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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先生的兴趣爱好相当广泛，性情宽厚、为人谦和，一生最重友情，朋友极多。说到老舍交游广泛，几乎成了文艺界的共识。对老舍来说，没有朋友的话，他的生活简直无法想象。或者也可以说，老舍简直就是为朋友而活的。
老舍曾说：
对于朋友，我永远爱交老粗儿。长发的诗人，洋装的女郎。打微高尔夫的男性女性，咬言咂字的学者，满跟我没缘。看不惯。
不过，随着社交往来的增多，老舍的朋友圈逐渐扩大，朋友中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老舍天性古道热肠，时常予人温暖，他多年来一以贯之地帮助、关心、体贴朋友们，深得朋友们的心。曾经，老舍的晚婚也同重视友情有极大关系。当年老舍由英归国，已然三十有二，却还孑然一身。朋友们为他的婚姻大事焦急奔走，而老舍总是婉言相拒，他不愿因为结婚而疏远了朋友们。后来朋友们一致对他“讨伐”，如果再不结婚，便都不再和他来往，这可吓坏了视友情为第一的老舍，同意朋友们为他张罗婚事。很快，经过罗常培、白涤洲等好友的介绍，老舍与同为旗人的胡絜青女士喜结连理。
因交友众多，老舍自然也是好客之人，特别是在定居北京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的丹柿小院之后，家中常常宾客不绝、高朋满座。老舍家的客人很多，上至国家元首，下到邻里工匠，不一而足。若要将这些来访的客人分门别类地划分一下，那么可以粗略地分为受邀来访和主动来访两大类。
高朋满座
第一种是老舍主动邀请的客人。其实这最初源自老舍的好请客之风。老舍的爱好之一便是邀朋友下小馆，时常约请不同的朋友下馆子吃饭，此为“下小馆”。这个爱好起码有两层目的，第一是会友，第二是品尝美食。自然，第一个目的更为重要。离开朋友无法生活的老舍，视下小馆是同朋友联络感情的绝好方式。第二个目的服务于第一个目的，品尝美食的核心还是和朋友交心闲谈。吃饭的内容倒在其次，能和朋友相聚才是题中之义。叶圣陶先生在日记中曾写出老舍先生爱“下小馆”的喜好：
老舍尝谓盛宴共餐，不如小酒店之有情趣……共谓数十年之老友得以小叙，弥可珍也。
1949年以后，下小馆则更多的改成了邀请朋友来家中叙谈，并且备下薄宴与友好同饭。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老舍几乎每年要请北京市文联、文化局的干部两次到家里小聚，一次是腊月二十三的生日，另一次是重阳节前后赏菊。这几乎成了老舍家每年的保留项目。北京市文联的许多作家都接到过老舍的家庭宴会邀请。久而久之，到老舍家吃饭成了京城文化圈中的佳话。
在老舍日记里，“同饭”这个词出现过多次。据专人统计，仅1950年1月到3月，“同饭”就有42次之多，1月份就有16次。同朋友一起吃饭，在老舍看来，十足是人生快事。
要说应邀来丹柿小院的访客中最为特殊的，莫过于1951年北京人艺的 《龙须沟》 剧组成员。1949年末，老舍由美归国，为了能更好地发挥文学艺术的宣传教育功能，开始转型于话剧写作。读小说需要识字率，看戏则不需要，因此老舍从新中国成立伊始，便开始了第二个身份的转变—— 从小说家变成了剧作家。《龙须沟》 是老舍回到北京后创作的第二部戏。1950年夏，老舍受命描写一部反映北京南城龙须沟地区修沟筑路事件的话剧。在今天看来，这是一项极其普通的市政工程，不过在1950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份，却足以构成新闻话题。老舍不顾酷暑，专程来到龙须沟进行调查走访。大约一个月以后，老舍便拿出了三幕六场的 《龙须沟》 剧本。该剧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之后引发了巨大的轰动，成为1950年北京地区最热门的文化事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因此和老舍保持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作品的成功让老舍非常高兴，决定在自家院子里办一次庆功宴。1951年深秋，老舍特意请了过去旧时的口子厨来家里给人艺的朋友们筹备餐饭。口子，是旧京一种特殊行业，由专门承应民间红白喜寿事宴席的厨师组成，他们没有固定的门店和字号，每天在茶馆等候需要雇厨师办事的人来找。过去老北京如有红白喜寿事，差不多都在自己家中操办。婚嫁要“坐着出街门”，“坐着进街门”（指坐轿子），丧事则要“体体面面出去”，时人把在自宅办事看得很重。当天，老舍家院子南墙根架起三口铸铁的灶台，同时开火，精心制作了一席经典的全猪宴。正房客厅摆上两张圆桌，《龙须沟》 戏组的导演焦菊隐、演员于是之、郑榕、叶子等人围桌落座。老舍笑吟吟地指着厨师对前来赴宴的剧组人员说：“可别小看他们，这些大师傅能把猪肉做出一百样不同的菜来。”席间，老舍频频举杯祝酒，很是兴奋，既为自己的戏剧作品被观众认可而欣慰，也对人艺的导演和演员们在舞台上将剧本完美地演绎表示感激。那天，《龙须沟》 戏组人员坐在丹柿小院，享受了一顿毕生难忘的“庆功宴”。
有人戏称老舍是“北京土地爷”，因其对北京的各種小吃很有研究，在文学圈里也是出了名的美食家。而像老舍这样真正的美食家品的不仅仅是食物的味道，更多的是食物中所蕴含的风土人情。
有一年重阳节，家中的菊花开得特别好，老舍便特意打电话请赵树理、欧阳予倩、曹禺等好友前来赏花。待到吃饭的时间，老舍点了两大盒“盒子菜”。这种盒子菜又称“苏盘”，是老北京的传统吃食。一些旧式餐馆会将熏大肚、松仁小肚、炉肉、清酱肉、熏肘子、酱肘子、酱口条、熏鸡、酱鸭等食品都切成薄片，分别放入雕漆食盘内，然后装进有九个格子的食盒里，这种大食盒足有三尺直径，呈扁圆状。顾客订购以后，餐厅派人将带手提梁的食盒送至顾客家中，吃时只将各薄片切成细丝，十分方便。这一次大家吃得兴高采烈、意犹未尽。赵树理三杯白酒下肚后扯着嗓子以震耳欲聋的高腔“喊”开了上党梆子，手舞足蹈，拍着大腿。在场的人先是目瞠口呆，后是笑得喘不过气，直不起腰。曹禺那天因高兴喝得酩酊大醉，酒席后众人都找不到他，原来他不知何时已然出溜到桌子底下呼呼大睡。
老舍常在自家请客吃饭，说明他与朋友关系之亲密，对友情之珍视。
“不速之客”
除了被邀约前来的友人，老舍家还有许多主动来访者。作家黄秋耘曾回忆，时常发现有些不寻常的客人来探望老舍，他们大多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的还领着小孩。一见到老舍，他们就按照旗人的规矩，打千作揖行礼，一边还大声吆喝“给大哥请安”。事后老舍解释说，这些人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有在行商当保镖的，有在天桥卖艺的，还有曾在旧社会当巡警的。这些人与老舍同为旗人，先前都受到过老舍的周济，于是他们会自觉地养成定期到老舍家拜访的习惯，无需提前约定，每隔一段时间准会前来探望问安。除此之外，到老舍家前来做客的还有许多类似的普通人，他们中有裱画的师傅、送牛奶的工人、报社的记者、剧团的演员，也有的是前后胡同里的老街旧邻。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主动来访的客人中，也不乏党和国家领导人。 20世纪60年代的某天晚上，老舍一家人正在吃晚饭，饭厅门口忽然走进来一个人，原来是彭真市长。那时事先也不通知，自然是来找老舍谈公务的，老舍便赶紧起身同彭真走进正房客厅。1954年，老舍作为崇文区代表被选为第一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在北京市第一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老舍又与彭真、张友渔、吴晗、梁思成、华罗庚、梅兰芳等成为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北京代表团成员，一直到1964年。从当时的记录看，老舍参加会议频频发言，哪个地方没有路灯，就建议市政府去安装;哪个地方下大雨了，房漏，房塌砸人，哪个地方胡同里泥泞不堪，就建议政府及时抢修。这些提案非常实际，只要他提，彭真市长立即派人去办。老舍非常珍惜这一职务，他认为，既然这个政府是属于人民的，我代表人民，那就一定要在政府的会议上提老百姓的事。老舍经常拿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自己找事。所以，彭真市长也乐于来老舍家讨论一些具体的工作和想法。
1959年的一天下午，周恩来总理突然造访丹柿小院。他关切地向老舍的夫人胡絜青询问老舍的身体情况，并叮嘱她随时将老舍的健康情况向自己报告。随后，周恩来走进屋子和老舍畅谈。原来，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老舍的好友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家们相继入党，老舍见状也写了入党申请书，申请书最后被送到周恩来手里，于是便有了这次到访。二人相谈甚欢，到了晚饭时分还意犹未尽。老舍夫妇早就想请周恩来吃饭，可是他们一时没有准备，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款待，周恩来看到这种情形连忙说：“你们不要专门准备，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说完，他继续和老舍谈话。没过多久，胡絜青匆忙端上来一盘炒鸡蛋和一盘干鱼。周恩来一见就乐了，笑着对胡絜青说：“你和小超一样，知识分子出身的，不太会炒菜。”周恩来嘴里这么说，却吃得津津有味，边吃还边说：“吃到这样的菜已经很好了。当年我们长征，吃不饱，吃不好，有时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到了延安，生活仍然很艰苦，喝小米粥、啃玉米窝窝头是常事。”这次会面，周恩来的核心意见是，老舍暂时还是留在党外比较好。此后，老舍再也没有提过入党一事。
周恩来到老舍家做客并非仅此一次，每次都习惯坐在客厅西墙下左侧的单人沙发上。而这张沙发恰恰是老舍自己平时习惯坐的，每当周恩来到访，老舍便让出自己的位子给总理。从1938年在武汉相识以来，二人志同道合，周恩来对老舍关照有加，老舍也视周恩来为良师益友，1949年后周恩来更成为老舍家的座上宾。
这些没有经过事先约定而主动到访的来客，与老舍之间几乎都打破了各种世俗的礼节与客套的约束，更加真切地反映出主人老舍别样的为人待客之道。
相知相亲
除了上述两种情况外，还有一些到老舍家的访客似是难以归类的。最典型的例子莫如吴祖光。
1958年初，作家吴祖光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北大荒劳动。1960年，吴祖光由东北回到北京，一次在王府井街上偶然和老舍相遇。老舍把他叫住，拉着手问：“什么时候回来的？为什么不来看我？我有一样东西给你，现在就到我家来吧！”便拉着祖光回了家。老舍从自己屋里取出一个画轴给吴祖光。原来这幅画本是吴祖光收藏的齐白石画的一幅白玉兰花。在吴祖光去东北劳动的时候，妻子新鳳霞因生活窘迫，便把吴祖光收藏的字画全部变卖了，其中就有这张画。老舍在荣宝斋意外发现了这幅画，便将之买了下来。老舍指着画对吴祖光说：“这是你的画，现在你回来了，就还给你。”吴祖光语塞，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老舍又说：“我很对不起你，我没能把你所有的画都买回来！”吴祖光的泪最终还是落了下来。后来，这幅玉兰一直高挂在吴祖光家的客厅里，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逢人便说老舍先生的心是金子做的。
结交在相知，骨肉何必亲。老舍家的访客几乎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他们因老舍独特的人格魅力和交友之道纷纷走入丹柿小院老舍家中。丹柿小院仿佛也有某种魔力，不断吸引着老舍身边的好友前来做客。老舍自小从母亲身上学到了扶危济困的美德，从佛教与基督教等宗教中看到了乐善好施的光辉，他对身边朋友的无私付出无不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给予，所换回的自然是好人缘与好口碑。老舍家的院门本是北京传统民居中最普通的小门楼，进深宽窄都比不上气派的广亮大门和金柱大门。成语“门庭若市”更多是形容门洞较深的大户人家，这些院子由于主人的身份和地位的特殊使得来访者络绎不绝。老舍家的小院门却能因为主人的热忱与友善打破了传统的门第之别而嘉宾如潮、胜友如云，不能不说是一道奇异的风景。
（选自《博览群书》2019年第4期）
老舍曾说：
对于朋友，我永远爱交老粗儿。长发的诗人，洋装的女郎。打微高尔夫的男性女性，咬言咂字的学者，满跟我没缘。看不惯。
不过，随着社交往来的增多，老舍的朋友圈逐渐扩大，朋友中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老舍天性古道热肠，时常予人温暖，他多年来一以贯之地帮助、关心、体贴朋友们，深得朋友们的心。曾经，老舍的晚婚也同重视友情有极大关系。当年老舍由英归国，已然三十有二，却还孑然一身。朋友们为他的婚姻大事焦急奔走，而老舍总是婉言相拒，他不愿因为结婚而疏远了朋友们。后来朋友们一致对他“讨伐”，如果再不结婚，便都不再和他来往，这可吓坏了视友情为第一的老舍，同意朋友们为他张罗婚事。很快，经过罗常培、白涤洲等好友的介绍，老舍与同为旗人的胡絜青女士喜结连理。
因交友众多，老舍自然也是好客之人，特别是在定居北京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的丹柿小院之后，家中常常宾客不绝、高朋满座。老舍家的客人很多，上至国家元首，下到邻里工匠，不一而足。若要将这些来访的客人分门别类地划分一下，那么可以粗略地分为受邀来访和主动来访两大类。
高朋满座
第一种是老舍主动邀请的客人。其实这最初源自老舍的好请客之风。老舍的爱好之一便是邀朋友下小馆，时常约请不同的朋友下馆子吃饭，此为“下小馆”。这个爱好起码有两层目的，第一是会友，第二是品尝美食。自然，第一个目的更为重要。离开朋友无法生活的老舍，视下小馆是同朋友联络感情的绝好方式。第二个目的服务于第一个目的，品尝美食的核心还是和朋友交心闲谈。吃饭的内容倒在其次，能和朋友相聚才是题中之义。叶圣陶先生在日记中曾写出老舍先生爱“下小馆”的喜好：
老舍尝谓盛宴共餐，不如小酒店之有情趣……共谓数十年之老友得以小叙，弥可珍也。
1949年以后，下小馆则更多的改成了邀请朋友来家中叙谈，并且备下薄宴与友好同饭。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老舍几乎每年要请北京市文联、文化局的干部两次到家里小聚，一次是腊月二十三的生日，另一次是重阳节前后赏菊。这几乎成了老舍家每年的保留项目。北京市文联的许多作家都接到过老舍的家庭宴会邀请。久而久之，到老舍家吃饭成了京城文化圈中的佳话。
在老舍日记里，“同饭”这个词出现过多次。据专人统计，仅1950年1月到3月，“同饭”就有42次之多，1月份就有16次。同朋友一起吃饭，在老舍看来，十足是人生快事。
要说应邀来丹柿小院的访客中最为特殊的，莫过于1951年北京人艺的 《龙须沟》 剧组成员。1949年末，老舍由美归国，为了能更好地发挥文学艺术的宣传教育功能，开始转型于话剧写作。读小说需要识字率，看戏则不需要，因此老舍从新中国成立伊始，便开始了第二个身份的转变—— 从小说家变成了剧作家。《龙须沟》 是老舍回到北京后创作的第二部戏。1950年夏，老舍受命描写一部反映北京南城龙须沟地区修沟筑路事件的话剧。在今天看来，这是一项极其普通的市政工程，不过在1950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份，却足以构成新闻话题。老舍不顾酷暑，专程来到龙须沟进行调查走访。大约一个月以后，老舍便拿出了三幕六场的 《龙须沟》 剧本。该剧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之后引发了巨大的轰动，成为1950年北京地区最热门的文化事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因此和老舍保持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作品的成功让老舍非常高兴，决定在自家院子里办一次庆功宴。1951年深秋，老舍特意请了过去旧时的口子厨来家里给人艺的朋友们筹备餐饭。口子，是旧京一种特殊行业，由专门承应民间红白喜寿事宴席的厨师组成，他们没有固定的门店和字号，每天在茶馆等候需要雇厨师办事的人来找。过去老北京如有红白喜寿事，差不多都在自己家中操办。婚嫁要“坐着出街门”，“坐着进街门”（指坐轿子），丧事则要“体体面面出去”，时人把在自宅办事看得很重。当天，老舍家院子南墙根架起三口铸铁的灶台，同时开火，精心制作了一席经典的全猪宴。正房客厅摆上两张圆桌，《龙须沟》 戏组的导演焦菊隐、演员于是之、郑榕、叶子等人围桌落座。老舍笑吟吟地指着厨师对前来赴宴的剧组人员说：“可别小看他们，这些大师傅能把猪肉做出一百样不同的菜来。”席间，老舍频频举杯祝酒，很是兴奋，既为自己的戏剧作品被观众认可而欣慰，也对人艺的导演和演员们在舞台上将剧本完美地演绎表示感激。那天，《龙须沟》 戏组人员坐在丹柿小院，享受了一顿毕生难忘的“庆功宴”。
有人戏称老舍是“北京土地爷”，因其对北京的各種小吃很有研究，在文学圈里也是出了名的美食家。而像老舍这样真正的美食家品的不仅仅是食物的味道，更多的是食物中所蕴含的风土人情。
有一年重阳节，家中的菊花开得特别好，老舍便特意打电话请赵树理、欧阳予倩、曹禺等好友前来赏花。待到吃饭的时间，老舍点了两大盒“盒子菜”。这种盒子菜又称“苏盘”，是老北京的传统吃食。一些旧式餐馆会将熏大肚、松仁小肚、炉肉、清酱肉、熏肘子、酱肘子、酱口条、熏鸡、酱鸭等食品都切成薄片，分别放入雕漆食盘内，然后装进有九个格子的食盒里，这种大食盒足有三尺直径，呈扁圆状。顾客订购以后，餐厅派人将带手提梁的食盒送至顾客家中，吃时只将各薄片切成细丝，十分方便。这一次大家吃得兴高采烈、意犹未尽。赵树理三杯白酒下肚后扯着嗓子以震耳欲聋的高腔“喊”开了上党梆子，手舞足蹈，拍着大腿。在场的人先是目瞠口呆，后是笑得喘不过气，直不起腰。曹禺那天因高兴喝得酩酊大醉，酒席后众人都找不到他，原来他不知何时已然出溜到桌子底下呼呼大睡。
老舍常在自家请客吃饭，说明他与朋友关系之亲密，对友情之珍视。
“不速之客”
除了被邀约前来的友人，老舍家还有许多主动来访者。作家黄秋耘曾回忆，时常发现有些不寻常的客人来探望老舍，他们大多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的还领着小孩。一见到老舍，他们就按照旗人的规矩，打千作揖行礼，一边还大声吆喝“给大哥请安”。事后老舍解释说，这些人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有在行商当保镖的，有在天桥卖艺的，还有曾在旧社会当巡警的。这些人与老舍同为旗人，先前都受到过老舍的周济，于是他们会自觉地养成定期到老舍家拜访的习惯，无需提前约定，每隔一段时间准会前来探望问安。除此之外，到老舍家前来做客的还有许多类似的普通人，他们中有裱画的师傅、送牛奶的工人、报社的记者、剧团的演员，也有的是前后胡同里的老街旧邻。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主动来访的客人中，也不乏党和国家领导人。 20世纪60年代的某天晚上，老舍一家人正在吃晚饭，饭厅门口忽然走进来一个人，原来是彭真市长。那时事先也不通知，自然是来找老舍谈公务的，老舍便赶紧起身同彭真走进正房客厅。1954年，老舍作为崇文区代表被选为第一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在北京市第一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老舍又与彭真、张友渔、吴晗、梁思成、华罗庚、梅兰芳等成为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北京代表团成员，一直到1964年。从当时的记录看，老舍参加会议频频发言，哪个地方没有路灯，就建议市政府去安装;哪个地方下大雨了，房漏，房塌砸人，哪个地方胡同里泥泞不堪，就建议政府及时抢修。这些提案非常实际，只要他提，彭真市长立即派人去办。老舍非常珍惜这一职务，他认为，既然这个政府是属于人民的，我代表人民，那就一定要在政府的会议上提老百姓的事。老舍经常拿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自己找事。所以，彭真市长也乐于来老舍家讨论一些具体的工作和想法。
1959年的一天下午，周恩来总理突然造访丹柿小院。他关切地向老舍的夫人胡絜青询问老舍的身体情况，并叮嘱她随时将老舍的健康情况向自己报告。随后，周恩来走进屋子和老舍畅谈。原来，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老舍的好友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家们相继入党，老舍见状也写了入党申请书，申请书最后被送到周恩来手里，于是便有了这次到访。二人相谈甚欢，到了晚饭时分还意犹未尽。老舍夫妇早就想请周恩来吃饭，可是他们一时没有准备，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款待，周恩来看到这种情形连忙说：“你们不要专门准备，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说完，他继续和老舍谈话。没过多久，胡絜青匆忙端上来一盘炒鸡蛋和一盘干鱼。周恩来一见就乐了，笑着对胡絜青说：“你和小超一样，知识分子出身的，不太会炒菜。”周恩来嘴里这么说，却吃得津津有味，边吃还边说：“吃到这样的菜已经很好了。当年我们长征，吃不饱，吃不好，有时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到了延安，生活仍然很艰苦，喝小米粥、啃玉米窝窝头是常事。”这次会面，周恩来的核心意见是，老舍暂时还是留在党外比较好。此后，老舍再也没有提过入党一事。
周恩来到老舍家做客并非仅此一次，每次都习惯坐在客厅西墙下左侧的单人沙发上。而这张沙发恰恰是老舍自己平时习惯坐的，每当周恩来到访，老舍便让出自己的位子给总理。从1938年在武汉相识以来，二人志同道合，周恩来对老舍关照有加，老舍也视周恩来为良师益友，1949年后周恩来更成为老舍家的座上宾。
这些没有经过事先约定而主动到访的来客，与老舍之间几乎都打破了各种世俗的礼节与客套的约束，更加真切地反映出主人老舍别样的为人待客之道。
相知相亲
除了上述两种情况外，还有一些到老舍家的访客似是难以归类的。最典型的例子莫如吴祖光。
1958年初，作家吴祖光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北大荒劳动。1960年，吴祖光由东北回到北京，一次在王府井街上偶然和老舍相遇。老舍把他叫住，拉着手问：“什么时候回来的？为什么不来看我？我有一样东西给你，现在就到我家来吧！”便拉着祖光回了家。老舍从自己屋里取出一个画轴给吴祖光。原来这幅画本是吴祖光收藏的齐白石画的一幅白玉兰花。在吴祖光去东北劳动的时候，妻子新鳳霞因生活窘迫，便把吴祖光收藏的字画全部变卖了，其中就有这张画。老舍在荣宝斋意外发现了这幅画，便将之买了下来。老舍指着画对吴祖光说：“这是你的画，现在你回来了，就还给你。”吴祖光语塞，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老舍又说：“我很对不起你，我没能把你所有的画都买回来！”吴祖光的泪最终还是落了下来。后来，这幅玉兰一直高挂在吴祖光家的客厅里，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逢人便说老舍先生的心是金子做的。
结交在相知，骨肉何必亲。老舍家的访客几乎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他们因老舍独特的人格魅力和交友之道纷纷走入丹柿小院老舍家中。丹柿小院仿佛也有某种魔力，不断吸引着老舍身边的好友前来做客。老舍自小从母亲身上学到了扶危济困的美德，从佛教与基督教等宗教中看到了乐善好施的光辉，他对身边朋友的无私付出无不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给予，所换回的自然是好人缘与好口碑。老舍家的院门本是北京传统民居中最普通的小门楼，进深宽窄都比不上气派的广亮大门和金柱大门。成语“门庭若市”更多是形容门洞较深的大户人家，这些院子由于主人的身份和地位的特殊使得来访者络绎不绝。老舍家的小院门却能因为主人的热忱与友善打破了传统的门第之别而嘉宾如潮、胜友如云，不能不说是一道奇异的风景。
（选自《博览群书》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