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遇到了外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严峻挑战。中国企业如何应对?我觉得，从近代企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
　　近代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以后，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欲求国家之富强，应当像西方国家那样重视商业。要“持商为国本”，同外国进行“商战”。郑观应是个既有丰富工商经营实践经验，又作过深度理论思考的企业家，他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郑观应认为传统的农本观念无助于国家强盛，要在商业竞争的新世界中自立，唯有树立以商务为本的新观念。他所说的商务，主要是指对外贸易。他主张官商同心，对外“商战”。这种理念具有强烈的国家主权本位意识，是当时商界对于逼迫中国主权沦丧、利权外泄的国际局势的直接反应。
　　中国要同列强开展“商战”，可是用传统产品怎么同新式工业产品抗衡呢？于是激发出新兴企业家引进技术、设立新式工业的热情。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形成了一股投资设厂的热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其势头更显强劲。一批企业家积极鼓吹实业救国，投身于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运动之中。这一时期，实业救国取代了原先的“商战”，成为国人的一个热门话题。辛亥革命前，《东方杂志》就载文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孙中山也指出：“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著名企业家张謇主张以棉铁为中心来振兴实业。当时国内市场被进口商品和外资企业所占，这是对民族企业生存的最大威胁。在历次反帝爱国斗争中，各地民众都以抵制洋货为手段，用以削减外商的利益。1905年，为了抗议美国的排华法案，爆发了抵制美货的运动，“各地相戒，不用美货”。美国进口的棉布、面粉等商品销量大减。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企业界和工人、学生一起，发动了抵制日货的运动。
　　抵货运动固然可以给外商一定的打击，但终究只是一种消极的排拒方式，很难获得长期的效果。孙中山在其“民生主义”的演讲中曾经指出：“洋布便宜过土布，无论国民怎么样提倡爱国，也不能够永久不穿洋布穿土布。如果一定要国民永久不穿洋布来穿土布，那便是和个人的经济原则相反，那便是行不通。”所以许多企业家就把提倡国货的内容充实到抵货运动中去，这样，抵货运动就发展成了国货运动。荣宗敬说：“宜以提倡为抵制，国货能推行有利，外货自抵制于无形。”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当年的国货运动实际上具有践行进口替代战略的重大作用。1921年，在五四运动中成立的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改组为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其宗旨是“提倡国货，振兴实业，改进工艺，推广贸易”，从1921到1933年该组织共举办各地国货展览会34次。从抵货进而提倡国货，大大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1925年的五卅惨案曾促成30余家国货工厂组建上海国货团，1927年成立的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也乘国货运动之势，提出过许多奖励国货，改革税制，维护民族工业权益的主张。
　　企业用商战的理念去开拓，可以激发企业家的使命感和奋斗精神，乘抵货运动和国货运动之势也有助于企业拓展国内市场，但是企业的真正竞争力还是在于企业自身的实力。中国的民族企业家在实践中渐渐认识到市场竞争不是单纯的产品竞销，而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实力较量，于是以企业自身为主体的竞争观便逐渐成了主流意识。扩大企业投资、加强企业管理、改进技术、改善经营、开拓市场空间等等都是民族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举措。一些企业家意识到采用垂直扩张的方式可以拓展经营范围，可以减少企业之间进行交易的成本与风险，于是形成了一批颇具规模的企业集团。如刘鸿生的企业活动从煤炭商业起家，继而渐次扩展到码头业、水泥业、煤球业、煤矿业，甚至经营火柴厂、毛纺厂等。刘鸿生把原来同各种商业对手进行的交易转变成了自己同自己进行的交易。刘鸿生奉信的经营理念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也体现出在市场环境险恶，市场预期不明朗的情况下企业家的风险意识。
　　粗略说来，近代中国企业家对国际市场竞争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以国家主权为本位的”商战”,到以民族市场为本位的国货运动，再到以企业实力为本位的企业竞争。显现出逐步褪去民族主义的感性色彩，逐步强化经济理性色彩的进程。历史经验启示我们，当今中国企业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制胜，应当善于运用理性的民族主义，同时把真功夫下在做大做强企业竞争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