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廷玺与蒋玉菡形象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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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儒林外史》中的鲍廷玺和《红楼梦》里的蒋玉菡是两位青年男性戏曲从业者,但不同的身份使得两位年轻人走上了迥异的人生道路。鲍廷玺作为老秀才家的孩子,因日食无措,不得不出嗣鲍家、入戏行,最终沦落为依附王孙贵族而生存的领班和“篾片”。蒋玉菡一出场就是名驰天下的优伶,然而并没有沉迷于当下的物质享乐,而是设法逃离忠顺王、北静王等王孙贵族的掌控,追求自由和独立,但从其只能娶丫环为妻的结局看,其低贱的身份并不能通过钱财获得提升。两个人物形象是明清时期男性戏曲从业者的典型代表,值得比较深究。
  关键词:鲍廷玺 蒋玉菡 比较
  “文学无论如何都脱离不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作家的社会学、作品本身的社会内容以及文学对社会的影响等”。[1]明末清初,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与市民阶层的娱乐需求,戏曲行业渐呈蓬勃之势,举行各种戏曲活动成为社会一大风尚。《儒林外史》与《红楼梦》作为清代最伟大的两部长篇小说,在作品本身的社会内容方面自然无法回避各种戏曲活动。《儒林外史》共56回,涉及戏曲的篇目共26回、13个剧目。而据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显示,《红楼梦》中戏曲类条目达八十条。两部小说均较为细致地描述了戏曲演出的场合、规模、剧目等状况,真实地展示了戏曲从业者的生存状态。其中,鲍廷玺与蒋玉菡是两部小说着墨较多者,他们都是年轻的男性戏曲从业者,但最终却走上了相反的人生道路,其间的缘由、轨迹耐人寻味,值得比较深究。
  一.不同的梨园身份:领班与家伶
  鲍廷玺和蒋玉菡虽然都是戏曲从业者,但是他们有着不同的梨园身份,鲍廷玺主要为戏班领班,而蒋玉菡却是忠顺王府戏班的名角,擅唱小旦,深受主人喜爱。
  1.鲍廷玺:从戏行世家螟蛉之子到三元戏班领班
  鲍廷玺在《儒林外史》中的身份有多重,老秀才的小儿子、梨园世家继子、戏班管班记账、三元班领班、篾片(豪门富家帮闲的清客)等等,其中,长期从事的职业为领班。
  鲍廷玺的生父倪霜峰是一名靠修乐器为生的老秀才,家有六子,卒一,鬻四,只剩下六子倪廷玺,因日食无措,出继与戏行“世家子弟”鲍文卿为义子,更名鲍廷玺。鲍文卿念其为正经人家儿女,送去读了两年书,帮着当家管班,“跟在班里记账”。后来向知府极力做媒让鲍廷玺娶了王氏女,“在衙门里,只如在云端里过日子”。只可惜,王氏不久即因难产而死。旋即,鲍文卿病死。鲍廷玺被迫续娶胡家女儿(来家小妾、王三胖遗孀),胡氏女患失心疯,夫妻二人被鲍老太及女儿女婿赶出家门,给了二十两银子,坐吃山空。后来虽有做幕僚的倪家大哥资助,生活有所好转,但倪廷珠突然去世,又使鲍廷玺陷入了困境。于是便投到杜慎卿门下,在其帮助下,骗得杜少卿的资助,团起了自己的戏班——三元班。
  从鲍文卿的角度来说,他一直很看重鲍廷玺“正经人家儿女”的原始身份,是不希望鲍廷玺继承自己的行当的,毕竟,戏行是贱业,一旦进入,子孙后代的前程都会受到影响。小说中一再强调鲍廷玺“正经人家儿女”这身份。鲍文卿说他是正经人家儿女,比亲生的还疼些,“每日吃茶吃酒,都带着他;在外揽生意,都同着他,让他赚几个钱添衣帽鞋袜;又心里算计,要替他娶个媳妇。”而向知府见鲍廷玺的第一面,便赞他“好个气质,像正经人家的儿女”。但是,鲍廷玺整天跟着鲍文卿行走江湖、耳濡目染,知晓的就是戏行的规则和谋生的手段,对别的行业一无所知:“要团班子弄行头,是弄不起;要想做个别的小生意,又不在行。”同时,他又不擅优伶技艺,所能做的就是小戏班的领班。
  2.蒋玉菡:从王府戏班名角到城南蒋家主人
  蒋玉菡在《红楼梦》中的身份较为单纯,王府戏班名角、城南蒋家主人。
  蒋玉菡是忠顺王府戏班中唱小旦的,以优伶为业,艺名琪官,为人“妩媚温柔”“随机应答,谨慎老成”,为伶则“唱功了得”“名驰天下”,知风雅、懂情义,深受忠顺王、北静王等达官贵人的喜爱。从他馈赠宝玉大红汗巾(茜香国女国王所贡之物)的说辞中便可窥其端倪:“昨日北静王给的”,“若是别人,我断不肯相赠”。在此,蒋玉菡用了一个“给”字,而没有使用“赏”“赐”等字眼,见出他与北静王的亲密关系。
  作为两个青年男性戏曲从业者,鲍廷玺和蒋玉菡虽同为梨园中人,但鲍廷玺是一个自由经营的小戏班领班,与忠顺王府豢养的家庭戏班中的名旦蒋玉菡相比,经济条件要差很多。这也决定了他们在生命历程的抉择方面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二.相反的生命历程:沉沦与逃离
  描绘鲍廷玺与蒋玉菡的生命历程,难以回避杜慎卿、忠顺王等一干王公贵族。两人对待王公贵族态度及行为的变化,显示出生命流变的清晰轨迹。
  1.鲍廷玺:对王公贵族由接近到依附
  十六岁之前的鲍廷玺,为穷困潦倒的倪姓老秀才第六子,生活中只有贫穷和饥饿。他接近王公贵族是从出嗣鲍家开始的,于此也就渐渐走上沉沦之路。陈美林先生将鲍廷玺的生命沉沦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从出嗣登场到嗣父鲍文卿病死;自鲍老太逐出家室至于乃兄廷珠相会;从乃兄之亡至投靠天长杜府”。
  第一阶段,在跟随继父鲍文卿带领戏班为王公贵族演出的过程中,鲍廷玺虽有在“天长杜府做戏四十多天”的经历,但始终保持着“正经人家的好气质”,并博得了向知府的好感。此时的鲍廷玺,忠厚,气质好,生活无忧,正义感强,对继父母孝顺有加。比如,替向知府巡视府考时,看见一个童生作弊,要“采他過来见太爷”,只是被鲍文卿制止了。可以想见,此时的鲍廷玺,对鲍家的小康生活是非常满意的,在王公贵族面前持有一定的气节。
  第二阶段,前妻难产而死,续弦失心患病,继母断绝供给,鲍廷玺的生活又回到了十六年前,甚至压力更大。而兄长的出现与接济便如雪中送炭,让鲍廷玺看见了曙光。一方面,有着三次嫁人经历的后妻胡氏女因为知晓鲍廷玺戏子的身份失心而疯,给忠厚子弟鲍廷玺带来了心里上的严重打击。另一方面,大哥倪廷珠在苏州抚院衙门里做相公,每年一千两银子,派阿三来找,并七十多两银子送与弟弟,租房子,抚院大老爷衙门里都称呼鲍廷玺倪六老爷。“倪六老爷”的称呼又让鲍廷玺的内心因为金钱与地位的变化而开始膨胀起来。这两方面形成一种合力,促使鲍廷玺对王公贵族一步步走向依附。   第三阶段,大哥倪廷珠的去世,让鲍廷玺的生活又回到从前。鲍廷玺别无所长,别无选择,只能投靠天长杜府,“我是杜府太老爷累代的门下,我父子两个受太老爷多少恩惠,如今十七老爷到了,我怎敢不来问安?”杜慎卿的一个眼神,鲍廷玺便心领神会:“说着,把眼看了鲍廷玺一眼。鲍廷玺笑道‘还是门下效劳。’便走进房去,拿出一支笛子来,去了棉套,坐在席上,呜呜咽咽,将笛子吹着;一个小小子走到鲍廷玺身边站着,拍着手,唱李太白《清平调》。真乃穿石裂云之声,引商刻羽之奏。三人停杯细听。”莫愁湖大会,“鲍廷玺领了六七十个唱旦的戏子,来叩见杜少爷”,极尽所能讨好杜慎卿。后来,听从杜慎卿设计的骗局,以“思念父亲、孝敬母亲”等理由骗取杜少卿资助100两银子,团起了三元戏班。最后,还干起了拉皮条的勾当:“门下这里领了一个小班,专伺候诸位老爷”。“两位老爷(汤氏兄弟)若不见弃,这孩子里面拣两个留在这里伺候”,还介绍兄弟二人去葛来官家寻欢作乐。此时的鲍廷玺,完完全全成了一个依附王孙贵族、没有尊严、没有气节的领班、篾片。
  2.蒋玉菡:对王公贵族由依附到逃离
  蒋玉菡在《红楼梦》中总共出现三次。首次出现在《红楼梦》第二十八回:“只见薛蟠早已在那里久候,还有许多唱曲儿的小厮并唱小旦的蒋玉菡、锦香院的妓女云儿。”此时的蒋玉菡依附忠顺王府生活,深得忠顺王爷宠爱:“若是别的戏子呢,一百个也罢了;只是这琪官随机应答,谨慎老诚,甚合我老人家的心,竟断断少不得此人。”家伶的身份、主人的喜爱使得蒋玉菡在物质方面收获颇多。“家伶一般是家班主人的私有财产,男优除了唱戏之外,一般还要承担部分家务活,甚至还要满足主人变态的性要求。他们的言行必须谨遵主人订下的各种规矩,一旦违反,轻者遭受打骂,重者送官懲治。”[2]
  蒋玉菡的第二次出场在三十三回,他从忠顺王府逃走,在城郊置地买房。有学者分析,是贾宝玉的友情促使蒋玉菡逃离忠顺王府。“也许正是这样的友情,使他鼓起了生存斗争的勇气,不顾一切地逃离亲王府。比之于被王爷的蛮横霸占,蒋玉菡与贾宝玉的交好即便再有同性恋之嫌,也是十分美好而合乎人性的”。[3]从蒋玉菡与贾宝玉、薛蟠等人的交往来看,他是一个有诗才、同情女性、自尊自爱的男子,也想寻求作为男性的尊严。“中国的伦理道德制度和封建礼教使得男伶代替女性成了公共的色情欲望对象,成为王公贵族手中的玩物,既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男性尊严可言”。[4]因此,蒋玉菡是冒着生命危险逃离被王公贵族控制、蹂躏的命运。
  蒋玉菡的第三次出场在第一百二十回,在城南过着较为富足的生活。
  鲍廷玺与蒋玉菡之所以有着相反的生命历程,面对王公贵族,前者选择依附,后者选择逃离,说到底,是生活所迫。鲍廷玺物质生活困顿,又别无所长,除了依附,别无选择,但是,他未能如鲍文卿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任由自己失德失节、沉沦下去,这是其令人不齿之处。蒋玉菡作为家伶,在依附王公贵族的过程中获得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但他并没有沉迷于这种单纯的物质享受中,而是为争取精神、人格上的独立做出了逃离的举动,可能这种逃离是徒劳的,但这种追求却让人钦佩。
  三.不同的叙述视角:全知和限制
  《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在塑造鲍廷玺与蒋玉菡形象时,前者多用全知视角,后者多以限制视角,从而为读者分析人物形象留下了不同程度的想象空间,带来了不同的阅读魅力。
  1.全知视角下的鲍廷玺
  鲍廷玺的故事从第二十五回绵延到第三十七回,这种“生命长度”在“事与其来俱起,事与其去俱迄”之板块式结构的《儒林外史》中,诚属少见。在这13回中,叙述者基本采用了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全知视角,向读者讲述了鲍廷玺的十六岁以来的人生经历。使读者对鲍廷玺的心理、品质的变化了解非常清晰。
  2.限制视角下的蒋玉菡
  蒋玉菡在《红楼梦》中出现了三次,作者基本采用限制视角加以讲述,即“叙述者知道的和人物一样多,人物不知道的事,叙述者无权叙述。叙述者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几个人轮流充当”,[5]又称为“视点叙事”。
  比如,蒋玉菡出场,他的艺名、名声、诗才等等都是通过贾宝玉的耳朵、眼睛、感觉一一写来。
  少刻,宝玉出席解手,蒋玉菡便随了出来。二人站在廊檐下,蒋玉菡又陪不是。宝玉见他妩媚温柔,心中十分留恋。
  宝玉:“还有一句话借问:也是你们贵班中,有一个叫琪官的,他在那里?如今名驰天下,我独无缘一见。”
  蒋玉菡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儿。”
  蒋玉菡的第二次出场,就更受限制了。基本存在于忠顺王府长史官与宝玉的对话中。
  长史官到荣国府索要蒋玉菡:“(蒋玉菡)一向好好在府里,如今竟三五日不见回去。王爷亦云:‘若是别的戏子呢,一百个也罢了;只是这琪官随机应答,谨慎老诚,甚合我老人家的心,竟断断少不得此人’。”长史官对蒋玉菡赠送宝玉红汗巾子一事了如指掌。
  宝玉不觉目瞪口呆,因说道:“大人既知他的底细,如何连他置买房舍这样大事倒不晓得了?听得说他如今在东郊离城二十里有个什么紫檀堡,他在那里置了几亩地几间房舍。”
  通过长史官与宝玉的对话,我们才获知蒋玉菡逃离了王府,并且在城南购置了家业。而为什么逃离?怎么逃的?我们不得而知,只能通过宝玉的语言去揣摩。
  蒋玉菡第三次出场,是通过花子芳的老婆引出的。通过她的讲述以及袭人的观察,我们才知道是蒋玉菡娶了袭人,同时也补充交代了蒋玉菡的现状:“有房有地,又有铺面,没有娶过,人物长的是百里挑一”等等,对袭人也是温柔体贴。
  《儒林外史》对鲍廷玺全知视角的描绘,使读者对鲍廷玺沉沦的经过有着全面的了解,从而深思其逐渐沉沦的社会及个体成因。《红楼梦》用大量的限制视角观照蒋玉菡,留给读者很多空白,有着含蓄美。读者更多的是想象与追问:蒋玉菡为何逃离王府?他和宝玉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一概不得而知。
  “作家不仅受社会影响,他也要影响社会。艺术不仅重现生活,而且也造就生活”[1](P110)《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塑造的两个青年男性戏曲从业者,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两位作者对人生、社会的看法。自古以来,戏子总被视为低贱的行业,鲍廷玺本不是戏行之人,这在世俗人眼中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但年少的倪廷玺跟着老秀才父亲倪霜峰却无法生存,唯有出嗣鲍文卿才有活路,昭示出被科举异化的读书人比戏子还要低微的生活状态,这是时代的悲哀,儒林的悲哀,是促人反思反省的社会问题。蒋玉菡是一名表面风光无限的优伶,他深知自身低微低贱,“还有许多唱曲儿的小厮并唱小旦的蒋玉菡、锦香院的妓女云儿”,只能与妓女为伍,但他并不认命,寻到机会,便从忠顺王府逃离,彰显出对独立人生和人格的孜孜追求,在一定程度上闪耀着人性自由的光芒。不过,他最终只能婚配丫环,却又深刻地揭示出:封建阶层的固化与牢不可破,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冲破的。
  参考文献
  [1][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文学理论[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02.
  [2]杨惠玲.明清戏曲家班研究[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114.
  [3]李劼.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M].东方出版中心,1995:246.
  [4]李鸿渊,陈莉.柳湘莲与蒋玉菡形象之比较研究[J].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一辑.
  [5]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63.
  (作者介绍:秦军荣,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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