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 键 词】 现实联结;人物意象设定;精神困境
【作者单位】许宝丹，大连工业大学。
【基金项目】辽寧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L18CZW002）。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09.028
2016年，张悦然暌违10年后出版了长篇小说《茧》，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这部长篇小说不仅展示了年轻一代作家书写大历史的勇气和责任，完成对祖辈、父辈历史与过往的考察，也实现了80后作家的精神成长、文学转型与蜕变。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阅读《茧》的过程中，我们仍可发现其青春书写的影子，如沉浸式的自我表达以及语言上的文艺腔调，这似乎也显示了张悦然面对严肃厚重的历史伤痛题材因经验阅历不足而产生的滞重感和力不从心感[1]。而到了《我循着火光而来》这本中短篇小说集，张悦然的整体叙述风格渐趋成熟。与《茧》关联家族史、大历史不同，《我循着火光而来》选取微小的切口关注社会现实，在反映现实、人物意象设定、精神内涵彰显等方面体现了张悦然的自我突破和对社会时代的反思和考量。
一、向着现实敞开
《我循着火光而来》收录了张悦然不同时段完成的九个中短篇小说，几乎都与自我的破茧重生相关联，展现了在命运中寻求心之归所的当代都市青年男女形象。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拥有一份看似体面的生活，受过良好教育，有一定的审美和追求，却不同程度地陷入心之困境。小说着重呈现他们如何突破困境、走出自我束缚的心路历程。
从当下广阔的社会生活选取细小的切入点，意味着张悦然面向现实打开自身创作的努力：80年代的独生子女政策让一对姐妹的人生和命运迥然相异（《大乔小乔》）;资本逐利以及社会阶层固化、上升通道狭窄让怀有艺术理想的青年在现实中屡次碰壁（《动物形状的烟火》《我循着火光而来》）;在追逐城市中产梦的过程中，一对恋人在物质愈加丰富的生活里自我确认的心路轨迹（《家》）。张悦然无意于在这些社会现实问题上做纵深地开掘，相反，它们在小说中被作者或处理成一种强悍又淡然的远景[2]，或是触发人物命运和心态变化的介质，意欲展现平凡人在生活和现实中的境遇，以及每个个体奋力前行的努力。
尽管《我循着火光而来》里的小说都有现实的依托，但又与我们普遍理解的现实主义小说有所不同。作家让人物的情绪流动、人生选择、心境变化引导故事的进程和走向，内在的心理成为构建文本的重要力量。不同时期创作的九个故事，彰显着张悦然在思想和创作方面的成长和探索。如果说，《动物形状的烟火》《嫁衣》《家》还看得到作家过往在语言和情节上追求新奇风格的留存，那么到了《大乔小乔》《我循着火光而来》则显示出克制和冷静，叙述也愈发准确。在把自己用青春书写构筑的“空中花园”降落到地面的过程中，张悦然必然要面临转变和舍弃。在这个过程中，她找到了让小说得以生长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赋以其独特的自我气质。张悦然对小说中人物生命状态的多样探索，以及由此而呈现的多样生命面相，是在现实理解基础上的文学提炼。
在长篇小说《茧》中，我们已然看到张悦然打开自我封闭世界的努力，追溯祖辈、父辈的历史，呈现时代人心的变迁。而在《我循着火光而来》里，张悦然不仅抓住了自身所感知的时代气息，人物描写相较以往也有了异己化的突破，从关注自我到融于社会生活进而与他人产生紧密联结。如不向命运妥协，一次次努力打开心结，最终走出身份认同困惑的超生女孩许妍;因职业受挫而饱受打击，却始终不曾放弃心中理想的青年画家林沛;为了追求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敢于放弃优渥中产生活的年轻恋人;走出婚姻失败的阴影进行自我疗愈并勇敢逐爱的周沫;渴望开启新生活，与过往告别的新娘……张悦然用这些生动鲜活的人物作为触摸社会生活的符码，将其个人遭遇和精神向度的求索呈现作为时代前进中的真实注解。从前在张悦然青春文学中作为审美意象被反复咀嚼的单薄情绪已然不见[3]，一种更为宽阔、扎实的在地感在文本里自然生长出来。对于小说中人物性格的缺陷，张悦然并没有避讳，正如阎连科对张悦然的评价：“真正捕捉到人性幽深处的情感冷暖，并在灵魂裂隙中丈量深浅”[4]。这种真实呈现，使得人物在克服自身局限基础上的勉力尝试，具有了打动读者的感染力和共鸣力。
这部小说集大部分故事的结尾是开放式的，它们大多停在一个微妙的节点，像故事远没有结束，不仅契合生活自然向前的本质，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寄予希望和展开想象的空间。张悦然曾在采访中谈到，这本小说集融入了自己作为作家的一种慈悲，在了解生活的本相和真实的质地后，她选择在小说结尾处等一等，让书中的人物随着情节的推进走向光亮的所在。这样的结尾闪烁着希望的光芒，可以看作张悦然对笔下人物和当下现实的一种理解：那些勇于突破困境，始终不曾自我放弃的灵魂，其直面现实的每次尝试和努力，都值得被书写和纪念。
二、人物及意象的巧妙设定
《我循着火光而来》中的人物和意象设定极富张悦然特色。故事里大多都有一个与主人公构成张力的角色，二者相互映衬、投射，使得这本小说集在有限的篇幅里显得饱满而有层次。
在长篇小说《茧》中，张悦然采用了两个视角双线并进的结构，把历史、家族书写与自我成长在形式和内容上统一起来。同样，在《我循着火光而来》里，我们不难看出张悦然对此种设定的偏爱：许妍和乔琳是一株双生花，乔琳是许妍羡慕、向往的对象，也是她暗淡生命里温暖和关爱的来源;美惠接济初初是因为她在初初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初初对待生活的热情感染并影响着美惠;程琤选择璐璐做室友，是因为璐璐的明艳与进取心就像一个天井，能够让程琤不时仰起头看一看外面变幻的风景;乔其纱面对感情的潇洒和自信如一面镜子，照出了好友娟的自卑和纠结;周沫以顾晨的遭遇为借鉴，收拾起过往，寻回开启新生活的初心[5]。这些“镜像主人公”与主人公形成了互文式的结构关系。人物心态的把握、情绪的捕捉单从正面描写很难有所突破，而他人是自我的投射，有了这样一种映照性的设定，人物心理便丰富、立体起来，也使得小说的情节冲突更为强烈，节奏感呼之欲出。 小说集中反复出现的意象也颇为值得思考。故事大多发生在冬季，有雪，寒冷，不仅与故事发生时人物的心境和整体氛围契合，也是主人公心理困境的象征和隐喻。巧妙的是，张悦然将窗户这个意象多次投放在小说情节当中：“窗外已经天光散尽，大湖消失了轮廓，只剩下一片莹白，悬浮在夜色当中”（《湖》）;“窗外园林的轮廓被夜色吞噬，只剩下被灯光照亮的一角，石头发出幽绿的光”（《大乔小乔》）;“外面开始响起鞭炮声，窗户被火光照亮，像一只瞪大的眼睛”（《沼泽》）;“窗外是林立的高楼，闪着晃眼的霓虹灯，斑斓的车河在高架桥上流动”（《我循着火光而来》）。这里，窗户是向外沟通、向阳向暖的一种隐喻，张悦然通过它展示小说人物隐含的期待、挣脱束缚的渴望和走出困境的向往。
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孩童意象也带有深意，如《动物形状的烟火》中画商宋禹的儿子和养女、《湖》里美惠吃年夜饭碰到的男孩和美惠妹妹的儿子、《大乔小乔》中生长于富贵家庭的沈皓明的弟弟。这些孩童早慧、敏感，带有一点儿“雅歌塔式”的影子[6]，是缺失和需要的另类表达，其本质上体现的是对爱与理解的呼唤。与此相映衬，张悦然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甜美、可爱的女婴形象，这个女婴是姐姐乔琳与妹妹许妍之间的情感联结纽带，也是姐姐对妹妹的爱的传递与延续。乔琳的关爱与陪伴是许妍青少年时期难得的温暖所在，而姐姐留下的孩子照亮了许妍新的生命旅程，因为这个孩子而生发的勇气和责任使其卸下矫饰与伪装，与过往的生活和解，一种母性的光辉油然而生，爱与被爱的双重救赎由此得以实现。
这些小说人物与意象的设定，让我们感受到张悦然所释放出的暖意。在一次与余华的对谈中，张悦然谈及创作长篇小说《茧》的情形——正是因为她在生活中感受温暖的力量，促成了《茧》的尾音落在一个明亮的希望所在。《我循着火光而来》的出版与《茧》虽相距不到一年，但生活的体察和感悟改变了张悦然的创作心态，由青春的酷烈到理解之后的温柔，也更深刻地在体现在这本小说集的书写中。由此再来看前文提及的“镜像主人公”与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就不仅仅是结构设定的巧妙，一种携带写作者温情的人物之间相互依凭、相互支撑的精神性意蕴便内含其中，那些多次出现、渐次递进的意象则形成相互交织的混融性力量，引导着困境中的主人公向着光亮处前行。
三、精神困境的突围
《我循着火光而来》里收录的这些中短篇是张悦然近些年陆陆续续写就的，不难发现，除了《动物形状的烟火》的主人公是男性，其余的主人公包括前文论述的作为镜像存在的第二主人公都是女性形象。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张悦然隐藏在小说文本中对女性自身和与之关联的社会群体的深层思考，似乎可以從中得到体现。
如《大乔小乔》中想通过沈皓明获得身份和阶级双重提升的许妍、《我循着火光而来》里试图凭借巨额赡养费与青年画家蒋原开始新生活的周沫，可以归结为女性在社会结构中对男性的物质依赖;《沼泽》里陷入失去爱人痛苦中的美惠、《嫁衣》中想以抛弃既有生活走出束缚的娟，可以归结为另外一种精神层面的依赖。这些带有小资产阶级烙印的都市女性，一方面，沉浸于此种依附所带来的安全感中;另一方面，其萌生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又促使其认识到摆脱现状的必要性。背负历史与时代、带有自身局限性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如何认识自我、确立自我，是其在社会体系、社会坐标中实现自我意义与自我价值无法回避的问题，只有通过自我精神的不断完善以及对出路的持续探索，才能实现精神突围。
张悦然以《家》中的裘洛展示了一种看似的可能性——通过出走获得新的自我，裘洛的出走通过偶然性的社会灾难获得了暂时的意义和脆弱的真实。在这里，身处21世纪的裘洛与19世纪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五四时期鲁迅笔下的子君产生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呼应。社会发展虽然已经获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女性寻求自身精神完善的路仍然很长。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张悦然没有止笔于此，一个略显牵强但又颇具启示意味的男女主人公双重离家出走的设定，使得故事的书写没有简单停留在传统的女性解放上，具有普遍性的对人的精神困境的关怀由此显现——如何在物化的生活中安放自身，获得生命意义的确定性。张悦然通过《家》中主人公井宇和裘洛试图通过参与“地震救灾”的方式来确认自我价值与意义、找寻生活真实存在感的精神突围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亦对此种敢于自我突破的尝试抱持肯定的态度。有论者对《家》的主人公如此评述：他们因为主体精神的软弱而无法脱离自身的现实处境，也无力担负起所属的社会责任和产生应有的阶层影响力[7]。笔者认为，对以井宇和裘洛为代表的群体而言，能够在物欲的追逐和同质化的生活中保持反思的能力，为了心中不愿放弃的理想主义敢于尝试，勇于精神突围，这已是难能可贵。至于突围的成功与否则不那么重要，自我精神构建、自我疗愈的心路历程已彰显其意义之所在。由此而言，张悦然笔下这些时代生活中平凡人物身上闪现的光亮，便具有了直指人心的力量。
张悦然以一个作家的感知和理解描摹某类人群的生存境遇和精神面向，并尝试以文字刻画其灵魂肖像。张悦然通过小说人物展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勇于突围，不轻易尝试，在自身努力的过程中体会人生广阔、深厚的内涵，这也是包括写作者在内的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的共同命题。
生命如暗中执火，爱是唯一的救赎，每一次精神突围的努力在照亮自己的同时亦温暖别人，这便是张悦然借由《我循着火光而来》这部小说集想传递的主旨。相信在面向现实的持续努力中，张悦然会愈发贴近生活的素朴幽深之处，创作出更多带有精神暖意的作品。
|参考文献|
[1]杨有楠. “破茧”的艰难——从长篇新作《茧》看张悦然的创作转型[J]. 当代文坛，2017（1）：83-87.
[2]刘月悦. “后80后”的破茧之途：张悦然写作道路的转变[J]. 小说评论，2019（2）：167-173.
[3]行超. 犹疑的与更远的路——“80后”文学的几个转向[J]. 文艺评论，2018（5）：55-59.
[4]王志艳. 张悦然发布小说新作——跨越国际与代际与中外作家对话[EB/OL]. （2017-09-26）[2021-04-01]. http：//www. xinhuanet. com/book/2017-09/26/c_129712350. htm.
[5]王文胜. 新世纪以来学院型女作家两性关系书写[J]. 江苏社会科学，2019（1）：192-197. .
[6]谌天，盘媛. 从文学伦理视角看《恶童日记》中“恶”的实质[J]. 文学研究，2016（12）：62-64.
[7]杨庆祥. 当代小资产阶级的历史意识和主体想象——从张悦然的《家》说开去[J]. 文学评论，2013（2）：192-198.
【作者单位】许宝丹，大连工业大学。
【基金项目】辽寧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L18CZW002）。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09.028
2016年，张悦然暌违10年后出版了长篇小说《茧》，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这部长篇小说不仅展示了年轻一代作家书写大历史的勇气和责任，完成对祖辈、父辈历史与过往的考察，也实现了80后作家的精神成长、文学转型与蜕变。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阅读《茧》的过程中，我们仍可发现其青春书写的影子，如沉浸式的自我表达以及语言上的文艺腔调，这似乎也显示了张悦然面对严肃厚重的历史伤痛题材因经验阅历不足而产生的滞重感和力不从心感[1]。而到了《我循着火光而来》这本中短篇小说集，张悦然的整体叙述风格渐趋成熟。与《茧》关联家族史、大历史不同，《我循着火光而来》选取微小的切口关注社会现实，在反映现实、人物意象设定、精神内涵彰显等方面体现了张悦然的自我突破和对社会时代的反思和考量。
一、向着现实敞开
《我循着火光而来》收录了张悦然不同时段完成的九个中短篇小说，几乎都与自我的破茧重生相关联，展现了在命运中寻求心之归所的当代都市青年男女形象。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拥有一份看似体面的生活，受过良好教育，有一定的审美和追求，却不同程度地陷入心之困境。小说着重呈现他们如何突破困境、走出自我束缚的心路历程。
从当下广阔的社会生活选取细小的切入点，意味着张悦然面向现实打开自身创作的努力：80年代的独生子女政策让一对姐妹的人生和命运迥然相异（《大乔小乔》）;资本逐利以及社会阶层固化、上升通道狭窄让怀有艺术理想的青年在现实中屡次碰壁（《动物形状的烟火》《我循着火光而来》）;在追逐城市中产梦的过程中，一对恋人在物质愈加丰富的生活里自我确认的心路轨迹（《家》）。张悦然无意于在这些社会现实问题上做纵深地开掘，相反，它们在小说中被作者或处理成一种强悍又淡然的远景[2]，或是触发人物命运和心态变化的介质，意欲展现平凡人在生活和现实中的境遇，以及每个个体奋力前行的努力。
尽管《我循着火光而来》里的小说都有现实的依托，但又与我们普遍理解的现实主义小说有所不同。作家让人物的情绪流动、人生选择、心境变化引导故事的进程和走向，内在的心理成为构建文本的重要力量。不同时期创作的九个故事，彰显着张悦然在思想和创作方面的成长和探索。如果说，《动物形状的烟火》《嫁衣》《家》还看得到作家过往在语言和情节上追求新奇风格的留存，那么到了《大乔小乔》《我循着火光而来》则显示出克制和冷静，叙述也愈发准确。在把自己用青春书写构筑的“空中花园”降落到地面的过程中，张悦然必然要面临转变和舍弃。在这个过程中，她找到了让小说得以生长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赋以其独特的自我气质。张悦然对小说中人物生命状态的多样探索，以及由此而呈现的多样生命面相，是在现实理解基础上的文学提炼。
在长篇小说《茧》中，我们已然看到张悦然打开自我封闭世界的努力，追溯祖辈、父辈的历史，呈现时代人心的变迁。而在《我循着火光而来》里，张悦然不仅抓住了自身所感知的时代气息，人物描写相较以往也有了异己化的突破，从关注自我到融于社会生活进而与他人产生紧密联结。如不向命运妥协，一次次努力打开心结，最终走出身份认同困惑的超生女孩许妍;因职业受挫而饱受打击，却始终不曾放弃心中理想的青年画家林沛;为了追求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敢于放弃优渥中产生活的年轻恋人;走出婚姻失败的阴影进行自我疗愈并勇敢逐爱的周沫;渴望开启新生活，与过往告别的新娘……张悦然用这些生动鲜活的人物作为触摸社会生活的符码，将其个人遭遇和精神向度的求索呈现作为时代前进中的真实注解。从前在张悦然青春文学中作为审美意象被反复咀嚼的单薄情绪已然不见[3]，一种更为宽阔、扎实的在地感在文本里自然生长出来。对于小说中人物性格的缺陷，张悦然并没有避讳，正如阎连科对张悦然的评价：“真正捕捉到人性幽深处的情感冷暖，并在灵魂裂隙中丈量深浅”[4]。这种真实呈现，使得人物在克服自身局限基础上的勉力尝试，具有了打动读者的感染力和共鸣力。
这部小说集大部分故事的结尾是开放式的，它们大多停在一个微妙的节点，像故事远没有结束，不仅契合生活自然向前的本质，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寄予希望和展开想象的空间。张悦然曾在采访中谈到，这本小说集融入了自己作为作家的一种慈悲，在了解生活的本相和真实的质地后，她选择在小说结尾处等一等，让书中的人物随着情节的推进走向光亮的所在。这样的结尾闪烁着希望的光芒，可以看作张悦然对笔下人物和当下现实的一种理解：那些勇于突破困境，始终不曾自我放弃的灵魂，其直面现实的每次尝试和努力，都值得被书写和纪念。
二、人物及意象的巧妙设定
《我循着火光而来》中的人物和意象设定极富张悦然特色。故事里大多都有一个与主人公构成张力的角色，二者相互映衬、投射，使得这本小说集在有限的篇幅里显得饱满而有层次。
在长篇小说《茧》中，张悦然采用了两个视角双线并进的结构，把历史、家族书写与自我成长在形式和内容上统一起来。同样，在《我循着火光而来》里，我们不难看出张悦然对此种设定的偏爱：许妍和乔琳是一株双生花，乔琳是许妍羡慕、向往的对象，也是她暗淡生命里温暖和关爱的来源;美惠接济初初是因为她在初初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初初对待生活的热情感染并影响着美惠;程琤选择璐璐做室友，是因为璐璐的明艳与进取心就像一个天井，能够让程琤不时仰起头看一看外面变幻的风景;乔其纱面对感情的潇洒和自信如一面镜子，照出了好友娟的自卑和纠结;周沫以顾晨的遭遇为借鉴，收拾起过往，寻回开启新生活的初心[5]。这些“镜像主人公”与主人公形成了互文式的结构关系。人物心态的把握、情绪的捕捉单从正面描写很难有所突破，而他人是自我的投射，有了这样一种映照性的设定，人物心理便丰富、立体起来，也使得小说的情节冲突更为强烈，节奏感呼之欲出。 小说集中反复出现的意象也颇为值得思考。故事大多发生在冬季，有雪，寒冷，不仅与故事发生时人物的心境和整体氛围契合，也是主人公心理困境的象征和隐喻。巧妙的是，张悦然将窗户这个意象多次投放在小说情节当中：“窗外已经天光散尽，大湖消失了轮廓，只剩下一片莹白，悬浮在夜色当中”（《湖》）;“窗外园林的轮廓被夜色吞噬，只剩下被灯光照亮的一角，石头发出幽绿的光”（《大乔小乔》）;“外面开始响起鞭炮声，窗户被火光照亮，像一只瞪大的眼睛”（《沼泽》）;“窗外是林立的高楼，闪着晃眼的霓虹灯，斑斓的车河在高架桥上流动”（《我循着火光而来》）。这里，窗户是向外沟通、向阳向暖的一种隐喻，张悦然通过它展示小说人物隐含的期待、挣脱束缚的渴望和走出困境的向往。
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孩童意象也带有深意，如《动物形状的烟火》中画商宋禹的儿子和养女、《湖》里美惠吃年夜饭碰到的男孩和美惠妹妹的儿子、《大乔小乔》中生长于富贵家庭的沈皓明的弟弟。这些孩童早慧、敏感，带有一点儿“雅歌塔式”的影子[6]，是缺失和需要的另类表达，其本质上体现的是对爱与理解的呼唤。与此相映衬，张悦然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甜美、可爱的女婴形象，这个女婴是姐姐乔琳与妹妹许妍之间的情感联结纽带，也是姐姐对妹妹的爱的传递与延续。乔琳的关爱与陪伴是许妍青少年时期难得的温暖所在，而姐姐留下的孩子照亮了许妍新的生命旅程，因为这个孩子而生发的勇气和责任使其卸下矫饰与伪装，与过往的生活和解，一种母性的光辉油然而生，爱与被爱的双重救赎由此得以实现。
这些小说人物与意象的设定，让我们感受到张悦然所释放出的暖意。在一次与余华的对谈中，张悦然谈及创作长篇小说《茧》的情形——正是因为她在生活中感受温暖的力量，促成了《茧》的尾音落在一个明亮的希望所在。《我循着火光而来》的出版与《茧》虽相距不到一年，但生活的体察和感悟改变了张悦然的创作心态，由青春的酷烈到理解之后的温柔，也更深刻地在体现在这本小说集的书写中。由此再来看前文提及的“镜像主人公”与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就不仅仅是结构设定的巧妙，一种携带写作者温情的人物之间相互依凭、相互支撑的精神性意蕴便内含其中，那些多次出现、渐次递进的意象则形成相互交织的混融性力量，引导着困境中的主人公向着光亮处前行。
三、精神困境的突围
《我循着火光而来》里收录的这些中短篇是张悦然近些年陆陆续续写就的，不难发现，除了《动物形状的烟火》的主人公是男性，其余的主人公包括前文论述的作为镜像存在的第二主人公都是女性形象。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张悦然隐藏在小说文本中对女性自身和与之关联的社会群体的深层思考，似乎可以從中得到体现。
如《大乔小乔》中想通过沈皓明获得身份和阶级双重提升的许妍、《我循着火光而来》里试图凭借巨额赡养费与青年画家蒋原开始新生活的周沫，可以归结为女性在社会结构中对男性的物质依赖;《沼泽》里陷入失去爱人痛苦中的美惠、《嫁衣》中想以抛弃既有生活走出束缚的娟，可以归结为另外一种精神层面的依赖。这些带有小资产阶级烙印的都市女性，一方面，沉浸于此种依附所带来的安全感中;另一方面，其萌生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又促使其认识到摆脱现状的必要性。背负历史与时代、带有自身局限性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如何认识自我、确立自我，是其在社会体系、社会坐标中实现自我意义与自我价值无法回避的问题，只有通过自我精神的不断完善以及对出路的持续探索，才能实现精神突围。
张悦然以《家》中的裘洛展示了一种看似的可能性——通过出走获得新的自我，裘洛的出走通过偶然性的社会灾难获得了暂时的意义和脆弱的真实。在这里，身处21世纪的裘洛与19世纪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五四时期鲁迅笔下的子君产生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呼应。社会发展虽然已经获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女性寻求自身精神完善的路仍然很长。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张悦然没有止笔于此，一个略显牵强但又颇具启示意味的男女主人公双重离家出走的设定，使得故事的书写没有简单停留在传统的女性解放上，具有普遍性的对人的精神困境的关怀由此显现——如何在物化的生活中安放自身，获得生命意义的确定性。张悦然通过《家》中主人公井宇和裘洛试图通过参与“地震救灾”的方式来确认自我价值与意义、找寻生活真实存在感的精神突围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亦对此种敢于自我突破的尝试抱持肯定的态度。有论者对《家》的主人公如此评述：他们因为主体精神的软弱而无法脱离自身的现实处境，也无力担负起所属的社会责任和产生应有的阶层影响力[7]。笔者认为，对以井宇和裘洛为代表的群体而言，能够在物欲的追逐和同质化的生活中保持反思的能力，为了心中不愿放弃的理想主义敢于尝试，勇于精神突围，这已是难能可贵。至于突围的成功与否则不那么重要，自我精神构建、自我疗愈的心路历程已彰显其意义之所在。由此而言，张悦然笔下这些时代生活中平凡人物身上闪现的光亮，便具有了直指人心的力量。
张悦然以一个作家的感知和理解描摹某类人群的生存境遇和精神面向，并尝试以文字刻画其灵魂肖像。张悦然通过小说人物展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勇于突围，不轻易尝试，在自身努力的过程中体会人生广阔、深厚的内涵，这也是包括写作者在内的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的共同命题。
生命如暗中执火，爱是唯一的救赎，每一次精神突围的努力在照亮自己的同时亦温暖别人，这便是张悦然借由《我循着火光而来》这部小说集想传递的主旨。相信在面向现实的持续努力中，张悦然会愈发贴近生活的素朴幽深之处，创作出更多带有精神暖意的作品。
|参考文献|
[1]杨有楠. “破茧”的艰难——从长篇新作《茧》看张悦然的创作转型[J]. 当代文坛，2017（1）：83-87.
[2]刘月悦. “后80后”的破茧之途：张悦然写作道路的转变[J]. 小说评论，2019（2）：167-173.
[3]行超. 犹疑的与更远的路——“80后”文学的几个转向[J]. 文艺评论，2018（5）：55-59.
[4]王志艳. 张悦然发布小说新作——跨越国际与代际与中外作家对话[EB/OL]. （2017-09-26）[2021-04-01]. http：//www. xinhuanet. com/book/2017-09/26/c_129712350. htm.
[5]王文胜. 新世纪以来学院型女作家两性关系书写[J]. 江苏社会科学，2019（1）：192-197. .
[6]谌天，盘媛. 从文学伦理视角看《恶童日记》中“恶”的实质[J]. 文学研究，2016（12）：62-64.
[7]杨庆祥. 当代小资产阶级的历史意识和主体想象——从张悦然的《家》说开去[J]. 文学评论，2013（2）：192-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