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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让我欢喜让我忧
10年前，我应朋友之邀只身一人来到东莞中堂，进了一家塑胶五金制品公司。
朋友其实也是老乡，在厂里很照顾我，时常和我谈理想和人生目标，让我在异乡的天空下看到了希望。不加班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去散步、逛街，让我仿佛回到家里一样开心。
我们所在的中堂是一个镇，这里曾经有一位名人叫袁祟焕，在我们工厂附近，当地人为他修了一个很大的祠堂。每天早上，祠堂门口都有好多当地的老太太卖早餐，我最喜欢的是一位叫袁梅花的老奶奶卖的油饼和豆浆，因为每次去的时候，她都要和我聊上两句，问我在这里做工辛苦不，每次都让我感到很温暖。
厂里生产塑胶五金礼品盒，时常要加晚班，有时会安排我和另外几个外地的员工上通宵班，给礼品盒内盒的纸盒抛光，这时，老乡会给我买夜宵，而我也会每天早上给他买早餐。
那天下班，刚走出厂门口，门卫就叫住我，让我接一个电话。电话是老乡从深圳打来的，说他有一个女同学在深圳得了阑尾炎要动手术，他的钱不够，让我帮他想办法，并叫我不要告诉别人。我那时刚刚进厂，带的钱也不多，就只好开口向家里要。
两天后，我到建设银行去取了300元家里打到我卡上的钱回来，给他解了围，他说了一大堆感激的话。为了让他的朋友好好休息，他为她租了一间小房子。我也买了些水果去看望她，并对她说手术后一定要注意身体，好好养病。她却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这时，老乡满脸堆笑地说：“丽萍，来，吃苹果！”我当时没有想太多，后来还是时常去看望这个病中的老乡。
几天后，那个女老乡便走了。
那天一大早，我起来刷牙，却看到我们宿舍门口贴了一张纸，上书“寻物启事”，大致写的是对方丢失了一张交通银行的卡，说有拾到者给人家50元致谢。我再一看，落款正是我老乡的名字。
我立马去问老乡的卡上有多少钱，他说有3000多块呢，丢了挺麻烦的，因为卡是浙江那边办的，挂失的话，要到浙江温州那边才能办，可是他的身份证也丢失了，要先回家去办了身份证才能到浙江去办理挂失手续。
我这才想起他曾经说没钱，让我帮他想办法的事，原来他有3000元在卡里不去取，却让我打电话叫家里汇款，而且到现在还没有还给我呢！
那天晚上，我们宿舍里的好多员工都说我这个老乡很狡猾，在钱财方面只进不出，他那位朋友也根本没做什么手术。这时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老乡老乡背后一枪”。知道真相后，我毅然辞职，远离这样的老乡。
走的时候，我给他留了一封信，说出了我对他的担忧，希望他能改掉不良习惯，真诚为人。可他却从此与我反目。
福州，难忘的记者节
在东莞呆了三年后，我去了福州。一下火车，我就发现自己的钱被偷了，还好，在鞋子里还藏了300元备用。
后来，在我的钱快用光的时候，才找到一份报童的工作——《东南快报》发行员。在东莞看到别人卖报纸，感觉是一份不错的工作，真正做了这份工作才知道什么叫生存大挑战。那时，我除了卖《东南快报》外，还进了其他的一些报纸，如《海峡都市报》《福州晚报》《海峡摄影报》《法制报》《杂报》等，基本上每天都要销售200到300份报纸，每天都有四五十元的收入，有时还能挣到七八十元。日子虽苦，但我依然没有放弃文学梦，晚上，我在宿舍是最后一个睡下的，我会把一天的见闻和感受记下来，让自己的生活尽量充实一些。
11月初的一天，我看到《东南快报》上刊登了一个活动启事——编外记者一日行。我很想体验一下三百六十五天无假日的记者是怎样生活的，于是报了名。
11月8日，我和教师郑文山及《东南快报》记者一起到福州火车站，在那里，我们化装成农民工的样子，在火车站广场转了几圈后，看到候车室外的一面墙上有一张招工启事，就过去看看。一个年轻人走过来对我们说：“靓仔，是不是找工作的？我们厂招送货工，包吃包住，一个月800元!”
报社记者给我使了个眼色，我就会意了，说：“是吗？在哪里呢？”他就让我们跟他走。
穿过三条街，在一个巷口，他让我们进去，说到里面最尽头的那一间就是了。我一看，那条巷子好深噢!就说：“哪里有厕所？我想上厕所!”
那人说：“你们到里面报了名，就有人告诉你们厕所在哪里啦!”他脸都涨红了，好像一不留神，我们就会溜走了一般着急。我和报社记者使了一个眼色，就进去了。里面的那间房子很漂亮，也很舒适，沙发、办公桌、电脑什么的，应有尽有。
一个白面书生对我们的到来投入了很大的热情，和我们聊起了这份工作的细节，最后，他让我们每人先交60元一年的管理费，接着说做送货员要先交250元的服装押金。我们又相互使了下眼色，就说我们没带那么多钱，回去拿到钱再回来。
出来后，一个本地依伯（福州话，阿伯的意思）说那里面的招工是骗人的，不要相信，很多人来了后交了钱却没有工作，天天来这里闹也没用，因为是外地人，没人理的！
经过一天的调查，我们回到报社已经快到晚上7点多，报社让我们每个编外记者写一篇感受，要赶在8点之前交稿。
2000年11月9日的《东南快报》第二版上就刊登了我们参加记者节活动的文章。那天，我的报纸出奇的好卖，我仿佛觉得自己离文学梦近了一大步。我破例请宿舍里的同事们喝了一次酒，而且是大醉而眠……
2003年，《东南快报》已经被福州市民所熟悉，转向订阅，所以零售走向了低谷。卖起报来越来越难，于是，我开始和好久没联系的朋友们联络。
广州，杂工也有未来
2004年新年到了，我回了一趟老家，一来看望父母，二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朋友可以介绍一份好的工作和新的发展。回到离别已久的家乡，看到很多昔日的好友，大家对我说，去广州吧!
过完年，我便和老乡们来到了广州。
老乡明在广州海珠区一个纸盒厂为我介绍了一份普工，什么杂事都要做，其实和一个杂工没什么区别。
我们的宿舍就在海珠区南边路的一个居民小区里，到处都是五六十年代起的老房子，和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等比起来差些，错综复杂的小巷子仿佛一个八卦迷魂阵，好多次，我下班后回宿舍都找不着北。
我最初的工作也是很杂的，今天让我裱纸，明天让我搣纸，后天可能让我去穿绳子，每天都很忙碌，但是，不管多忙，我都会在宿舍里写我的小说，或者散文、诗歌。
2004年11月24日，我和同事一起去天河书城玩，从橡胶新村坐197路公交车到客村，再坐地铁到体育西站下车，走出人流湍急的地下通道，向天河书城方向走去。一走进书的海洋，我就感到很幸福。我随手拿起一本杂志，随便一翻，就看到一个打工者的故事和照片，故事的主人公好像是湖北的，最初到深圳是做杂工，但他却不甘平庸，一边打工一边写作，后来在深圳那片土地上写出了一片新天地，让许多打工人为之感到骄傲！
那个杂工名叫王十月，以至于后来我每次只要看到王十月这三个字就不管不顾地买下那本书，让他的作品陪我在广州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回到宿舍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地努力写作，让我的打工生活也因写作而丰富多彩。
顺德，友情大过天
广州那家纸盒厂因为做假纸牌被封，我也只好拿了自己应得的那份工资后离开，那是2005年年初。
在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终于联系到以前的一个好友军，军已经到了顺德均安，于是，我坐车去了他那里。
顺德均安是一个小地方，交通不是很方便，而我们住的地方叫黄逢，在均安镇和中山小榄中间，也可以说是佛山市顺德区与中山小榄镇的交界处。
离我们最近的有名的旅游景点是广东周庄的“逢简水乡”，还有李小龙的家乡“小龙故居”等。
军所在的工厂是一个食品厂，我先到他的出租屋里住了下来。就在我对在顺德找工作快失去信心的时候，军所在的食品厂招工，我终于进了这家食品厂做污水处理员。
由于我和军一起住在出租屋里，所以有了自己的空间，便于写作，也便于思考。记不得哪个晚上，我在书店看到一本2005年的《江门文艺》，拿起来却放不下，我没带钱，就让军帮我买下来，此后就越发不可收拾，基本上每期都买。厂里也有人喜欢看这本杂志，于是，我们时常换着看。
我也试着给报刊和《江门文艺》投稿，可是投了很多稿，却不见编辑的任何回复，也许是我才疏学浅，作品不够精致。
后来因为性格不合，我跟上司吵了一架后辞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家食品厂，在中山小榄西区一个灯饰厂找到了一份质检的工作。由于这份工作离我和军合租的房子较远，军每天不加班时就会来接我下班，我只要在公用电话亭连拨三次军的手机，通了再挂断，军就知道我在呼他，就会来接我，这是我们之间的友情密码。
顺德给了我一个温馨的家，一份温暖的友情，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江门，我为文学狂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在顺德工作和生活了两年，我的文学作品也陆续在一些报刊发表、获奖，或入选专辑。
2007年7月13、14日是《江门文艺》举办学员笔会的日子，我也以非学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笔会。笔会结束后，我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辞职到江门工作。经过江门文友明的介绍，我终于进了一个电池实业有限公司，虽然是一名普工，但我总算在江门有了一份工作，有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文学的梦想又可以再次燃烧。
江门真不愧是著名侨乡，文化氛围很浓，《江门文艺》《江门日报》《五邑文学》等书报刊是我时常看的。工作再累，我也没有放弃文学创作，工作再忙，我也没有放弃看书。在江门这个美丽的城市，我只有努力再努力，才对得起我的文学梦。
有时候，我也会和厂里的同事一起坐上江门市区的9路车去江门购书中心看书。当车子经过蓬江桥边时，从车窗向外望去，江边时不时有一些江门市民生活的雕塑，呈现出江门民众原生态的生活，每次我都会在心里感谢那些为这个城市增添这道风景的设计者，正是他们的辛勤工作，让我看到了江门的过去，也让我想到了江门的未来，更让我相信，我的文学梦想会在南方这片热土上一如既往地飞翔。
10年前，我应朋友之邀只身一人来到东莞中堂，进了一家塑胶五金制品公司。
朋友其实也是老乡，在厂里很照顾我，时常和我谈理想和人生目标，让我在异乡的天空下看到了希望。不加班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去散步、逛街，让我仿佛回到家里一样开心。
我们所在的中堂是一个镇，这里曾经有一位名人叫袁祟焕，在我们工厂附近，当地人为他修了一个很大的祠堂。每天早上，祠堂门口都有好多当地的老太太卖早餐，我最喜欢的是一位叫袁梅花的老奶奶卖的油饼和豆浆，因为每次去的时候，她都要和我聊上两句，问我在这里做工辛苦不，每次都让我感到很温暖。
厂里生产塑胶五金礼品盒，时常要加晚班，有时会安排我和另外几个外地的员工上通宵班，给礼品盒内盒的纸盒抛光，这时，老乡会给我买夜宵，而我也会每天早上给他买早餐。
那天下班，刚走出厂门口，门卫就叫住我，让我接一个电话。电话是老乡从深圳打来的，说他有一个女同学在深圳得了阑尾炎要动手术，他的钱不够，让我帮他想办法，并叫我不要告诉别人。我那时刚刚进厂，带的钱也不多，就只好开口向家里要。
两天后，我到建设银行去取了300元家里打到我卡上的钱回来，给他解了围，他说了一大堆感激的话。为了让他的朋友好好休息，他为她租了一间小房子。我也买了些水果去看望她，并对她说手术后一定要注意身体，好好养病。她却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这时，老乡满脸堆笑地说：“丽萍，来，吃苹果！”我当时没有想太多，后来还是时常去看望这个病中的老乡。
几天后，那个女老乡便走了。
那天一大早，我起来刷牙，却看到我们宿舍门口贴了一张纸，上书“寻物启事”，大致写的是对方丢失了一张交通银行的卡，说有拾到者给人家50元致谢。我再一看，落款正是我老乡的名字。
我立马去问老乡的卡上有多少钱，他说有3000多块呢，丢了挺麻烦的，因为卡是浙江那边办的，挂失的话，要到浙江温州那边才能办，可是他的身份证也丢失了，要先回家去办了身份证才能到浙江去办理挂失手续。
我这才想起他曾经说没钱，让我帮他想办法的事，原来他有3000元在卡里不去取，却让我打电话叫家里汇款，而且到现在还没有还给我呢！
那天晚上，我们宿舍里的好多员工都说我这个老乡很狡猾，在钱财方面只进不出，他那位朋友也根本没做什么手术。这时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老乡老乡背后一枪”。知道真相后，我毅然辞职，远离这样的老乡。
走的时候，我给他留了一封信，说出了我对他的担忧，希望他能改掉不良习惯，真诚为人。可他却从此与我反目。
福州，难忘的记者节
在东莞呆了三年后，我去了福州。一下火车，我就发现自己的钱被偷了，还好，在鞋子里还藏了300元备用。
后来，在我的钱快用光的时候，才找到一份报童的工作——《东南快报》发行员。在东莞看到别人卖报纸，感觉是一份不错的工作，真正做了这份工作才知道什么叫生存大挑战。那时，我除了卖《东南快报》外，还进了其他的一些报纸，如《海峡都市报》《福州晚报》《海峡摄影报》《法制报》《杂报》等，基本上每天都要销售200到300份报纸，每天都有四五十元的收入，有时还能挣到七八十元。日子虽苦，但我依然没有放弃文学梦，晚上，我在宿舍是最后一个睡下的，我会把一天的见闻和感受记下来，让自己的生活尽量充实一些。
11月初的一天，我看到《东南快报》上刊登了一个活动启事——编外记者一日行。我很想体验一下三百六十五天无假日的记者是怎样生活的，于是报了名。
11月8日，我和教师郑文山及《东南快报》记者一起到福州火车站，在那里，我们化装成农民工的样子，在火车站广场转了几圈后，看到候车室外的一面墙上有一张招工启事，就过去看看。一个年轻人走过来对我们说：“靓仔，是不是找工作的？我们厂招送货工，包吃包住，一个月800元!”
报社记者给我使了个眼色，我就会意了，说：“是吗？在哪里呢？”他就让我们跟他走。
穿过三条街，在一个巷口，他让我们进去，说到里面最尽头的那一间就是了。我一看，那条巷子好深噢!就说：“哪里有厕所？我想上厕所!”
那人说：“你们到里面报了名，就有人告诉你们厕所在哪里啦!”他脸都涨红了，好像一不留神，我们就会溜走了一般着急。我和报社记者使了一个眼色，就进去了。里面的那间房子很漂亮，也很舒适，沙发、办公桌、电脑什么的，应有尽有。
一个白面书生对我们的到来投入了很大的热情，和我们聊起了这份工作的细节，最后，他让我们每人先交60元一年的管理费，接着说做送货员要先交250元的服装押金。我们又相互使了下眼色，就说我们没带那么多钱，回去拿到钱再回来。
出来后，一个本地依伯（福州话，阿伯的意思）说那里面的招工是骗人的，不要相信，很多人来了后交了钱却没有工作，天天来这里闹也没用，因为是外地人，没人理的！
经过一天的调查，我们回到报社已经快到晚上7点多，报社让我们每个编外记者写一篇感受，要赶在8点之前交稿。
2000年11月9日的《东南快报》第二版上就刊登了我们参加记者节活动的文章。那天，我的报纸出奇的好卖，我仿佛觉得自己离文学梦近了一大步。我破例请宿舍里的同事们喝了一次酒，而且是大醉而眠……
2003年，《东南快报》已经被福州市民所熟悉，转向订阅，所以零售走向了低谷。卖起报来越来越难，于是，我开始和好久没联系的朋友们联络。
广州，杂工也有未来
2004年新年到了，我回了一趟老家，一来看望父母，二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朋友可以介绍一份好的工作和新的发展。回到离别已久的家乡，看到很多昔日的好友，大家对我说，去广州吧!
过完年，我便和老乡们来到了广州。
老乡明在广州海珠区一个纸盒厂为我介绍了一份普工，什么杂事都要做，其实和一个杂工没什么区别。
我们的宿舍就在海珠区南边路的一个居民小区里，到处都是五六十年代起的老房子，和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等比起来差些，错综复杂的小巷子仿佛一个八卦迷魂阵，好多次，我下班后回宿舍都找不着北。
我最初的工作也是很杂的，今天让我裱纸，明天让我搣纸，后天可能让我去穿绳子，每天都很忙碌，但是，不管多忙，我都会在宿舍里写我的小说，或者散文、诗歌。
2004年11月24日，我和同事一起去天河书城玩，从橡胶新村坐197路公交车到客村，再坐地铁到体育西站下车，走出人流湍急的地下通道，向天河书城方向走去。一走进书的海洋，我就感到很幸福。我随手拿起一本杂志，随便一翻，就看到一个打工者的故事和照片，故事的主人公好像是湖北的，最初到深圳是做杂工，但他却不甘平庸，一边打工一边写作，后来在深圳那片土地上写出了一片新天地，让许多打工人为之感到骄傲！
那个杂工名叫王十月，以至于后来我每次只要看到王十月这三个字就不管不顾地买下那本书，让他的作品陪我在广州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回到宿舍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地努力写作，让我的打工生活也因写作而丰富多彩。
顺德，友情大过天
广州那家纸盒厂因为做假纸牌被封，我也只好拿了自己应得的那份工资后离开，那是2005年年初。
在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终于联系到以前的一个好友军，军已经到了顺德均安，于是，我坐车去了他那里。
顺德均安是一个小地方，交通不是很方便，而我们住的地方叫黄逢，在均安镇和中山小榄中间，也可以说是佛山市顺德区与中山小榄镇的交界处。
离我们最近的有名的旅游景点是广东周庄的“逢简水乡”，还有李小龙的家乡“小龙故居”等。
军所在的工厂是一个食品厂，我先到他的出租屋里住了下来。就在我对在顺德找工作快失去信心的时候，军所在的食品厂招工，我终于进了这家食品厂做污水处理员。
由于我和军一起住在出租屋里，所以有了自己的空间，便于写作，也便于思考。记不得哪个晚上，我在书店看到一本2005年的《江门文艺》，拿起来却放不下，我没带钱，就让军帮我买下来，此后就越发不可收拾，基本上每期都买。厂里也有人喜欢看这本杂志，于是，我们时常换着看。
我也试着给报刊和《江门文艺》投稿，可是投了很多稿，却不见编辑的任何回复，也许是我才疏学浅，作品不够精致。
后来因为性格不合，我跟上司吵了一架后辞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家食品厂，在中山小榄西区一个灯饰厂找到了一份质检的工作。由于这份工作离我和军合租的房子较远，军每天不加班时就会来接我下班，我只要在公用电话亭连拨三次军的手机，通了再挂断，军就知道我在呼他，就会来接我，这是我们之间的友情密码。
顺德给了我一个温馨的家，一份温暖的友情，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江门，我为文学狂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在顺德工作和生活了两年，我的文学作品也陆续在一些报刊发表、获奖，或入选专辑。
2007年7月13、14日是《江门文艺》举办学员笔会的日子，我也以非学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笔会。笔会结束后，我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辞职到江门工作。经过江门文友明的介绍，我终于进了一个电池实业有限公司，虽然是一名普工，但我总算在江门有了一份工作，有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文学的梦想又可以再次燃烧。
江门真不愧是著名侨乡，文化氛围很浓，《江门文艺》《江门日报》《五邑文学》等书报刊是我时常看的。工作再累，我也没有放弃文学创作，工作再忙，我也没有放弃看书。在江门这个美丽的城市，我只有努力再努力，才对得起我的文学梦。
有时候，我也会和厂里的同事一起坐上江门市区的9路车去江门购书中心看书。当车子经过蓬江桥边时，从车窗向外望去，江边时不时有一些江门市民生活的雕塑，呈现出江门民众原生态的生活，每次我都会在心里感谢那些为这个城市增添这道风景的设计者，正是他们的辛勤工作，让我看到了江门的过去，也让我想到了江门的未来，更让我相信，我的文学梦想会在南方这片热土上一如既往地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