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的很多重要事件在明朝历史上都是有所依据的。从书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各种商品应有尽有、市民生活较为富足、南北交通极为频繁的社会图景。但另一方面,官商勾结、卖官鬻爵、贪污受贿、草菅人命现象也很严重,尤其是欺男霸女、滥情淫风也甚为昌炽,让人感觉明末既人性开放,又风气颓靡,仿佛失去了道德规范、纲常法度。
　　事实也确实如此。我们在史料上可以看到,继“脏唐臭汉”之说后,晚明时的人欲萌发、继而带来的纵欲之风是超过任何朝代的,从作为社会上层的皇家及官僚阶层到士大夫阶层,再到普通的黎民百姓,有人说是“人性狂欢”,有人说是“集体糜烂”。
　　
　　皇帝高官竞相淫靡
　　
　　明朝存世二百七十七年,中后叶特别是在最后一百年多年,朱元璋开国时勇猛精进的风气已经大不如前。尤其是正德帝朱厚照(1506年—1521年在位)、嘉靖帝朱厚熜(1522年—1566年在位)、隆庆帝朱载垕(1567年—1572年在位)、万历帝朱翊钧(1573年—1620年在位)这四朝,已经是纲纪松弛、朝风萎靡,因为皇帝忙着吃药,朝政荒怠,连上朝也成稀罕事了。
　　先说正德皇帝。正德帝虽然三宫六院,但他仍不满足,经常到外面嫖妓,从塞北日到江南,最后死于豹房。那豹房真是一个吃喝玩乐养动物养女人的所在,玩腻之后正德帝就经常到外面渔色。“武宗幸榆林,取总兵戴钦女为妃;幸太原,取晋府乐工杨腾妻、刘良女,大爱幸,幸携以游幸。江彬及八党辈,皆以母事之。……又幸宣府时,纳宣府总兵都督佥事马昂妹,时已适毕指挥,有娠矣。善骑射能胡语,上嬖之,进昂右都督。群小皆呼马舅。其他征高丽女、色目人女、西域舞女,至扬州刷处女寡妇,仪真选妓女,又不可胜数也。”〔1〕
　　别人的已婚老婆、女儿,加上妓女、舞女、寡妇、外国妞,真是生冷不忌、荤素通吃、爱好丰富。马昂的妹妹因为会骑马说外语,虽是别人的媳妇又怀着孕,这正德皇帝不知脑袋搭错了哪根筋,却格外喜欢这口儿,还立马给马昂升官。“正德间,色目人于永拜锦衣都指挥,皆以房中术骤贵,总之皆方技杂流也”。看来不管是什么人,只要送女人、送房中术,都能升官。
　　再说嘉靖皇帝。嘉靖帝求丹方、讲采补、服红丸、淫幼女更加厉害,陶仲文即以献房中秘方得皇帝宠幸,官至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封恭诚伯。“嘉靖间,诸佞悻进方最多,其秘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则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若顾、盛则用秋石取男童小遗去头尾,炼之如解盐以进。此二法盛行,士人亦多用之。然在世宗中年始饵此及他热剂,以发阳气,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耳”〔2〕。
　　再来说隆庆皇帝。隆庆帝荒淫好色,宫中所用“酒杯茗碗,俱绘男女私亵之状。盖穆宗好内,故以传奉命造此种。然汉时发冢,则盘瓶画壁俱有之,且有及男色者,书册所纪甚具,则杯碗正不足怪也”。隆庆帝经常服用春药,“阳物昼夜不仆,遂不能视朝”,最后隆庆帝终于死在了春药上〔3〕。
　　最后说万历皇帝。万历帝在好色、贪财之外,主要是荒废朝政。他因为册郑贵妃和立太子之事与阁臣意见不一,干脆以三十年“罢朝”为冷战,专一在宫中吃喝游艺,还在后宫养了十个小白脸,号称“十俊”,搞起同性恋来。万历十七年,大理寺官员雒于仁上了个著名的《酒色财气四箴疏》:“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此者有由也。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万历帝对付各种不合口味的奏章多是留中不发,官员严重短缺也不予补足,到万历朝后期,中央九卿要员空缺一半,有的衙署竟然一个人也没有,文官集团几乎瘫痪。百姓在长安门外跪告,因无人审案,监犯老死狱中,无辜者也得不到雪冤。万历帝还纵容太监搜刮矿税,见富商大室则诬其藏违禁物,破室抄家,激起多起民变。
　　史学家孟森评万历帝曰:“怠于临政,勇于敛财”,“行政之事可无,敛财之事无奇不有”,“帝王之奇贪,从古无若帝者”。
　　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于1620年继位,是为泰昌皇帝,在位仅一个月,因荒淫无度致病,服红丸而死,终年三十六岁。
　　皇帝是这样,我们来看看大臣们。
　　“万文康以首揆久辅宪宗(成化),初因年老病阴痿没,得门生御史倪进贤秘方,洗之复起,世所传为洗鸟御史是也”〔4〕。看来阁臣们都好这一口。
　　嘉靖年间,有一个叫孙太公的人,在北京游走于官宦之间,专供房中术,以各种春药著称,制春药时“乃调热齐饮童男,久而其阳痛绝胀闷,求死不得,旋割下和为媚药,凡杀稚儿数十百矣”。
　　一代名相张居正、抗倭名将兵部尚书谭伦,均因服丹方御女丧命。谭伦、戚继光等都为张居正搜罗过房中秘方,“昔张江陵相,末年以姬侍多,不能遍及,专取剂药,盖蓟帅戚继光所岁献。药虽奇验,终以发热,至严冬不能戴貂帽。百官冬月虽承命赐暖耳,无一人敢御”。
　　这一个个皇帝、一个个高官都好淫欲,朝中上下一片萎靡,官员们能不竞相效尤,社会风气能不竞相追逐,此风传至士民百姓也就不足为怪了。
　　
　　阳明心学是一次思想解放
　　
　　程朱理学作为明朝开国时朱元璋定下的正统思想,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对思想领域的垄断,越来越僵化,士人们对其极为厌倦和反感。这时候阳明心学应运而生。王守仁(1472—1529),世称阳明先生,他吸收陆九渊“心即理”的学说,创出了“致良知”学说: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来,不须假借。然其法见流行处,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虽则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而原又只是一个。虽则只是一个,而其间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若可得增减,若须假借,即已非其真诚恻怛之本体矣。良知之妙用,所以无方体,无穷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者也。
　　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
　　
　　王阳明力图用“良知”医治“病狂丧心”的时代,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
　　阳明心学经过王畿和王艮两个弟子的激进演变和发扬光大,在士人中影响甚巨。王艮更是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他说:“身也者,天地万物之本也;天地者,末也。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他把人欲和人的身体放在了天地万物之前,是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一个极大的反拨。
　　李贽(1527—1602)比他们走得更远,他公开反叛理学。他不仅以理论建构,更主要的是亲身践行,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鼓吹“成佛征圣,惟在心明,本心若明,虽一日受千金而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也”。他的学说,鼓励人们可以有人欲、私心,因而被统治者目为离经叛道。
　　李贽用“童心”直接把“伪善”树为了对立面。在《童心说》中强调:
　　
　　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不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
　　
　　李贽通过书院传播自己的思想,引得众多学子纷纷效仿。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记载袁中道的话:“(李贽)平生痛恨伪学,每入书院讲堂,峨冠大带执经请问,辄奋袖曰:此时正不如携歌姬舞女,浅酌低唱。诸生有挟妓女者见之,或破颜微笑曰:也强似与道学先生做伴。于是麻、黄之间登坛讲学者衔恨次骨,遂有宣淫败俗之谤。”
　　在黄安时,资助他的耿定向最后也与他闹翻了,指责“卓吾将优旦调弄”,“卓吾曾强其弟狎妓”,“卓吾曾率众僧入一嫠妇之室乞斋,卒令此妇冒帷簿之羞”等等,两人不欢而散。
　　李贽在麻城时,时任御史的梅国祯的孀居女儿梅澹然拜李贽为师,他还把与梅澹然及其他女弟子讨论佛学的问答刻印为《观音问》,因而引起当地士绅的大肆攻击。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在奏疏中对李贽给予了一系列的指控:
　　
　　犹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于庵,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而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
　　
　　李贽因而以“惑世诬民”为罪名被打进大牢,后用剃刀自决。他的思想影响很大,《焚书》、《藏书》广为流传,公安三袁都深受他的影响,袁宏道更是称其为“至人”。
　　从王阳明、王畿、王艮到颜山农、何心隐,再到李卓吾,明季的思想解放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使“人欲”从程朱理学中的被压抑到现在的被发现、被解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引发了人们对情欲、性爱的萌省和追求。
　　
　　士人放诞的引领作用
　　
　　晚明的思想解放还有一个物质基础,就是经济发展迅速、物质较为富庶,人们在实现温饱之后开始追求精神享乐。
　　比如江南地区就极为繁华,尤其是苏州、扬州、湖州等地更是极一时之盛。王锜在《寓圃杂记》中这样记载成化年间的江南: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馐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宜巧而物产益多。
　　
　　社会需求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成化、隆庆、万历时的纺织丝绸、漆器瓷器、金银珍玩等制作都达到很高的工艺水平。从官员到士人都在追求奢华生活,就如张岱说的“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囊诗魔”。
　　与此同时,士人聚会招妓已成惯例,万历时,茅元仪(字止生)来南京,组织秦淮大社,“尽四方之词人墨客,及曲中之歌伎舞伎,无不集也。分朋结伴,递相邀招,倾国出游,无非赴止生之社者。止生之名,遂大噪,至今以为美谈”〔5〕。
　　“(朱承采)万历甲辰中秋,开大社于金陵,胥会海内名士,张幼于辈分赋授简百二十人,秦淮伎女马湘兰以下四十余人,咸相为缉文墨、理弦歌,修容拂拭,以须宴集,若举子之望走锁院焉。承平盛事,白下人至今艳称之”〔6〕。
　　“(康海)既罢免,以山水声妓自娱,间以作乐府小令,……居恒征歌选妓,穷日落月。尝生日邀名妓百人,为‘百年会’”〔7〕。
　　万历丁酉冬,公安派名家袁小修路过南京,他的一位朋友嫖妓时看上一个,对上眼了,遂倾囊娶之为妾。朋友之兄当家,力主其弟遣走妓女。袁小修遂代他写了一篇言辞恳切的书信,说服其兄。兄被打动,慨然应允。陈继儒虽隐于野,但广交达官名士,“管弦书画,兼以名童妙妓,来往嬉游,故自号浪仙”。余怀的《板桥杂记》记录了南京妓业的盛况和秦淮八艳的风采。名妓柳如是与陈子龙、钱谦益相恋之事更已成尽人皆知的故事。
　　物质生活的满足使得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日益丰富,通俗小说开始兴盛,并走向普通市民。刻书活动和书籍流通兴旺,像冯梦龙编选的“三言二拍”、《情史》、《挂枝儿》之类大肆流行,里面掺杂大量因果报应的男女爱情、偷情、殉情之类的故事代表了当时市民的欣赏趣味,《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世情小说以及《绣榻野史》、《浪史奇观》、《痴婆子传》、《如意君传》等艳情小说,充满了感官刺激,再加上春宫画、房中术、娈童风的盛行,更是使人们萌发的欲望有了载体。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市民社会在士人的引领之下,像一辆欲望号街车,隆隆地开过来了。
　　结论:到底是人性解放还是民风颓靡?
　　人欲,是描述晚明的一个关键词。
　　有人说这是纲纪松弛的恶果,有人说这是道德沉沦的肇始,有人说这是民风颓靡的表征,有人说这是人性张扬的狂欢。
　　是,又都不是。
　　我发现,晚明社会有极大的包容性,很多过去和后来没有的思想及行为在那时都有了,物质文化的创造力及生活的精致和颓靡也是历代中罕见的,活在晚明的人思想上都少了很多羁绊,多了几分率性。
　　这是一个复杂的时代,一个纲常无常、法度无度的时代,一个人性解放得有些放纵的时代,一个欲望旗帜随处飘扬的时代。
　　所以,万历时曾任吏部尚书的于慎行曾慨叹:“乃今风会日流,俗尚日浇,叙位于朝无尊卑之分,征年于乡无长幼之节,即在上之人不能以纲纪法度力挽颓波,况在下者乎?”这也难怪,他是政统的代言人。
　　理学家李塨更是痛感:“今则士风益颓矣。有名声者,亦率同气不和,见利忘义。呜呼,何自得一人以激发之耶?”这也难怪,他是道统的代言人。
　　还是让我们听听士人代表袁宏道的性情表白吧:
　　
　　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座,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得真正同心友十馀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合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
　　
　　这,就是无可救药又令人遐想的晚明。
　　
　　注释:
　　〔1〕〔2〕〔3〕〔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44、547、547～654、547页。
　　〔5〕周亮工:《书影》卷二,上海古籍版,第51页。
　　〔6〕〔7〕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版,第471、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