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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幸福是人们的本能。然而，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发展，飞涨的CPI、天价的房子、严峻的就业……各种生活压力让我们疲于奔命，幸福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幸福究竟是什么，本刊特请著名学者李安纲教授从我国文化传统的角度对幸福进行剖析，为我们解开幸福的终极密码。
记者观察：李教授，你能不能从历史的角度，谈谈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指数高一点，主要标志是什么？
李安钢：可以这样说，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时代基本上就是一个幸福的时代，异族统治的时代相对来说痛苦就多一些。
记者观察：那么，盛唐时期仍然有那么多的怨愤诗，又怎么解释？
李安纲：所有的怨愤都是与幸福相对的，任何一个朝代离开怨愤将没有幸福可言。正是因为有怨愤，才使得更多的人感觉到了幸福。但执著于怨，执著于愤，都是不幸福的。真正的幸福，是当一种幸福形成的时候，怨恨相伴而生；幸福不消灭怨恨，只使怨恨变得少了，而幸福的价值也就提高了。怨恨是幸福提升的一个基础。
记者观察：这和社会制度有关吗？
李安纲：这和制度有关，但更多的是和教化有关。比如，汉代开始，人们信奉黄老，进入男耕女织的有序社会，突然从战乱之中来到一个和谐、安宁、自然的状态，这是天下更多的人幸福的前提。而汉武帝的扩张使社会再次进入动乱。这个时期，各种怨恨、压抑、不满的情绪就爆发出来，而且得到了张扬的机会。人们可以随意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而发泄之后，随之感受到了空虚，就像噩梦醒来，却又跌入空谷之中，不胜惶恐。当空虚来临的时候，就是不幸的开端。唐代也是如此。唐代一开始信奉黄老哲学，带来了贞观之治。然而到了唐玄宗时期的开元、天宝盛世，进入全盛时期，人性也进入极度膨胀阶段，男耕女织的和谐生活状态便被打破了，不满和怨恨情绪爆发，营造了社会更大的空虚。而财力的空虚、精神的过耗，都指向了安史之乱。总之，朝代的更迭，总是在前期创业阶段，在付出的时候，人们会感到幸福；而在守成阶段，幸福指数就下降了。所以每一个朝代在前期阶段基本上是健康的、和谐的、昂扬的、积极向上的，而到了后期矛盾突出，就不那么和谐了。
可以说，健康是幸福的前提。不论是对国家，还是个人，都是如此。人要是各个器官功能正常，浑身通畅，就会觉得很痛快，很幸福。一个家庭、一个国家，只要通达，没有阻滞，这就是健；如果胸怀宽大，容纳天下，精神和谐，这就是康。康指的就是心灵。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幸福就是心康体健。过去我们住在穷山沟，衣食不全，物质生活很简陋，但大家都觉得很幸福；而现在，我们住在高楼大厦，物质生活很丰富，但我们并不感到幸福，就是因为压抑的情感得不到宣泄。所以，幸福就是身体上的通畅，心灵上的广袤。身体越通畅就越痛快，心灵越宽容就越幸福。
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圆通。这是对心灵的升华。对一个家庭来说，虽然老人吃了很多苦，经历了很多磨难，但是看到家业兴旺，他会很高兴，因为生命得到了延续，生命大于一切，所以叫“多子多福”；对一个国家来说，机制健全，政治昌明，关键是人们都有信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灵魂的安妥之所，这个时候，即使心存怨恨，他也是幸福的。杜甫和李白是盛唐时期的代表。李白强调的是天人合一，他看世界和社会的角度，都是从世外出发的。他和月亮融为一体，他追求自然纯洁，追求尘世之外的明净，他赞叹月光皎洁和莲花的纯洁，他追求的是月光与莲花共同构成的那种神秘的宇宙意识，他达到了这种境界，这个时候你不能说他不幸福。杜甫虽然生活困顿，但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愿望，他怨愤的时候也很幸福。他的追求是一代人民、一朝臣僚的精神追求。作为以家国忧患意识为生存准则的时代代言人，我们称他为“诗史”，他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当中华民族面临灾难的时候，他会挺身而出，主动承担起这种灾难和忧患，他可以杀身成仁，对他来说这就是幸福。在我们普通人认为他最痛苦的时候，却是他最大的幸福；在所有人都认为他不幸福的时候，却是他最神圣的体验。一个人把个人、把自己的生命和国家的、民族的生命融为一体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得到了升华，绽放出生命之花，这也是幸福之花。
记者观察：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你认为幸福的标准是什么？
李安纲：甲骨文当中，“幸”就是一个人带着手铐。戴手铐就是限制一个人的自由，但古人却认为这就是幸福。老祖宗认为，限制了一个人的部分自由，就是幸福的前提。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老百姓有宪法可依，有伦理可循，有道路可走，就会天下通畅，四海和谐。正因为有了法律和道德的限制，人们在这个范围内就会活得幸福。“福”字从“礻（示）”，指敬神灵并与之沟通；从“畐”，像储蓄食物和饮料、什物的瓶罐。于是，幸福就是有粮食，有东西，能祭祀。当你缺少东西的时候，发现还有储藏，就是幸福；中国人信奉老祖宗，认为这一切都是老祖宗给的，所以一定要感恩，回报给祖先。一个人找到了自己的根，就会心中不慌，就会幸福。美国黑奴虽然受到各种压迫，但他们也有幸福，他们最大的幸福，就是一定要去寻根，知道我从哪里来，知道我是谁，认祖归宗，才会安详平和。
我们现在的一些社会体系不符合中国人的心理，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一定要符合中华民族自己的体系，用心和身去沟通，心心相印，自己的个体生命，包括群体才会有幸福的感觉。中国人有三纲五常，是构建在每一个人的精神之上，合乎民族文化的关系网。这个关系网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所以才叫做传统。归属问题才是最基本的，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任何人都存在于结构和空间之中，是一个群体。合乎群体利益，才是幸福的前提。
记者观察：幸福是不是就是痛快？
李安纲：快乐是一时的，幸福是一世的；一定要有痛，才会有快。痛快痛快，不痛不快，痛而后快！我们要选择幸福和快乐，但没有痛苦就不可能有快乐。如同产前会有阵痛，但生下孩子来才是快乐。痛并快乐着才是真正的幸福。幸福是一种体验，是一种感受。幸福不只是金钱，金钱多了才幸福，金钱少了就会去跳楼；一个人如果把当官当做幸福，官丢了就会寻死。一个生命体，应该有一个一生的基本取向，幸福就是人生的一种态度，不论是高兴还是痛苦都是用这种态度来面对。这也和与生俱来的个性以及后天的教化、修养有关。当一个人没有痛苦和幸福的概念的时候，他就生活在极乐世界，就生活在幸福当中。现在我们大部分人钱基本够用，生活基本自理，身体基本健康，生活应该说比过去好得多，但却不感觉幸福，为什么？压力太大，欲望太多，太多的欲望会毁灭真正的幸福。当我们过分强调幸福、消费幸福的时候，真正的幸福就离我们而去了。
记者观察：你认为我们中国人的当代生活是幸福还是不幸福？
李安纲：在今天，人类的欲望被激发到了极点，甚至没有欲望的话，还要被培养开发出来。没有欲望或者欲望少的人会被看不起，甚至被嘲笑为无能疲软。许多欲望可以让人们一时满足，但这不代表着幸福，甚至会毁掉一个人一生的幸福。欲望成了灭亡人类的隐形杀手，成了人类的枷锁。资本家要赚钱，要销售产品，就需要找市场，让人们变成潜在的消费者，所以他必须开发、鼓励消费，诱发并培养人们的消费欲，而无穷尽的欲望会让无法得到满足的人非常痛苦。就是被满足了的人，还会被更大的不满足所痛苦！这叫做“求之不得”。
记者观察：中国古代哲学家有没有关于幸福话题的论述？
李安纲：很多。过去叫福气、喜悦、吉祥、平安。这在中华民族的话语体系中一直出现，比如“乐”字。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儒家在对于祖宗的、生命的传递过程当中，得到了最大的自在。在儒家来看，幸福就是孝道，就是儿女把老祖宗的生命继承下去。孔子一生在传道，在授业，在解惑，他看着他的弟子们，总有人在完成着他的使命，这就是幸福。他的弟子们传承了他的学问，传承了他的文化，传承了他的境界，这就是幸福。这就比如医生医治病人，使病人起死回生，他就很高兴。如果一辈子都去做这样的好事儿，那肯定就幸福。孔子一生都在做着这样的事情，我们叫他教师也好，传道者也好，圣贤也好，他的幸福不是一般人能感受到的。当然，幸福层次不一样，理解也不一样。对于芸芸众生来说，儿女成才了是幸福，老人给子女把房子盖了也是幸福，甚至有的人一辈子就是为了给儿女盖几间房，给儿子把媳妇娶了，就觉得幸福。他有信仰，有追求，能在此目标上取得成就，这是一种内在的追求。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可能需要承受一辈子的痛苦去完成。
记者观察：用一辈子痛苦而获得一时的幸福，能说这是幸福吗？
李安纲：其实我们现在感觉到的时间概念往往是相对的，古人常说：“天上一日，地上一年”，“欢娱嫌日短，在戚怨宵长”。痛苦和幸福也是相对的。怀抱着幸福的目的去经历痛苦，痛苦也变成了幸福的元素并且可以去享受。他不把痛苦当痛苦，痛苦就不是幸福的障碍。他一辈子追求的事情，他认为是神圣的，所以他为此劳累辛苦也觉得是幸福。
记者观察：信仰和幸福紧密相连，比如一个人一辈子，糊里糊涂，浑浑噩噩，无知无识，也没有痛苦没有快乐，这是不是幸福？
李安纲：这从生活者本人来讲，没有任何意义。他没有幸福的概念，没有感受。虽然有人认为他是幸福的，但这种感觉没有社会属性。人常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草木是幸福的。草木一秋，人家很幸福，为什么？它完成了它的生命传递。而我们之所以感觉不幸福，是因为我们无法完成我们的自然属性，实现我们生命的传递。正因为我们做不到，才感叹，我们要是草木该多好，我要是那个傻子该多好。当一个社会人都去感叹自己不如傻子一样幸福的时候，这个社会就面临着最大的悲哀，就没有幸福可言。所以，幸福不是用指数可以判定的。而今天我们一直在讨论幸福的话题，就足以说明我们生活在不幸之中。
记者观察：比如说贪欲，作为一个社会的自然存在，可能最终带来快乐。这种由贪欲带来的快乐能不能列入幸福的单元？
李安纲：不能，因为它可能立即带来的就是灾难。贪欲是无限的，人常说“欲壑难填”，旧的欲望一旦达到，就会产生新的欲望，所以他不能得到幸福，因为他一直在挖空心思地满足新的欲望，他的心里像地狱一般的煎熬。为了实现这个欲望，他就要贪，就得绞尽脑汁、殚精竭虑，想尽一切办法。因为贪欲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所以他没有参照系，没有座标轴，失去了底线和原则，所以很痛苦。
中国人很有意思，他只是把欲望过度称之为“淫欲”。只有淫欲，才是受到谴责的。正常的欲望不仅不会受到谴责，反而是被社会所肯定的。自古以来，中国没有说不肯定欲望。比如酒、色、财、气，古人就有十分合情合理合法的认知：虽然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下山猛虎，气是惹祸根苗；但是无酒不成礼义，无色路断人稀，无财不成社会，无气反被人欺。什么都在乎一个度，幸福和痛苦也有一个度。度就是智慧，就是平衡。平衡就是福，无祸就是福！
记者观察：幸福除了感受，是不是还有其他理解？
李安纲：其实幸福不幸福还有一个角度问题，就是说，我个人是怎么看待幸福问题的。我们现在被幸福化了，被给予了一个幸福的概念去追求，如果把幸福这个概念看淡一些，换一个角度去想，就会有很大不同。比如现在很多人说，这人挣了多少钱，人家真成功；这个人破产了，这个人真失败。但也许当一个人说那个把几个亿都扔了的人失败的时候，人家会回过头来说你怎么知道我失败？这个人说，好家伙，你原来那么风光今天怎么这个样！那个人说，对呀，我当年挣几个亿那是小风光，我今天把这几个亿全扔掉，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领略了人生深刻的道理，你怎么能说我失败了？我的失败只是我成功的一种手段。当我领悟到富可敌国或者金钱散尽只是一种手段的时候，你说谁成功谁失败？这就是心态问题、角度问题。从哲学上来说，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当我们有健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时候，就为我们真正的幸福提供了90%的保障。西方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奴仆，一辈子都要带着赎罪的心，争取临终时回到天国。因此当一个人死的时候，要有人替他安魂，让他上天堂。在他们看来，幸福就是回到天堂。而中国人呢，有根祖文化，叫书香门第，耕读传家，从小读圣贤书，学会自己去做圣贤，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光宗耀祖。只要达到这些目标，人生就是幸福的。
记者观察：中国人对幸福的感觉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李安纲：中华民族的文明是母亲文明，母亲怀抱着我们，养育了我们，我们向母亲学习，母亲的子宫就是我们的本源。在中国文化中，天地就是母亲的子宫，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都认为我就是天地的主宰。这不是狂妄自大，而是责任。中国人就讲究责任，你承担了责任就幸福，没有承担责任就不幸福。现在很多出国的人在外头流浪了多年，最后一定要回来，就是要承担责任。只有在祖宗的社土里头，我的生命才是安祥的，我才有根，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记者观察：李教授，你能不能从历史的角度，谈谈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指数高一点，主要标志是什么？
李安钢：可以这样说，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时代基本上就是一个幸福的时代，异族统治的时代相对来说痛苦就多一些。
记者观察：那么，盛唐时期仍然有那么多的怨愤诗，又怎么解释？
李安纲：所有的怨愤都是与幸福相对的，任何一个朝代离开怨愤将没有幸福可言。正是因为有怨愤，才使得更多的人感觉到了幸福。但执著于怨，执著于愤，都是不幸福的。真正的幸福，是当一种幸福形成的时候，怨恨相伴而生；幸福不消灭怨恨，只使怨恨变得少了，而幸福的价值也就提高了。怨恨是幸福提升的一个基础。
记者观察：这和社会制度有关吗？
李安纲：这和制度有关，但更多的是和教化有关。比如，汉代开始，人们信奉黄老，进入男耕女织的有序社会，突然从战乱之中来到一个和谐、安宁、自然的状态，这是天下更多的人幸福的前提。而汉武帝的扩张使社会再次进入动乱。这个时期，各种怨恨、压抑、不满的情绪就爆发出来，而且得到了张扬的机会。人们可以随意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而发泄之后，随之感受到了空虚，就像噩梦醒来，却又跌入空谷之中，不胜惶恐。当空虚来临的时候，就是不幸的开端。唐代也是如此。唐代一开始信奉黄老哲学，带来了贞观之治。然而到了唐玄宗时期的开元、天宝盛世，进入全盛时期，人性也进入极度膨胀阶段，男耕女织的和谐生活状态便被打破了，不满和怨恨情绪爆发，营造了社会更大的空虚。而财力的空虚、精神的过耗，都指向了安史之乱。总之，朝代的更迭，总是在前期创业阶段，在付出的时候，人们会感到幸福；而在守成阶段，幸福指数就下降了。所以每一个朝代在前期阶段基本上是健康的、和谐的、昂扬的、积极向上的，而到了后期矛盾突出，就不那么和谐了。
可以说，健康是幸福的前提。不论是对国家，还是个人，都是如此。人要是各个器官功能正常，浑身通畅，就会觉得很痛快，很幸福。一个家庭、一个国家，只要通达，没有阻滞，这就是健；如果胸怀宽大，容纳天下，精神和谐，这就是康。康指的就是心灵。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幸福就是心康体健。过去我们住在穷山沟，衣食不全，物质生活很简陋，但大家都觉得很幸福；而现在，我们住在高楼大厦，物质生活很丰富，但我们并不感到幸福，就是因为压抑的情感得不到宣泄。所以，幸福就是身体上的通畅，心灵上的广袤。身体越通畅就越痛快，心灵越宽容就越幸福。
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圆通。这是对心灵的升华。对一个家庭来说，虽然老人吃了很多苦，经历了很多磨难，但是看到家业兴旺，他会很高兴，因为生命得到了延续，生命大于一切，所以叫“多子多福”；对一个国家来说，机制健全，政治昌明，关键是人们都有信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灵魂的安妥之所，这个时候，即使心存怨恨，他也是幸福的。杜甫和李白是盛唐时期的代表。李白强调的是天人合一，他看世界和社会的角度，都是从世外出发的。他和月亮融为一体，他追求自然纯洁，追求尘世之外的明净，他赞叹月光皎洁和莲花的纯洁，他追求的是月光与莲花共同构成的那种神秘的宇宙意识，他达到了这种境界，这个时候你不能说他不幸福。杜甫虽然生活困顿，但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愿望，他怨愤的时候也很幸福。他的追求是一代人民、一朝臣僚的精神追求。作为以家国忧患意识为生存准则的时代代言人，我们称他为“诗史”，他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当中华民族面临灾难的时候，他会挺身而出，主动承担起这种灾难和忧患，他可以杀身成仁，对他来说这就是幸福。在我们普通人认为他最痛苦的时候，却是他最大的幸福；在所有人都认为他不幸福的时候，却是他最神圣的体验。一个人把个人、把自己的生命和国家的、民族的生命融为一体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得到了升华，绽放出生命之花，这也是幸福之花。
记者观察：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你认为幸福的标准是什么？
李安纲：甲骨文当中，“幸”就是一个人带着手铐。戴手铐就是限制一个人的自由，但古人却认为这就是幸福。老祖宗认为，限制了一个人的部分自由，就是幸福的前提。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老百姓有宪法可依，有伦理可循，有道路可走，就会天下通畅，四海和谐。正因为有了法律和道德的限制，人们在这个范围内就会活得幸福。“福”字从“礻（示）”，指敬神灵并与之沟通；从“畐”，像储蓄食物和饮料、什物的瓶罐。于是，幸福就是有粮食，有东西，能祭祀。当你缺少东西的时候，发现还有储藏，就是幸福；中国人信奉老祖宗，认为这一切都是老祖宗给的，所以一定要感恩，回报给祖先。一个人找到了自己的根，就会心中不慌，就会幸福。美国黑奴虽然受到各种压迫，但他们也有幸福，他们最大的幸福，就是一定要去寻根，知道我从哪里来，知道我是谁，认祖归宗，才会安详平和。
我们现在的一些社会体系不符合中国人的心理，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一定要符合中华民族自己的体系，用心和身去沟通，心心相印，自己的个体生命，包括群体才会有幸福的感觉。中国人有三纲五常，是构建在每一个人的精神之上，合乎民族文化的关系网。这个关系网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所以才叫做传统。归属问题才是最基本的，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任何人都存在于结构和空间之中，是一个群体。合乎群体利益，才是幸福的前提。
记者观察：幸福是不是就是痛快？
李安纲：快乐是一时的，幸福是一世的；一定要有痛，才会有快。痛快痛快，不痛不快，痛而后快！我们要选择幸福和快乐，但没有痛苦就不可能有快乐。如同产前会有阵痛，但生下孩子来才是快乐。痛并快乐着才是真正的幸福。幸福是一种体验，是一种感受。幸福不只是金钱，金钱多了才幸福，金钱少了就会去跳楼；一个人如果把当官当做幸福，官丢了就会寻死。一个生命体，应该有一个一生的基本取向，幸福就是人生的一种态度，不论是高兴还是痛苦都是用这种态度来面对。这也和与生俱来的个性以及后天的教化、修养有关。当一个人没有痛苦和幸福的概念的时候，他就生活在极乐世界，就生活在幸福当中。现在我们大部分人钱基本够用，生活基本自理，身体基本健康，生活应该说比过去好得多，但却不感觉幸福，为什么？压力太大，欲望太多，太多的欲望会毁灭真正的幸福。当我们过分强调幸福、消费幸福的时候，真正的幸福就离我们而去了。
记者观察：你认为我们中国人的当代生活是幸福还是不幸福？
李安纲：在今天，人类的欲望被激发到了极点，甚至没有欲望的话，还要被培养开发出来。没有欲望或者欲望少的人会被看不起，甚至被嘲笑为无能疲软。许多欲望可以让人们一时满足，但这不代表着幸福，甚至会毁掉一个人一生的幸福。欲望成了灭亡人类的隐形杀手，成了人类的枷锁。资本家要赚钱，要销售产品，就需要找市场，让人们变成潜在的消费者，所以他必须开发、鼓励消费，诱发并培养人们的消费欲，而无穷尽的欲望会让无法得到满足的人非常痛苦。就是被满足了的人，还会被更大的不满足所痛苦！这叫做“求之不得”。
记者观察：中国古代哲学家有没有关于幸福话题的论述？
李安纲：很多。过去叫福气、喜悦、吉祥、平安。这在中华民族的话语体系中一直出现，比如“乐”字。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儒家在对于祖宗的、生命的传递过程当中，得到了最大的自在。在儒家来看，幸福就是孝道，就是儿女把老祖宗的生命继承下去。孔子一生在传道，在授业，在解惑，他看着他的弟子们，总有人在完成着他的使命，这就是幸福。他的弟子们传承了他的学问，传承了他的文化，传承了他的境界，这就是幸福。这就比如医生医治病人，使病人起死回生，他就很高兴。如果一辈子都去做这样的好事儿，那肯定就幸福。孔子一生都在做着这样的事情，我们叫他教师也好，传道者也好，圣贤也好，他的幸福不是一般人能感受到的。当然，幸福层次不一样，理解也不一样。对于芸芸众生来说，儿女成才了是幸福，老人给子女把房子盖了也是幸福，甚至有的人一辈子就是为了给儿女盖几间房，给儿子把媳妇娶了，就觉得幸福。他有信仰，有追求，能在此目标上取得成就，这是一种内在的追求。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可能需要承受一辈子的痛苦去完成。
记者观察：用一辈子痛苦而获得一时的幸福，能说这是幸福吗？
李安纲：其实我们现在感觉到的时间概念往往是相对的，古人常说：“天上一日，地上一年”，“欢娱嫌日短，在戚怨宵长”。痛苦和幸福也是相对的。怀抱着幸福的目的去经历痛苦，痛苦也变成了幸福的元素并且可以去享受。他不把痛苦当痛苦，痛苦就不是幸福的障碍。他一辈子追求的事情，他认为是神圣的，所以他为此劳累辛苦也觉得是幸福。
记者观察：信仰和幸福紧密相连，比如一个人一辈子，糊里糊涂，浑浑噩噩，无知无识，也没有痛苦没有快乐，这是不是幸福？
李安纲：这从生活者本人来讲，没有任何意义。他没有幸福的概念，没有感受。虽然有人认为他是幸福的，但这种感觉没有社会属性。人常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草木是幸福的。草木一秋，人家很幸福，为什么？它完成了它的生命传递。而我们之所以感觉不幸福，是因为我们无法完成我们的自然属性，实现我们生命的传递。正因为我们做不到，才感叹，我们要是草木该多好，我要是那个傻子该多好。当一个社会人都去感叹自己不如傻子一样幸福的时候，这个社会就面临着最大的悲哀，就没有幸福可言。所以，幸福不是用指数可以判定的。而今天我们一直在讨论幸福的话题，就足以说明我们生活在不幸之中。
记者观察：比如说贪欲，作为一个社会的自然存在，可能最终带来快乐。这种由贪欲带来的快乐能不能列入幸福的单元？
李安纲：不能，因为它可能立即带来的就是灾难。贪欲是无限的，人常说“欲壑难填”，旧的欲望一旦达到，就会产生新的欲望，所以他不能得到幸福，因为他一直在挖空心思地满足新的欲望，他的心里像地狱一般的煎熬。为了实现这个欲望，他就要贪，就得绞尽脑汁、殚精竭虑，想尽一切办法。因为贪欲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所以他没有参照系，没有座标轴，失去了底线和原则，所以很痛苦。
中国人很有意思，他只是把欲望过度称之为“淫欲”。只有淫欲，才是受到谴责的。正常的欲望不仅不会受到谴责，反而是被社会所肯定的。自古以来，中国没有说不肯定欲望。比如酒、色、财、气，古人就有十分合情合理合法的认知：虽然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下山猛虎，气是惹祸根苗；但是无酒不成礼义，无色路断人稀，无财不成社会，无气反被人欺。什么都在乎一个度，幸福和痛苦也有一个度。度就是智慧，就是平衡。平衡就是福，无祸就是福！
记者观察：幸福除了感受，是不是还有其他理解？
李安纲：其实幸福不幸福还有一个角度问题，就是说，我个人是怎么看待幸福问题的。我们现在被幸福化了，被给予了一个幸福的概念去追求，如果把幸福这个概念看淡一些，换一个角度去想，就会有很大不同。比如现在很多人说，这人挣了多少钱，人家真成功；这个人破产了，这个人真失败。但也许当一个人说那个把几个亿都扔了的人失败的时候，人家会回过头来说你怎么知道我失败？这个人说，好家伙，你原来那么风光今天怎么这个样！那个人说，对呀，我当年挣几个亿那是小风光，我今天把这几个亿全扔掉，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领略了人生深刻的道理，你怎么能说我失败了？我的失败只是我成功的一种手段。当我领悟到富可敌国或者金钱散尽只是一种手段的时候，你说谁成功谁失败？这就是心态问题、角度问题。从哲学上来说，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当我们有健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时候，就为我们真正的幸福提供了90%的保障。西方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奴仆，一辈子都要带着赎罪的心，争取临终时回到天国。因此当一个人死的时候，要有人替他安魂，让他上天堂。在他们看来，幸福就是回到天堂。而中国人呢，有根祖文化，叫书香门第，耕读传家，从小读圣贤书，学会自己去做圣贤，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光宗耀祖。只要达到这些目标，人生就是幸福的。
记者观察：中国人对幸福的感觉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李安纲：中华民族的文明是母亲文明，母亲怀抱着我们，养育了我们，我们向母亲学习，母亲的子宫就是我们的本源。在中国文化中，天地就是母亲的子宫，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都认为我就是天地的主宰。这不是狂妄自大，而是责任。中国人就讲究责任，你承担了责任就幸福，没有承担责任就不幸福。现在很多出国的人在外头流浪了多年，最后一定要回来，就是要承担责任。只有在祖宗的社土里头，我的生命才是安祥的，我才有根，这就是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