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基辛格不自在的标语

　　1971年7月9日中午，担负美国总统使命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行6人，在中国外交部章文晋司长等人的陪同下顺利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受到叶剑英等人的迎接。当基辛格看到标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并听到陪同译员的翻译后，感到很不自在。当晚，周恩来到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看望基辛格并向他表示热情欢迎后，基辛格的紧张心情才有所放松。
　　这条标语来自于毛泽东的“五二○声明”。1970年4月30日，7万名美军和南越军人从越南南部侵入柬埔寨。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的侵略罪行。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声明，表示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
　　在接待基辛格秘密访华准备工作进行期间，周恩来曾考虑到那些反美的标语对接待工作的影响问题，向毛泽东请示是否要撤除这些标语。毛泽东为保证基辛格访问的秘密不泄露，回答称：一切保持现状，不要改动。

美国政府消除对中国“输出革命”的恐惧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采取了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随着中美两国在朝鲜军事对抗的展开，加上美国对中国革命成功将会在亚洲产生连锁反应的恐惧，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政策发展为全面的遏制政策。
　　1951年1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对中国实行全面遏制政策的文件。在军事上，美国积极扶持日本和一些亚洲国家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军事体系，对新中国形成一个新月形的包围圈。在政治上，美国继续运用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千方百计孤立中国并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在经济上，则对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
　　但是，正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所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的一些有影响的有识人士在研究了各种资讯后，发现“总的来说，中国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就”“足以维持其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促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的对华政策。1964年中国核试验的成功，更使得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大国崛起的事实。
　　特别是像费正清那些比较了解中国历史的学者，无论在著作中还是在听证会上，都从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的背景论述当前中国的立场，指出中国人民的民族要求是百年来的民族要求的继续。因此，就中国对外立场而言，民族主义的因素大于意识形态的因素。
　　当年美国的那些有识之士的新评估，对消除美国政府对中国“输出革命”的恐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面对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如何打破中美关系的坚冰。
　　当然，那些新评估，对美国政府而言，并不能在治疗中国“输出革命”恐惧症时起到药到病除的效果。
　　使尼克松和基辛格最后放下心来的，是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会见他们时那段有的放矢的话。毛泽东笑着说：“我认为，一般地说来，像我这样的人放了许多空炮，比如，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毛泽东还以轻松的口吻说道：“你（尼克松）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基辛格）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此时尼克松和基辛格才算是领会到，毛泽东说的“放空炮”，实际上是在暗示，对中国墙上写着的口号，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这对国与国的关系虽然有影响，但影响很小，甚至可以小到忽略不计，特别是对政治家而言。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当年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输出革命”的认识，可以说是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毛泽东在与尼克松和基辛格谈话时，轻松几句，就化解了这个心理障碍。尼克松在与毛泽东告别时毫不掩饰他的兴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中国经验只供你们参考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外国客人面前，毛泽东首先始终强调，中国革命的经验，只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对外国人来说，可以参考，但决不能照搬。
　　1961年8月19日，毛泽东会见巴西共产党干部参观团和干部学习团时说：中国的经验只能供你们参考，不能机械搬用。你们到外国考察不要光是考察外国党的胜利的原因，而且也要考察犯过的错误，我觉得这样对你们会很有用。你们不要满足看到中国共产党只有正确没有错误，中国共产党40年中经过了曲折的道路，经过了胜利和挫折的道路。
　　1963年3月6日，毛泽东会见由中央总书记阿马索纳斯率领的巴西共产党（新党）代表团，在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指出：革命是往返曲折的，不是笔直的。古巴革命的经验，也是经过多次反复，才最后取得胜利。你们需要创造经验，决不要机械地抄外国的经验，我们就因照抄外国经验吃过大亏。
　　1959年2月21日，毛泽东会见了来自喀麦隆、肯尼亚和马达加斯加的青年代表。客人们都谈到了毛泽东著作在非洲的影响。喀麦隆代表说，我们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印得最多，发到游击队伍中去了。毛泽东在向客人们谈了他对非洲形势的看法后，特地强调“我讲的意见，仅供你们参考。”
　　1962年9月29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锡兰（即今天的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佩雷拉时，当佩雷拉说，他学生时代就读过毛主席的著作，并通读了《毛选》第四卷时，毛泽东说我们经过28年的斗争，其中22年是武装斗争。当中也经历过好几次失败、几起几落。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
　　毛泽东在向外宾介绍中国革命经验时强调，武装斗争只是开展斗争的选项之一。无论开展什么形式的斗争，都必须要有群众基础。
　　1963年8月3日，毛泽东会见南非共产党中央主席约翰·马克斯。当了解到南非的白人现政权不允许人民进行合法斗争，南非共产党认为人民取得自由的唯一道路是进行反对现政府的武装斗争时，毛泽东说：你们试试看，凡是革命都要自己动手，取得一些胜利，也遭受一些失败，然后可以取得经验。别国经验应该参考，但主要是自己总结经验，不能照抄，应当适合你们的情况。
　　1964年7月13日，毛泽东会见哥伦比亚、瓜德罗普、波多黎各、多米尼加的外宾。在谈到革命形势时，毛泽东说：被压迫者总要起来推翻压迫者，如果和平的方法不行，那么就搞武装斗争。不是讲今天或明天就搞武装斗争，要等条件成熟了才能搞，也不是说一搞武装斗争就能够胜利，可能要經过一系列的失败。整个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不只是拉丁美洲。
　　在如何处理同各国共产党和各国的关系上，毛泽东在1975年7月1日会见泰国总理克立时，明确了这样的态度：我们支持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但是不支持修正主义。我很赞成你在香港讲的那一篇话，国家是国家的关系，党是党的关系。有人要求我不要跟他们国家的共产党往来。我说，不行呢，哪里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的！至于你们怎么对付共产党，我们不干涉，我们不能干涉别国的内政。
　　由此可见，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国共产党的关系上，如果在意识形态上相同或相似，中方的态度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相互交流，并在道义上互相支持。而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中国始终坚持自己率先提出来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摘自《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