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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藏“张廷济题芸台小像澄泥砚”
砚作长方形，砚背刻一人物坐像，手抚书案，案上置一长方形砚，砚旁有五铢钱一枚。人物右上方，篆书“芸台小像”四大字，旁行书铭：“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夏，承仪征相国阮夫子命题。张廷济。”人物左上方，有“隨（隋）文选楼”阳文大印。砚两侧有行书铭：“少筠先生藏伯元小象，拓本供在紫光阁，非执事当差者不得见。张叔未廷济所说必有据，并存此说亦可。”落款：“吴让之题”。
少筠指嵇枢（1820—1880），甘泉（今江苏扬州）人，据《扬州画苑录》卷二记：“枢字小筠，善画，工写照。凡一着笔，无不神肖……光绪六年卒，年六十一。”
吴让之即吴熙载（1799—1870），江苏仪征人，包世臣入室弟子，善书画，精篆刻。
是砚甚可疑。
阮伯元与张叔未交契，道光二十三年，两人相隔四十余年后再度相聚，伯元请嵇枢画《眉寿图》合像。阮氏《张叔未眉寿图说》记：“余与嘉兴张尗（叔）未解元廷济不见者四十余年矣。癸卯四月来选楼，相见不相识。其年七十有六，其眉特长，出寸许，世间罕见，此象真眉寿老友矣……适有画者，即嘱之画二人像。余寿而眉未长，尗未眉真长，足注《诗》《礼》。两人同坐石几，共观周齐侯罍。尗未又持一汉砖为余寿……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颐性老人书于文选楼下……”（《揅经室再续集》卷三）。张叔未则有《四月十五日赋谢仪征师〈眉寿图〉并记之惠，即以留别》。是次旅扬，起因是“壬寅（道光二十二年）小除夕，仪征师书至”相邀，张叔未遂于四月二日由嘉兴雇舟出发，至四月十八日归自扬州。张并作《扬行杂诗》九首，记行踪、事迹颇详。诗中除第五首外，其余八首皆有夹注，其中第三首注：“师招扬城嵇枢炳烈画《眉寿图》，而为文以纪。”第四首注：“师为廷济书西岳华山庙原刻残拓……又为廷济书天玺纪功碑北宋拓。”第七首注：“四月十一日，书阮梅叔世叔（即阮亨）《珠湖渔隐图》后。”（《桂馨堂集·顺安诗草卷七》）是砚张廷济铭云“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夏，承仪征相国阮夫子命题”，与这次扬州行是在同一时候（是年夏天并无再聚）。《扬行杂诗》中，有对书拓、题画等雅事之注记，独于承命在砚背为仪征师小像题名、题识此等重要事体，身为砚痴之张氏却只字不提，甚是可疑。查《桂馨堂集》所录诗作，凡与阮伯元有相关者，张叔未多津津乐道，唯未见言及题像事。
经对照，此砚背小像之母本，应摹自嵇枢所画《眉寿图》，只是把图中石几上周齐侯罍及汉千石公侯寿贵砖变换为砚及五铢钱而已。番禺叶衍兰、叶恭绰祖孙编辑之《清代学者象传》，录阮元立像、坐像各一，其中坐像即出自《眉寿图》。同一书中之张廷济坐像，同亦摹自此图。相比之下，《清代学者象传》中所摹，颇得嵇枢原画神韵；而砚背图小像，则甚粗糙，形神俱失。
阮伯元于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与张叔未重聚时，专嘱嵇枢画《眉寿图》合像。若此砚为真，则刚刚画完合像，阮氏即又命人把《眉寿图》合像中本人小像单独摹刻于砚背，而略去了张氏像，并趁张氏还在府上，请张氏为小像砚作题识。伯元如此做法，难道就不怕失礼于叔未？
又，从伯元《张叔未眉寿图说》中“适有画者，即嘱之画二人像”之语，可知画合像乃即兴事，属画者“现场写生”。时嵇枢年方廿四，看来其写照传神之本领早已名声在外。砚侧吴熙载题“少筠先生（嵇枢）藏伯元小象，拓本供在紫光阁，非执事当差者不得见。张叔未廷济所说必有据，并存此说亦可”，读之令人莫名其妙。是砚应为好事者从《眉寿图》中摹刻阮伯元之像于砚背，并据阮、张二人之行迹，作伪而成。砚侧之吴款题识，亦疑从他处移植、拼凑而成。况此砚无论从琢制、摹像、书刻乃至文字、印章之大小及布局，皆不高明，尤其是“张廷济”三字落款，几乎“砸”在伯元头上，古代文人为铭，无此等拙劣作为。当赝。
兰千山馆藏“张廷济赠阮元祝寿砚”
是砚见刊《兰千山馆名砚目录》，书中名为“张玉书铭十二章砚”，端石，长方形，砚面三边刻十二章纹，落潮处雕双凤，背雕寿星图，琢制极精细。砚右侧有张玉书（素存）隶书铭。盒盖右边刻篆书大字“黼国黻家，绥兹福禄”。旁刻行书云：“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四月十四日，恭寿仪征相国师。”落款：“七十六岁弟子张廷济”，镌“张廷济印”。盒盖左边，有小字铭云：“京江相国藏砚，张叔未先生得之以寿阮文达公。按是年癸卯，文达政八十岁也。此砚今归承潞，恭值宫太保相国夫子七旬览揆之辰，敬以为寿，并颂文贞（张玉书）铭词为异时八秩称觞之券云。光绪丙子冬日，门下士吴承潞谨识。”印“承潞”。
是砚盒盖张廷济款题识所言之时间，与上海博物馆藏“张廷济题芸台小像澄泥砚”之时间，为同一时候而更具体至月日。是铭之疑在于：阮伯元《张叔未眉寿图说》中云：“两人同坐石几，共观周齐侯罍。尗未又持一汉砖为余寿。”并未言及张廷济以砚为寿事。即使伯元未有把张廷济所赠寿礼一一列出，尚有他物，然看阮伯元作图说（言及寿礼）之时间，为“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揅经室再续集》卷三），则此前张廷济所带来祝寿的寿礼，伯元当俱已收下。寿礼为提前准备，何故这方张氏用以“恭寿仪征相国师”的砚台，题识所言之时间却为“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四月十四日”？是铭存疑。
阮元、曾国藩题识“长方形澄泥砚”
是砚见刊台版《典藏古美术》2004年第3期。据云此砚为湖南省文物部门于20世纪50年代从曾国藩后人手中征得，砚右侧及砚额前侧分别有阮伯元、曾国藩题识。其中阮伯元隶书铭云：“绛州澄泥甲天下。惟五色者，世所推重。此砚藏天籁阁中，见《庸斋笔记》。惜因缘浅薄，故未欣赏。辛未四月，舟次吴江，晤心余太守，出示属题。天壤瓖宝，不能终秘人间，愿后之君子永珍勿替。阮元识。”印：“阮元”“芸台”。
辛未为嘉庆十六年（1811），吴江指江苏吴江。查嘉庆十五年、十六年阮伯元行迹，罗列如下：
“京师万柳堂者，……今改拈花寺。嘉庆十五年，余与朱野云处士常游此地。”（阮元《扬州北湖万柳堂记》，见《扬州北湖续志》） 辛未正月初三日，阮元约秦瀛游万柳堂（指京师之万柳堂，下同）。（秦瀛《辛未正月三日，阮芸台中丞以书约游万柳堂，并录近诗见示，依韵酬之》，见《小岘山人诗集》卷二十一）
辛未正月十一日，阮元招集万柳堂，为秦瀛予告归田饯行。（秦瀛《立春日芸台招集万柳堂，得诗四首》，见《小岘山人诗集》卷二十一）
辛未二月十八日，阮元游万柳堂。（阮元《二月十八日，雪后独游万柳堂，题壁间元人雪景画中》，见《揅经室四集》诗卷九）
辛未三月初三日，朱鹤年邀阮元、翁方纲等集万柳堂。（阮元《上巳日万柳堂同人小集，看野云处士栽柳，和翁覃溪先生韵》，见《揅经室四集》诗卷九）
辛未三月十三日，阮元与朱鹤年游万柳堂。（阮元《寒食日偕朱野云游万柳堂，夜宿寺中，清明日，复看花柳》，见《揅经室四集》诗卷九）
“四月，（阮元）偕法时帆（式善）先生为西山之游，还过二老庄，拜朱文正公之墓（朱珪卒于嘉庆十一年，葬北京近郊）。”（张鉴等《雷塘庵主弟子记》嘉庆十六年谱。阮元亦作有《与法梧门前辈式善同游西山，先过八里庄慈寿寺》，见《揅经室四集》诗卷九）
“辛未夏，元在京师，得表叔江玉华先生书……”（阮元《连理玉树堂寿诗序》，见《揅经室三集》卷四）
辛未七月，伯元在京师移居阜成门内上冈新居。（阮元《辛未初秋移寓阜成门（自注：即平泽门）内上冈新居，有小园树石之趣，题壁四首》，见《揅经室四集》诗卷九）
“辛未、壬申间，余在京师赁屋于西城阜成门内之上冈。”“辛未秋，有异蝶来园中，识者知为‘太常仙蝶’。”（阮元《蝶梦园记》，见《揅经室三集》卷二）
从上述行迹可知，整个辛未年上半年，阮伯元都身在京师，四月则有北京西山之游。其时，伯元任翰林院侍讲、充署日讲起居注官，并兼国史馆总辑辑《儒林传》，至嘉庆十六年七月，补授詹事府少詹事。再查《揅经室四集》诗卷九所录之辛未年诗作，皆无提及是年有离京舟次吴江之行。可知所谓“辛未四月，舟次吴江，晤心余太守，出示属题”当为杜撰之说。是铭大有可疑。
广东省博物馆藏“阮元铭云蝠端砚”
砚作随形，端溪麻子坑石。砚额、砚唇雕云蝠纹，砚背刻隶书铭文：“自有天然砚，山林景可嘉。诗题桐叶茂，笔点石阑斜。亚字非无用，端溪不必夸。鼠须滋雨露，麟角染泥沙。力定千军扫，毫成五色华。管城殊落纸，手腕自生花。屈曲云烟缀，回环翰墨加。杜公佳句在，珍重碧笼纱。”落款：“嘉庆七年凉秋月，阮元。”下刻“阮元印”。嘉庆七年即1802年，时阮伯元在浙江巡抚任上。此诗《揅经室集》不见录，细揣诗意，应是一方天然山水砚之题诗，与此砚所刻之云蝠纹颇不相符。
然读是诗，其诗风及用典颇有“阮诗”风貌。如诗末“杜公佳句在，珍重碧笼纱”之“碧笼纱”一典，伯元就与之颇有“关联”，并在诗中用及。是典出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七《起自寒苦》，云：“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飡。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曰：‘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后多用“碧纱笼”一词喻诗以人重。阮伯元曾应木兰院僧人心平之请，为该院题“碧纱笼”匾。《揅经室三集》卷四《碧纱笼石刻跋》云：“王敬公（播）之才之遇，岂阇黎所能预识，为之纱笼亦至矣，而犹以诗愧之，褊哉！”“古木兰院僧心平属书‘碧纱笼’扁，遂论之如此。”伯元亦尝在诗中用到此典，《揅经室四集》诗卷十之《泊瓜洲督运，自题〈江乡筹运图〉》有句云：“旧游已叹华年改，故里还疑梦境同。今日伊娄河上住，幸无诗称碧纱笼。”是诗作于嘉庆十八年，时在漕运总督任上。
可见，“自有天然砚”一诗，颇有可能出自阮伯元，但所题并非此云蝠砚，或乃好事者生搬而来。是砚存疑。
砚作长方形，砚背刻一人物坐像，手抚书案，案上置一长方形砚，砚旁有五铢钱一枚。人物右上方，篆书“芸台小像”四大字，旁行书铭：“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夏，承仪征相国阮夫子命题。张廷济。”人物左上方，有“隨（隋）文选楼”阳文大印。砚两侧有行书铭：“少筠先生藏伯元小象，拓本供在紫光阁，非执事当差者不得见。张叔未廷济所说必有据，并存此说亦可。”落款：“吴让之题”。
少筠指嵇枢（1820—1880），甘泉（今江苏扬州）人，据《扬州画苑录》卷二记：“枢字小筠，善画，工写照。凡一着笔，无不神肖……光绪六年卒，年六十一。”
吴让之即吴熙载（1799—1870），江苏仪征人，包世臣入室弟子，善书画，精篆刻。
是砚甚可疑。
阮伯元与张叔未交契，道光二十三年，两人相隔四十余年后再度相聚，伯元请嵇枢画《眉寿图》合像。阮氏《张叔未眉寿图说》记：“余与嘉兴张尗（叔）未解元廷济不见者四十余年矣。癸卯四月来选楼，相见不相识。其年七十有六，其眉特长，出寸许，世间罕见，此象真眉寿老友矣……适有画者，即嘱之画二人像。余寿而眉未长，尗未眉真长，足注《诗》《礼》。两人同坐石几，共观周齐侯罍。尗未又持一汉砖为余寿……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颐性老人书于文选楼下……”（《揅经室再续集》卷三）。张叔未则有《四月十五日赋谢仪征师〈眉寿图〉并记之惠，即以留别》。是次旅扬，起因是“壬寅（道光二十二年）小除夕，仪征师书至”相邀，张叔未遂于四月二日由嘉兴雇舟出发，至四月十八日归自扬州。张并作《扬行杂诗》九首，记行踪、事迹颇详。诗中除第五首外，其余八首皆有夹注，其中第三首注：“师招扬城嵇枢炳烈画《眉寿图》，而为文以纪。”第四首注：“师为廷济书西岳华山庙原刻残拓……又为廷济书天玺纪功碑北宋拓。”第七首注：“四月十一日，书阮梅叔世叔（即阮亨）《珠湖渔隐图》后。”（《桂馨堂集·顺安诗草卷七》）是砚张廷济铭云“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夏，承仪征相国阮夫子命题”，与这次扬州行是在同一时候（是年夏天并无再聚）。《扬行杂诗》中，有对书拓、题画等雅事之注记，独于承命在砚背为仪征师小像题名、题识此等重要事体，身为砚痴之张氏却只字不提，甚是可疑。查《桂馨堂集》所录诗作，凡与阮伯元有相关者，张叔未多津津乐道，唯未见言及题像事。
经对照，此砚背小像之母本，应摹自嵇枢所画《眉寿图》，只是把图中石几上周齐侯罍及汉千石公侯寿贵砖变换为砚及五铢钱而已。番禺叶衍兰、叶恭绰祖孙编辑之《清代学者象传》，录阮元立像、坐像各一，其中坐像即出自《眉寿图》。同一书中之张廷济坐像，同亦摹自此图。相比之下，《清代学者象传》中所摹，颇得嵇枢原画神韵；而砚背图小像，则甚粗糙，形神俱失。
阮伯元于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与张叔未重聚时，专嘱嵇枢画《眉寿图》合像。若此砚为真，则刚刚画完合像，阮氏即又命人把《眉寿图》合像中本人小像单独摹刻于砚背，而略去了张氏像，并趁张氏还在府上，请张氏为小像砚作题识。伯元如此做法，难道就不怕失礼于叔未？
又，从伯元《张叔未眉寿图说》中“适有画者，即嘱之画二人像”之语，可知画合像乃即兴事，属画者“现场写生”。时嵇枢年方廿四，看来其写照传神之本领早已名声在外。砚侧吴熙载题“少筠先生（嵇枢）藏伯元小象，拓本供在紫光阁，非执事当差者不得见。张叔未廷济所说必有据，并存此说亦可”，读之令人莫名其妙。是砚应为好事者从《眉寿图》中摹刻阮伯元之像于砚背，并据阮、张二人之行迹，作伪而成。砚侧之吴款题识，亦疑从他处移植、拼凑而成。况此砚无论从琢制、摹像、书刻乃至文字、印章之大小及布局，皆不高明，尤其是“张廷济”三字落款，几乎“砸”在伯元头上，古代文人为铭，无此等拙劣作为。当赝。
兰千山馆藏“张廷济赠阮元祝寿砚”
是砚见刊《兰千山馆名砚目录》，书中名为“张玉书铭十二章砚”，端石，长方形，砚面三边刻十二章纹，落潮处雕双凤，背雕寿星图，琢制极精细。砚右侧有张玉书（素存）隶书铭。盒盖右边刻篆书大字“黼国黻家，绥兹福禄”。旁刻行书云：“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四月十四日，恭寿仪征相国师。”落款：“七十六岁弟子张廷济”，镌“张廷济印”。盒盖左边，有小字铭云：“京江相国藏砚，张叔未先生得之以寿阮文达公。按是年癸卯，文达政八十岁也。此砚今归承潞，恭值宫太保相国夫子七旬览揆之辰，敬以为寿，并颂文贞（张玉书）铭词为异时八秩称觞之券云。光绪丙子冬日，门下士吴承潞谨识。”印“承潞”。
是砚盒盖张廷济款题识所言之时间，与上海博物馆藏“张廷济题芸台小像澄泥砚”之时间，为同一时候而更具体至月日。是铭之疑在于：阮伯元《张叔未眉寿图说》中云：“两人同坐石几，共观周齐侯罍。尗未又持一汉砖为余寿。”并未言及张廷济以砚为寿事。即使伯元未有把张廷济所赠寿礼一一列出，尚有他物，然看阮伯元作图说（言及寿礼）之时间，为“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揅经室再续集》卷三），则此前张廷济所带来祝寿的寿礼，伯元当俱已收下。寿礼为提前准备，何故这方张氏用以“恭寿仪征相国师”的砚台，题识所言之时间却为“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四月十四日”？是铭存疑。
阮元、曾国藩题识“长方形澄泥砚”
是砚见刊台版《典藏古美术》2004年第3期。据云此砚为湖南省文物部门于20世纪50年代从曾国藩后人手中征得，砚右侧及砚额前侧分别有阮伯元、曾国藩题识。其中阮伯元隶书铭云：“绛州澄泥甲天下。惟五色者，世所推重。此砚藏天籁阁中，见《庸斋笔记》。惜因缘浅薄，故未欣赏。辛未四月，舟次吴江，晤心余太守，出示属题。天壤瓖宝，不能终秘人间，愿后之君子永珍勿替。阮元识。”印：“阮元”“芸台”。
辛未为嘉庆十六年（1811），吴江指江苏吴江。查嘉庆十五年、十六年阮伯元行迹，罗列如下：
“京师万柳堂者，……今改拈花寺。嘉庆十五年，余与朱野云处士常游此地。”（阮元《扬州北湖万柳堂记》，见《扬州北湖续志》） 辛未正月初三日，阮元约秦瀛游万柳堂（指京师之万柳堂，下同）。（秦瀛《辛未正月三日，阮芸台中丞以书约游万柳堂，并录近诗见示，依韵酬之》，见《小岘山人诗集》卷二十一）
辛未正月十一日，阮元招集万柳堂，为秦瀛予告归田饯行。（秦瀛《立春日芸台招集万柳堂，得诗四首》，见《小岘山人诗集》卷二十一）
辛未二月十八日，阮元游万柳堂。（阮元《二月十八日，雪后独游万柳堂，题壁间元人雪景画中》，见《揅经室四集》诗卷九）
辛未三月初三日，朱鹤年邀阮元、翁方纲等集万柳堂。（阮元《上巳日万柳堂同人小集，看野云处士栽柳，和翁覃溪先生韵》，见《揅经室四集》诗卷九）
辛未三月十三日，阮元与朱鹤年游万柳堂。（阮元《寒食日偕朱野云游万柳堂，夜宿寺中，清明日，复看花柳》，见《揅经室四集》诗卷九）
“四月，（阮元）偕法时帆（式善）先生为西山之游，还过二老庄，拜朱文正公之墓（朱珪卒于嘉庆十一年，葬北京近郊）。”（张鉴等《雷塘庵主弟子记》嘉庆十六年谱。阮元亦作有《与法梧门前辈式善同游西山，先过八里庄慈寿寺》，见《揅经室四集》诗卷九）
“辛未夏，元在京师，得表叔江玉华先生书……”（阮元《连理玉树堂寿诗序》，见《揅经室三集》卷四）
辛未七月，伯元在京师移居阜成门内上冈新居。（阮元《辛未初秋移寓阜成门（自注：即平泽门）内上冈新居，有小园树石之趣，题壁四首》，见《揅经室四集》诗卷九）
“辛未、壬申间，余在京师赁屋于西城阜成门内之上冈。”“辛未秋，有异蝶来园中，识者知为‘太常仙蝶’。”（阮元《蝶梦园记》，见《揅经室三集》卷二）
从上述行迹可知，整个辛未年上半年，阮伯元都身在京师，四月则有北京西山之游。其时，伯元任翰林院侍讲、充署日讲起居注官，并兼国史馆总辑辑《儒林传》，至嘉庆十六年七月，补授詹事府少詹事。再查《揅经室四集》诗卷九所录之辛未年诗作，皆无提及是年有离京舟次吴江之行。可知所谓“辛未四月，舟次吴江，晤心余太守，出示属题”当为杜撰之说。是铭大有可疑。
广东省博物馆藏“阮元铭云蝠端砚”
砚作随形，端溪麻子坑石。砚额、砚唇雕云蝠纹，砚背刻隶书铭文：“自有天然砚，山林景可嘉。诗题桐叶茂，笔点石阑斜。亚字非无用，端溪不必夸。鼠须滋雨露，麟角染泥沙。力定千军扫，毫成五色华。管城殊落纸，手腕自生花。屈曲云烟缀，回环翰墨加。杜公佳句在，珍重碧笼纱。”落款：“嘉庆七年凉秋月，阮元。”下刻“阮元印”。嘉庆七年即1802年，时阮伯元在浙江巡抚任上。此诗《揅经室集》不见录，细揣诗意，应是一方天然山水砚之题诗，与此砚所刻之云蝠纹颇不相符。
然读是诗，其诗风及用典颇有“阮诗”风貌。如诗末“杜公佳句在，珍重碧笼纱”之“碧笼纱”一典，伯元就与之颇有“关联”，并在诗中用及。是典出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七《起自寒苦》，云：“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飡。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曰：‘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后多用“碧纱笼”一词喻诗以人重。阮伯元曾应木兰院僧人心平之请，为该院题“碧纱笼”匾。《揅经室三集》卷四《碧纱笼石刻跋》云：“王敬公（播）之才之遇，岂阇黎所能预识，为之纱笼亦至矣，而犹以诗愧之，褊哉！”“古木兰院僧心平属书‘碧纱笼’扁，遂论之如此。”伯元亦尝在诗中用到此典，《揅经室四集》诗卷十之《泊瓜洲督运，自题〈江乡筹运图〉》有句云：“旧游已叹华年改，故里还疑梦境同。今日伊娄河上住，幸无诗称碧纱笼。”是诗作于嘉庆十八年，时在漕运总督任上。
可见，“自有天然砚”一诗，颇有可能出自阮伯元，但所题并非此云蝠砚，或乃好事者生搬而来。是砚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