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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率直而热情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秉承英国绅士的生活方式，追求有小资情调的闲适生活，飞机失事不幸结束了他浓情而感伤的短暂生命。与此相对的是，鲁迅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面旗帜，他长期生活在批判和忧思中，对现实和人性有着深刻的洞察，疾病的侵袭让他过早地离开了人间。风格迥异的两人在文坛上的交锋虽然为数不多，却也折射出了现代文学的复杂现场和人性中固有的矛盾。
初次“交锋”
1924年12月1日，由周作人、钱玄同和孙伏园创办的《语丝》杂志，刊登了徐志摩翻译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中《死尸》一首，在译诗之前，有一段徐志摩阐述音乐的文字：“诗的真妙处不在他的字义里，却在他的不可琢磨的音节里，他刺戟着也不是你的皮肤（那本来就太粗太厚），却是你自己一样不可琢磨的灵魂……我不仅会听有音的乐，我也会听无音的乐（其实也有音就是你听不见）。我直认我是一个干脆的mystic（神秘主义者），为什么不？我深信宇宙的底质，人生的底质，一切有形的事物与无形的思想的底质——只是音乐，绝妙的音乐……无一不是音乐做成的，无一不是音乐。”应该说他的音乐观充满了泛神论的色彩，宇宙万物都有自己的节奏，诗歌更是如此。
后来他又在介绍济慈的《夜莺歌》时，更丢弃了原文的形式而只顾引领读者进入充满神秘乐感的世界。他曾在《济慈的夜莺歌》一文中说，济慈作品中的音乐具有无穷的魔力，人的灵魂会被它的“沉醴浸醉了，四肢软绵绵的，心头痒荠荠的，说不出的一种浓味的馥郁的舒服，眼帘也是懒洋洋的挂不起来，心里满是流膏似的感想，辽远的回忆，甜美的惆怅，闪光的希翼，微笑的情调一齐兜上方寸灵台”。音乐使人充满无限幻想，徐志摩对音乐的欣赏决定了他偏爱音乐性强的诗歌，因此他在翻译诗歌时，也会尽量使译作具备音乐的灵动感，除了少数的几首诗歌外，他的译诗基本上都具有较强的自然音节，并且注意韵脚的使用。比如《再别康桥》的首尾两节，便是采用了相似的诗行来造成复沓的音乐效果。
正是对诗歌音乐性的强调，徐志摩在《死尸》译作前言部分表述说，翻译会损害原诗的音乐美：“波氏的《死尸》是‘最恶亦最奇艳的一朵不朽的花’，其音调和色彩像是夕阳余烬中反射出来的青芒，辽远而惨淡，一般的语言很难再现这种意趣……翻译当然只是糟蹋。”他认为，倘若真要把一首在原语国非常出色的诗歌翻译到异质的文化语境中，即便译作看上去仍然是一首诗的形式，但原诗的神韵却会在语言的转换中几乎消失殆尽。因此他认为他用现代汉语翻译的《死尸》就是“仿制了一朵恶的花。冒牌：纸做的，破纸做的；布做的，烂布做的。就像个样儿，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所以也没有它那异样的香与毒。”
当时，鲁迅是《语丝》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他在看到徐志摩的文章后，便觉得他将诗的音乐性描述到了如此神秘的地步，不免有些夸张和扭曲。于是写下了《音乐》一文，对徐志摩的“音乐观”加以调侃。说能在生活中到处听到“绝妙的音乐”的人应该是神经出现了问题，产生了幻觉，将其“送进疯人院”也不足为奇。
远在国外的刘半农，收到周作人从国内寄去的《语丝》，先看到徐志摩的高论，不禁生出几许异议，后又读到鲁迅的文章，写成《徐志摩先生的耳朵》一文。刘也对徐阐述音乐的文字不敢苟同。说如果徐百年后，而“我幸而尚在，我要请他预先在遗嘱上附添一笔，将两耳送给我解剖研究”。
鲁迅难道是真的反感徐志摩阐述音乐的文字吗？以普通人的处理方式而论，一般不会无故讥笑别人的文章，除非文章的作者干扰了自己的清闲。想当年，徐从英国回来，到处投稿，四处交友，崇尚爱情等，这些行事作风都与鲁迅格格不入。因此，恐怕不是徐志摩故意招惹了鲁迅，而是鲁迅不喜欢像徐这样的为人，又反感徐对于音乐的夸张表达，才会去写文章调侃。
鲁迅后来还在他的《集外集-序言中》说：“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各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了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鲁迅以一个文坛资深作家的身份，与向《语丝》投稿的年轻作家“开玩笑”，不欲让徐志摩在《语丝》上发文，其内心深处的想法和真正原因，恐怕没有人能猜透。
而在徐志摩方面，我们从他后来评价鲁迅的文字中，也能看出他对鲁迅态度的微妙变化。他曾在自己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刊登了一篇《关于下面一束通讯告读者们》，说：“鲁迅先生的作品，说来大不敬得很，我拜读过很少，就只《呐喊》集里三两篇小说，以及《热风》集里的几页。他平常零星的东西，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拜读过很少”意味着他不认为鲁迅的作品有阅读的必要；“没有看懂”意味着他对鲁迅的思想没有共鸣，言外之意，他们不是一路人。
再度结怨
后来，徐志摩接替孙伏园主持《晨报副刊》，又与鲁迅发生了不愉快的联系。
《晨报副刊》在1924年底之前主要是由孙伏园负责编辑的。孙伏园是一位负责任的编辑，也有开拓的勇气，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由他编辑后在《晨报副刊》发稿的。当时，孙伏园因为一篇稿子和新来的学艺部总编辑刘勉己发生了冲突，于是便辞掉了在晨報的工作，投奔了《京报副刊》。
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孙伏园与鲁迅关系甚笃，他将鲁迅的一首新诗《我的失恋》编好排版了，不想等出刊之后，却发现《我的失恋》被撤掉了，他知晓情况后，当即就和刘勉己翻了脸。关系闹僵，孙伏园不得不离开。赏识自己才华的编辑加朋友失去了工作，而且风波又多因自己的文章而起，这让鲁迅对《晨报副刊》以及与之有关的人难以产生好的印象。
《晨报》负责人之一的黄子美，与徐志摩是世交，《晨报》的总编辑陈博生，是徐留学英国时的朋友。孙伏园走后，他们便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让徐来接替，但此时的徐对此并无兴趣。1925年3月，徐去欧洲前，朋友们还在游说他能留下来编辑《晨报副刊》。但他去意已决，挽留无果，只能等他回国后再论此事。 1925年9月，徐志摩回京，陈博生等人再度找上门来。在场的人都毫无保留地议起谁来担任《晨报副刊》编辑一事，最后陈博生的一番话打动了徐志摩。他说你本有自己办刊的愿望，但需要投入，需要承担风险。而《晨报副刊》是成熟的刊物，不仅不需要你投入，还要给你报酬，何乐而不为呢？徐招架不住众人的劝说，决定接手《晨报副刊》，每周的期数、每期的容量、文章的内容等都由他自行定夺。
基于孙伏园的离职风波所造成的影响，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必然会成为鲁迅等人紧盯的对象，稍有疏忽就会引起争端。徐在改版后第一期发表的凌叔华小说的后面，写了一句话，说“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是凌叔华女士的”。但这句话的表述甚不准确，那幅图其实是凌叔华临摹的别人的作品，并非是她自己的创意。很快，《京报副刊》就刊出了署名为“重余”的文章《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说凌“剽窃”了英国人比亚兹莱的作品，并批评《晨报副刊》用人不当，选图不当等等。
徐志摩为澄清此事，便将事情的经过写了一个说明，登在10月10日的《晨报副刊》上，说都是因为自己的文字表述不清，不意竟让凌背了黑锅。此事似乎到此也就结束了。但到了1926年初，陈西滢与鲁迅的一场论战，再次让凌叔华“剽窃”一事成为焦点。事情的起因是陈西滢指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学者的观点和文字，鲁迅则认为陈西滢纠错不是目的，报复才是本意。那陈要报复他什么呢？鲁迅在《不是信》中说，陈怀疑他就是揭露了凌叔华“剽窃”比亚兹莱画的始作俑者。
究竟陈西滢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批评与徐志摩因一时的不慎而导致的凌叔华“剽窃案”有无联系？或许有，也或许没有。但对读者而言，他们相互的纠误却有积极的意义，给中国文坛带来了真知，使人们明白了很多事情的真相。比如，我们知道了《晨报副刊》的刊头画原来是英国人比亚兹莱的作品，也知道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借鉴了日本人的观点等等。
风波至此，徐志摩也只有以闻一多的一幅画换掉了凌叔华临摹的“挥手女郎图”，一个瘦骨嶙峋的男子，站在陡峭的岩石上呐喊，喻指一群孤独的追梦者形象。
两人恩怨的前因后果
徐志摩人前总是风度翩翩，绅士作风，处世不温不火。他在国内文坛从不愿意主动树敌，也甚少做出偏激的行为。
徐志摩最初对鲁迅十分友好，并曾给英国汉学家魏雷极力推荐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我们的一个朋友新出的一本《小说史略》颇好，我也买了一本送给你。”这封信写于1924年2月21日，可见至少在此之前，徐志摩是把鲁迅当作“朋友”的。只几个月后，这位“朋友”，却成了他文学路上的陌生人，甚至是对立者。1924年10月，鲁迅创作了《我的失恋》一诗，意在“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但也有人认为鲁迅写这首诗是在讽刺当时苦追林徽因未果的徐志摩。倘真如此，那《晨报副刊》拒绝发表此诗也在情理之中。
徐志摩率直而热情，敢于冲破旧观念的束缚、追求个人幸福，这是鲁迅性格中所缺乏的，也是他的价值观所不能认同的。也许正是这些原因导致鲁迅对徐志摩最初的反感，再经过孙伏园离职一事，就对徐更加怀有芥蒂了。
徐志摩与鲁迅二人的婚恋观也是世人喜欢比较和讨论的话题。很多人最不能释怀的是徐对待婚姻的态度，离弃结发之妻张幼仪，追求有夫之妇陆小曼，又念念不忘林徽因，难免会让人觉得他在恋爱中，是个朝三暮四之人。究其根源，应当是徐在英国的时候，受到了罗素婚恋观的影响，加上他总是循着感性的方向行事，结果才在恋爱和婚姻上，做出了一些招人非议的感情取舍。而鲁迅在婚姻问题上，至少是遵循了传统礼教，但若要论及徐志摩和鲁迅二人在这个问题上孰是孰非，卻是难以论断的，唯一能断定的就是他们两人对待婚姻与爱情的态度是不同的。
在派系林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直率地为人为文，虽招致很多责难和争议，但亦常见他用真诚的态度化解各种矛盾。在他不幸遇难后，他的朋友们纷纷撰文怀念他的真诚和热情，就连鲁迅也一改往日的讽刺口吻，并从报上剪下他罹难的报道，留作纪念。徐志摩与鲁迅的文坛恩怨业已化为缕缕烟云，消弭在时间的浩淼中，成为后来者不断谈起而又颇具雅兴的话题。
张宁据《看历史》熊晖/文 整理
初次“交锋”
1924年12月1日，由周作人、钱玄同和孙伏园创办的《语丝》杂志，刊登了徐志摩翻译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中《死尸》一首，在译诗之前，有一段徐志摩阐述音乐的文字：“诗的真妙处不在他的字义里，却在他的不可琢磨的音节里，他刺戟着也不是你的皮肤（那本来就太粗太厚），却是你自己一样不可琢磨的灵魂……我不仅会听有音的乐，我也会听无音的乐（其实也有音就是你听不见）。我直认我是一个干脆的mystic（神秘主义者），为什么不？我深信宇宙的底质，人生的底质，一切有形的事物与无形的思想的底质——只是音乐，绝妙的音乐……无一不是音乐做成的，无一不是音乐。”应该说他的音乐观充满了泛神论的色彩，宇宙万物都有自己的节奏，诗歌更是如此。
后来他又在介绍济慈的《夜莺歌》时，更丢弃了原文的形式而只顾引领读者进入充满神秘乐感的世界。他曾在《济慈的夜莺歌》一文中说，济慈作品中的音乐具有无穷的魔力，人的灵魂会被它的“沉醴浸醉了，四肢软绵绵的，心头痒荠荠的，说不出的一种浓味的馥郁的舒服，眼帘也是懒洋洋的挂不起来，心里满是流膏似的感想，辽远的回忆，甜美的惆怅，闪光的希翼，微笑的情调一齐兜上方寸灵台”。音乐使人充满无限幻想，徐志摩对音乐的欣赏决定了他偏爱音乐性强的诗歌，因此他在翻译诗歌时，也会尽量使译作具备音乐的灵动感，除了少数的几首诗歌外，他的译诗基本上都具有较强的自然音节，并且注意韵脚的使用。比如《再别康桥》的首尾两节，便是采用了相似的诗行来造成复沓的音乐效果。
正是对诗歌音乐性的强调，徐志摩在《死尸》译作前言部分表述说，翻译会损害原诗的音乐美：“波氏的《死尸》是‘最恶亦最奇艳的一朵不朽的花’，其音调和色彩像是夕阳余烬中反射出来的青芒，辽远而惨淡，一般的语言很难再现这种意趣……翻译当然只是糟蹋。”他认为，倘若真要把一首在原语国非常出色的诗歌翻译到异质的文化语境中，即便译作看上去仍然是一首诗的形式，但原诗的神韵却会在语言的转换中几乎消失殆尽。因此他认为他用现代汉语翻译的《死尸》就是“仿制了一朵恶的花。冒牌：纸做的，破纸做的；布做的，烂布做的。就像个样儿，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所以也没有它那异样的香与毒。”
当时，鲁迅是《语丝》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他在看到徐志摩的文章后，便觉得他将诗的音乐性描述到了如此神秘的地步，不免有些夸张和扭曲。于是写下了《音乐》一文，对徐志摩的“音乐观”加以调侃。说能在生活中到处听到“绝妙的音乐”的人应该是神经出现了问题，产生了幻觉，将其“送进疯人院”也不足为奇。
远在国外的刘半农，收到周作人从国内寄去的《语丝》，先看到徐志摩的高论，不禁生出几许异议，后又读到鲁迅的文章，写成《徐志摩先生的耳朵》一文。刘也对徐阐述音乐的文字不敢苟同。说如果徐百年后，而“我幸而尚在，我要请他预先在遗嘱上附添一笔，将两耳送给我解剖研究”。
鲁迅难道是真的反感徐志摩阐述音乐的文字吗？以普通人的处理方式而论，一般不会无故讥笑别人的文章，除非文章的作者干扰了自己的清闲。想当年，徐从英国回来，到处投稿，四处交友，崇尚爱情等，这些行事作风都与鲁迅格格不入。因此，恐怕不是徐志摩故意招惹了鲁迅，而是鲁迅不喜欢像徐这样的为人，又反感徐对于音乐的夸张表达，才会去写文章调侃。
鲁迅后来还在他的《集外集-序言中》说：“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各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了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鲁迅以一个文坛资深作家的身份，与向《语丝》投稿的年轻作家“开玩笑”，不欲让徐志摩在《语丝》上发文，其内心深处的想法和真正原因，恐怕没有人能猜透。
而在徐志摩方面，我们从他后来评价鲁迅的文字中，也能看出他对鲁迅态度的微妙变化。他曾在自己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刊登了一篇《关于下面一束通讯告读者们》，说：“鲁迅先生的作品，说来大不敬得很，我拜读过很少，就只《呐喊》集里三两篇小说，以及《热风》集里的几页。他平常零星的东西，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拜读过很少”意味着他不认为鲁迅的作品有阅读的必要；“没有看懂”意味着他对鲁迅的思想没有共鸣，言外之意，他们不是一路人。
再度结怨
后来，徐志摩接替孙伏园主持《晨报副刊》，又与鲁迅发生了不愉快的联系。
《晨报副刊》在1924年底之前主要是由孙伏园负责编辑的。孙伏园是一位负责任的编辑，也有开拓的勇气，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由他编辑后在《晨报副刊》发稿的。当时，孙伏园因为一篇稿子和新来的学艺部总编辑刘勉己发生了冲突，于是便辞掉了在晨報的工作，投奔了《京报副刊》。
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孙伏园与鲁迅关系甚笃，他将鲁迅的一首新诗《我的失恋》编好排版了，不想等出刊之后，却发现《我的失恋》被撤掉了，他知晓情况后，当即就和刘勉己翻了脸。关系闹僵，孙伏园不得不离开。赏识自己才华的编辑加朋友失去了工作，而且风波又多因自己的文章而起，这让鲁迅对《晨报副刊》以及与之有关的人难以产生好的印象。
《晨报》负责人之一的黄子美，与徐志摩是世交，《晨报》的总编辑陈博生，是徐留学英国时的朋友。孙伏园走后，他们便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让徐来接替，但此时的徐对此并无兴趣。1925年3月，徐去欧洲前，朋友们还在游说他能留下来编辑《晨报副刊》。但他去意已决，挽留无果，只能等他回国后再论此事。 1925年9月，徐志摩回京，陈博生等人再度找上门来。在场的人都毫无保留地议起谁来担任《晨报副刊》编辑一事，最后陈博生的一番话打动了徐志摩。他说你本有自己办刊的愿望，但需要投入，需要承担风险。而《晨报副刊》是成熟的刊物，不仅不需要你投入，还要给你报酬，何乐而不为呢？徐招架不住众人的劝说，决定接手《晨报副刊》，每周的期数、每期的容量、文章的内容等都由他自行定夺。
基于孙伏园的离职风波所造成的影响，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必然会成为鲁迅等人紧盯的对象，稍有疏忽就会引起争端。徐在改版后第一期发表的凌叔华小说的后面，写了一句话，说“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是凌叔华女士的”。但这句话的表述甚不准确，那幅图其实是凌叔华临摹的别人的作品，并非是她自己的创意。很快，《京报副刊》就刊出了署名为“重余”的文章《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说凌“剽窃”了英国人比亚兹莱的作品，并批评《晨报副刊》用人不当，选图不当等等。
徐志摩为澄清此事，便将事情的经过写了一个说明，登在10月10日的《晨报副刊》上，说都是因为自己的文字表述不清，不意竟让凌背了黑锅。此事似乎到此也就结束了。但到了1926年初，陈西滢与鲁迅的一场论战，再次让凌叔华“剽窃”一事成为焦点。事情的起因是陈西滢指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学者的观点和文字，鲁迅则认为陈西滢纠错不是目的，报复才是本意。那陈要报复他什么呢？鲁迅在《不是信》中说，陈怀疑他就是揭露了凌叔华“剽窃”比亚兹莱画的始作俑者。
究竟陈西滢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批评与徐志摩因一时的不慎而导致的凌叔华“剽窃案”有无联系？或许有，也或许没有。但对读者而言，他们相互的纠误却有积极的意义，给中国文坛带来了真知，使人们明白了很多事情的真相。比如，我们知道了《晨报副刊》的刊头画原来是英国人比亚兹莱的作品，也知道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借鉴了日本人的观点等等。
风波至此，徐志摩也只有以闻一多的一幅画换掉了凌叔华临摹的“挥手女郎图”，一个瘦骨嶙峋的男子，站在陡峭的岩石上呐喊，喻指一群孤独的追梦者形象。
两人恩怨的前因后果
徐志摩人前总是风度翩翩，绅士作风，处世不温不火。他在国内文坛从不愿意主动树敌，也甚少做出偏激的行为。
徐志摩最初对鲁迅十分友好，并曾给英国汉学家魏雷极力推荐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我们的一个朋友新出的一本《小说史略》颇好，我也买了一本送给你。”这封信写于1924年2月21日，可见至少在此之前，徐志摩是把鲁迅当作“朋友”的。只几个月后，这位“朋友”，却成了他文学路上的陌生人，甚至是对立者。1924年10月，鲁迅创作了《我的失恋》一诗，意在“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但也有人认为鲁迅写这首诗是在讽刺当时苦追林徽因未果的徐志摩。倘真如此，那《晨报副刊》拒绝发表此诗也在情理之中。
徐志摩率直而热情，敢于冲破旧观念的束缚、追求个人幸福，这是鲁迅性格中所缺乏的，也是他的价值观所不能认同的。也许正是这些原因导致鲁迅对徐志摩最初的反感，再经过孙伏园离职一事，就对徐更加怀有芥蒂了。
徐志摩与鲁迅二人的婚恋观也是世人喜欢比较和讨论的话题。很多人最不能释怀的是徐对待婚姻的态度，离弃结发之妻张幼仪，追求有夫之妇陆小曼，又念念不忘林徽因，难免会让人觉得他在恋爱中，是个朝三暮四之人。究其根源，应当是徐在英国的时候，受到了罗素婚恋观的影响，加上他总是循着感性的方向行事，结果才在恋爱和婚姻上，做出了一些招人非议的感情取舍。而鲁迅在婚姻问题上，至少是遵循了传统礼教，但若要论及徐志摩和鲁迅二人在这个问题上孰是孰非，卻是难以论断的，唯一能断定的就是他们两人对待婚姻与爱情的态度是不同的。
在派系林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直率地为人为文，虽招致很多责难和争议，但亦常见他用真诚的态度化解各种矛盾。在他不幸遇难后，他的朋友们纷纷撰文怀念他的真诚和热情，就连鲁迅也一改往日的讽刺口吻，并从报上剪下他罹难的报道，留作纪念。徐志摩与鲁迅的文坛恩怨业已化为缕缕烟云，消弭在时间的浩淼中，成为后来者不断谈起而又颇具雅兴的话题。
张宁据《看历史》熊晖/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