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卫生既是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也是中国当下十分突出的问题。根据卫生部统计，精神疾病在中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居首位，约占疾病总负担的20%，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约1600万人。《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指出：我国精神卫生服务资源十分短缺；公众对焦虑症、抑郁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认知率低，社会偏见和歧视广泛存在，讳疾忌医多，科学就诊少。相比一般躯体性疾病以中老年期发病为主，精神疾病以青壯年期发病为主，如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基本上是致残本人、拖垮全家。
　　然而，正如同济大学赵旭东教授所指出的，目前的精神疾病研究呈现出了冷热十分不均的状况。自然主义导向的生物医学式研究非常兴旺，经济投入和成果产出较多；而哲学导向的社会、心理、文化研究则气势较弱，虽被公认为重要，但得到的支持却明显不足，潜心研究者寥寥，投入-产出恶性循环，似有成为寂寞边缘领域之虞。因此，哲学工作者理应发挥哲学作为传统精神科学（Geistwissenschaft）的先天性优势，开展相应的哲学心理学与哲学精神病学的研究，履行哲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为中国精神疾病的防治工作贡献绵薄之力。
　　自然主义导向的生物医学式精神疾病研究的对象是精神疾病的生物学基础；而哲学导向的精神疾病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对象是精神疾病诊疗的哲学假设与病人对于精神疾病的主观体验。哲学精神病学所关注的正是生物学精神病学所忽视的东西，即精神疾病的主观维度。研究者们已经发现：不探查病人对于疾病的主观体验，而单靠病人的行为与神经机制异常，不足以预测未来的精神疾病。因此，近二十年来，现象学精神病理学进路经历了一场非常显著的复兴。现象学哲学对精神病理学的理论以及临床实践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围绕着这些问题——精神疾病的本质是什么，对于疾病的主观经验与疾病的生物学机制研究之间如何相互补充——现象学与精神病理学两大领域间兴起了立场鲜明、观点新颖的对话。
　　事实上，现象学精神病理学产生于20世纪初。精神病理学家雅斯贝尔斯首先注意到现象学方法对于描述精神疾病体验的作用。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等现象学家，以及闵可夫斯基、宾斯旺格等精神病学家，都对现象学精神病理学的产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现象学家使精神病理学家注意到了患者病理体验得以生成的意识结构，而精神病理学家使现象学家实现了对于鲜活生命的关怀。
　　对于现象学与精神病理学之间相互澄明关系的研究，本期的三篇论文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希望这三篇论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更多的专家能够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并促进哲学与心理学、精神病学、精神病理学等学科之间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