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以茶养廉的魏晋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风气十分奢靡，在一些进步政治家的积极倡导下，以茶养廉之风开始出现。由此可见，茶逐渐超越了其自然属性的范畴，开始进入世俗社会。
当时，门阀制度盛行，官吏及贵族皆以夸豪斗富为美，使得纵欲主义盛行，世风日下。这种奢靡的社会风气深为一些有识之士痛心，于是出现了陆纳以茶待客、桓温以茶替代酒宴、南齐世祖萧赜以茶祭奠等事例。这些政治家提倡以茶养廉，用以纠正社会的不良风气，使茶成为节俭作风的象征。
陆纳以茶待客
陆纳，字祖言，少年时代就崇尚清流，贞厉绝俗。太原王述雅敬重他，引荐为建威长史。后又任黄门侍郎、本州别驾、尚书吏部郎等职，晚年出任吴兴太守。陆纳为人廉洁，在他看来，客来待之以茶就是最好的礼节，同时又能显示自己的清廉之风。在他任吴兴太守时，有一次卫将军谢安去拜访。陆纳并没有大肆招待，只是清茶一碗，辅以鲜果而已。他的侄子非常不理解，以为叔父小气，有失面子，就擅自辦了一大桌菜肴。陆纳得知非常生气，待客人走后，揍了侄子四十棍，还边揍边说，你不能给叔父增半点光，还要来玷污我俭朴的家风。
刘琨以茶解闷
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东北）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西晋诗人、音乐家和爱国将领。在“八王之乱”末期，司马越掌握朝政大权，刘琨被派往西北重镇并州镇守，此时北方匈奴乘虚而入。刘琨眼见领土丧失，国无宁日，心中十分苦闷，但他并没有因意志消沉而追逐奢靡，而是以喝茶来解闷消愁。当时刘琨曾在一封给侄子刘演的信中说，收到你寄来的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黄芩一斤，这些都是我所需要的。但是，当我感到烦乱气闷之时，却常常要喝一些真正的好茶来消解，因此你可以给我买一些好茶寄来。
萧赜以茶为祭
萧赜，字宣远，汉族，祖籍南兰陵。齐高帝萧道成长子，南朝齐武皇帝，年号永明。齐武帝十分关心百姓疾苦，他以富国为先，不喜欢游宴、奢靡之事，提倡节俭。萧赜在他的遗诏中说，我死了以后，千万不要用牲畜来祭我，只要供上些糕饼、水果、茶、饭、酒和果脯就可以了，自此茶开始步入大雅之堂，被奉为祭品。这也是萧赜针对当时贵族靡费的丧葬仪式所提出的改革。萧赜发布的遗诏，对后世以茶为祭的习俗有所推动。
茶之所以被视为一种节俭生活的象征，不仅是因为它被社会上层和普通百姓饮用，更重要的是它的价格便宜。“茶”与“俭”建立联系，并不是因为茶所特有的物质属性，而是茶的社会属性。总之，以茶养廉之风在魏晋南北朝的兴起，说明茶已经作为一种文化开始萌芽。
以茶养廉的古代茶宴
茶宴之道，追求清俭朴实，淡雅逸越，以清俭淡雅为主旨，展示人们希冀和平与安定的心愿。古代茶宴因客而异，分品会、茶果宴、分茶宴3种。品会纯粹品茶，以招待社会贤达名流为主;茶果宴，品茶并佐以茶果，以亲朋故旧相聚为宜;分茶宴，才是真正的茶宴，除品茶之外，辅以茶食。
茶宴符合中华民族俭朴的美德，以茶养廉、反对奢侈，反腐倡廉，乃俭德之风，这样的茶宴具有待客交谊之功，又能明志清神，修德养性。
南北朝时的古刹茶香
魏晋南北朝时期，茶更深入、更广泛地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茶在这一时期开始与道家、佛家的思想发生联系，并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开始萌芽。
从某种意义上讲，茶开始与人的精神生活发生联系，不仅从一个特定的方向推动了饮茶的普及，更重要的是茶逐渐成为人们的精神追求。
茶与道教结合，由此茶开始了仙药化。当时的文人有饮茶以求长生的风气。在魏晋文人的一些作品里，充满了对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感慨。阮籍是这样，陶渊明也是这样，许多文人都有对生命的哲学认识。事实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茶的养生功效已成为很多人的共识。
僧人饮茶最早是在晋朝，并在茶中融进“清静”思想，他们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从而得到精神寄托，即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
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盛行，佛教提倡坐禅，饮茶则可以提神醒脑、驱除睡意，有利于清心修行。因此，一些名山大川中的寺院开始栽茶、制茶、讲究饮茶，这些寺院也开始成为生产、宣传和研究茶叶的中心。
根据史料记载以及民间传说，我国古今众多的名茶中，很多都是由寺院种植、炒制的。如四川雅安出产的“蒙山茶”，相传是汉代甘露寺普慧禅师亲手所植，因其品质优异，被列为向皇帝进贡的贡品。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该茶以寺院采制的最为正宗，僧侣按不同时节采摘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和“凤尾龙须”3种。江苏的“水月茶”，即现今有名的“碧螺春”，由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采制。皖南茶区所产的“屯绿茶”，也是由寺僧采制，工艺精巧，名扬海内，人称“大方茶”。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此外，产于普陀山的“佛茶”、黄山的“云雾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浙江天台山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中的名茶。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茶叶。因为寺庙都有一定的田产，而且不参加劳动，他们有时间、有能力来研究茶的采造、品饮，以及作诗写词宣传茶文化，所以，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之说。可见，佛教在自身传播的同时也推动了饮茶的普及。
（摘自当代世界出版社《中华文化公开课——茶文化十二讲》 作者：尤文宪）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风气十分奢靡，在一些进步政治家的积极倡导下，以茶养廉之风开始出现。由此可见，茶逐渐超越了其自然属性的范畴，开始进入世俗社会。
当时，门阀制度盛行，官吏及贵族皆以夸豪斗富为美，使得纵欲主义盛行，世风日下。这种奢靡的社会风气深为一些有识之士痛心，于是出现了陆纳以茶待客、桓温以茶替代酒宴、南齐世祖萧赜以茶祭奠等事例。这些政治家提倡以茶养廉，用以纠正社会的不良风气，使茶成为节俭作风的象征。
陆纳以茶待客
陆纳，字祖言，少年时代就崇尚清流，贞厉绝俗。太原王述雅敬重他，引荐为建威长史。后又任黄门侍郎、本州别驾、尚书吏部郎等职，晚年出任吴兴太守。陆纳为人廉洁，在他看来，客来待之以茶就是最好的礼节，同时又能显示自己的清廉之风。在他任吴兴太守时，有一次卫将军谢安去拜访。陆纳并没有大肆招待，只是清茶一碗，辅以鲜果而已。他的侄子非常不理解，以为叔父小气，有失面子，就擅自辦了一大桌菜肴。陆纳得知非常生气，待客人走后，揍了侄子四十棍，还边揍边说，你不能给叔父增半点光，还要来玷污我俭朴的家风。
刘琨以茶解闷
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东北）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西晋诗人、音乐家和爱国将领。在“八王之乱”末期，司马越掌握朝政大权，刘琨被派往西北重镇并州镇守，此时北方匈奴乘虚而入。刘琨眼见领土丧失，国无宁日，心中十分苦闷，但他并没有因意志消沉而追逐奢靡，而是以喝茶来解闷消愁。当时刘琨曾在一封给侄子刘演的信中说，收到你寄来的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黄芩一斤，这些都是我所需要的。但是，当我感到烦乱气闷之时，却常常要喝一些真正的好茶来消解，因此你可以给我买一些好茶寄来。
萧赜以茶为祭
萧赜，字宣远，汉族，祖籍南兰陵。齐高帝萧道成长子，南朝齐武皇帝，年号永明。齐武帝十分关心百姓疾苦，他以富国为先，不喜欢游宴、奢靡之事，提倡节俭。萧赜在他的遗诏中说，我死了以后，千万不要用牲畜来祭我，只要供上些糕饼、水果、茶、饭、酒和果脯就可以了，自此茶开始步入大雅之堂，被奉为祭品。这也是萧赜针对当时贵族靡费的丧葬仪式所提出的改革。萧赜发布的遗诏，对后世以茶为祭的习俗有所推动。
茶之所以被视为一种节俭生活的象征，不仅是因为它被社会上层和普通百姓饮用，更重要的是它的价格便宜。“茶”与“俭”建立联系，并不是因为茶所特有的物质属性，而是茶的社会属性。总之，以茶养廉之风在魏晋南北朝的兴起，说明茶已经作为一种文化开始萌芽。
以茶养廉的古代茶宴
茶宴之道，追求清俭朴实，淡雅逸越，以清俭淡雅为主旨，展示人们希冀和平与安定的心愿。古代茶宴因客而异，分品会、茶果宴、分茶宴3种。品会纯粹品茶，以招待社会贤达名流为主;茶果宴，品茶并佐以茶果，以亲朋故旧相聚为宜;分茶宴，才是真正的茶宴，除品茶之外，辅以茶食。
茶宴符合中华民族俭朴的美德，以茶养廉、反对奢侈，反腐倡廉，乃俭德之风，这样的茶宴具有待客交谊之功，又能明志清神，修德养性。
南北朝时的古刹茶香
魏晋南北朝时期，茶更深入、更广泛地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茶在这一时期开始与道家、佛家的思想发生联系，并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开始萌芽。
从某种意义上讲，茶开始与人的精神生活发生联系，不仅从一个特定的方向推动了饮茶的普及，更重要的是茶逐渐成为人们的精神追求。
茶与道教结合，由此茶开始了仙药化。当时的文人有饮茶以求长生的风气。在魏晋文人的一些作品里，充满了对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感慨。阮籍是这样，陶渊明也是这样，许多文人都有对生命的哲学认识。事实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茶的养生功效已成为很多人的共识。
僧人饮茶最早是在晋朝，并在茶中融进“清静”思想，他们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从而得到精神寄托，即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
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盛行，佛教提倡坐禅，饮茶则可以提神醒脑、驱除睡意，有利于清心修行。因此，一些名山大川中的寺院开始栽茶、制茶、讲究饮茶，这些寺院也开始成为生产、宣传和研究茶叶的中心。
根据史料记载以及民间传说，我国古今众多的名茶中，很多都是由寺院种植、炒制的。如四川雅安出产的“蒙山茶”，相传是汉代甘露寺普慧禅师亲手所植，因其品质优异，被列为向皇帝进贡的贡品。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该茶以寺院采制的最为正宗，僧侣按不同时节采摘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和“凤尾龙须”3种。江苏的“水月茶”，即现今有名的“碧螺春”，由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采制。皖南茶区所产的“屯绿茶”，也是由寺僧采制，工艺精巧，名扬海内，人称“大方茶”。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此外，产于普陀山的“佛茶”、黄山的“云雾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浙江天台山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中的名茶。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茶叶。因为寺庙都有一定的田产，而且不参加劳动，他们有时间、有能力来研究茶的采造、品饮，以及作诗写词宣传茶文化，所以，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之说。可见，佛教在自身传播的同时也推动了饮茶的普及。
（摘自当代世界出版社《中华文化公开课——茶文化十二讲》 作者：尤文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