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口气读完张帆的《才子邓拓》一书，再去翻看《燕山夜话》，觉得无论在中国当代的政治进程中，还是在中国当代杂文史上，邓拓都是不可忽略的一个人物，他和他的杂文的命运，总给我某些象征的意味，让人感慨不已。
一
邓拓，原名邓子健、邓云特，1912年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酷爱文学艺术。1930年，18岁的他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秋到达晋察冀边区后，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并兼任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解放后先后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从1961年3月至1962年9月，邓拓应《北京晚报》的要求，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以马南邨为笔名，共写了153篇杂文。三个月之后，他又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了《三家村札记》的专栏，写了十多篇杂文。这些杂文旗帜鲜明、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悍，并且妙趣横生、旁征博引、寓意丰厚，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全国许多报刊、杂志效仿这一做法，开设了类似的杂文专栏，一时蔚然成风，为当时沉寂的文坛增添了许多生气。然而，这两个专栏却被江青、姚文元之流诬蔑为反党毒窝，邓拓在两个专栏所写的杂文成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这种不被信任甚至受到诬陷而又无处申辩的处境使得他最后走上了绝路，于1966年含冤自尽。
二
邓拓杂文的最大特点是以读史为主线，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引经据典，深入浅出，让深奥的典籍拂去尘埃，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读物。邓拓的杂文也针对现实的弊端，高屋建瓴，匡正时弊，激浊扬清，具有一定的批判功能。但是，这种批判是温和的，少有鲁迅先生那种嫉恶如仇的特色。邓拓特殊的经历和身份使得他把自己的批判和讽刺置于人民内部矛盾之中，因而他的批评总是善意的，他的锋芒和尖刻是有限度的，他不可能像鲁迅那样“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1]，更不可能把鲁迅的“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2]当做座右铭来对待。
1961年，邓拓对于开设的《燕山夜话》专栏，曾有“两点说明”：“办此专栏，将努力做到，在某些方面适当地满足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工农兵群众的要求。”[3]所以，我宁愿相信，邓拓杂文创作的宗旨是提倡科学精神，提倡实事求是，鼓励人们充实文化知识，提高思想境界。《燕山夜话》中有少数文章也涉及到了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问题，但是，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真总结经验的号召，邓拓不过以一个政策执行者的身份，根据丰富的历史知识，探讨了几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罢了，其中当然对主观主义、弄虚作假、强迫命令、说大话空话等等左倾思想，进行了揭露和批评。这类文章不仅数量少，内容也同一般的时评政论不同，而是引用大量历史材料，摆事实，讲道理，谆谆善诱，启发人们纠正错误，弃恶向善，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很难看出有什么政治上的影射。
尽管在邓拓的文章中，也有讽刺与幽默，却都是肺腑之言，良药并不苦口，尽量娓娓动听，没有一句挖苦、讽刺、漫骂的话。周扬同志在《邓拓文集》的序言中所说：“《燕山夜话》正如作者自己说的，‘都是谈所见所闻所感，从读书治学，待人接物，到生产建设，领导方法等等，多是一般人常碰到的问题。’而作者旁征博引，议论风生，把知识和思想熔于一炉，写得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富有知识性、文艺性，无疑是当时《夜话》一见报刊就引人注目的重要原因。”[4]
然而，即使这样，邓拓还是没有逃脱被批判和诬陷的风暴。1960年，邓拓在病中曾以山茶花为题，口占一绝：“红粉凝脂碧玉丛，淡妆浅笑对东风。此生愿伴春长在，断骨留魂证苦衷。”[5]诗中最后一句，不幸地预示了他自己最后悲惨的结局。
今天，重读邓拓的杂文，更加让我们觉得，在那个只有一种声音的特定的时代，这些多少有些“异调”的文章是多么可贵，正如杜导正先生所说：“读《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读着读着，不由得浮想联翩。我总在想，如果中国六十年代初没有邓拓的声音，没有邓拓的身影，历史将会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
注释：
[1]林非.鲁迅著作全编（第二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鲁迅箴言录[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
[3]邓拓.燕山夜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邓拓全集第五卷.序言[M].北京：花城出版社,2002.
[5] 张帆.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
一
邓拓，原名邓子健、邓云特，1912年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酷爱文学艺术。1930年，18岁的他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秋到达晋察冀边区后，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并兼任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解放后先后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从1961年3月至1962年9月，邓拓应《北京晚报》的要求，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以马南邨为笔名，共写了153篇杂文。三个月之后，他又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了《三家村札记》的专栏，写了十多篇杂文。这些杂文旗帜鲜明、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悍，并且妙趣横生、旁征博引、寓意丰厚，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全国许多报刊、杂志效仿这一做法，开设了类似的杂文专栏，一时蔚然成风，为当时沉寂的文坛增添了许多生气。然而，这两个专栏却被江青、姚文元之流诬蔑为反党毒窝，邓拓在两个专栏所写的杂文成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这种不被信任甚至受到诬陷而又无处申辩的处境使得他最后走上了绝路，于1966年含冤自尽。
二
邓拓杂文的最大特点是以读史为主线，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引经据典，深入浅出，让深奥的典籍拂去尘埃，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读物。邓拓的杂文也针对现实的弊端，高屋建瓴，匡正时弊，激浊扬清，具有一定的批判功能。但是，这种批判是温和的，少有鲁迅先生那种嫉恶如仇的特色。邓拓特殊的经历和身份使得他把自己的批判和讽刺置于人民内部矛盾之中，因而他的批评总是善意的，他的锋芒和尖刻是有限度的，他不可能像鲁迅那样“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1]，更不可能把鲁迅的“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2]当做座右铭来对待。
1961年，邓拓对于开设的《燕山夜话》专栏，曾有“两点说明”：“办此专栏，将努力做到，在某些方面适当地满足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工农兵群众的要求。”[3]所以，我宁愿相信，邓拓杂文创作的宗旨是提倡科学精神，提倡实事求是，鼓励人们充实文化知识，提高思想境界。《燕山夜话》中有少数文章也涉及到了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问题，但是，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真总结经验的号召，邓拓不过以一个政策执行者的身份，根据丰富的历史知识，探讨了几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罢了，其中当然对主观主义、弄虚作假、强迫命令、说大话空话等等左倾思想，进行了揭露和批评。这类文章不仅数量少，内容也同一般的时评政论不同，而是引用大量历史材料，摆事实，讲道理，谆谆善诱，启发人们纠正错误，弃恶向善，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很难看出有什么政治上的影射。
尽管在邓拓的文章中，也有讽刺与幽默，却都是肺腑之言，良药并不苦口，尽量娓娓动听，没有一句挖苦、讽刺、漫骂的话。周扬同志在《邓拓文集》的序言中所说：“《燕山夜话》正如作者自己说的，‘都是谈所见所闻所感，从读书治学，待人接物，到生产建设，领导方法等等，多是一般人常碰到的问题。’而作者旁征博引，议论风生，把知识和思想熔于一炉，写得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富有知识性、文艺性，无疑是当时《夜话》一见报刊就引人注目的重要原因。”[4]
然而，即使这样，邓拓还是没有逃脱被批判和诬陷的风暴。1960年，邓拓在病中曾以山茶花为题，口占一绝：“红粉凝脂碧玉丛，淡妆浅笑对东风。此生愿伴春长在，断骨留魂证苦衷。”[5]诗中最后一句，不幸地预示了他自己最后悲惨的结局。
今天，重读邓拓的杂文，更加让我们觉得，在那个只有一种声音的特定的时代，这些多少有些“异调”的文章是多么可贵，正如杜导正先生所说：“读《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读着读着，不由得浮想联翩。我总在想，如果中国六十年代初没有邓拓的声音，没有邓拓的身影，历史将会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
注释：
[1]林非.鲁迅著作全编（第二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鲁迅箴言录[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
[3]邓拓.燕山夜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邓拓全集第五卷.序言[M].北京：花城出版社,2002.
[5] 张帆.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