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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公认为能够“直通中南海”的财经专家并不多，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刘世锦便是其中之一。
早年，刘世锦一直聚焦于宏观研究，在2010年前便预测中国经济在2013年开始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而这一判断如今已然成为现实。
当《支点》记者就“供给侧改革”这一高频词汇与刘世锦展开讨论时，他却极度强调“微观”：国有资本应从部分产能严重过剩的领域退出，由此涉及到的国有企业员工安置问题，应通过划拨国有资本到社保基金来解决。同时，应倡导放开电信、石油等行业准入门槛，以加速折旧实行“变相减税”。
“宏观还是微观并非出于个人偏好，而是源于问题导向。供给侧改革不排除采取供给学派强调的减税等宏观政策，但重点还是在执行层面。”刘世锦说。
对于供给侧改革执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问题，刘世锦也持乐观态度：“任何改革本身都是个试错过程，我们应该有相当的容忍性，来面对正常的失误。”
供需错配导致增速下行
《支点》：经济学界对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一直有不同认识，有人认为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有人认为是内部体制因素。您对此持何观点？
刘世锦：周期性、外部性、体制性这些因素，30多年来普遍存在，但近年经济增长率下降主要原因是经济规律使然。
2010年开始，我们团队就做过一项研究，发现二战后几十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入工业化进程后，都跌入不同程度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有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13个经济体进入高收入社会行列。
这13个经济体都曾经历20多年高速增长，但当人均GDP达到11000美元时无一例外地出现增速回落，回落幅度一般是一半左右甚至更大。
这一现象，可以用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刘易斯拐点等予以解释。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在当时技术水平下，人们需求偏好的变化，使一些重要工业产品需求峰值相继出现，而当峰值回落时，供需关系便面临一个长期调整的过程。
于是，当时我们对中国做了几种不同测算，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拐点在2013年-2015年将会到来。我们提出中国经济将会进入一个增长阶段转换期，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换。
《支点》：您提到的韩国等经济体都是“小块头”，其发展规律真的适合中国吗？
刘世锦：这13个经济体自身虽小，但基本都实行开放政策和出口导向战略，与更大范围的国际市场融为一体，能分享类似中国具备的市场优势。
而且，以这种供需关系分析中国也同样适用。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国内大部分社会需求已遭遇历史需求峰值：以往长期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设施、房地产等相继出现需求峰值，出口也因国内要素成本和汇率上升而难以为继。
在需求增速回落的同时，与供给侧相对应的重化工行业也开始调整，但调整幅度远不及需求回落幅度，于是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并引发PPI超过40个月的负增长。而这一供需错配的结果，就是中国式结构性通缩与经济下行。
目前国内经济发展重点在于调整经济结构，光靠需求侧政策不仅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还可能贻误时机。中央一再强调供给侧改革，也是出于这一原因。
以“品质革命”来引导需求
《支点》：在您看来，供给侧改革需要实现哪些目标？
刘世锦：供给侧改革，应实现“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六可”目标。其中企业盈利水平，是供给侧改革是否深入并取得成效的核心指标。
大家对中国经济的关注普遍集中于GDP增速，其实更重要的是工业企业盈利水平的下降。从目前统计数据看，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利总额相比去年有所降低，为2000年以来工业企业年度利润首次负增长。
在我看来，经济转型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型。只要企业盈利处在一个正常或改进的状态，增长速度高一点、低一点就不会成为很大问题。
《支点》：我是这样理解“改革”一词，改是改“阻碍发展的动力”，革是革掉“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对于供给侧改革，您觉得改的是什么？革的又是什么？
刘世锦：改革代表转换体制机制，中间必然会涉及到一些利益关系调整。但从以往各项经济改革历史看，利益关系调整中，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我们把受损程度降到比较小，做好取舍。
供给侧改革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都可以视为供给侧改革的一部分。目前，我觉得要着重完成以下内容。
第一，在降低过剩产能方面要继续加大力度，取得实质性进展。工业企业盈利负增长主要原因，就是产能过剩。我们大概做了一个测算，煤炭、钢铁等过剩的产能，已经超出需求值20%～30%左右，只有按照这个幅度去产能后，才能够达到一个平衡，PPI才能恢复正增长，企业才能恢复盈利。
第二，要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举个例子，去年以来我国政府曾多次督促电信运营商提速降费，虽然运营商推出了一些相应的政策，但还远远不能满足百姓的预期。前段时间我去斐济出差，这个80万人口的小岛国有三家电信运营商，市场充分竞争，资费自然不高。
我一直倡导适当放入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电信运营商而非虚拟运营商进入电信行业，当产生“鲶鱼效应”后，就能增加国有电信运营商活力，督促其革新技术、降低成本。当运营商主动降费时，与目前被动降费的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第三，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精致生产。经过持续的高速增长，中国已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以高耗能、高排放的粗放式增长导致结构性失衡：一方面，中低端产品生产过剩，企业产品积压；另一方面，高质量、高科技产品需求增加，却生产不足。供需错位，需要通过“品质革命”来引导境外消费回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经历经济高速增长期时，有个成功经验是“加速折旧”，鼓励企业淘汰落后生产设备，引进先进生产线，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此举相当于向企业减税，同时也会起到促进设备更新的作用，值得我们充分借鉴。
第四，在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培育创新环境。与模仿为主的发展相比，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必须通过市场上的大量试错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譬如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稳定企业家、科研人员的预期，培育人力资本，改造金融支撑体系等。
容忍改革的失误
《支点》：现在对供给侧改革顶层设计分析大多聚焦在宏观层面，但您比较强调微观层面的实质性措施，这是什么原因？
刘世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五中全会规划建议已经讲了很多，大部署也都有了，关键在落实。
根据过去的经验，很多宏观问题追根溯源会发现其实是微观问题，微观问题不解决，宏观问题也解决不了。这次之所以强调供给侧改革，就是因为宏观的“需求侧政策”解决不了整个要素资源配置的结构失衡，必须要从微观基础上动手。
另一方面，把顶层设计和基层实验结合起来，是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最重要的一条经验，这条经验现在依然适用。改革中到底哪些措施比较有效，还是要让地方和基层企业有更大空间进行试验。
《支点》：以前强调扩大需求时，出现了“中央鼓励、地方过火”的情况。供给侧改革会否也出现这类情况，尤其是在消减产能过剩方面？
刘世锦：相对于扩大需求而言，供给侧改革难度更大。
举个例子，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在调整中会遇到一些困难。如重化工业行业以国有企业为主，除涉及减产能和稳增长一定程度的矛盾外，还有人、债的问题需要解决，仅靠地方、企业、市场恐怕很难处理，还需国家出面采取一些措施。
我曾到一家煤炭企业考察，该企业生产一吨煤成本是400元，而卖到市场上一吨煤价格是200元，每卖一吨煤就要亏200元。但这家企业不能停止生产，一方面要养活一万多名职工，另一方面还有大量银行贷款，停产后银行也吃不消。
针对如何有效地实现减产能？我提出了“等比例减产+配额可交易”的方案，即国家实施地方等比例减产，同时允许减产配额交易。
具体来说，是国家出面做一个减产能的总量配额方案，提出总减产目标，在现有的产能数据下按地区、等比例划分，下达减产指标。但为体现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原则，允许各个企业对指标进行交易。
这意味着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可以购买其他地区竞争力较弱的企业的配额。从总量上来看，产能是可以减下来的。这样一来，好的企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而减产能较多的地区也会得到相应的补偿。
与此同时，我建议为解决“人”和“债”问题出台得力政策，如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入社保基金来解决职工安置问题，对相关银行坏账允许核销等，同时也要推动优势企业主导的市场化兼并重组。
不得不承认，大量涉及供给侧改革的具体政策出台后，执行过程中难免有偏差。但任何改革本身都是个试错过程，我们应该有相当的容忍性来面对正常的失误——既要避免发生颠覆性错误，也要有合理的容错机制。（支点杂志2016年4月刊）
早年，刘世锦一直聚焦于宏观研究，在2010年前便预测中国经济在2013年开始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而这一判断如今已然成为现实。
当《支点》记者就“供给侧改革”这一高频词汇与刘世锦展开讨论时，他却极度强调“微观”：国有资本应从部分产能严重过剩的领域退出，由此涉及到的国有企业员工安置问题，应通过划拨国有资本到社保基金来解决。同时，应倡导放开电信、石油等行业准入门槛，以加速折旧实行“变相减税”。
“宏观还是微观并非出于个人偏好，而是源于问题导向。供给侧改革不排除采取供给学派强调的减税等宏观政策，但重点还是在执行层面。”刘世锦说。
对于供给侧改革执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问题，刘世锦也持乐观态度：“任何改革本身都是个试错过程，我们应该有相当的容忍性，来面对正常的失误。”
供需错配导致增速下行
《支点》：经济学界对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一直有不同认识，有人认为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有人认为是内部体制因素。您对此持何观点？
刘世锦：周期性、外部性、体制性这些因素，30多年来普遍存在，但近年经济增长率下降主要原因是经济规律使然。
2010年开始，我们团队就做过一项研究，发现二战后几十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入工业化进程后，都跌入不同程度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有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13个经济体进入高收入社会行列。
这13个经济体都曾经历20多年高速增长，但当人均GDP达到11000美元时无一例外地出现增速回落，回落幅度一般是一半左右甚至更大。
这一现象，可以用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刘易斯拐点等予以解释。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在当时技术水平下，人们需求偏好的变化，使一些重要工业产品需求峰值相继出现，而当峰值回落时，供需关系便面临一个长期调整的过程。
于是，当时我们对中国做了几种不同测算，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拐点在2013年-2015年将会到来。我们提出中国经济将会进入一个增长阶段转换期，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换。
《支点》：您提到的韩国等经济体都是“小块头”，其发展规律真的适合中国吗？
刘世锦：这13个经济体自身虽小，但基本都实行开放政策和出口导向战略，与更大范围的国际市场融为一体，能分享类似中国具备的市场优势。
而且，以这种供需关系分析中国也同样适用。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国内大部分社会需求已遭遇历史需求峰值：以往长期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设施、房地产等相继出现需求峰值，出口也因国内要素成本和汇率上升而难以为继。
在需求增速回落的同时，与供给侧相对应的重化工行业也开始调整，但调整幅度远不及需求回落幅度，于是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并引发PPI超过40个月的负增长。而这一供需错配的结果，就是中国式结构性通缩与经济下行。
目前国内经济发展重点在于调整经济结构，光靠需求侧政策不仅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还可能贻误时机。中央一再强调供给侧改革，也是出于这一原因。
以“品质革命”来引导需求
《支点》：在您看来，供给侧改革需要实现哪些目标？
刘世锦：供给侧改革，应实现“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六可”目标。其中企业盈利水平，是供给侧改革是否深入并取得成效的核心指标。
大家对中国经济的关注普遍集中于GDP增速，其实更重要的是工业企业盈利水平的下降。从目前统计数据看，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利总额相比去年有所降低，为2000年以来工业企业年度利润首次负增长。
在我看来，经济转型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型。只要企业盈利处在一个正常或改进的状态，增长速度高一点、低一点就不会成为很大问题。
《支点》：我是这样理解“改革”一词，改是改“阻碍发展的动力”，革是革掉“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对于供给侧改革，您觉得改的是什么？革的又是什么？
刘世锦：改革代表转换体制机制，中间必然会涉及到一些利益关系调整。但从以往各项经济改革历史看，利益关系调整中，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我们把受损程度降到比较小，做好取舍。
供给侧改革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都可以视为供给侧改革的一部分。目前，我觉得要着重完成以下内容。
第一，在降低过剩产能方面要继续加大力度，取得实质性进展。工业企业盈利负增长主要原因，就是产能过剩。我们大概做了一个测算，煤炭、钢铁等过剩的产能，已经超出需求值20%～30%左右，只有按照这个幅度去产能后，才能够达到一个平衡，PPI才能恢复正增长，企业才能恢复盈利。
第二，要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举个例子，去年以来我国政府曾多次督促电信运营商提速降费，虽然运营商推出了一些相应的政策，但还远远不能满足百姓的预期。前段时间我去斐济出差，这个80万人口的小岛国有三家电信运营商，市场充分竞争，资费自然不高。
我一直倡导适当放入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电信运营商而非虚拟运营商进入电信行业，当产生“鲶鱼效应”后，就能增加国有电信运营商活力，督促其革新技术、降低成本。当运营商主动降费时，与目前被动降费的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第三，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精致生产。经过持续的高速增长，中国已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以高耗能、高排放的粗放式增长导致结构性失衡：一方面，中低端产品生产过剩，企业产品积压；另一方面，高质量、高科技产品需求增加，却生产不足。供需错位，需要通过“品质革命”来引导境外消费回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经历经济高速增长期时，有个成功经验是“加速折旧”，鼓励企业淘汰落后生产设备，引进先进生产线，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此举相当于向企业减税，同时也会起到促进设备更新的作用，值得我们充分借鉴。
第四，在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培育创新环境。与模仿为主的发展相比，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必须通过市场上的大量试错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譬如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稳定企业家、科研人员的预期，培育人力资本，改造金融支撑体系等。
容忍改革的失误
《支点》：现在对供给侧改革顶层设计分析大多聚焦在宏观层面，但您比较强调微观层面的实质性措施，这是什么原因？
刘世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五中全会规划建议已经讲了很多，大部署也都有了，关键在落实。
根据过去的经验，很多宏观问题追根溯源会发现其实是微观问题，微观问题不解决，宏观问题也解决不了。这次之所以强调供给侧改革，就是因为宏观的“需求侧政策”解决不了整个要素资源配置的结构失衡，必须要从微观基础上动手。
另一方面，把顶层设计和基层实验结合起来，是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最重要的一条经验，这条经验现在依然适用。改革中到底哪些措施比较有效，还是要让地方和基层企业有更大空间进行试验。
《支点》：以前强调扩大需求时，出现了“中央鼓励、地方过火”的情况。供给侧改革会否也出现这类情况，尤其是在消减产能过剩方面？
刘世锦：相对于扩大需求而言，供给侧改革难度更大。
举个例子，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在调整中会遇到一些困难。如重化工业行业以国有企业为主，除涉及减产能和稳增长一定程度的矛盾外，还有人、债的问题需要解决，仅靠地方、企业、市场恐怕很难处理，还需国家出面采取一些措施。
我曾到一家煤炭企业考察，该企业生产一吨煤成本是400元，而卖到市场上一吨煤价格是200元，每卖一吨煤就要亏200元。但这家企业不能停止生产，一方面要养活一万多名职工，另一方面还有大量银行贷款，停产后银行也吃不消。
针对如何有效地实现减产能？我提出了“等比例减产+配额可交易”的方案，即国家实施地方等比例减产，同时允许减产配额交易。
具体来说，是国家出面做一个减产能的总量配额方案，提出总减产目标，在现有的产能数据下按地区、等比例划分，下达减产指标。但为体现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原则，允许各个企业对指标进行交易。
这意味着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可以购买其他地区竞争力较弱的企业的配额。从总量上来看，产能是可以减下来的。这样一来，好的企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而减产能较多的地区也会得到相应的补偿。
与此同时，我建议为解决“人”和“债”问题出台得力政策，如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入社保基金来解决职工安置问题，对相关银行坏账允许核销等，同时也要推动优势企业主导的市场化兼并重组。
不得不承认，大量涉及供给侧改革的具体政策出台后，执行过程中难免有偏差。但任何改革本身都是个试错过程，我们应该有相当的容忍性来面对正常的失误——既要避免发生颠覆性错误，也要有合理的容错机制。（支点杂志2016年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