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历史的关系历来难分难解，远者不提，单是1949年以来就有革命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新革命历史小说一波接一波的浪潮滚滚而来，又滚滚而去。历史的神圣面目从铸就到拆解再到否定之否定的重塑，不一而足，在这“正复为邪，善复为妖”的辩证发展中，昔日被宏大叙事组织起来的历史材料和意义结构如风化岩石的碎片，一块块剥落、坍塌下来，其总体面貌和意义早已变得模糊不清，作家要么直截了当地承认：“历史是什么？历史怎样成为历史？我不知道。”（蔡测海《楚傩巴猜想》）要么借叙述人无奈地调侃：“什么是历史；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一个羞羞答答的娘儿们……她的躯体是美的还是丑的，皮肤是光洁的还是癞疤疤的，无人知道。”（简嘉《碎牙齿》）张国增的《第二次阵亡》却“全不理会那些已经划定了地盘的符码所形成的支配力量而兀自前行”，（佛克马《中国与欧洲传统中的重写方式》），它小心地拾起了正史遗漏的普通碎片，却并不立意颠覆抗日烈士的英勇形象；它精准地瞥见了历史与现实的条条裂缝，却并不执意消解人的主体性。在新历史小说反抗革命历史的动力消失之后，它试图以心平气和的姿态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搭建起一座可以“两岸贯通”的桥——以现实的复杂烛照出历史的混沌，以相通的规律铆合两者的差距。
　　既然原生态的历史已经无处可寻，人们所能找到的只能是关于历史的叙述，那么，如何叙述就显得尤为重要。革命历史与新历史小说尽管可以视作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大体上却都属于巴赫金所谓的“独白型”小说，作者的统一意志决定了主人公并不拥有自己的独立“声部”，要想复原历史的混沌面目，最适合的叙述方式莫过于复调。《第二次阵亡》的作者显然深谙个中奥秘，小说中不仅修史、扶贫的真实世界与1933年棋盘岭战役中唐二狗之死两条线索各自逶迤而行，而且插入引用了大量的口述实录、时报通讯、庭审笔录，作者并不支配一切，文本由各种独立的意识、各具完整价值的多种声音组成，而且彼此之间构成对话关系。不仅现实世界中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独立世界：痴迷于小说创作的“我”、对工作和爱情都很认真的小魏、在官场与写作中寻找平衡的老吴、精明能干的村长鲁崇利、倒霉的光棍汉叶乔圣、饱经沧桑的唐刘氏；而且那些从发黄的档案卷宗里打捞出来的每一个形象也都散发出独特的光芒：十七岁的半大孩子唐二狗惨烈的牺牲、孟显昌奇迹般的幸存、外科大夫黎九欣因为给日本军官治病的命运沉浮，伪满国兵鲁忠天被历史播弄的短暂人生，甚至那个张牙舞爪的日本大佐大裕方……十多个人物的声音围绕唐二狗之死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在起因-发展-高潮-结局这看似规矩的严整构架中打破了历史的僵硬表情，敞开了历史的皱褶里潜藏的暧昧缠绕的生活细节，其混沌状态一如我们当下的生活。
　　饶有趣味的是，如此一个不驯顺的故事却依然附着在官方的系列活动中展开。起因就是县里要将本县抗日英烈的英勇事迹汇编成册，作为对全县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人手一册。因此，本来在城建局上班的“我”因善写小说而被借调到县里与老吴、小魏一起负责此次的采编工作。官方历来重视修史，而且官方修史历来本着宣扬、训诫、教化的目的，上至国家民族正史，下至县志等地方志，无不如此。可是在采编过程中，来自档案局的研究生小魏却发现了一个天大的谜团，本县黄旗沟的唐二狗在棋盘岭狙击战中竟然在一天之内阵亡了两次，前后相隔七小时，而且第二次阵亡前还开枪击中了日军长官大裕方。窥探历史真相的冲动就从这离奇得不合逻辑的记录中汩汩流出，吸引“我们”三人去考证，并以此为契机，复原那段已经被湮没的历史碎片。小说以桥始，以桥终，黄旗沟村的连心桥贯通之时，也正是“我”受现实的启发解开唐二狗第二次阵亡之谜的关键时刻，作者想要贯通历史与现实的苦心可见一斑。历史固然是由无数剪不断、理还乱的偶然性组成的谜团，但历史的主体——人并非如新历史小说家所描述的那样毫无作为，只能被动接受历史宿命的播弄，至少还可以像小说中的“我”那样寻找一座从现实通向历史的桥。
　　然而，与历史不同的是，好的小说拒绝给出确定无疑的答案，它可以为逝去的历史留下活生生的心灵化石，它可以靠文本密码来复原那些有名的无名的或敞开或压抑的历史，它负有提出问题甚至制造问题、繁殖问题的使命，却并不解决问题。所以在小说的尾声部分作者有意将这个历史谜题推向了更复杂的境地。老吴所说的更具智慧含量的答案是什么，作者请每一位聪明的读者自己去解这个谜。
　　王海燕，青年评论家，现任教于湖北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