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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星璀璨的中国经济学界，董辅礽是一位德高望重、备受推崇的贤者。他是“中国经济成长论”的杰出代表，又是第一个提出改革我国国有企业体制问题的经济学家。他的许多理论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在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2004年7月30日，当他在美国不幸辞世的消息传来后，中国经济学界举行了罕见的悼念和追思活动，深切缅怀这位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
勤奋好学 追求真理
1927年7月26日，董辅礽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的一个普通职员家庭。父亲董浚敏曾在上海求学，毕业后，做过英文秘书、中学教师，后来就职于宁波人虞洽卿开办的“三北轮船公司”。他的母亲赵影是宁波城里的一位大小姐，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董辅礽幸运地出生在这样一个既新派又不失中国传统美德的家庭里。为人忠厚的父亲对董辅礽影响很大，使得他从小懂得要诚实做人，诚实做学问，以善良之心对待朋友。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第二年，11岁的董辅礽和家人一起开始了逃难生活，先逃到四川宜宾，后来在重庆安顿下来，并进入重庆西郊永川国立十六中学就读。世事的磨难，使董辅礽思想逐渐产生了进步倾向。除学习知识外，他还开始关注时局，并订阅了《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从这些报刊中他了解到了共产党的主张，这对他以后有意识地接触进步组织，最终选择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对于当时只有19岁的董辅礽来说，继续求学，以科学救国是他最大的心愿。1946年夏天，刚刚走出中学校门的董辅礽报考了全国一流的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当时竞争十分激烈，在两三千参加考试的学生中，经济系只录取了其中的50名，董辅礽凭着自己扎实的基础，脱颖而出。
在武汉大学，他有幸遇到了著名经济学家、时任系主任的张培刚教授，并成为张先生留美归来后所教的首批学生之一。良好的天赋、良师的教诲和自身的勤勉，使董辅礽为今后的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精力充沛的董辅礽涉猎多门学科，还常去其他系里听课，不论是世界通史、中国通史、欧美文学，还是日语、法语，只要一有时间，他都努力去学。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考试成绩列法学院三个系的第一名，并成为法学院唯一获得当时院级奖学金——四明银行奖学金的学生。40年后，他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董辅礽选集》的序中写道：“至今我都感谢张培刚、杨端六、刘秉麟、李剑农、戴铭馔、周新民等老师的教诲。那些经济学以外的课程，包括我在外系旁听的一些课程，对我也很有帮助。因为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人，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
与此同时，董辅礽还参加了一个名叫“求真读书会”的组织，读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后来回忆说：“尽管那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读得不多，更不系统，但终归是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道路上学步的第一步，这第一步对我来说同时也是决定日后人生道路的第一步，所以是重要的一步，也是值得怀念的一步。”
1948年，董辅礽参加了中共在武汉大学的秘密外围组织“武大地下学联工作组”。他以极大的热情印刷宣传品、宣传马列主义学说和中国共产党的和平主张。随后又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和旨在护校的“安全互助团”，开展反迫害、反破坏、反迁移斗争。由于工作出色，武汉解放前夕，也就是1949年5月9日，当时还不满22岁的董辅礽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留学苏联 才识初显
解放后，仍在武汉大学求学的董辅礽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校务委员会委员。1950年毕业后，他留在学校从事教学工作。1952年，董辅礽被保送去苏联留学，进入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学习。该学院是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府，拥有当时苏联国内一流的学者和专家。董辅礽的导师是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布列也夫，另一位导师图列茨基，也是苏联研究价格和国民经济平衡的权威。
留学的最初两年，学校为研究生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哲学、俄语等多门课程，董辅礽得以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学习了国民经济计划原理和国民经济平衡理论，学习了如何进行经济学问题研究，这为他日后在经济学道路上继续攀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历时两年的理论学习结束后，董辅礽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论文写作工作。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苏联和中国的国民收入》。这篇长达20万字的论文获得了导师的好评，被誉为“分析精深、新颖独到”，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57年，董辅礽在苏联顺利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获得了副博士学位。他的学术成就引起了莫斯科经济学院的重视，院方希望他留下来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但国内此时急需人才，董辅礽响应祖国的召唤，如期归国。
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强烈地感染着董辅礽。作为留苏回国的研究生，他被分配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任教。显然，这是组织上对他的器重。可是，当他步入这所大学时，正赶上全国范围内反右运动，整天开会、总结、检查，让董辅礽很不适应。于是，他产生了回母校武汉大学的念头。刚好，武汉大学也想请他回去。就这样，董辅礽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两个月后，即回到武汉大学任教。
1958年夏天，苏联中央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司司长、著名经济学家索波里来华讲学，负责接待的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著名学者孙冶方点名要董辅礽来京做翻译工作。原来，1956年孙冶方曾率团到苏联中央统计局访问，中国驻苏使馆选派董辅礽当翻译，年轻有为、学识深厚的董辅礽给孙冶方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再度合作使孙冶方认定董辅礽是个极有前途的青年经济工作者，便决定调他进京。经过多方努力，1959年2月，董辅礽又被调离武汉大学，来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成为孙冶方的助手。这一调动，使董辅礽在中科院一呆就是40多年，并成为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到经济研究所不久，董辅礽被任命为国民经济平衡组的副组长，组长是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杨坚白。同年，董辅礽第一部经济学著作《苏联国民收入的动态分析》出版。
董氏模型 声名远扬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那段时间里，董辅礽在一个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中系统研究了社会主义再生产、国民收入和国民经济问题，其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瞩目。其中，最有国际影响的理论贡献当属他的经济增长论。
经济增长论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即社会主义再生产模型（又称董氏再生产模型）、国民经济平衡理论和国民收入理论。尤以用他的名字命名的“董氏再生产模型”最为著名。该模型参照部门联系平衡表表式，吸收美国经济学家列昂惕夫投入产出分析法的一些优点，设计了别具一格的平衡表，是当今世界和我国流行的许多再生产模型中最符合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的一种。文章在1962年发表后，当时日本命馆大学立即在校刊上全文译载，后来这篇论文又被收录在法国的一本论文集中。若干年后，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员林至文在英国期刊上载文评述“董氏模型”，认为它比另一些也很著名的模型“更加雄心勃勃”；国际著名的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也认为，“董氏模型”远远超过苏联迄今为止的其他模型。
实际上，早在1959年，董辅礽的论文《确定积累和消费比例的若干方法论问题的探索》发表后，他就被日本学者山名正孝称为是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称赞这篇文章“向理论上解决‘国民收入分配率’和‘生产构成的比例’相互关系这个问题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山名正孝是第一位称董辅礽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的人，从此以后，这一称呼就渐渐传播开来，并被国内外公认。
“两个分开” 石破天惊
从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直至十年内乱结束，整整12年，董辅礽被迫停笔缄口，没有发表任何学术文章。但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经济理论的研究，并对荒谬岁月里生产力水平下降、体制僵化产生的恶果进行了深刻反思。
粉碎“四人帮”后，董辅礽终于盼来了云开雾散的这一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次民主选举会上，他被选为业务行政领导小组组长，挑起了业务行政的领导工作。1978年，社科院任命许涤新为经济所所长，董辅礽为副所长。董辅礽重新拿起了久违的笔，为经济学界解放思想呐喊，为经济学理论创新奔走呼号。
1978年9月，社科院召开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邀请董辅礽作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董辅礽大胆提出要改革国家所有制，实现政企分离；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实现政社分离。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分开”。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尚是一个理论禁区。因为传统的看法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的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全民所有制一经建立就成为最成熟、最彻底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无条件地优越于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只能是国家所有制，而不能是别的什么所有制。况且在长期“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人民公社好”、“一大二公”等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而“两个分开”的观点，是对所有制结构直接发起“攻击”，这无疑大大超出了时代的承受力，是“石破天惊”之举，以至于许多人为他捏了一把汗。会后，一位老先生找到他说：“老董，你的胆子可真大，‘人民公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你这样提是要冒风险的。”但董辅礽没有顾忌这些，他不仅当众讲明了自己的观点，而且还使之理论化、系统化，并在1979年第一期《经济研究》上发表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实现形式问题》一文。该文指出：传统的国家所有制有四大弊端：一是国家政权的行政组织取代经济组织，企业成为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难以实行独立自主经营；二是国家行政组织直接指挥企业的经营活动，以政代企，容易产生官僚主义；三是企业领导人由政府任命，只对上级机构负责，往往不关心行政指令的经济合理性；四是企业劳动者未能与生产资料紧密结合，劳动者不能从经济利益上关心本企业的经营状况。
30多年后的今天，回头再来看董辅礽的这些观点，我们不得不敬佩他的勇气和洞见。1983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企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1984年10月公布《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政企分开、简政放权。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深化所有制改革，推进国企发展的改革进程更验证了其理论的正确性。
力吹“黄沙” 慧眼识金
如果说，改革所有制结构中不合理的成分，只是董辅礽依据生产力发展的现状提出的“匡正方案”的话，那么，主张多种所有制并存的“董氏八宝饭”理论，就是他为改革推进到产权阶段而奉上的一道“大餐”。
1985年5月，董辅礽应邀到牛津大学做访问教授。访问期间，他与布鲁斯教授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后来他们一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或者说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经济。回国后，董辅礽用“八宝饭”作比喻，向同事讲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社会主义经济就像一盘八宝饭，公有制经济就像其中的糯米，红枣、莲子等就像非公有制经济。没有糯米不成其为八宝饭，没有红枣、莲子等也不成其为八宝饭。同理，没有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存在，就不成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相结合的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这一理论，被称为“董氏八宝饭理论”。
董辅礽不仅只是作理论方面的探索，而且十分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用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来验证自己提出的理论。就在“董氏八宝饭理论”提出的同时，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两个在所有制上截然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一个是以苏州为中心的“苏南模式”，一个是以温州为中心的“温州模式”（或称温台模式）。“苏南模式”是指在地方政府主导下；致力于发展乡镇集体经济的模式；“温州模式”是指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商品经济（即现在的民营经济）的模式。当时，社会上对这两个模式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以致发展到一场“两条道路”的政治争论：对“苏南模式”认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极力推崇，对“温州模式”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私有化”而极力排斥和压制。
就在争论不休的情况下，已担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董辅礽，带领一批人到温州进行实地考察。通过10天的考察，他看到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以农村能人为骨干”的“温州模式”，使温州摆脱了由于历史、交通、地理、资源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势而造成的贫困落后的面貌，国民经济得以高速增长，商品经济繁荣，工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农村开始摆脱贫困，走上了富裕之路，城市建设进程加快。董辅礽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温州模式”虽然还存在不少缺点，但“这条路走得对”，“是一条必须要走的路”。他还给“温州模式”总结了三条重要经验：一是发展市场经济，二是发展农村的非农产业，三是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关于“温州模式”是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强调：“公有制为主，是在全国范围来说的，就一个地区来看，温州不一定必须以公有制为主。”同时指出，“苏南模式”是一种计划、集中的经济，如果乡镇所有制不转变成非公有制，迟早是走不下去的。
董辅礽从温州考察回来后，给世界银行写了一篇长达7万多字的文章，主要介绍了温州发展非农产业和乡镇企业的经验，还与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位朋友合著了一本专门介绍温州的书，书名叫《市场的力量》。同时，他还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浙江电视台等媒体关于“温州模式”的采访，并应邀给当时的孟加拉总理、贝宁总统、世界银行组织的亚非部长级干部研讨会等国家首脑及世界级经济组织介绍中国经济改革和“温州模式”的情况。这些举措使“温州模式”迅速走红，不仅全国各地来温州学习考察的人员应接不暇，而且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重量级人员也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温州参观访问。就连曾被董辅礽预言“迟早走不下去”的“苏南模式”地区，果真因一部分企业染上国企的通病而遇到严峻挑战时，也派人来温州学习取经，不少企业对体制做了调整，民营经济迅速发展。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社会上对个体、私营经济批评的言辞十分激烈。有一位在国内有相当影响的学者，更是把这场政治风波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根源锁定在“中产阶级”（即私营企业主、个体户）身上。在这些“左”的舆论和高压之下，包括温州在内的全国个体、私营企业主们人心惶惶，有的忙着转移财产，有的关门停业，有的卷款逃难。就在这关键时刻，董辅礽又一次来到温州，通过实地深入调查，他得知在这场政治风波中，温州的社会非常稳定，个体、私营企业主们都忙着办企业，做生意，根本没有时间介入政治运动。于是，董辅礽再次挺身而出，采取写文章和作学术报告的形式，为个体、私营经济和民营经济鼓与呼。他指出：“说政治动乱的根源是中产阶级是绝对不对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的资本市场就不发展了，否则越发展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就会使国家越来越麻烦，成为动乱的根源，这种逻辑是错误的。”他还指出：“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整个社会将会一步步地公众化。这种发展，只会使整个社会越来越稳定。”他的这些观点，有力地批驳了“中产阶级是政治动乱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根源”的“左”的论调。
后来，为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董辅礽又多次呼吁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立法、入宪，强调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必须要重新认识资本和财富，必须积极培育“中产阶级”，必须保护私有财产，必须拓宽民间资本进入市场的领域。在董辅礽等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1999年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被写进了宪法；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又明确提出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04年春天，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进了宪法，使私有财产同国有财产、集体财产一样受到了法律的保护；2005年春天，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积极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实践再一次证明了董辅礽的理论探索是经得起检验的。
参政议政 劳苦功高
1988至1998年，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董辅礽先后担任第七届和第八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8年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参政、议政的10多年时间里，他主持起草了《期货交易法》，后又具体分管《证券法》起草的后续工作。《证券法》作为既规范证券发行又规范证券交易的母法，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发育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此外，他还主持讨论、审定了《破产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外汇法》等法案，并代表人民利益，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这两个工作岗位上，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参政、议政的同时，董辅礽依旧进行理论研究和探索。他积极倡导市场经济的指导作用，早在1989年1月，在《经济形势、发展战略与改革目标》一文中就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发展市场经济，即把僵化的实物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也就是说使市场成为经济的调节者”。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他撰写了大量文章，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权宜之计，并用公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表述，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市场效率”。1997年，他又撰写了《公有制与股份制》的论文，提出了两种形式的公有制的概念，即共同所有制和公众所有制。公众所有制的财产归所有成员所有，但所有成员又分别是共有财产中某个具体份额的所有者。共同所有制单位的财产是单位成员共同所有的集体财产，同时又是属于他们个人所有的财产。此外，他在经济可持续发展、消费经济、证券市场、宏观经济分析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产生了深远的、巨大的影响。
由于学术上的成就，1987年法国政府授予董辅礽军官级学术勋章，1988年法国驻华大使亲手将勋章佩带在他的胸前。瑞典皇家科学院则连续多年致函董辅礽，邀请他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候选人。这些充分表明了国际一流学术机构对董辅礽的认同和信任。
董辅礽取得了属于他也属于这个时代的佳绩。他凝练出来的一个又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与观点，在未来必将会继续闪光，对中国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发挥指导作用。
（责任编辑：吴 玫）
勤奋好学 追求真理
1927年7月26日，董辅礽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的一个普通职员家庭。父亲董浚敏曾在上海求学，毕业后，做过英文秘书、中学教师，后来就职于宁波人虞洽卿开办的“三北轮船公司”。他的母亲赵影是宁波城里的一位大小姐，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董辅礽幸运地出生在这样一个既新派又不失中国传统美德的家庭里。为人忠厚的父亲对董辅礽影响很大，使得他从小懂得要诚实做人，诚实做学问，以善良之心对待朋友。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第二年，11岁的董辅礽和家人一起开始了逃难生活，先逃到四川宜宾，后来在重庆安顿下来，并进入重庆西郊永川国立十六中学就读。世事的磨难，使董辅礽思想逐渐产生了进步倾向。除学习知识外，他还开始关注时局，并订阅了《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从这些报刊中他了解到了共产党的主张，这对他以后有意识地接触进步组织，最终选择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对于当时只有19岁的董辅礽来说，继续求学，以科学救国是他最大的心愿。1946年夏天，刚刚走出中学校门的董辅礽报考了全国一流的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当时竞争十分激烈，在两三千参加考试的学生中，经济系只录取了其中的50名，董辅礽凭着自己扎实的基础，脱颖而出。
在武汉大学，他有幸遇到了著名经济学家、时任系主任的张培刚教授，并成为张先生留美归来后所教的首批学生之一。良好的天赋、良师的教诲和自身的勤勉，使董辅礽为今后的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精力充沛的董辅礽涉猎多门学科，还常去其他系里听课，不论是世界通史、中国通史、欧美文学，还是日语、法语，只要一有时间，他都努力去学。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考试成绩列法学院三个系的第一名，并成为法学院唯一获得当时院级奖学金——四明银行奖学金的学生。40年后，他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董辅礽选集》的序中写道：“至今我都感谢张培刚、杨端六、刘秉麟、李剑农、戴铭馔、周新民等老师的教诲。那些经济学以外的课程，包括我在外系旁听的一些课程，对我也很有帮助。因为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人，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
与此同时，董辅礽还参加了一个名叫“求真读书会”的组织，读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后来回忆说：“尽管那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读得不多，更不系统，但终归是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道路上学步的第一步，这第一步对我来说同时也是决定日后人生道路的第一步，所以是重要的一步，也是值得怀念的一步。”
1948年，董辅礽参加了中共在武汉大学的秘密外围组织“武大地下学联工作组”。他以极大的热情印刷宣传品、宣传马列主义学说和中国共产党的和平主张。随后又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和旨在护校的“安全互助团”，开展反迫害、反破坏、反迁移斗争。由于工作出色，武汉解放前夕，也就是1949年5月9日，当时还不满22岁的董辅礽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留学苏联 才识初显
解放后，仍在武汉大学求学的董辅礽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校务委员会委员。1950年毕业后，他留在学校从事教学工作。1952年，董辅礽被保送去苏联留学，进入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学习。该学院是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府，拥有当时苏联国内一流的学者和专家。董辅礽的导师是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布列也夫，另一位导师图列茨基，也是苏联研究价格和国民经济平衡的权威。
留学的最初两年，学校为研究生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哲学、俄语等多门课程，董辅礽得以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学习了国民经济计划原理和国民经济平衡理论，学习了如何进行经济学问题研究，这为他日后在经济学道路上继续攀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历时两年的理论学习结束后，董辅礽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论文写作工作。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苏联和中国的国民收入》。这篇长达20万字的论文获得了导师的好评，被誉为“分析精深、新颖独到”，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57年，董辅礽在苏联顺利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获得了副博士学位。他的学术成就引起了莫斯科经济学院的重视，院方希望他留下来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但国内此时急需人才，董辅礽响应祖国的召唤，如期归国。
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强烈地感染着董辅礽。作为留苏回国的研究生，他被分配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任教。显然，这是组织上对他的器重。可是，当他步入这所大学时，正赶上全国范围内反右运动，整天开会、总结、检查，让董辅礽很不适应。于是，他产生了回母校武汉大学的念头。刚好，武汉大学也想请他回去。就这样，董辅礽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两个月后，即回到武汉大学任教。
1958年夏天，苏联中央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司司长、著名经济学家索波里来华讲学，负责接待的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著名学者孙冶方点名要董辅礽来京做翻译工作。原来，1956年孙冶方曾率团到苏联中央统计局访问，中国驻苏使馆选派董辅礽当翻译，年轻有为、学识深厚的董辅礽给孙冶方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再度合作使孙冶方认定董辅礽是个极有前途的青年经济工作者，便决定调他进京。经过多方努力，1959年2月，董辅礽又被调离武汉大学，来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成为孙冶方的助手。这一调动，使董辅礽在中科院一呆就是40多年，并成为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到经济研究所不久，董辅礽被任命为国民经济平衡组的副组长，组长是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杨坚白。同年，董辅礽第一部经济学著作《苏联国民收入的动态分析》出版。
董氏模型 声名远扬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那段时间里，董辅礽在一个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中系统研究了社会主义再生产、国民收入和国民经济问题，其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瞩目。其中，最有国际影响的理论贡献当属他的经济增长论。
经济增长论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即社会主义再生产模型（又称董氏再生产模型）、国民经济平衡理论和国民收入理论。尤以用他的名字命名的“董氏再生产模型”最为著名。该模型参照部门联系平衡表表式，吸收美国经济学家列昂惕夫投入产出分析法的一些优点，设计了别具一格的平衡表，是当今世界和我国流行的许多再生产模型中最符合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的一种。文章在1962年发表后，当时日本命馆大学立即在校刊上全文译载，后来这篇论文又被收录在法国的一本论文集中。若干年后，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员林至文在英国期刊上载文评述“董氏模型”，认为它比另一些也很著名的模型“更加雄心勃勃”；国际著名的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也认为，“董氏模型”远远超过苏联迄今为止的其他模型。
实际上，早在1959年，董辅礽的论文《确定积累和消费比例的若干方法论问题的探索》发表后，他就被日本学者山名正孝称为是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称赞这篇文章“向理论上解决‘国民收入分配率’和‘生产构成的比例’相互关系这个问题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山名正孝是第一位称董辅礽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的人，从此以后，这一称呼就渐渐传播开来，并被国内外公认。
“两个分开” 石破天惊
从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直至十年内乱结束，整整12年，董辅礽被迫停笔缄口，没有发表任何学术文章。但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经济理论的研究，并对荒谬岁月里生产力水平下降、体制僵化产生的恶果进行了深刻反思。
粉碎“四人帮”后，董辅礽终于盼来了云开雾散的这一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次民主选举会上，他被选为业务行政领导小组组长，挑起了业务行政的领导工作。1978年，社科院任命许涤新为经济所所长，董辅礽为副所长。董辅礽重新拿起了久违的笔，为经济学界解放思想呐喊，为经济学理论创新奔走呼号。
1978年9月，社科院召开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邀请董辅礽作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董辅礽大胆提出要改革国家所有制，实现政企分离；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实现政社分离。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分开”。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尚是一个理论禁区。因为传统的看法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的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全民所有制一经建立就成为最成熟、最彻底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无条件地优越于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只能是国家所有制，而不能是别的什么所有制。况且在长期“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人民公社好”、“一大二公”等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而“两个分开”的观点，是对所有制结构直接发起“攻击”，这无疑大大超出了时代的承受力，是“石破天惊”之举，以至于许多人为他捏了一把汗。会后，一位老先生找到他说：“老董，你的胆子可真大，‘人民公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你这样提是要冒风险的。”但董辅礽没有顾忌这些，他不仅当众讲明了自己的观点，而且还使之理论化、系统化，并在1979年第一期《经济研究》上发表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实现形式问题》一文。该文指出：传统的国家所有制有四大弊端：一是国家政权的行政组织取代经济组织，企业成为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难以实行独立自主经营；二是国家行政组织直接指挥企业的经营活动，以政代企，容易产生官僚主义；三是企业领导人由政府任命，只对上级机构负责，往往不关心行政指令的经济合理性；四是企业劳动者未能与生产资料紧密结合，劳动者不能从经济利益上关心本企业的经营状况。
30多年后的今天，回头再来看董辅礽的这些观点，我们不得不敬佩他的勇气和洞见。1983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企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1984年10月公布《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政企分开、简政放权。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深化所有制改革，推进国企发展的改革进程更验证了其理论的正确性。
力吹“黄沙” 慧眼识金
如果说，改革所有制结构中不合理的成分，只是董辅礽依据生产力发展的现状提出的“匡正方案”的话，那么，主张多种所有制并存的“董氏八宝饭”理论，就是他为改革推进到产权阶段而奉上的一道“大餐”。
1985年5月，董辅礽应邀到牛津大学做访问教授。访问期间，他与布鲁斯教授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后来他们一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或者说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经济。回国后，董辅礽用“八宝饭”作比喻，向同事讲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社会主义经济就像一盘八宝饭，公有制经济就像其中的糯米，红枣、莲子等就像非公有制经济。没有糯米不成其为八宝饭，没有红枣、莲子等也不成其为八宝饭。同理，没有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存在，就不成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相结合的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这一理论，被称为“董氏八宝饭理论”。
董辅礽不仅只是作理论方面的探索，而且十分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用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来验证自己提出的理论。就在“董氏八宝饭理论”提出的同时，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两个在所有制上截然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一个是以苏州为中心的“苏南模式”，一个是以温州为中心的“温州模式”（或称温台模式）。“苏南模式”是指在地方政府主导下；致力于发展乡镇集体经济的模式；“温州模式”是指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商品经济（即现在的民营经济）的模式。当时，社会上对这两个模式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以致发展到一场“两条道路”的政治争论：对“苏南模式”认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极力推崇，对“温州模式”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私有化”而极力排斥和压制。
就在争论不休的情况下，已担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董辅礽，带领一批人到温州进行实地考察。通过10天的考察，他看到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以农村能人为骨干”的“温州模式”，使温州摆脱了由于历史、交通、地理、资源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势而造成的贫困落后的面貌，国民经济得以高速增长，商品经济繁荣，工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农村开始摆脱贫困，走上了富裕之路，城市建设进程加快。董辅礽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温州模式”虽然还存在不少缺点，但“这条路走得对”，“是一条必须要走的路”。他还给“温州模式”总结了三条重要经验：一是发展市场经济，二是发展农村的非农产业，三是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关于“温州模式”是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强调：“公有制为主，是在全国范围来说的，就一个地区来看，温州不一定必须以公有制为主。”同时指出，“苏南模式”是一种计划、集中的经济，如果乡镇所有制不转变成非公有制，迟早是走不下去的。
董辅礽从温州考察回来后，给世界银行写了一篇长达7万多字的文章，主要介绍了温州发展非农产业和乡镇企业的经验，还与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位朋友合著了一本专门介绍温州的书，书名叫《市场的力量》。同时，他还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浙江电视台等媒体关于“温州模式”的采访，并应邀给当时的孟加拉总理、贝宁总统、世界银行组织的亚非部长级干部研讨会等国家首脑及世界级经济组织介绍中国经济改革和“温州模式”的情况。这些举措使“温州模式”迅速走红，不仅全国各地来温州学习考察的人员应接不暇，而且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重量级人员也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温州参观访问。就连曾被董辅礽预言“迟早走不下去”的“苏南模式”地区，果真因一部分企业染上国企的通病而遇到严峻挑战时，也派人来温州学习取经，不少企业对体制做了调整，民营经济迅速发展。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社会上对个体、私营经济批评的言辞十分激烈。有一位在国内有相当影响的学者，更是把这场政治风波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根源锁定在“中产阶级”（即私营企业主、个体户）身上。在这些“左”的舆论和高压之下，包括温州在内的全国个体、私营企业主们人心惶惶，有的忙着转移财产，有的关门停业，有的卷款逃难。就在这关键时刻，董辅礽又一次来到温州，通过实地深入调查，他得知在这场政治风波中，温州的社会非常稳定，个体、私营企业主们都忙着办企业，做生意，根本没有时间介入政治运动。于是，董辅礽再次挺身而出，采取写文章和作学术报告的形式，为个体、私营经济和民营经济鼓与呼。他指出：“说政治动乱的根源是中产阶级是绝对不对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的资本市场就不发展了，否则越发展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就会使国家越来越麻烦，成为动乱的根源，这种逻辑是错误的。”他还指出：“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整个社会将会一步步地公众化。这种发展，只会使整个社会越来越稳定。”他的这些观点，有力地批驳了“中产阶级是政治动乱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根源”的“左”的论调。
后来，为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董辅礽又多次呼吁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立法、入宪，强调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必须要重新认识资本和财富，必须积极培育“中产阶级”，必须保护私有财产，必须拓宽民间资本进入市场的领域。在董辅礽等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1999年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被写进了宪法；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又明确提出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04年春天，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进了宪法，使私有财产同国有财产、集体财产一样受到了法律的保护；2005年春天，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积极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实践再一次证明了董辅礽的理论探索是经得起检验的。
参政议政 劳苦功高
1988至1998年，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董辅礽先后担任第七届和第八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8年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参政、议政的10多年时间里，他主持起草了《期货交易法》，后又具体分管《证券法》起草的后续工作。《证券法》作为既规范证券发行又规范证券交易的母法，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发育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此外，他还主持讨论、审定了《破产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外汇法》等法案，并代表人民利益，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这两个工作岗位上，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参政、议政的同时，董辅礽依旧进行理论研究和探索。他积极倡导市场经济的指导作用，早在1989年1月，在《经济形势、发展战略与改革目标》一文中就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发展市场经济，即把僵化的实物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也就是说使市场成为经济的调节者”。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他撰写了大量文章，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权宜之计，并用公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表述，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市场效率”。1997年，他又撰写了《公有制与股份制》的论文，提出了两种形式的公有制的概念，即共同所有制和公众所有制。公众所有制的财产归所有成员所有，但所有成员又分别是共有财产中某个具体份额的所有者。共同所有制单位的财产是单位成员共同所有的集体财产，同时又是属于他们个人所有的财产。此外，他在经济可持续发展、消费经济、证券市场、宏观经济分析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产生了深远的、巨大的影响。
由于学术上的成就，1987年法国政府授予董辅礽军官级学术勋章，1988年法国驻华大使亲手将勋章佩带在他的胸前。瑞典皇家科学院则连续多年致函董辅礽，邀请他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候选人。这些充分表明了国际一流学术机构对董辅礽的认同和信任。
董辅礽取得了属于他也属于这个时代的佳绩。他凝练出来的一个又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与观点，在未来必将会继续闪光，对中国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发挥指导作用。
（责任编辑：吴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