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机构其实也像企业，用多少员工、多少领导是需要统筹和论证的。如果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多一个人口便意味着多一个饭碗。多余的人口，企业就要额外支出供养的费用。“冗官过多”的直接结果是增加纳税人的负担。纳税人的钱用于养有用的官--在其位谋其政的官，而不是用来养过多的冗官，纳税人的钱不能成为冗官的“唐僧肉”，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2月8日，《瞭望》杂志刊发了“领导超编该问责谁”的文章。文中指出，辽宁的铁岭和河南的新乡因为“领导超编”被网民和媒体一起推到了舆论监督的风口浪尖。过去一直被诟病的“冗员过多”，这一次被副秘书长的庞大队伍所改写，成了一个新的官场词汇。
　　最近，辽宁省铁岭市政府官方网站上列出的市政府领导机构中，出现了20位副秘书长。尽管铁岭市属于辽宁省的省辖市，但是扩大到20位副秘书长确实有点离谱。天津市是国家的直辖市，比铁岭大多了，也没有这么多副秘书长啊！
　　政府机构其实也像企业，用多少员工、多少领导是需要统筹和论证的。如果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多一个人口便意味着多一个饭碗。多余的人口，企业就要额外支出供养的费用。“冗官过多”的直接结果是增加纳税人的负担。纳税人的钱用于养有用的官--在其位谋其政的官，而不是用来养过多的冗官，纳税人的钱不能成为冗官的“唐僧肉”，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中央一直在号召精兵简政，裁减冗员，而一些地方政府却始终官满为患。什么原因？主要还是官员作为公务员的优越性在起主导作用。只要能进入官员队伍，工作不管干得怎么样，保证不犯大错，则衣食无忧。企业发生经济危机说裁员就裁员，而政府机关“领导超编”，裁减起来却是难上加难。
　　“领导超编”多了，吃闲饭的领导也就多了。像和尚打水一样，不是推诿就是依赖。甚至被闲置起来。葛剑雄先生曾经就官员的超编问题，做过深入地研究。他在文章中列举了封建王朝的官吏膨胀数据。汉高祖刘邦只有兄弟3人，200年后刘汉王朝已有宗室10余万人，增长了2000多倍，而同期总人口只增长了4倍。宋太祖兄弟3人，据200年后不完全统计，宗室人口已经超过2万。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但200 年后宗室已近3万人。明朝宗室完全由朝廷供养，“禄以终生，丧葬予费”，一包到底，所以近支宗室竞相生育，一位郡王创造了100个儿子长大袭封的纪录。再看官吏数量的暴长情况：宋初40年间，中央政府官吏增长五倍多，三班院吏最初仅300余人，100年后增长到一万多人，真宗时裁汰的冗官就有近20万人。
　　封建社会做官的油水大得很，“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如果为政不廉，则可出现“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的官场群体腐败现象。虽然官员超编由来已久，但是出现现在这样官满为患的状态，还是让人吃惊不少。
　　铁岭市20个副秘书长的新闻绝对不是个例。就在媒体对其提出严重质疑时，河南新乡又爆出8位副市长的新闻。官员队伍的超编，这对严峻的大学生考公务员难和就业难无疑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去年国务院颁布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标志着我国政府的机构和编制管理全面步入法制化。条例不仅明确了机构编制管理机关的监督检查职责和程序，要求编制管理机关定期评估机构和编制的执行情况，而且还具体列出了8种编制管理部门有权依法处罚的行为。而其中第五种行为正是“擅自超职数、规格配备领导成员”。连续曝出的“领导超编”事件，地方政府机构和编制管理部门为什么没有尽到监督责任？实际上，问题的焦点还在于官官相护。官员提拔官员是官员内部的事，内部的事就不是难事。如果主要领导一句话可以定乾坤，那么，想进入官员队伍，就会轻而易举。但是，如果不是身处官员队伍中，又没有足够的做官资本，想凭努力跻身公务员行列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