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翼骧先生是点燃中国史学史薪火的众多前辈之一，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界，他的姓名是与中国史学史学科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他所言，他从“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时便爱好史学史。一九三九年，备极艰辛、只身奔赴西南联合大学的杨翼骧在崇善县图书馆精读了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二书，遂萌发终生探研中国史学史之志。此后的学术研究、工作教学中，杨先生都以史学史为追求路向，终身以之，矢志不渝。一九四二年，杨先生在北京大学担任助教，协助姚从吾先生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在抄录资料的过程中，就认为应当编辑一套《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作为研究的基础，这便是他撰写“编年”的发愿之始。这种“披沙拣金”的工作正式开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伴随着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及随后的“反右”运动，杨先生先后撰成《三国两晋史学编年》（一九五七年发表）和《南北朝史学编年》（一九六四年发表）。后来，由于“文革”运动的展开，整个历史学研究都已无法正常进行，编年撰写没有持续下去。直至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系统撰写《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才成为杨先生的首当要务，经过十余年的史海搜寻和精心纂辑，杨先生为学界奉献出了三卷册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起于先秦迄于隋唐五代，第二册断为两宋、辽、金，第三册内容涵盖元、明两代。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从中国具有确切年代可考的共和行政（前八四一）开始直至明朝灭亡，首列公元纪年，次列帝王纪年，再列干支纪年，每年内按日月顺序编次，系年排列先秦至明代史学事迹。全编广搜博采，历代正史而外，各类野史、笔记、文集、谱牒、类书、方志、目录、子部论著、近现代考据著述，凡涉及史学史学科事项者皆在采择范围，各类资料相互补充，相互对照。其引录文字，以原始资料和最早记载为主，歧义者，以案语为之辩证。成书年代、作者生卒，有考订为之核实。史学史事迹，有评论为之抒发。整部著述在取材上注重事件源起，力图理清发展脉络，以现代学术意识、勾画史学发展前景的学术宗旨，构建出中国史学史前后相继的资料体系，从先秦至明代，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学家、历史著述、史学现象、史学活动，一人之历史观念，一时之史学思想，一朝之史官制度、一代之史学发展，皆可从中觅得踪迹。
　　一九九九年，《编年》第三册出版时，杨先生已然年逾八十。二零零三年二月，因病与世长辞。承载着先师的遗愿，乔治忠教授开始了《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四册的编写。在编纂过程中，乔治忠发现，随着图书资料的不断丰富和刊印，图书检索条件、借阅条件、出版条件的不断改进，史学界新成果的不断涌现，已经出版的三册《编年》呈现出了应当订补的必要，况且早年杨先生也对出版的三册表达过某些遗憾，于是对前三册的增订工作也一并进行。
　　二零一三年十月，由于商务印书馆丁波总编的促成，四册共一百七十多万字的《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得以出版。《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增订，一是订误，校改原书的讹误文字，调整和修改一些史学事项的系年，使之更加准确。二是增补，补充必要的史学事项。系统的增订和编纂需要对涉及到的不同人物和各类史书有一个整体、全局的把握，查阅、采择、考辨、收录、案语撰写、校对文字，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工作十分庞杂。据不完全统计，前三册的增补、修订超过一百八十条，每册的订补也各有特色。第一册中，最重要的订补是将全书的起点提前至“周武王克商”，提出西周之初的“殷鉴”观念是追溯中国史学起源最为关键的因素，应作为全书开端。由于年代的提前，本册新增了若干史学事项，其中补充于周穆王去世之年的《逸周书·史记解》也非常引人瞩目，这篇文字中记述的部族、古国，不见于许多古籍，却多与《竹书纪年》相契合，对于探寻先周历史、考察以史为鉴历史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原《编年》宋、辽、金卷义例精熟，编纂精湛，此次订补以补充重要的史学事项为主，包括官方史学举措和具有重要史学意义的史论文章，以及影响史学发展的重要事件，均在补充之列。如于九八七年补入北宋史官胡旦关于纂修纪传体国史的奏议，是官方史学的重要举措。一一六二年，补入南宋专设“圣政所”纂修《圣政记》，为新的官方修史举措。一零六二年，补入欧阳修史学疑古精神的代表作—《帝王世次图序》，可见北宋史学疑古精神之发端。一零七二年条，于欧阳修卒年，补入欧阳修的重要史论《正统论》，以此可见中国历史理论发展的重要阶段。本卷一零九四年条和一零九五年条，补入范祖禹等因“论修史罪”遭贬黜。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板悉行焚毁的史事，是影响宋代史学发展的重要事件。
　　增订工作中，元、明卷为补充文字最多的一卷，这是因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出版之后，许多此前杨先生难以查阅到的善本古籍都已较易搜寻。此次增订本着“择要补遗、不冗不滥”的方针，适度补充影响中国史学史的发展历程的史书、史论、史学事件等内容，同时，择要增补了序跋等类资料，并根据新见资料，对许多史书的系年做出调整和改动。这册编年订补的一大特色是择要补充了一些日本现存中国古代稀佚史籍，如作者题为明宣宗的《御制外戚事鉴》、顾充的《皇明一统纪要》、史继偕《皇明兵制考》、林兆鼎《威暨录》、张一龙《武库纂略》等，这些史籍多数在海外也已成为孤本，而且内容相当重要，这亦是乔治忠当年在日本静嘉堂、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多日苦读，艰辛寻觅而获得的成果。增订后的元、明卷《编年》大约较原本多出了十万字。
　　增补、校讹而外，编加“今案”是增订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这些案语以考订史学事实为中心，进行分析和评论，需要充分利用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一项颇费心力的工作。朱洪斌说：“考订每一条资料都像爬一座山。有的山爬的人多，有的山没有人爬过，编纂史料编年则需要每一座山都攀登一遍，还要把前人的成果尽可能都吸纳进来。”很多“今案”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闪光点，如全书开篇“武王伐纣”条下的“今案”，引录金文和《逸周书》的资料，探讨了武王克商之后在思想意识上的变化及其对于历史意识形成的影响，叙述了西周克商年代问题的复杂状况，开卷伊始，便进入了深层的学术状态。再如对“共和元年”的长篇“今案”考释，引前人学术见解而指出共伯和就是卫武公，对共和纪年问题进行了详细辨析。这篇“今案”还与下条公元前七五八年增补卫武公的事迹的“今案”相联系，呼应了卫武公就是“共伯和”的说法，将卫武公在中国史学史上的显要地位凸现出来。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工作中，清代卷的续编是工作的重中之重。现在，这部学界期待的续写之作，依据清代的史学特点，起于顺治元年（一六四四）清朝入关，止于宣统三年（一九一一）清帝逊位，以清代官方史学和私家史学的互动联系，从资料的系列，全面勾画有清一代史学发展的整体面貌，呈现给我们六十四万多字的分量，补齐了中国史学史自先秦至清代的整体系列。其间的“今案”的案语，以文字、版本、史实的考释为主要宗旨，并酌情加入一些学术信息类的提示和判断，实为学术研究之指南与梯航。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杨翼骧编著，乔治忠、朱洪斌订补，商务印书馆二零一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