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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49年—1963年间，中国共产党对于“自由市场”政策一再调整，通过对这一政策的历史考查，以及对其实施过程的全程回顾。我们发现“自由市场”政策工具性的地位，在其背后经济规律和政治强力的博弈，由此引发了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缺陷的反思。“自由市场”到了邓小平时代成为了改革的“火种”。认真的回顾和思考这段曲折发展的历史，对于当前坚持和扩大改革开放大有裨益。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自由市场”；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1-0048-04
建国以来，我国经历高度集中地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历程，然而这并不是自然而言的结果。重新探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自由市场”政策，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创新发展理念也是在总结这一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中提出来的。
一、1949—1963年中共“自由市场”政策的历史考察
1949年到1963年间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四个过程的演变：1949—1952年，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并存。1953—1956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自由市场”被政治强力取消。1956—1957年，从有限开放“自由市场”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再次取消。1958—1963年，迫于饑荒“自由市场”又一次开放，饥荒之后以打击“投机倒把”之名再次被打压下去。“自由市场”的政策可谓是几经周折。
（一）1949—1952年计划经济和“自由市场”双重体制并存
1949—1952年期间的中国的经济体制的主要特点是：集中的计划体制和“自由市场”体制的双重体制格局的形成，表现为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力不断增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影响力逐步削弱。在这期间，两种经济体制既矛盾又统一，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集中的计划体制不断增强。表现在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宏观经济计划管理系统。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建立中央财经委员会， 统一领导全国财经工作。1949年5月3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大纲》要求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及若干中央财政经济部门。[1]另外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在经济运行中调节生产和流通领域，实行加工、订货，包销等政策。而“自由市场”的影响力在逐渐缩小。市场参与的主体逐渐减少，市场的调节的范围不断变小。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越来越少，其能调节的空间被集中的计划经济挤压的越来越小。与此同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政治手段和法律手段来对“自由市场”进行宏观调控。
总体而言，计划经济排挤“自由市场”经济，但是这段时间仍是两种体制格局共同调节国民经济的时候。到1952年， 在工业生产中， 计划机制起主导调节作用的产值部分占整个工业产值的比重为48.7%， 略低于市场机制支配部分的比重。在批发商业中， 计划机制支配了63.7% 的商品流通量， 市场机制支配部分相应为36.3%。在零售商业中，两者的比重分别为42.2%和57.8%。[2]虽然矛盾在发展，但没有尖锐化。这也为1953年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二）1953—1956年“自由市场”被改造趋于消亡
1953—1956期间中国经济体制的主要特点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来。“自由市场”基本上退出经济领域。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首先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宏观体系。其次， 形成了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体系， 建立了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组织体系。最后对企业而言，形成政企合一的运行模式。而“自由市场”在市场的主体，客体和信息都被集中的计划经济给切断了，以致于难以发展起来。当中国迅速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自由市场”也悄然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1956—1957年“自由市场”的有限开放与关闭
1956—1957期间中国经济体制的主要特点是：1956年有限自由市场被有限开放。在1957年下半年的粮食收购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实际上被关闭。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同时单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也露出端倪。陈云在中共八大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刘少奇等也赞成陈云的主张。为了弥补计划经济体制的不足，方便人民的生活。“自由市场”又一次被有限开放。受政府的控制和监督。但是同时也带了很多问题。主要是对国家的计划经济和单一的公有制构成了威胁。所以到1957年再度被关闭。
（四）1957—1963年“自由市场”再次开放与关闭
1957—1963期间中国经济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为了应对饥荒和“黑市”挑战。中共再一次对“自由市场”进行有限的开放。然而，饥荒缓解后，通过打击“投机倒把”等加强控制的措施使得“自由市场”又趋于关闭。
中共的政策调整，经常与基层实际情形的变化密切相关。自由市场之重开，便属于饥荒爆发后一种应急性的对策。当时商品供应严重不足，物价高昂，黑市泛滥，抢购风四起。所以中共再次开放“自由市场”。当饥荒缓解和“黑市”有效控制后，“自由市场”以各种名目遭受打击导致作用难以发挥。
二、1949—1963年中共“自由市场”政策的实施状况
从1949—1963年中共在“自由市场”政策的开放和关闭上不断调整，这种“若开若关”的背后是中共对“自由市场”那种矛盾的心态。通过对“自由市场”政策实施前的考量，在这一过程中的管理，这一政策的实施带来的效果的分析，加深对这一政策的理解。
（一）实施前的中央和地方的双层考虑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质是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3]新中国刚刚建立，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也决定了我们必须利用“自由市场”来发展我们的经济。 在这一政策实施前，中央层面主要涉及对“社会主义”概念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解问题。在1949—1963年期间。中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始终没有走出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窠臼。仍就把“自由市场”看做资本主义的东西。但是在中国当时的国情社会主义工业化需要原始积累。导致出现日用消费品短缺以致于中央不得不考虑一再开放“自由市场”。从地方层面看。主要涉及不同部门、行业和人群之间的利益纠葛。“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大批的经营主体的进入，导致利益分配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对已经形成垄断地位的国营商业企业构成严重的威胁。引起他们强烈的反对。某地水产公司干部反映，一个小商贩曾扬言： “只要得到银行支持，他可以将水产公司挤到湖里去。”[4]另外新的市场主体的大量涌现，导致原有税收部门压力加大。在中央的“自由市场”的工具性和地方的经济纠纷的联合作用下，“自由市场”一次次被迫关闭。
（二）实施中的“自由市场”的管理
中共在1949—1963年对于自由市场是如何管理的呢？在这里就不对每一个历史阶段做具体的分析了。总的来说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对于“自由市场”的管理，中共从经济、行政和法律方面对“自由市场”的主体（人）、客体（物）和载体（市场）进行管理。
针对市场的主体，即人，政府以政治思想教育来说服农民。“农民认为政府收购价太低，不愿意卖给国家，市场管理人员就为其算“政治账”，同时批判商业“投机”倾向，指出其利害。”[5]同时政府不得不加大监控和惩罚的成本。对于市场的客体，即商品。限制其数量和种类，“今后除对粮食、油料、棉花继续实行统购外，对于重要工业原料和重要出口物资，也必须采取统购的办法。这些重要工业原料和重要出口物资主要是生猪、黄麻、苎麻、大麻、烤烟、甘蔗等”。[6]国家计划收购在食品方面压缩“自由市场”的空间。对于其本身运行的载体市场，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来决定物资的价格和加强监管，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管理。
（三）实施开放“自由市场”后两方面的后果
开放“自由市场”是为了改变单一计划经济对商品流通过死、人民收人下降的局面， 但是在这个目的达到的同时， 也产生了另一个不希望出现的结果， 即自由市场对单一的国家计划购销体制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 最后不得不将其关闭。自由市场与当时建立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这种难以“和平共处”的现象， 反映出原有体制与群众利益和愿望存在较大差异。
“自由市场”的实施其积极方面无疑是方便人们的生活，活跃了商业流通。在1949—1952年，自由市场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改善人民的生活具有重要作用。1956—1957年，对于缓解社会主义改造造成的群众生活紧张。1958—1963年，主要是为了应对饥荒才开放的“自由市场”。当然每一个硬币都有两面。“自由市场”的开放影响了单一计划经济的地位，甚至影响到了“社会主义”的资格。而且出现了不同部门、利益和行业的之间的利益纠纷。还有在市场运行中出现一些偷税漏税、投机倒把的不法行为。其实“自由市场”带来的负面效果主要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理解的局限和当时国家的法制体系不完善造成的。
由于中国当时落后的生产力和改善民生的需要，中共被迫增加了“人文”的向度。所以总是给“自由市场”留有一些回旋的余地。但是“补充”动摇了“主体”的地位时，就会让其关闭。
三、关于1949—1963年中共“自由市场”政策的思考
对于1949—1963年中共的“自由市场”的历史过程考察，“自由市场”在这一过程中的反反复复，松松紧紧，以及这一政策实施所带来的一系列反应。“自由市场”的“不自由”和其实施的策略性，真正自由市场经济，其在进入主体之间本应属于平等关系，无论是政府代表，还是私营商人。张闻天认为，“只要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积极活动起来，再加上国家其他经济措施的影响，集市就不可能再是‘自由市场’，集市上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也不可能再是‘自由价格’。”[7]无论是为了活跃市场，还是为了缓解饥荒。都是把它当做一种“补充”和“救济”，当它威胁到主体的地位时，会毫不留情的关闭它。在1949—1963年，“自由市场”是作为符合社会生产力和有利于改善民生一种策略。所以一旦被关闭，我国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就会出现问题，甚至“黑市”就会繁荣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重新重视市场的价值，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国改革开放经济的快速腾飞起了重要作用。
经济规律和政治强力两者之间的博弈。毛泽东也曾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张闻天保持相对清醒的头脑，张闻天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有这样评论到：“这些教科书对价值规律的估计，一般是不足的。总是怕它的自发作用，总是要‘限制它’，‘不能起调节作用”，放它在‘次要作用’，‘不能过分的重视’等等，而不知道在社会主义下的价值规律，是要认识它的作用，要用它来调节生产。”[8]当国家在“自由市场”政策灵活主动时，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就会就会有很大改善，反之，则逼得“黑市”热闹起来，国家和人民遭殃。政治的强力可能会压制经济规律一阵子，但是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最终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发挥着它的作用。当今如何在实践中处理好“政治是统帅”和“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关系，仍然是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双重身份中共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成功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變，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谁又能说这段关于“自由市场”曲折发展的历史不值得回味和思考呢？
[参考文献]
[1]赵凌云.1949—1956年间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J].1994，2.
[2]吴 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改造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
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省水产厅朱厅长在全省经理会议
上关于开放水产品自由市场工作的总结，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4061-2-1021.
[5]冯筱才.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三年中共自由市场政策研究，中国党史研究[J].2015.
[6]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农村市场汇报会议纪要（ 1956年11月5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62-2-217.
[7]林蕴晖.国史札记·史论篇[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
[8]张闻天.应重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评论之一，张闻天文集[M].1963.
[责任编辑：彭 亮]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自由市场”；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1-0048-04
建国以来，我国经历高度集中地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历程，然而这并不是自然而言的结果。重新探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自由市场”政策，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创新发展理念也是在总结这一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中提出来的。
一、1949—1963年中共“自由市场”政策的历史考察
1949年到1963年间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四个过程的演变：1949—1952年，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并存。1953—1956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自由市场”被政治强力取消。1956—1957年，从有限开放“自由市场”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再次取消。1958—1963年，迫于饑荒“自由市场”又一次开放，饥荒之后以打击“投机倒把”之名再次被打压下去。“自由市场”的政策可谓是几经周折。
（一）1949—1952年计划经济和“自由市场”双重体制并存
1949—1952年期间的中国的经济体制的主要特点是：集中的计划体制和“自由市场”体制的双重体制格局的形成，表现为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力不断增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影响力逐步削弱。在这期间，两种经济体制既矛盾又统一，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集中的计划体制不断增强。表现在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宏观经济计划管理系统。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建立中央财经委员会， 统一领导全国财经工作。1949年5月3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大纲》要求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及若干中央财政经济部门。[1]另外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在经济运行中调节生产和流通领域，实行加工、订货，包销等政策。而“自由市场”的影响力在逐渐缩小。市场参与的主体逐渐减少，市场的调节的范围不断变小。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越来越少，其能调节的空间被集中的计划经济挤压的越来越小。与此同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政治手段和法律手段来对“自由市场”进行宏观调控。
总体而言，计划经济排挤“自由市场”经济，但是这段时间仍是两种体制格局共同调节国民经济的时候。到1952年， 在工业生产中， 计划机制起主导调节作用的产值部分占整个工业产值的比重为48.7%， 略低于市场机制支配部分的比重。在批发商业中， 计划机制支配了63.7% 的商品流通量， 市场机制支配部分相应为36.3%。在零售商业中，两者的比重分别为42.2%和57.8%。[2]虽然矛盾在发展，但没有尖锐化。这也为1953年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二）1953—1956年“自由市场”被改造趋于消亡
1953—1956期间中国经济体制的主要特点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来。“自由市场”基本上退出经济领域。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首先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宏观体系。其次， 形成了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体系， 建立了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组织体系。最后对企业而言，形成政企合一的运行模式。而“自由市场”在市场的主体，客体和信息都被集中的计划经济给切断了，以致于难以发展起来。当中国迅速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自由市场”也悄然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1956—1957年“自由市场”的有限开放与关闭
1956—1957期间中国经济体制的主要特点是：1956年有限自由市场被有限开放。在1957年下半年的粮食收购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实际上被关闭。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同时单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也露出端倪。陈云在中共八大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刘少奇等也赞成陈云的主张。为了弥补计划经济体制的不足，方便人民的生活。“自由市场”又一次被有限开放。受政府的控制和监督。但是同时也带了很多问题。主要是对国家的计划经济和单一的公有制构成了威胁。所以到1957年再度被关闭。
（四）1957—1963年“自由市场”再次开放与关闭
1957—1963期间中国经济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为了应对饥荒和“黑市”挑战。中共再一次对“自由市场”进行有限的开放。然而，饥荒缓解后，通过打击“投机倒把”等加强控制的措施使得“自由市场”又趋于关闭。
中共的政策调整，经常与基层实际情形的变化密切相关。自由市场之重开，便属于饥荒爆发后一种应急性的对策。当时商品供应严重不足，物价高昂，黑市泛滥，抢购风四起。所以中共再次开放“自由市场”。当饥荒缓解和“黑市”有效控制后，“自由市场”以各种名目遭受打击导致作用难以发挥。
二、1949—1963年中共“自由市场”政策的实施状况
从1949—1963年中共在“自由市场”政策的开放和关闭上不断调整，这种“若开若关”的背后是中共对“自由市场”那种矛盾的心态。通过对“自由市场”政策实施前的考量，在这一过程中的管理，这一政策的实施带来的效果的分析，加深对这一政策的理解。
（一）实施前的中央和地方的双层考虑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质是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3]新中国刚刚建立，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也决定了我们必须利用“自由市场”来发展我们的经济。 在这一政策实施前，中央层面主要涉及对“社会主义”概念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解问题。在1949—1963年期间。中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始终没有走出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窠臼。仍就把“自由市场”看做资本主义的东西。但是在中国当时的国情社会主义工业化需要原始积累。导致出现日用消费品短缺以致于中央不得不考虑一再开放“自由市场”。从地方层面看。主要涉及不同部门、行业和人群之间的利益纠葛。“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大批的经营主体的进入，导致利益分配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对已经形成垄断地位的国营商业企业构成严重的威胁。引起他们强烈的反对。某地水产公司干部反映，一个小商贩曾扬言： “只要得到银行支持，他可以将水产公司挤到湖里去。”[4]另外新的市场主体的大量涌现，导致原有税收部门压力加大。在中央的“自由市场”的工具性和地方的经济纠纷的联合作用下，“自由市场”一次次被迫关闭。
（二）实施中的“自由市场”的管理
中共在1949—1963年对于自由市场是如何管理的呢？在这里就不对每一个历史阶段做具体的分析了。总的来说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对于“自由市场”的管理，中共从经济、行政和法律方面对“自由市场”的主体（人）、客体（物）和载体（市场）进行管理。
针对市场的主体，即人，政府以政治思想教育来说服农民。“农民认为政府收购价太低，不愿意卖给国家，市场管理人员就为其算“政治账”，同时批判商业“投机”倾向，指出其利害。”[5]同时政府不得不加大监控和惩罚的成本。对于市场的客体，即商品。限制其数量和种类，“今后除对粮食、油料、棉花继续实行统购外，对于重要工业原料和重要出口物资，也必须采取统购的办法。这些重要工业原料和重要出口物资主要是生猪、黄麻、苎麻、大麻、烤烟、甘蔗等”。[6]国家计划收购在食品方面压缩“自由市场”的空间。对于其本身运行的载体市场，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来决定物资的价格和加强监管，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管理。
（三）实施开放“自由市场”后两方面的后果
开放“自由市场”是为了改变单一计划经济对商品流通过死、人民收人下降的局面， 但是在这个目的达到的同时， 也产生了另一个不希望出现的结果， 即自由市场对单一的国家计划购销体制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 最后不得不将其关闭。自由市场与当时建立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这种难以“和平共处”的现象， 反映出原有体制与群众利益和愿望存在较大差异。
“自由市场”的实施其积极方面无疑是方便人们的生活，活跃了商业流通。在1949—1952年，自由市场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改善人民的生活具有重要作用。1956—1957年，对于缓解社会主义改造造成的群众生活紧张。1958—1963年，主要是为了应对饥荒才开放的“自由市场”。当然每一个硬币都有两面。“自由市场”的开放影响了单一计划经济的地位，甚至影响到了“社会主义”的资格。而且出现了不同部门、利益和行业的之间的利益纠纷。还有在市场运行中出现一些偷税漏税、投机倒把的不法行为。其实“自由市场”带来的负面效果主要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理解的局限和当时国家的法制体系不完善造成的。
由于中国当时落后的生产力和改善民生的需要，中共被迫增加了“人文”的向度。所以总是给“自由市场”留有一些回旋的余地。但是“补充”动摇了“主体”的地位时，就会让其关闭。
三、关于1949—1963年中共“自由市场”政策的思考
对于1949—1963年中共的“自由市场”的历史过程考察，“自由市场”在这一过程中的反反复复，松松紧紧，以及这一政策实施所带来的一系列反应。“自由市场”的“不自由”和其实施的策略性，真正自由市场经济，其在进入主体之间本应属于平等关系，无论是政府代表，还是私营商人。张闻天认为，“只要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积极活动起来，再加上国家其他经济措施的影响，集市就不可能再是‘自由市场’，集市上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也不可能再是‘自由价格’。”[7]无论是为了活跃市场，还是为了缓解饥荒。都是把它当做一种“补充”和“救济”，当它威胁到主体的地位时，会毫不留情的关闭它。在1949—1963年，“自由市场”是作为符合社会生产力和有利于改善民生一种策略。所以一旦被关闭，我国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就会出现问题，甚至“黑市”就会繁荣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重新重视市场的价值，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国改革开放经济的快速腾飞起了重要作用。
经济规律和政治强力两者之间的博弈。毛泽东也曾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张闻天保持相对清醒的头脑，张闻天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有这样评论到：“这些教科书对价值规律的估计，一般是不足的。总是怕它的自发作用，总是要‘限制它’，‘不能起调节作用”，放它在‘次要作用’，‘不能过分的重视’等等，而不知道在社会主义下的价值规律，是要认识它的作用，要用它来调节生产。”[8]当国家在“自由市场”政策灵活主动时，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就会就会有很大改善，反之，则逼得“黑市”热闹起来，国家和人民遭殃。政治的强力可能会压制经济规律一阵子，但是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最终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发挥着它的作用。当今如何在实践中处理好“政治是统帅”和“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关系，仍然是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双重身份中共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成功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變，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谁又能说这段关于“自由市场”曲折发展的历史不值得回味和思考呢？
[参考文献]
[1]赵凌云.1949—1956年间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J].1994，2.
[2]吴 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改造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
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省水产厅朱厅长在全省经理会议
上关于开放水产品自由市场工作的总结，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4061-2-1021.
[5]冯筱才.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三年中共自由市场政策研究，中国党史研究[J].2015.
[6]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农村市场汇报会议纪要（ 1956年11月5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62-2-217.
[7]林蕴晖.国史札记·史论篇[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
[8]张闻天.应重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评论之一，张闻天文集[M].1963.
[责任编辑：彭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