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画家大多是文人，在画卷上题短文长诗者蔚然成风。石涛的《淮阳洁秋图》题诗，竟长达五百六十字。诗印书画组成了无声的交响乐，从而形成了我们民族艺术的特色。近代中国，产生了任伯年、吴昌硕、陈师曾、高剑父、王梦白、齐白石等大家，许多画家同时又是诗人、鉴赏家或学者，在金石学、文字学、美术史方面有突出的成就和造诣。徐悲鸿的题句：“直须此世非长夜，漠漠穷荒有尽头”“山河百战归民主，铲除崎岖大道平。”白石老人“小鱼都来”，“他日相呼”两画题句，都真叫人意消、叫绝。这些名家巨匠的成功，有一个共同点——读书。
　　近代中国曾经产生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那样的文学巨匠，也产生了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潘天寿那样的杰出画家，为什么现在不能呢？王蒙同志提出我们的作家愈来愈非学者化，正是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与同代的作家的学历构成相反，青年画家则大都是从学院的大门里走出来的。然而在不治学问这个倾向上，二者却往往殊途同归。这很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