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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寻根：乡土中国的价值观
1948年，費孝通出版《乡土中国》一书，首次提出“乡土中国”的概念。从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深度解剖乡土中国的组织结构和价值内核，全面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为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提供了重要参考。随着时代变迁，20世纪70年后的中国不断获得新的书写，传统乡土中国已经步入现代化转型中的“新乡土中国”，“乡土性”发生了一系列嬗变，文化寻根与文化传承问题也愈发凸显，这不是社会体系某个因素单独发展，而是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1]中国数千年农业文明构筑起的中国意识和民族特性，已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民的观念之中。“落叶归根”的乡土思维让他们始终割舍不下对故乡的留恋与寄托。社会的飞速发展让农村地区的人们意识到知识就是力量，教育可以改变家族的命运，他们为使自己或下一代有更好的发展机会，选择进入城市。
二、社会变迁：乡土与城市的博弈
（一）时间：关键时期背景概述
改革开放政策和户籍制度的开放，使大量农民离开家乡，脱离农业生产，加入城镇工业或服务业体系当中，城市与农村的高墙被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发展不平衡是重要的组成部分。2020年非同寻常，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农村贫困人口的全面脱贫。2020年8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发布了《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0》，预计到202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65.5%，保守估计转移农村人口将在8000万人以上;农村人口的农业就业比例将下降到20%左右。[2]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的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二）空间：地理位移与价值分裂
中国的城市化是随着工业化和经济改革而发展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长期动力。土地资本化、耕地短缺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导致农村劳动力过剩，或者农业的经济收益不如在城市的工作收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们，为了寻求更好的生存机会，不断外出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纪录电影《城市梦》的矛盾冲突，围绕着王家以保卫小摊来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和城管清理违章占道的无照商贩展开。从家庭背景来看，王家正是由于无法在农耕社会劳作，才向城市延伸寻求生存空间。然而，城市异乡人一旦在新的空间居住下来，也会与之前的故土发生空间上的割裂。《城市梦》中，当王兆阳夫妇回到年久失修的老宅看看能否搬回来时，发现老屋已经破旧不堪。王兆阳说，“这就是电影里演的鬼屋。”妻子张瑞华也说：“不管多难我也要在城里待下去，就算捡垃圾也不回来了。”他们在割舍故乡之后，涌入城市生活的洪流，当他们想要回头时却发现，自己与故乡的纽带已被割裂，故乡已经变成了只能观望的曾经。
在这种位移割裂之下，他们所产生的身份焦虑、迷茫以及面对“回不去的故乡”的矛盾心理，都是城市化带给农民群体的伤痛。在此语境下，《城市梦》中城管与小贩的拉锯战，反映了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两种价值观所呈现的秩序紊乱与调试。种种价值分裂，让人们不禁反思：面对如此艰难的现实，他们留在城市的最终目标到底是什么？他们心中的纠葛究竟是浓厚的乡土家族观念，还是为了下一代有更好的发展？
（三）文化：文化的适与不适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农民逐渐意识到，传统农耕生活已经无法满足后代的生存需要。他们看到了社会变革中知识与教育的力量，离开乡土努力融入城市生活是他们适应当下文化的觉醒与尝试。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指出，离开家乡漂流到其他地方的人不能像种子落入土壤那样成为新的村庄，他们只能尝试进入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3]片中异乡人王天成大呼“我要活！我要生存！我要治病”，城管胡队长回应“武汉要发展，武汉要成为大城市”，这是两者不适最鲜明的写照。这场持续了14年的“马拉松”抗争，冲突和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其根源来自双方的不信任和不了解。王家认为城管故意为难他们;城管则认为王天成一家自设摊位做小买卖收入颇丰，小摊连水电费都不交、始终不搬走就是在用弱势群体的身份作挡箭牌，博得同情来占更多小便宜，以此方式长久留在城市中。
这背后所揭示的恰是文化的冲突和不适，乡土社会的“亲密关系”“人情关系”已经难以维持相互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人们需要被引导重新审视现有文化的价值，以新的立场理智看待自己的行为选择，社会关系模式需要从人情关系发展到契约关系。对于社会变迁中文化适与不适的问题，从文化的觉醒上升到文化的契合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
三、《城市梦》的影像叙事
（一）叙事角度：双视角
《城市梦》导演陈为军从生命最本质的角度出发，通过客观镜头强调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生存权利的关注，表达出正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在之前的印象里，“小贩”和“城管”的对抗，一直是非黑即白的，而在《城市梦》中，导演提供了一个双视角的客观呈现，正如片中城管李队长的无奈：“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王天成一家生活在社会底层，城管是工作岗位的最基层，他们并不是对立的，而都是弱者的角色。
《城市梦》叙事的目的并不是向人们展示孰是孰非，更多的是让观众看到社会上广阔而模糊的灰色地带。真实的生活，远比想象中更复杂也更直接。双视角是用一种平等的眼光去理解、包容城市中生活的每一个个体，人们眼中的弱者与强者、成功者与失败者、自私者与无私者，都是相对存在的。纪录片镜头以中立的视角，给矛盾双方均衡的记录。双视角的记录，为真实记录提供了更为自由、开放的空间，给观众的思考也不是孰对孰错，更多的是理解和双面共情，以使观众不断期待文本中的叙事能够将问题不断解决。
（二）叙事逻辑：“城市梦”的现实与和解
在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城市迅猛发展与漂泊者迷茫困顿的矛盾，是当下纪录片创作重要的叙事主题。武汉的城市梦是成为国际大都市;城管的城市梦是街道整洁有序，井井有条;王天成一家人的城市梦，是最终在大城市里生存，转变后代的命运。城市梦的实现，是武汉、城管和像王天成一家的人们，共同构筑、共同努力的愿景。纪录片《城市梦》的叙事线索落在了双方如何完成对于城市梦的和解，指向如何解决问题。片尾，城管和王天成一家都做出妥协，武汉的城市治理逐渐向好。回想许多来到城市的异乡人，他们在城市中奋进努力，他们的城市梦或破灭或还在挣扎亦或已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在此过程中，当城市空间变成一种稀缺资源，城市中不同的利益诉求者都展开了对城市生存空间的争夺，城管是平衡双方利益的管理者，但并不是这一矛盾的根本解决者。城市梦的现实在未来或许更加残酷，城乡的发展、融合与博弈仍是我们需要不断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从《城市梦》的叙事看，城管与王天成一家彼此均以“人性本善”之根本来和解，无关乎权利、职位和社会角色，问题解决的终极办法是换位理解，凸显了人性的善良与宽容，“城市与梦”的难题也随之而解。
（三）影像呈现：多面人性的纠葛
《城市梦》的影像呈现导演陈为军一反冷峻、客观的镜头处理方式，而是以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使影片呈现出客观与戏剧并存的观感。《城市梦》的主角王天成是个70多岁满头银发的老爷子，他一个人就敢光着膀子对抗一群全副武装的城管队员，一个人趴在马路中间写诉状;面对城管执法，上一秒可以跪地求饶，下一秒又能追着城管跑上百米远，把口水啐人一脸。他拒绝沟通，也拒绝妥协，其各种不当行为目的是为了让一家人在城市生存下去。王天成表示宁死都要让孙女在地质大学的附属中学读完初中，他想要孙女接受良好的教育，真正在城市立足，他很明白改变后代命运的途径是教育，因此，影片文本中所看到王天成的无理取闹，究其原因实为无奈中的挣扎。当面对亲人时，老爷子也可以卸下一身盔甲，为身患癌症的老伴儿跑几条街送热腾腾的中药;怕儿子晚上孤单，让小狗去车里陪他;骄傲地谈起孙女的成绩，谈起这是他们全家人的希望。王天成多次和城管表示，只要孙女能够读完初中，成为城市人，他就会离开，回到自己的老家。虽然王天成一家在城市生活多年，但其实一直是蜗居。王天成的多面性格和内心的纠葛，恰恰是农民在乡土与城市两种文明之下价值观的碰撞。
四、《城市梦》中的乡土嬗变再思考
（一）个体欲望到群体需要之变
农村社会是传统社会，大多数传统都依赖于经验的积累，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人自然会选择可以依靠的生活方案，个人只需要根据自己的意愿去活动。但在现代社会中，事物变迁的速率很快，原有的文化并不能有效地带来生活上的满足，“个人欲望”并不能成为人们的行为指南，人们要根据他们的“需要”去制定“计划”。王天成一家人的生存“欲望”是希望一家人在城里多挣些钱治病，并让孙女在城里接受教育，但不巧的是他的摆摊计划赶上了城市要发展的“计划”。14年武汉打拼，让王天成掌握了一整套生存法则：他做生意时聪明又和气，毫不吝啬地夸赞客人穿的衣服多漂亮，用夸张的方式展示他的牛皮带多结实。他也善于审时度势，擅长运用舆论的力量为自己谋求权利，灵活地运用长久在底层生活中锻炼出的生活智慧。由此可以看到，乡村到城市的转变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不能仅依靠传统乡土社会的经验谋求生存。
（二）差序格局到团体格局之变
在差序社会中，社会范围是私人联系的网络，万事都可以攀交情，拉关系，建立一种“私人”关系。这种基于私观念的差序格局，使社会之中充满着私人的道德。这里的“私”指的是群己、人我的界限划分的问题，这是一种基于土地的农业生产所持有的关系模式。[4]城市生活逐渐摆脱差序格局，走向团體的格局。团体控制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控制着个人的行为，先于任何个人又不能摆脱个人的共同的意志。团体对个人来说是公正的仲裁者，个人的权利、义务都有严格的界限。
面对城管执法，在外人看来，王天成是个刁蛮的戏精，但儿子王兆阳却说，“老头就像老母鸡，我们是小鸡，在他的羽翼下生活”。王天成一家作为城市异乡人，强调彼此基于私的友爱和亲密，但在大环境中，对于自身身份的认知产生着迷茫和混淆，内心世界以及身份的矛盾往往会导致越轨行为。这也暗示了农村人到城市异乡人所体现的“差序格局”与现代文明的“团体格局”无法和谐相处的境况。
（三）礼治秩序到法理秩序之变
旧的乡土社会依靠“礼”维持，“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它不需要强制性的外在力量，而是通过教育培养出来的人的敬畏之情。保持礼节是传统，随着农村社会的迁移，前辈们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传统经验可以作为后代人的生活指南，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和农村社会的维护有很大不同，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生活空间的扩大，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单纯地依靠“礼”并不能很好地维持加速变迁的社会和人际关系，需要强制性的外力法律来进行社会秩序管理。[5]关于法理秩序，费孝通指出，“法治入乡，并不意味着法律本身支配着社会发展，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依法维护的，社会秩序最终还要靠人来执行，法治也叫做‘人依法而治’”[6]，这使冲突的解决变得更加复杂。
《城市梦》中小贩和城管的冲突，并不像人们印象中猫和老鼠那样简单，它是“礼治”与“法理”秩序的博弈在社会中的表象。从双方的博弈中可以看到，两种秩序谁也战胜不了谁，双方不是互相征服的关系，必须都要做出让步和妥协来解决问题。当下，社会秩序不应该也不能是单一秩序的维持，需要“法理秩序”与“礼治秩序”合作共同寻求突破口，以满足不同群体在共同空间的生存需要。
（四）社会交往与文化传承之变
在现代文明冲击下，“乡土本色”逐渐淡出，很多“乡土文化”表现出封闭而落后的文化特征。现代化的实现是乡土中国解构与重构的过程，城乡二元结构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交往与文化转变的过程。文化与社会是一个相互建构的关系，从初期的行为方式、角色认知到之后的价值观念、归属意识的疏离与适应，是其必然经历的嬗变。在此过程中，有妥协也有和解，以《城市梦》中王天成为代表，他自知不属于城市，关于故乡，他一定会回去，乡土是他的根。他在城市中的坚持与挣扎是为了后辈，后代人经过教育能够留在城市，成为真正的城市人，这是老一辈人能够想到的实现真正脱贫的捷径。当然，王天成的儿子和儿媳已经明确家已经是回不去的乡村，为什么故乡成为很多人回不去的地方？是城市的接纳、还是对于城市梦的欲望仍在扩大？影片留给人们的是开放式思考。在此过程，要想真正融入现代社会，就必须真正从文化上融入，懂得做计划去调节个体欲望适应社会群体的需要;履行好个人的权利、义务和维护团体格局的利益;正确看待礼与法关系，解决复杂的人际关系。
“乡土中国”虽然作为生存空间走向了没落，但其文化意义却因现代社会的一些弊病，成为了“回不去的故乡”的象征，纪录片工作者也将其视为创作真正的中国记忆的灵感之源。通过纪实镜头来反映中国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真实、全面地将正在消失或者即将消逝的乡土文化保存在国家的民族影像里。它不仅是值得珍惜的文化记忆，而且使社会的改革者真正了解社会结构的转型必须与文化变革相协调，以影响其中的每个人，并最终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梦。
结语
《城市梦》中城市与乡村的博弈过程，是处于变迁和转型过程中的“新乡土中国”必然出现的文化景观。两种文明之间的碰撞与妥协与中国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为影像工作者提供了更多的灵感，用纪实影像凝固和传播中国厚重的文化传统和故土精神，为生活在社会深刻转型期的中国百姓留下了乡土中国的集体记忆，这将是时代赋予影像工作者的新的使命。
参考文献：
[1]曾攀.回到“问题”本身——文化寻根与百年中国文学[ J ].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04）：82-86.
[2]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0[EB/OL].中国社会科学网，（2020-08-19）[2020-12-03]http：//www.cssn.cn/xnc/202008/t20200819_5171677.shtml.
[3][6]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241-244，171-173.
[4]杨继顺.乡土中国：从研究社区到探寻社会结构的嬗变[ J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7（05）：105-109，114.
[5]王露璐.伦理视角下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中的“礼”与“法”[ J ].中国社会科学，2015（07）：94-107.
1948年，費孝通出版《乡土中国》一书，首次提出“乡土中国”的概念。从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深度解剖乡土中国的组织结构和价值内核，全面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为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提供了重要参考。随着时代变迁，20世纪70年后的中国不断获得新的书写，传统乡土中国已经步入现代化转型中的“新乡土中国”，“乡土性”发生了一系列嬗变，文化寻根与文化传承问题也愈发凸显，这不是社会体系某个因素单独发展，而是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1]中国数千年农业文明构筑起的中国意识和民族特性，已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民的观念之中。“落叶归根”的乡土思维让他们始终割舍不下对故乡的留恋与寄托。社会的飞速发展让农村地区的人们意识到知识就是力量，教育可以改变家族的命运，他们为使自己或下一代有更好的发展机会，选择进入城市。
二、社会变迁：乡土与城市的博弈
（一）时间：关键时期背景概述
改革开放政策和户籍制度的开放，使大量农民离开家乡，脱离农业生产，加入城镇工业或服务业体系当中，城市与农村的高墙被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发展不平衡是重要的组成部分。2020年非同寻常，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农村贫困人口的全面脱贫。2020年8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发布了《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0》，预计到202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65.5%，保守估计转移农村人口将在8000万人以上;农村人口的农业就业比例将下降到20%左右。[2]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的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二）空间：地理位移与价值分裂
中国的城市化是随着工业化和经济改革而发展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长期动力。土地资本化、耕地短缺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导致农村劳动力过剩，或者农业的经济收益不如在城市的工作收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们，为了寻求更好的生存机会，不断外出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纪录电影《城市梦》的矛盾冲突，围绕着王家以保卫小摊来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和城管清理违章占道的无照商贩展开。从家庭背景来看，王家正是由于无法在农耕社会劳作，才向城市延伸寻求生存空间。然而，城市异乡人一旦在新的空间居住下来，也会与之前的故土发生空间上的割裂。《城市梦》中，当王兆阳夫妇回到年久失修的老宅看看能否搬回来时，发现老屋已经破旧不堪。王兆阳说，“这就是电影里演的鬼屋。”妻子张瑞华也说：“不管多难我也要在城里待下去，就算捡垃圾也不回来了。”他们在割舍故乡之后，涌入城市生活的洪流，当他们想要回头时却发现，自己与故乡的纽带已被割裂，故乡已经变成了只能观望的曾经。
在这种位移割裂之下，他们所产生的身份焦虑、迷茫以及面对“回不去的故乡”的矛盾心理，都是城市化带给农民群体的伤痛。在此语境下，《城市梦》中城管与小贩的拉锯战，反映了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两种价值观所呈现的秩序紊乱与调试。种种价值分裂，让人们不禁反思：面对如此艰难的现实，他们留在城市的最终目标到底是什么？他们心中的纠葛究竟是浓厚的乡土家族观念，还是为了下一代有更好的发展？
（三）文化：文化的适与不适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农民逐渐意识到，传统农耕生活已经无法满足后代的生存需要。他们看到了社会变革中知识与教育的力量，离开乡土努力融入城市生活是他们适应当下文化的觉醒与尝试。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指出，离开家乡漂流到其他地方的人不能像种子落入土壤那样成为新的村庄，他们只能尝试进入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3]片中异乡人王天成大呼“我要活！我要生存！我要治病”，城管胡队长回应“武汉要发展，武汉要成为大城市”，这是两者不适最鲜明的写照。这场持续了14年的“马拉松”抗争，冲突和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其根源来自双方的不信任和不了解。王家认为城管故意为难他们;城管则认为王天成一家自设摊位做小买卖收入颇丰，小摊连水电费都不交、始终不搬走就是在用弱势群体的身份作挡箭牌，博得同情来占更多小便宜，以此方式长久留在城市中。
这背后所揭示的恰是文化的冲突和不适，乡土社会的“亲密关系”“人情关系”已经难以维持相互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人们需要被引导重新审视现有文化的价值，以新的立场理智看待自己的行为选择，社会关系模式需要从人情关系发展到契约关系。对于社会变迁中文化适与不适的问题，从文化的觉醒上升到文化的契合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
三、《城市梦》的影像叙事
（一）叙事角度：双视角
《城市梦》导演陈为军从生命最本质的角度出发，通过客观镜头强调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生存权利的关注，表达出正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在之前的印象里，“小贩”和“城管”的对抗，一直是非黑即白的，而在《城市梦》中，导演提供了一个双视角的客观呈现，正如片中城管李队长的无奈：“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王天成一家生活在社会底层，城管是工作岗位的最基层，他们并不是对立的，而都是弱者的角色。
《城市梦》叙事的目的并不是向人们展示孰是孰非，更多的是让观众看到社会上广阔而模糊的灰色地带。真实的生活，远比想象中更复杂也更直接。双视角是用一种平等的眼光去理解、包容城市中生活的每一个个体，人们眼中的弱者与强者、成功者与失败者、自私者与无私者，都是相对存在的。纪录片镜头以中立的视角，给矛盾双方均衡的记录。双视角的记录，为真实记录提供了更为自由、开放的空间，给观众的思考也不是孰对孰错，更多的是理解和双面共情，以使观众不断期待文本中的叙事能够将问题不断解决。
（二）叙事逻辑：“城市梦”的现实与和解
在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城市迅猛发展与漂泊者迷茫困顿的矛盾，是当下纪录片创作重要的叙事主题。武汉的城市梦是成为国际大都市;城管的城市梦是街道整洁有序，井井有条;王天成一家人的城市梦，是最终在大城市里生存，转变后代的命运。城市梦的实现，是武汉、城管和像王天成一家的人们，共同构筑、共同努力的愿景。纪录片《城市梦》的叙事线索落在了双方如何完成对于城市梦的和解，指向如何解决问题。片尾，城管和王天成一家都做出妥协，武汉的城市治理逐渐向好。回想许多来到城市的异乡人，他们在城市中奋进努力，他们的城市梦或破灭或还在挣扎亦或已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在此过程中，当城市空间变成一种稀缺资源，城市中不同的利益诉求者都展开了对城市生存空间的争夺，城管是平衡双方利益的管理者，但并不是这一矛盾的根本解决者。城市梦的现实在未来或许更加残酷，城乡的发展、融合与博弈仍是我们需要不断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从《城市梦》的叙事看，城管与王天成一家彼此均以“人性本善”之根本来和解，无关乎权利、职位和社会角色，问题解决的终极办法是换位理解，凸显了人性的善良与宽容，“城市与梦”的难题也随之而解。
（三）影像呈现：多面人性的纠葛
《城市梦》的影像呈现导演陈为军一反冷峻、客观的镜头处理方式，而是以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使影片呈现出客观与戏剧并存的观感。《城市梦》的主角王天成是个70多岁满头银发的老爷子，他一个人就敢光着膀子对抗一群全副武装的城管队员，一个人趴在马路中间写诉状;面对城管执法，上一秒可以跪地求饶，下一秒又能追着城管跑上百米远，把口水啐人一脸。他拒绝沟通，也拒绝妥协，其各种不当行为目的是为了让一家人在城市生存下去。王天成表示宁死都要让孙女在地质大学的附属中学读完初中，他想要孙女接受良好的教育，真正在城市立足，他很明白改变后代命运的途径是教育，因此，影片文本中所看到王天成的无理取闹，究其原因实为无奈中的挣扎。当面对亲人时，老爷子也可以卸下一身盔甲，为身患癌症的老伴儿跑几条街送热腾腾的中药;怕儿子晚上孤单，让小狗去车里陪他;骄傲地谈起孙女的成绩，谈起这是他们全家人的希望。王天成多次和城管表示，只要孙女能够读完初中，成为城市人，他就会离开，回到自己的老家。虽然王天成一家在城市生活多年，但其实一直是蜗居。王天成的多面性格和内心的纠葛，恰恰是农民在乡土与城市两种文明之下价值观的碰撞。
四、《城市梦》中的乡土嬗变再思考
（一）个体欲望到群体需要之变
农村社会是传统社会，大多数传统都依赖于经验的积累，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人自然会选择可以依靠的生活方案，个人只需要根据自己的意愿去活动。但在现代社会中，事物变迁的速率很快，原有的文化并不能有效地带来生活上的满足，“个人欲望”并不能成为人们的行为指南，人们要根据他们的“需要”去制定“计划”。王天成一家人的生存“欲望”是希望一家人在城里多挣些钱治病，并让孙女在城里接受教育，但不巧的是他的摆摊计划赶上了城市要发展的“计划”。14年武汉打拼，让王天成掌握了一整套生存法则：他做生意时聪明又和气，毫不吝啬地夸赞客人穿的衣服多漂亮，用夸张的方式展示他的牛皮带多结实。他也善于审时度势，擅长运用舆论的力量为自己谋求权利，灵活地运用长久在底层生活中锻炼出的生活智慧。由此可以看到，乡村到城市的转变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不能仅依靠传统乡土社会的经验谋求生存。
（二）差序格局到团体格局之变
在差序社会中，社会范围是私人联系的网络，万事都可以攀交情，拉关系，建立一种“私人”关系。这种基于私观念的差序格局，使社会之中充满着私人的道德。这里的“私”指的是群己、人我的界限划分的问题，这是一种基于土地的农业生产所持有的关系模式。[4]城市生活逐渐摆脱差序格局，走向团體的格局。团体控制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控制着个人的行为，先于任何个人又不能摆脱个人的共同的意志。团体对个人来说是公正的仲裁者，个人的权利、义务都有严格的界限。
面对城管执法，在外人看来，王天成是个刁蛮的戏精，但儿子王兆阳却说，“老头就像老母鸡，我们是小鸡，在他的羽翼下生活”。王天成一家作为城市异乡人，强调彼此基于私的友爱和亲密，但在大环境中，对于自身身份的认知产生着迷茫和混淆，内心世界以及身份的矛盾往往会导致越轨行为。这也暗示了农村人到城市异乡人所体现的“差序格局”与现代文明的“团体格局”无法和谐相处的境况。
（三）礼治秩序到法理秩序之变
旧的乡土社会依靠“礼”维持，“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它不需要强制性的外在力量，而是通过教育培养出来的人的敬畏之情。保持礼节是传统，随着农村社会的迁移，前辈们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传统经验可以作为后代人的生活指南，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和农村社会的维护有很大不同，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生活空间的扩大，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单纯地依靠“礼”并不能很好地维持加速变迁的社会和人际关系，需要强制性的外力法律来进行社会秩序管理。[5]关于法理秩序，费孝通指出，“法治入乡，并不意味着法律本身支配着社会发展，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依法维护的，社会秩序最终还要靠人来执行，法治也叫做‘人依法而治’”[6]，这使冲突的解决变得更加复杂。
《城市梦》中小贩和城管的冲突，并不像人们印象中猫和老鼠那样简单，它是“礼治”与“法理”秩序的博弈在社会中的表象。从双方的博弈中可以看到，两种秩序谁也战胜不了谁，双方不是互相征服的关系，必须都要做出让步和妥协来解决问题。当下，社会秩序不应该也不能是单一秩序的维持，需要“法理秩序”与“礼治秩序”合作共同寻求突破口，以满足不同群体在共同空间的生存需要。
（四）社会交往与文化传承之变
在现代文明冲击下，“乡土本色”逐渐淡出，很多“乡土文化”表现出封闭而落后的文化特征。现代化的实现是乡土中国解构与重构的过程，城乡二元结构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交往与文化转变的过程。文化与社会是一个相互建构的关系，从初期的行为方式、角色认知到之后的价值观念、归属意识的疏离与适应，是其必然经历的嬗变。在此过程中，有妥协也有和解，以《城市梦》中王天成为代表，他自知不属于城市，关于故乡，他一定会回去，乡土是他的根。他在城市中的坚持与挣扎是为了后辈，后代人经过教育能够留在城市，成为真正的城市人，这是老一辈人能够想到的实现真正脱贫的捷径。当然，王天成的儿子和儿媳已经明确家已经是回不去的乡村，为什么故乡成为很多人回不去的地方？是城市的接纳、还是对于城市梦的欲望仍在扩大？影片留给人们的是开放式思考。在此过程，要想真正融入现代社会，就必须真正从文化上融入，懂得做计划去调节个体欲望适应社会群体的需要;履行好个人的权利、义务和维护团体格局的利益;正确看待礼与法关系，解决复杂的人际关系。
“乡土中国”虽然作为生存空间走向了没落，但其文化意义却因现代社会的一些弊病，成为了“回不去的故乡”的象征，纪录片工作者也将其视为创作真正的中国记忆的灵感之源。通过纪实镜头来反映中国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真实、全面地将正在消失或者即将消逝的乡土文化保存在国家的民族影像里。它不仅是值得珍惜的文化记忆，而且使社会的改革者真正了解社会结构的转型必须与文化变革相协调，以影响其中的每个人，并最终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梦。
结语
《城市梦》中城市与乡村的博弈过程，是处于变迁和转型过程中的“新乡土中国”必然出现的文化景观。两种文明之间的碰撞与妥协与中国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为影像工作者提供了更多的灵感，用纪实影像凝固和传播中国厚重的文化传统和故土精神，为生活在社会深刻转型期的中国百姓留下了乡土中国的集体记忆，这将是时代赋予影像工作者的新的使命。
参考文献：
[1]曾攀.回到“问题”本身——文化寻根与百年中国文学[ J ].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04）：82-86.
[2]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0[EB/OL].中国社会科学网，（2020-08-19）[2020-12-03]http：//www.cssn.cn/xnc/202008/t20200819_5171677.shtml.
[3][6]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241-244，171-173.
[4]杨继顺.乡土中国：从研究社区到探寻社会结构的嬗变[ J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7（05）：105-109，114.
[5]王露璐.伦理视角下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中的“礼”与“法”[ J ].中国社会科学，2015（07）：94-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