人，即是当时对“老外”的称呼。唐代，外国友人主要是来自北方的突厥人和西方的回鹘人、吐火罗人、粟特人、波斯人、大食人和天竺人，以及亚洲的日本、新罗等国人。很多外国人甚至在朝中任职，最有名的莫过于日本的阿倍仲麻吕（晁衡）。他作为日本留学生跟随遣唐使到达中国，潜心汉文化学习，担任官职，与李白等多名文士结为好友，谱写了中日交往的佳话。
20世纪的考古发掘也以实物为唐代“万国衣冠聚长安”的史实提供了有力的佐证。1971年10月，考古学家在章怀太子（李贤，唐高宗之子）墓发现了一幅壁画《客使图》，描绘的就是唐朝的外交机构鸿胪寺官员接待外国使节的场景。
对外国使臣的接待工作，唐朝也有着严格的制度。如对远道而来的使臣，照例要供给回国路途中所需食物。武则天时期就有诏书专门明确，“蕃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宜给六个月粮，尸利佛誓、真腊、诃陵等国使，给五个月粮，林邑国使给三个月粮”，这是根据使臣所在国路途远近、行程长短而定，显得科学合理。
元朝因蒙古帝国疆域的极大扩张，使得中国的外交达到空前频繁的程度。史书记载，中统二年（1261），发郎国（即法国）使者曾到开平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朝见忽必烈，“献卉服诸物……上嘉其远来，回赐金帛甚渥”。至正二年（1342），罗马教皇的使者马黎诺里一行到上都，在慈仁殿受到元顺帝接见。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达中国，回国后写下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一时之间在欧洲竟引发“洛阳纸贵”的热潮。 元代的大都城也如唐代的长安城一般，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据马可波罗记载，元大都有专门的外国人居住区。而马黎诺里笔下则记录了元朝对外国使臣的各种优待：“退朝至馆舍，舍装饰美丽。……吾等衣服、馆舍、器具皆赠给上品。来此同事，共有三十二人，总计大汗供给费用，达四千余马克……”
外交文明从古代向现代的进步
明朝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对外交流最后的辉煌。郑和七次远洋航海，遍访东南亚各国、孟加拉湾沿海诸国和印度等地，最远抵达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留下了中国同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之后，中国便开始步入闭关锁国时期，逐渐与世界发展隔绝。不过在此期间，苏禄国（今菲律宾）三王组团前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可说是古代最高规格的外国元首访华故事之一。明成祖对三王给予了隆重接待，三王在北京愉快地逗留了22天，后乘船沿京杭大运河南下回国，不料三王之中的东王因水土不服，病故于山东德州。明朝政府遂以藩王待遇将东王就地安葬，而东王的部分后裔便留居中国，最终于清代正式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1980年，菲律宾驻华大使雷耶斯还专程到德州瞻仰东王墓，并会见东王后裔。
英国使者马戛尔尼访华事件，则是古代中国外交事业的一个分水岭。公元1792年，英国派出以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前往中国祝贺乾隆皇帝的83岁大寿，想借机与清朝政府签署贸易协定。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到达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受到了乾隆皇帝的盛大接待。然而，之后却发生了一件令双方不愉快的争执：清朝官员要求马戛尔尼在祝寿时，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马戛尔尼认为自己作为英国使臣，参照英国人见英国国王的礼仪，单膝下跪就可以了。双方为这一礼仪问题僵持了好几个月，后来，英国使团做出了让步。祝寿结束后，马戛尔尼提出通商贸易请求，而乾隆皇帝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拒绝谈判。清朝政府自视甚高，狂妄自大，将他国始终当作藩属，最终阻碍了中英贸易的正常开展。
外交观念与制度的落后，其实只是中国当时已落后于整个世界发展的一个折射。“万邦来朝”不过是古代中国“华夏中心观”的局限认识，当中国正式走进现代文明后，外交方式就与藩属朝贡体系彻底告别，开启了平等互利的崭新时代。
1952年10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承办的大型国际性会议，也是在经历近百年的屈辱史后“万国衣冠聚中华”理想的再度实现。前来参加会议的414名代表和来宾来自37个国家，有些甚至来自当时尚未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当时，为了举行此次会议，中国政府将中南海的怀仁堂改建成为一座足够容纳900人开会的大礼堂，并且安装中、英、俄、西四种语言的同声传译设备。为了接待外宾，北京市在两个月内建起了九层高的和平宾馆，创造了建筑史上的一段奇迹。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深入，中国不可抗拒地融入了世界发展的潮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中国与世界，早已密不可分。无论是国家政府层面，还是民间个体层面，在国际交往中，真诚、尊重、友善、和谐，始终都是不变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