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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集三编，中华书局，2011
中央文史研究馆前任馆长启功先生在《崇文集二编》的前言中说：“今议本集之名或为《崇文集续编》，或云《崇文集二编》。窃谓‘续’字微觉含混，明标数字，可证次序，如云‘续集’，不如直标‘二编’，后续若干，一一可案，多蒙同意，即标‘二编’，后有再续，屈指可数，因标‘二编’，以见次序，并为无穷续编以祝焉。”一句“无穷续编”，包含着启老期望专门收录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论著的《崇文集》弦歌不绝、薪火相传的雅意。现在《崇文集三编》又付梓了，应该说没有辜负启老的期望。
《崇文集三编》辑录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各类论著凡40余篇，在文、史、哲诸多领域不无高深之见、精妙之语，遍所拜读，收获良多。
本集所录著述中，关乎古今文学者颇多。有的关乎一门专门之学问，如程毅中先生的《小说学》一文，皇皇2.5万余言，对小说的名称和起源、界定与门类、演化与著录以及理论批评建设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实为小说学之确论；白少帆先生的《清代宦台诗中的写景咏物和采风志俗》一文，以新的史料，从新的视角丰富了台湾文学研究。白先生关于宦台诗是“播布两岸中国文学花粉的历史信风”的结论，形象地道出了宦台诗历史和现实的重大意义；舒乙先生的《老舍在英国》一文，第一次披露了以下信息：原来《老张的哲学》、《赵子日》、《二马》三部名篇都是在英国创作出来的，原来老舍先生还为《金瓶梅》的英译本作出过那么重要的贡献，原来老舍先生还是在海外传播汉语教学的“鼻祖”!上述各项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弥足珍贵的史料；王蒙先生在当今泛漫化的文艺中深情地呼唤经典的出现，并提出了“我们无需对泛漫的大众文化产业痛心疾首，但也不能对文艺生活的泛漫化所带来的问题视而不见”的警示；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先生的《<新编新注十三经>刍议》一文，重在介绍一个大胆的创想和尝试，即通过新编新注十三经，改变儒家独尊的地位，更广泛地吸取各家之精华，以更广阔的视野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绘画艺术方面，饶宗颐先生以开阔的历史视野，论述了中国绘画的起源。潘公凯和张立辰先生不约而同地论及了中国画的“笔墨”，潘先生认为“笔墨是中国画传统演进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一整套形式语言体系。这套形式语言体系是中国文化大体系中的一部分，是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一种中国式的视觉表达方式。”张先生则从中国画笔墨结构角度，得出了“中国画笔墨结构发展具有无限性”的结论；郭怡琮、金鸿钧二位先生则不约而同地论及了花鸟画，然郭先生重在提出发扬“大花鸟精神”，因为这是中国花鸟画千年不衰的永久生命力之所在。而金先生则以“继承和发展工笔花鸟画”为己任，论述了工笔花鸟画的创新问题。
书法艺术方面，沈鹏先生的《传统与“一画”》一文认为中国书法的第一推动力是汉字，没了汉字便无所谓书法，而深藏在汉字中的中国书法的基因(DNA)是线条，可谓道出了书法的根本真谛。
音乐艺术方面，王立平先生再次重提“真诚地对待生活”，反对用“制作”代替创作，提倡全面加强自己的艺术修养。从中可见王先生对某些急功近利的艺术现象的深刻忧思和对艺术创新的殷切期望。
歌德曾说：“历史家的任务在于区别真实的和虚假的，确定的和不确定的，以及可疑的和不能够接受的。”本集所辑录的各大史家的论著，无不体现出这种自觉的使命意识。
这些历史论著，如陈进玉先生的《纪念先贤刘伯温》，写于刘伯温诞辰700周年之际，文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对刘伯温的历史功绩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陈祖武先生《<明儒学案>发微》一文，在明清更送的具体历史环境中，通过对比《明儒学案》两篇序文的异同，得出黄宗羲撰著此书的三个动机：一为师门传学术，二为故国存信史，三为天地保元气，读来令人备受启迪；刘梦溪先生的《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考证出陈寅恪的学术精神的旨归就是其一再表述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的基本文化态度是不忘记本来民族之地位，陈寅恪的主要文化理念是文化高于种族，陈寅恪从根本上说是一位贵族史家，这些结论无一不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全文透露着历史的鲜活感；孙机先生《简论“司南”兼及司南佩》一文，以雄辩的历史事实，批评了某些关于指南针源流的不实之论；李学勤先生考证了清华简《楚居》中的历史传说，杜迺松先生考证了全国青铜器鉴定所见的金文，吴空先生考证了中南海紫光阁近500年的历史沿革，俱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言必有据，令人信服。
方立天先生《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一文，以高屋建瓴的气魄，系统分析了被其誉为“国学之魂”的中华人文精神。方先生此文阐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国学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后人可以在前人确立的概念的基础上进行不断完善。此外，欧阳中石先生关于“‘仁、德、礼、法、化、和’这6个字概括了我们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特征”的论断也使人启发良多。
汤一介先生的《儒学与“普遍价值”问题》一文对“普遍价值”与甚嚣尘上的“普遍主义”作了严格的区分，一方面认为发掘各个不同民族文化中的“普遍价值”，对促进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共同发展意义重大，主张借文化沟通与对话去寻求普遍共识；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要防止在民族复兴中所受西方“普遍主义”影响而形成的民族文化的“至上主义”或“原教旨主义”，可谓真知灼见。吴小如先生《从“儒道互补”说谈起》一文，认为孔孟儒学学派思想本身即已存在积极入世求仕进和消极避世求隐退的“互补性”，只不过在道家老庄学派思想广泛流传以后，这后一种思想的影响发展得更加明显而普遍罢了。
此外，王楚光先生《漫谈一分为三》一文认为自然现象、人生现象、社会现象，多数情况下都是呈现出一分为三的状况，不是非此即彼，还有一种中间状态。而且他认为一分为二容易导致绝对化的思想方法，而一分为三的三分法则可帮助人们找到一种不偏不倚比较融通的办法为人处事，凡事都注意兼顾各方，博采众长，统筹兼顾。这无疑可以看做是一种另辟蹊径的哲学思辨。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永恒的价值追求，同时也是历代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古老而常新的人生命题。诸位先生在字里行间所显露出的严谨作风、渊博学识、极高的学术水准和对中华文化自觉担当的拳拳之心，无疑已经对这一命题作出了全新的论证与解答。“格不求高而自高矣”，是之谓也!
(责任编辑 袁剑)
中央文史研究馆前任馆长启功先生在《崇文集二编》的前言中说：“今议本集之名或为《崇文集续编》，或云《崇文集二编》。窃谓‘续’字微觉含混，明标数字，可证次序，如云‘续集’，不如直标‘二编’，后续若干，一一可案，多蒙同意，即标‘二编’，后有再续，屈指可数，因标‘二编’，以见次序，并为无穷续编以祝焉。”一句“无穷续编”，包含着启老期望专门收录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论著的《崇文集》弦歌不绝、薪火相传的雅意。现在《崇文集三编》又付梓了，应该说没有辜负启老的期望。
《崇文集三编》辑录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各类论著凡40余篇，在文、史、哲诸多领域不无高深之见、精妙之语，遍所拜读，收获良多。
本集所录著述中，关乎古今文学者颇多。有的关乎一门专门之学问，如程毅中先生的《小说学》一文，皇皇2.5万余言，对小说的名称和起源、界定与门类、演化与著录以及理论批评建设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实为小说学之确论；白少帆先生的《清代宦台诗中的写景咏物和采风志俗》一文，以新的史料，从新的视角丰富了台湾文学研究。白先生关于宦台诗是“播布两岸中国文学花粉的历史信风”的结论，形象地道出了宦台诗历史和现实的重大意义；舒乙先生的《老舍在英国》一文，第一次披露了以下信息：原来《老张的哲学》、《赵子日》、《二马》三部名篇都是在英国创作出来的，原来老舍先生还为《金瓶梅》的英译本作出过那么重要的贡献，原来老舍先生还是在海外传播汉语教学的“鼻祖”!上述各项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弥足珍贵的史料；王蒙先生在当今泛漫化的文艺中深情地呼唤经典的出现，并提出了“我们无需对泛漫的大众文化产业痛心疾首，但也不能对文艺生活的泛漫化所带来的问题视而不见”的警示；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先生的《<新编新注十三经>刍议》一文，重在介绍一个大胆的创想和尝试，即通过新编新注十三经，改变儒家独尊的地位，更广泛地吸取各家之精华，以更广阔的视野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绘画艺术方面，饶宗颐先生以开阔的历史视野，论述了中国绘画的起源。潘公凯和张立辰先生不约而同地论及了中国画的“笔墨”，潘先生认为“笔墨是中国画传统演进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一整套形式语言体系。这套形式语言体系是中国文化大体系中的一部分，是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一种中国式的视觉表达方式。”张先生则从中国画笔墨结构角度，得出了“中国画笔墨结构发展具有无限性”的结论；郭怡琮、金鸿钧二位先生则不约而同地论及了花鸟画，然郭先生重在提出发扬“大花鸟精神”，因为这是中国花鸟画千年不衰的永久生命力之所在。而金先生则以“继承和发展工笔花鸟画”为己任，论述了工笔花鸟画的创新问题。
书法艺术方面，沈鹏先生的《传统与“一画”》一文认为中国书法的第一推动力是汉字，没了汉字便无所谓书法，而深藏在汉字中的中国书法的基因(DNA)是线条，可谓道出了书法的根本真谛。
音乐艺术方面，王立平先生再次重提“真诚地对待生活”，反对用“制作”代替创作，提倡全面加强自己的艺术修养。从中可见王先生对某些急功近利的艺术现象的深刻忧思和对艺术创新的殷切期望。
歌德曾说：“历史家的任务在于区别真实的和虚假的，确定的和不确定的，以及可疑的和不能够接受的。”本集所辑录的各大史家的论著，无不体现出这种自觉的使命意识。
这些历史论著，如陈进玉先生的《纪念先贤刘伯温》，写于刘伯温诞辰700周年之际，文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对刘伯温的历史功绩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陈祖武先生《<明儒学案>发微》一文，在明清更送的具体历史环境中，通过对比《明儒学案》两篇序文的异同，得出黄宗羲撰著此书的三个动机：一为师门传学术，二为故国存信史，三为天地保元气，读来令人备受启迪；刘梦溪先生的《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考证出陈寅恪的学术精神的旨归就是其一再表述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的基本文化态度是不忘记本来民族之地位，陈寅恪的主要文化理念是文化高于种族，陈寅恪从根本上说是一位贵族史家，这些结论无一不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全文透露着历史的鲜活感；孙机先生《简论“司南”兼及司南佩》一文，以雄辩的历史事实，批评了某些关于指南针源流的不实之论；李学勤先生考证了清华简《楚居》中的历史传说，杜迺松先生考证了全国青铜器鉴定所见的金文，吴空先生考证了中南海紫光阁近500年的历史沿革，俱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言必有据，令人信服。
方立天先生《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一文，以高屋建瓴的气魄，系统分析了被其誉为“国学之魂”的中华人文精神。方先生此文阐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国学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后人可以在前人确立的概念的基础上进行不断完善。此外，欧阳中石先生关于“‘仁、德、礼、法、化、和’这6个字概括了我们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特征”的论断也使人启发良多。
汤一介先生的《儒学与“普遍价值”问题》一文对“普遍价值”与甚嚣尘上的“普遍主义”作了严格的区分，一方面认为发掘各个不同民族文化中的“普遍价值”，对促进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共同发展意义重大，主张借文化沟通与对话去寻求普遍共识；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要防止在民族复兴中所受西方“普遍主义”影响而形成的民族文化的“至上主义”或“原教旨主义”，可谓真知灼见。吴小如先生《从“儒道互补”说谈起》一文，认为孔孟儒学学派思想本身即已存在积极入世求仕进和消极避世求隐退的“互补性”，只不过在道家老庄学派思想广泛流传以后，这后一种思想的影响发展得更加明显而普遍罢了。
此外，王楚光先生《漫谈一分为三》一文认为自然现象、人生现象、社会现象，多数情况下都是呈现出一分为三的状况，不是非此即彼，还有一种中间状态。而且他认为一分为二容易导致绝对化的思想方法，而一分为三的三分法则可帮助人们找到一种不偏不倚比较融通的办法为人处事，凡事都注意兼顾各方，博采众长，统筹兼顾。这无疑可以看做是一种另辟蹊径的哲学思辨。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永恒的价值追求，同时也是历代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古老而常新的人生命题。诸位先生在字里行间所显露出的严谨作风、渊博学识、极高的学术水准和对中华文化自觉担当的拳拳之心，无疑已经对这一命题作出了全新的论证与解答。“格不求高而自高矣”，是之谓也!
(责任编辑 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