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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敦煌壁画是文化的载体，反映了物质文化、社会生活、思想信仰、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内容，也反映了绘画发展的艺术水平和成就。敦煌壁画的复制借助数字技术与壁画保护数据，实现珂罗版技术泥板复原，是应用于敦煌壁画保护和传播的新手段。
关键词：敦煌壁画 复制 珂罗版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0）19-0174-03
敦煌是世界四大文明、六大宗教和十余个民族文化的融汇之地，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公元336年乐僔和尚开凿第一个洞窟，此后的建造持续了一千多年，莫高窟成为世界上历史延续最悠久、保存较完整、内容最丰富、艺术最精美的佛教艺术遗迹。莫高窟分为南北两个窟区，共计有735个洞窟、45000平方米壁画与2000多身彩塑，陈列着从两晋到元代一千多年间的艺术代表作。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就以其千年的文化，存留北宋到元代的艺术发展与演变，让世人看到了不同文人画的另一种艺术形式，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引起世界的瞩目，伴随着中国民众对中国自身传统认识的深化形成新的学科“敦煌学”。
一、敦煌研究院石窟壁画保护与临摹体系构建
1941年，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在考察了敦煌莫高窟以后，向国民政府提交了《建议成立敦煌艺术学院》的议案，敦促国民政府建立专门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3年3月24日，常书鸿离开重庆前往敦煌筹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先生带领石窟保护与研究的先驱者们，在抢救性保护石窟的同时开启“专业机构”承担临摹复制敦煌艺术的道路。常先生要求临摹研究两大方法：第一重视文物保护，严禁在壁画上拷贝画稿;第二除了利用张大千留下的画稿外，所有的临本不得与原壁大小等同。杜绝因临摹壁画而破坏石窟艺术的行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初期常书鸿认为临摹是“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深层结构，也是保存壁画的一个手段”。抗日抗战胜利后，常书鸿则接到了教育部的一纸电文：“抗战结束，百废待兴，国家重建，资金有限，从即日起，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在遭受家庭变故的同时东去求援。在“中央研究院”傅斯年的支持下，敦煌艺术研究所得到一笔经费与物资，常书鸿也招募了第二批新生力量。常书鸿曾于1948年12月10日至14日刊登在上海《大公报》上的《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危机》长文，他提出保护敦煌莫高窟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能否万世永存的问题。他写道： “我决不离开……不管任何艰难险阻，我与敦煌艺术终生相伴”。“我从历史上看到敦煌石窟的繁荣昌盛，为使它不再受毁损，决心以有生之年为敦煌石窟的保存和研究而努力奋斗，决不让举世之宝遭受灾难。”并表示，“我们坚决不走，要继续干下去。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始，于右任先生就提出了“研究工作可以从临摹壁画和塑像开始。”中央文化部也先后对敦煌文物研究所作了指示：“研究工作，必须从现有条件出发，有计划地逐步展开。同时必须与研究所的具体任务，特别是临摹工作密切结合进行”。“敦煌艺术的临摹工作是发扬工作也是研究工作。要了解壁画遗产必须寓研究于临摹之中，通过临摹来熟悉古代艺术传统，从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才能进一步发扬优秀的艺术遗产”。常书鸿认为用临摹品举行敦煌艺术展览，是叫得响的工作”。通过全国多次展览宣传敦煌文化的举措，引发了国内对敦煌的关注。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隶属中央人民政府，莫高窟被中央政府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1年正式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下设美术组与考古组。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为配合抗美援朝，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决定在北京故宫午门楼上，举办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题为《敦煌文物展览》的文物展览会，由敦煌文物研究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主办，展出敦煌文物研究所多年积累的壁画临摹作品及各种文物共计1119件，展览历时57天。20世纪50年代初期，常书鸿组织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工作者按专题进行临摹：“分为飞天、动物、山水、服饰、人物、图案、舟车（交通运输）等”。1952年在科学复制的要求下对285窟进行整窟原状原大临摹”，段文杰先生被称为敦煌壁画临摹第一人，1945年7月，从成都国立艺专国画毕业来到敦煌，抵达心心念念的敦煌。“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段文杰这么形容自己初到敦煌时的情景。他通读史书，研读历代图像查阅上百种文献，摘录了几千张卡片，摸清敦煌历代艺术的时代风貌和特点，开启了敦煌莫高窟壁画复原临摹的时代。1955年，历时两年复原临摹完成《都督夫人礼佛图》成功再现了唐画原貌，画面的宏大气势、色彩的绚丽典雅、都督夫人的雍容气度和虔诚向佛的神态、侍女们的心理状态和神情变化都得到了最佳体现。这是一幅具有历史画创作性质的艺术精品，充分体现了临摹者其深厚、全面的艺术素养。1956年，段文杰先生主持临摹榆林窟25窟整窟临摹工作，撰写《临摹是一门学问》。他指出敦煌艺术临摹的目的有三个：一是把古代艺术家长期艰苦劳动所创作的精神财富，尽快地把它介绍给全国人民，二是临摹工作是美术工作者学习古典艺术遗产，又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打下基础”。三是“临摹就是复制文物，移植壁画，临本既是保护的副本又是流传的的手段，是向国内外宣扬敦煌壁画艺术的媒介”。提出了壁画临摹的三种方式：一是客观临摹（或曰现状临摹），二是旧色整理临摹，三是复原临摹。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为敦煌研究院，此时随着改革开放与国门打开，敦煌研究院加强了与国外的学术交流。日本艺术家将中国最古老最常用的“岩彩”，在日本画中对天然矿物质颜料运用推起一波新的浪潮，反过来影响中国画坛。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对临摹材质矿物颜料的运用和增强画面壁画质感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敦煌岩彩”概念。随着科技的发展，在对传统临摹的继承上又尝试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使用数码拍摄、电脑拼图、彩色喷绘等一系列方法移植画稿，从而强化了敦煌壁画图像信息的完整性。1998年，敦煌研究院开始和美国西北大学合作，研发出“多视点拍摄与计算机结合处理”的莫高窟壁画数字化方法，逐步开启“数字敦煌”的时代。 二、珂罗版技术在敦煌壁画复制中的提出与实践
珂罗版是英文名Collotype的音译，1869年，德国人阿尔贝托发明了珂罗版印刷技术，再通过采用水墨相斥的着墨原理，把原作印出来，属于照相复制的一种方法，又称玻璃版印刷，是平版印刷工艺的一种。与传统印刷技术相比，运用珂罗版复制的作品清晰度高，更忠实于原作，被称为“逼真度最高的古画印刷术”。20世纪80年代初，段文杰先生在北京看到这些精美绝伦、逼真的复制品，萌生了用珂罗版这一技术复制敦煌壁画的想法，并通过国家文物局，申请在敦煌设点做敦煌壁画的复制实验。敦煌研究院购得日本二泉社用珂罗版技术复制的故宫扇面三十余幅作品，作为前期工作借鉴资料。与前日本人平山郁夫提出愿意资助莫高窟运用珂罗版技术复制敦煌壁画，此项建议并未实施。1986年段文杰先生在取得国家文物局支持下，在敦煌研究院建设珂罗版工作室，并拥有价值60多万国内珂罗版多色印刷技术最完备的技术与设备。中央责成国家文物局抽调国内技术专家赴敦煌实地考察研究，作为技术性实验项目开创珂罗版复制敦煌壁画。敦煌研究院安排朱万玉、吕文旭、李秀华做辅助和后勤工作。经过数月的努力，完成了第一幅作品，莫高窟112窟南壁《舞乐图》局部，得到国家文物局及专家的认可，后由于国家文物局主管此项工作的副局长因病去世，资金得不到支持而搁置。90年代周永兆先生带队再次来敦煌，用珂罗版技术制作了十余幅敦煌壁画复制作品，作品投放市场后得到收藏家的青睐。90年代末，敦煌研究院决定通过技术引进与外派学习继续开展珂罗版技术复制敦煌壁画。珂罗版手工印刷复制敦煌壁画以收集材料和保存信息的快捷，集中展示利于傳播见长，结合敦煌研究院对古代美术的临摹复制、保存修复的一些先进经验，使敦煌石窟艺术的临摹复制研究工作更加科学完善。笔者本人自20世纪 90 年代末外派国家文物局学习珂罗版印刷技术，此后二十年一直致力于珂罗版技术复制敦煌壁画的探索与实践中。
三、珂罗版技术复制敦煌壁画的创新与展望
时至今日，敦煌莫高窟作为祖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代表已逐渐深入人心。最早的洞窟距今已经有1654年，最晚的也有七八百年的历史。历经千年的莫高窟，有着不同程度的病害，其病情恶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将持续下去。时空的斗转星移和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影响，老化、变质、变色、剥落、坍塌、损毁……壁画依附于“壁”的物质性特点逐渐消失，古代壁画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也就随之消失。古代壁画传承与创新的路到底在何方？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否看到我们民族曾经创造出如此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临摹、复制、修复、数字化敦煌，都是壁画保护和传播的一种有益尝试和有效手段，所有的方式都希望能准确、快捷并最大限度地建立全面、真实的壁画图像档案，图像信息是一切研究与解读的基础。“数字”“科技”与“艺术”的核心理念是展现对文化遗产保护和可持续性的创新的有效手段。依托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的图像数据和中国古代壁画保护研究中心提供的保护数据，珂罗版技术敦煌壁画复原艺术品所具有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将得到更深的挖掘，研究领域得以拓展，为我们认识并理解敦煌壁画提供更多丰富而珍贵的影像资料。珂罗版壁画复原对学者而言，成为敦煌壁画学术研究的辅助工具。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珂罗版技术复原的敦煌流失海外壁画艺术品能够扩大文物的受众面。
传统珂罗版制版印刷的工艺流程如下：玻璃研磨→感光液涂布→曝光→显影、润湿处理→印刷。为了更好地实现壁画复制品的原大、原色与原貌，我们必须突破珂罗版复制的技术的局限：第一改变珂罗版实地拍摄只能感光黑白，无彩色底版，且复制尺寸受到限制的缺陷。第二珂罗版一般印在纸张（宣纸、水彩纸），或在绢及丝绸上。敦煌壁画绘制在砂砾岩上，所以基底与敦煌壁画墙壁的基底保持一致性，珂罗版壁画复制品的手感、触感和视觉效果必须与泥壁的原作一样。第三就是改变印制材料，目前的珂罗版采用专色版印刷，无颜色偏差，印制彩色版同样是以专色版来印制的，制作时对壁画色彩的准确分析和理解是十分必要的，印制材料也由油性材质转向水性矿物质颜料。
数字与科技的结合改变了珂罗版实地拍摄之前只能感光黑白，无彩色底版，且复制尺寸受到限制的缺陷。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目前运用“多视点拍摄与计算机结合处理”技术，保证了大幅壁画的壁画尺寸和色彩的还原。实地拍摄使用彩色底版，现场分版，按原大拍摄，再通过电脑拼接成，层次和色彩的损失率可人为控制在最低限度，最大限度地反映壁画原作的图像信息。后期室内制作中，统筹利用数字技术、保护数据类比推理分析传统壁画的制作过程，解决敦煌壁画的色彩虚拟复原。数字化图像采集敦煌壁画，首先分清壁画的色别与色量，从而确定各个颜色在底片上的不同密度值，色彩的基本色调一定要色度准确、色差分明、色相明确。除基本色彩外，其它的相反色及辅色尽可能滤掉从而减少修改工作量。珂罗版印刷是以专色及短阶调多阶梯重合叠压而形成的，印品的浓淡层次能够忠实地再现连续调图像，最古老的照像制版方法才能保持着这种工艺的延续。利用数码影像技术与电子分色机，通过保留基本色调，修去相反色调与近似色调，明确基本色调的密度值与所构成图像的位置及面积，最后印制后还要强调壁画的绘画性，依靠丰富临摹经验的艺术工作者实现壁画的形象准确、色彩丰厚、体现壁画复原视觉与触觉的真实感，实现敦煌壁画原色、原貌复原。
珂罗版技术复制敦煌壁画在工艺上比较复杂，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印制与绘制，最大限度地实现保存及传达其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把古人的创造交给后人，把真实的历史交给未来。珂罗版复制敦煌壁画的品质更多地依靠工作人员对壁画的深入理解与丰富的临摹经验，从材料材质、表现形式、题材内容、绘制技巧、审美观念、色彩层次达到壁画原作的形神兼备依旧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刘诗平，孟宪实.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247.
[2]常书鸿.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45，209.
[3]池田大作，常书鸿.敦煌的光彩—池田大作与常书鸿对谈录[M].香港：三联书店，1994.
[4]常书鸿.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4.
[5]常书鸿.常书鸿文集敦煌研究院编[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4.8.
[6]常书鸿.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
[7]段文杰.谈临摹敦煌壁画的一点体会[J].文物参考资料，1956（09）：44-46.
[8]段文杰.临摹是一门学问[J].敦煌研究，1993（04）.
[9]段文杰.谈临摹敦煌壁画的一点体会[J].文物参考资料，1956（09）：44-46.
关键词：敦煌壁画 复制 珂罗版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0）19-0174-03
敦煌是世界四大文明、六大宗教和十余个民族文化的融汇之地，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公元336年乐僔和尚开凿第一个洞窟，此后的建造持续了一千多年，莫高窟成为世界上历史延续最悠久、保存较完整、内容最丰富、艺术最精美的佛教艺术遗迹。莫高窟分为南北两个窟区，共计有735个洞窟、45000平方米壁画与2000多身彩塑，陈列着从两晋到元代一千多年间的艺术代表作。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就以其千年的文化，存留北宋到元代的艺术发展与演变，让世人看到了不同文人画的另一种艺术形式，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引起世界的瞩目，伴随着中国民众对中国自身传统认识的深化形成新的学科“敦煌学”。
一、敦煌研究院石窟壁画保护与临摹体系构建
1941年，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在考察了敦煌莫高窟以后，向国民政府提交了《建议成立敦煌艺术学院》的议案，敦促国民政府建立专门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3年3月24日，常书鸿离开重庆前往敦煌筹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先生带领石窟保护与研究的先驱者们，在抢救性保护石窟的同时开启“专业机构”承担临摹复制敦煌艺术的道路。常先生要求临摹研究两大方法：第一重视文物保护，严禁在壁画上拷贝画稿;第二除了利用张大千留下的画稿外，所有的临本不得与原壁大小等同。杜绝因临摹壁画而破坏石窟艺术的行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初期常书鸿认为临摹是“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深层结构，也是保存壁画的一个手段”。抗日抗战胜利后，常书鸿则接到了教育部的一纸电文：“抗战结束，百废待兴，国家重建，资金有限，从即日起，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在遭受家庭变故的同时东去求援。在“中央研究院”傅斯年的支持下，敦煌艺术研究所得到一笔经费与物资，常书鸿也招募了第二批新生力量。常书鸿曾于1948年12月10日至14日刊登在上海《大公报》上的《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危机》长文，他提出保护敦煌莫高窟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能否万世永存的问题。他写道： “我决不离开……不管任何艰难险阻，我与敦煌艺术终生相伴”。“我从历史上看到敦煌石窟的繁荣昌盛，为使它不再受毁损，决心以有生之年为敦煌石窟的保存和研究而努力奋斗，决不让举世之宝遭受灾难。”并表示，“我们坚决不走，要继续干下去。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始，于右任先生就提出了“研究工作可以从临摹壁画和塑像开始。”中央文化部也先后对敦煌文物研究所作了指示：“研究工作，必须从现有条件出发，有计划地逐步展开。同时必须与研究所的具体任务，特别是临摹工作密切结合进行”。“敦煌艺术的临摹工作是发扬工作也是研究工作。要了解壁画遗产必须寓研究于临摹之中，通过临摹来熟悉古代艺术传统，从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才能进一步发扬优秀的艺术遗产”。常书鸿认为用临摹品举行敦煌艺术展览，是叫得响的工作”。通过全国多次展览宣传敦煌文化的举措，引发了国内对敦煌的关注。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隶属中央人民政府，莫高窟被中央政府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1年正式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下设美术组与考古组。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为配合抗美援朝，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决定在北京故宫午门楼上，举办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题为《敦煌文物展览》的文物展览会，由敦煌文物研究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主办，展出敦煌文物研究所多年积累的壁画临摹作品及各种文物共计1119件，展览历时57天。20世纪50年代初期，常书鸿组织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工作者按专题进行临摹：“分为飞天、动物、山水、服饰、人物、图案、舟车（交通运输）等”。1952年在科学复制的要求下对285窟进行整窟原状原大临摹”，段文杰先生被称为敦煌壁画临摹第一人，1945年7月，从成都国立艺专国画毕业来到敦煌，抵达心心念念的敦煌。“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段文杰这么形容自己初到敦煌时的情景。他通读史书，研读历代图像查阅上百种文献，摘录了几千张卡片，摸清敦煌历代艺术的时代风貌和特点，开启了敦煌莫高窟壁画复原临摹的时代。1955年，历时两年复原临摹完成《都督夫人礼佛图》成功再现了唐画原貌，画面的宏大气势、色彩的绚丽典雅、都督夫人的雍容气度和虔诚向佛的神态、侍女们的心理状态和神情变化都得到了最佳体现。这是一幅具有历史画创作性质的艺术精品，充分体现了临摹者其深厚、全面的艺术素养。1956年，段文杰先生主持临摹榆林窟25窟整窟临摹工作，撰写《临摹是一门学问》。他指出敦煌艺术临摹的目的有三个：一是把古代艺术家长期艰苦劳动所创作的精神财富，尽快地把它介绍给全国人民，二是临摹工作是美术工作者学习古典艺术遗产，又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打下基础”。三是“临摹就是复制文物，移植壁画，临本既是保护的副本又是流传的的手段，是向国内外宣扬敦煌壁画艺术的媒介”。提出了壁画临摹的三种方式：一是客观临摹（或曰现状临摹），二是旧色整理临摹，三是复原临摹。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为敦煌研究院，此时随着改革开放与国门打开，敦煌研究院加强了与国外的学术交流。日本艺术家将中国最古老最常用的“岩彩”，在日本画中对天然矿物质颜料运用推起一波新的浪潮，反过来影响中国画坛。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对临摹材质矿物颜料的运用和增强画面壁画质感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敦煌岩彩”概念。随着科技的发展，在对传统临摹的继承上又尝试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使用数码拍摄、电脑拼图、彩色喷绘等一系列方法移植画稿，从而强化了敦煌壁画图像信息的完整性。1998年，敦煌研究院开始和美国西北大学合作，研发出“多视点拍摄与计算机结合处理”的莫高窟壁画数字化方法，逐步开启“数字敦煌”的时代。 二、珂罗版技术在敦煌壁画复制中的提出与实践
珂罗版是英文名Collotype的音译，1869年，德国人阿尔贝托发明了珂罗版印刷技术，再通过采用水墨相斥的着墨原理，把原作印出来，属于照相复制的一种方法，又称玻璃版印刷，是平版印刷工艺的一种。与传统印刷技术相比，运用珂罗版复制的作品清晰度高，更忠实于原作，被称为“逼真度最高的古画印刷术”。20世纪80年代初，段文杰先生在北京看到这些精美绝伦、逼真的复制品，萌生了用珂罗版这一技术复制敦煌壁画的想法，并通过国家文物局，申请在敦煌设点做敦煌壁画的复制实验。敦煌研究院购得日本二泉社用珂罗版技术复制的故宫扇面三十余幅作品，作为前期工作借鉴资料。与前日本人平山郁夫提出愿意资助莫高窟运用珂罗版技术复制敦煌壁画，此项建议并未实施。1986年段文杰先生在取得国家文物局支持下，在敦煌研究院建设珂罗版工作室，并拥有价值60多万国内珂罗版多色印刷技术最完备的技术与设备。中央责成国家文物局抽调国内技术专家赴敦煌实地考察研究，作为技术性实验项目开创珂罗版复制敦煌壁画。敦煌研究院安排朱万玉、吕文旭、李秀华做辅助和后勤工作。经过数月的努力，完成了第一幅作品，莫高窟112窟南壁《舞乐图》局部，得到国家文物局及专家的认可，后由于国家文物局主管此项工作的副局长因病去世，资金得不到支持而搁置。90年代周永兆先生带队再次来敦煌，用珂罗版技术制作了十余幅敦煌壁画复制作品，作品投放市场后得到收藏家的青睐。90年代末，敦煌研究院决定通过技术引进与外派学习继续开展珂罗版技术复制敦煌壁画。珂罗版手工印刷复制敦煌壁画以收集材料和保存信息的快捷，集中展示利于傳播见长，结合敦煌研究院对古代美术的临摹复制、保存修复的一些先进经验，使敦煌石窟艺术的临摹复制研究工作更加科学完善。笔者本人自20世纪 90 年代末外派国家文物局学习珂罗版印刷技术，此后二十年一直致力于珂罗版技术复制敦煌壁画的探索与实践中。
三、珂罗版技术复制敦煌壁画的创新与展望
时至今日，敦煌莫高窟作为祖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代表已逐渐深入人心。最早的洞窟距今已经有1654年，最晚的也有七八百年的历史。历经千年的莫高窟，有着不同程度的病害，其病情恶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将持续下去。时空的斗转星移和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影响，老化、变质、变色、剥落、坍塌、损毁……壁画依附于“壁”的物质性特点逐渐消失，古代壁画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也就随之消失。古代壁画传承与创新的路到底在何方？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否看到我们民族曾经创造出如此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临摹、复制、修复、数字化敦煌，都是壁画保护和传播的一种有益尝试和有效手段，所有的方式都希望能准确、快捷并最大限度地建立全面、真实的壁画图像档案，图像信息是一切研究与解读的基础。“数字”“科技”与“艺术”的核心理念是展现对文化遗产保护和可持续性的创新的有效手段。依托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的图像数据和中国古代壁画保护研究中心提供的保护数据，珂罗版技术敦煌壁画复原艺术品所具有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将得到更深的挖掘，研究领域得以拓展，为我们认识并理解敦煌壁画提供更多丰富而珍贵的影像资料。珂罗版壁画复原对学者而言，成为敦煌壁画学术研究的辅助工具。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珂罗版技术复原的敦煌流失海外壁画艺术品能够扩大文物的受众面。
传统珂罗版制版印刷的工艺流程如下：玻璃研磨→感光液涂布→曝光→显影、润湿处理→印刷。为了更好地实现壁画复制品的原大、原色与原貌，我们必须突破珂罗版复制的技术的局限：第一改变珂罗版实地拍摄只能感光黑白，无彩色底版，且复制尺寸受到限制的缺陷。第二珂罗版一般印在纸张（宣纸、水彩纸），或在绢及丝绸上。敦煌壁画绘制在砂砾岩上，所以基底与敦煌壁画墙壁的基底保持一致性，珂罗版壁画复制品的手感、触感和视觉效果必须与泥壁的原作一样。第三就是改变印制材料，目前的珂罗版采用专色版印刷，无颜色偏差，印制彩色版同样是以专色版来印制的，制作时对壁画色彩的准确分析和理解是十分必要的，印制材料也由油性材质转向水性矿物质颜料。
数字与科技的结合改变了珂罗版实地拍摄之前只能感光黑白，无彩色底版，且复制尺寸受到限制的缺陷。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目前运用“多视点拍摄与计算机结合处理”技术，保证了大幅壁画的壁画尺寸和色彩的还原。实地拍摄使用彩色底版，现场分版，按原大拍摄，再通过电脑拼接成，层次和色彩的损失率可人为控制在最低限度，最大限度地反映壁画原作的图像信息。后期室内制作中，统筹利用数字技术、保护数据类比推理分析传统壁画的制作过程，解决敦煌壁画的色彩虚拟复原。数字化图像采集敦煌壁画，首先分清壁画的色别与色量，从而确定各个颜色在底片上的不同密度值，色彩的基本色调一定要色度准确、色差分明、色相明确。除基本色彩外，其它的相反色及辅色尽可能滤掉从而减少修改工作量。珂罗版印刷是以专色及短阶调多阶梯重合叠压而形成的，印品的浓淡层次能够忠实地再现连续调图像，最古老的照像制版方法才能保持着这种工艺的延续。利用数码影像技术与电子分色机，通过保留基本色调，修去相反色调与近似色调，明确基本色调的密度值与所构成图像的位置及面积，最后印制后还要强调壁画的绘画性，依靠丰富临摹经验的艺术工作者实现壁画的形象准确、色彩丰厚、体现壁画复原视觉与触觉的真实感，实现敦煌壁画原色、原貌复原。
珂罗版技术复制敦煌壁画在工艺上比较复杂，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印制与绘制，最大限度地实现保存及传达其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把古人的创造交给后人，把真实的历史交给未来。珂罗版复制敦煌壁画的品质更多地依靠工作人员对壁画的深入理解与丰富的临摹经验，从材料材质、表现形式、题材内容、绘制技巧、审美观念、色彩层次达到壁画原作的形神兼备依旧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刘诗平，孟宪实.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247.
[2]常书鸿.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45，209.
[3]池田大作，常书鸿.敦煌的光彩—池田大作与常书鸿对谈录[M].香港：三联书店，1994.
[4]常书鸿.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4.
[5]常书鸿.常书鸿文集敦煌研究院编[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4.8.
[6]常书鸿.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
[7]段文杰.谈临摹敦煌壁画的一点体会[J].文物参考资料，1956（09）：44-46.
[8]段文杰.临摹是一门学问[J].敦煌研究，1993（04）.
[9]段文杰.谈临摹敦煌壁画的一点体会[J].文物参考资料，1956（09）：4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