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创作得失论》通过对郭氏全部文学创作既入且出的审视与剖析，有理有据地证明：在郭沫若的文学世界里，现存堪传后世的成功之作，如《女神》，如《屈原》；也有难以讳言的平庸之作，如《恢复》；甚至有“不应该那么写”(鲁迅语)的失败之作，如建国后的许多诗歌。即使成功之作中，也存在种种缺陷。开一代诗风的《女神》，正因其为开风气之作，便呈现出“古”“洋”未化等种种“未成品”(刘纳语)的状态；《孔雀胆》艺术的成功赢得了观众的眼泪，也掩盖了由史实处理有乖大关节目造成的重大主题失误；《蔡文姬》、《武则天》替古人翻案有理，但惜乎敷粉太多，陷入了反历史主义的泥淖……值得说明的是，作者从“得失论”立意，决不仅仅着眼于“失”而故为惊世之论，同时也对郭著之“得”，尤其是前人与时人多所忽视之“得”作了十分投入的热情肯定。对沫若自传散文史学价值、文学意义与历史地位的发掘，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凡此种种，均可见出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品德。
　　除了以学术品德为本，以辩证法为用，以及具有细敏的艺术感受力和文情并茂的叙述语言外，全书还贯穿着较为明晰的理论意识。作者认为，评价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不能不要美学标准；评价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不能不要历史标准。所以他坚持运用别林斯基提出、经由恩格斯肯定并加以发展的“美学的历史的”批评原则，使得全书的论述具备了一种内在的逻辑力量，理论的深度与思辨的力度也由此得到加强。
　　郭沫若是一个容易被误解的人。郭沫若是一个已经被误解的人。随便举一个例，即人们常常谈到的，说他所以扬李抑杜，是因为某位领导人喜欢三李。这种说法，值得研究；至少经不起对作者全部思路历程的考察和推敲。一方面，从性格的相近可以推断他的偏爱独在李白；一方面，在他本人早期的文字中，就明明白白地写着喜欢李白。我常想，我们为什么不能从个性的角度而且得从人格的角度去揣测他的行为呢？如果说他后来的一切包括创作与研究都是为了趋炎附势，那么，又如何理解在“四·一二”之后的白色恐怖之中，他似投枪匕首般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呢？至于那一种多少人的性格的扭曲，原是一场历史的大悲剧，却不可据此否定作者的全部。
　　这些已属于题外话了。但也许并不超出题目。郭沫若已成为了历史。历史只能由后人来评说。如果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能够少几分主观揣度，少几分人云亦云，少几分感情用事，而多一些独立的学术品格、辩证的哲学原则，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那么我们的学术研究就一定会充盈着它自身应有的动力魅力。
　　
　　(《郭沫若创作得失论》，刘元树著，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二月第一版，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