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去清华大学，总是要寻访“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纪念碑上陈寅恪先生撰写的碑铭，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文献，但是这块纪念碑又是那么默默无闻。在校园里一路打听过去，如果直接询问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纪念碑，多半是茫然，只有先找到“二校门”，才能在第一教学楼旁边找到这块著名抑或无名的纪念碑。纪念碑周边通常是安静的，适合凭吊当年风物。有一次远远地看到那里聚集了几个人，围着纪念碑在讨论些什么，走上前去，原来是在讨论材质和造价。
在“二校门”，曾与王国维同邻的还有毛泽东。1966年，清华“二校门”被摧毁。1967年，在“二校门”原址，高达8.1米的毛泽东塑像落成。这是中国高校“第一座毛主席塑像”，底座上是林彪的“四个伟大”手迹：“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个手迹也成了毛泽东塑像的“标配”，被很多后继者模仿，直至林彪事件之后被一一清除。1987年，清华大学的毛泽东塑像被拆除；1991年，“二校门”重建。一拆一建的还有，“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曾于“文革”期间被摧毁，“文革”结束之后恢复。
“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和毛泽东塑像的消长，颇具意味。正如城市雕塑与城市精神有关，一所大学里的公共纪念物，与大学精神有关。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里这样论述公共纪念物：“公共纪念物属于全体国民所有，或者更确切些说，它们像一般艺术品一样供人鉴赏，并借其内在的回忆和荣誉的灵魂，而被视为具有生命和独立目的。一旦它们丧失这种灵魂，在这方面它们对国民说来就变成了无主物，而得为任何私人所有，像在土耳其的希腊和埃及的艺术品那样。”
公共纪念物能否成为公共记忆和公共精神的象征，取决于它能否唤起“内在的回忆和荣誉的灵魂”。当下中国大学里的塑像，最大的特点在于没有特点，千篇一律，往往是一些古今中外的伟大人物，但是这些人物是否与学校有关，是否与大学精神相符，却不在考虑范围。2012年，陈寅恪铜像被安置于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附近的草坪上，这种公共纪念物有唤起“内在的回忆和荣誉的灵魂”的效果。相比之下，中山大学的洪秀全雕像就显得突兀。洪秀全既和中山大学无关，难以成为“内在的回忆”，也和大学精神无关，难以唤起“荣誉的灵魂”。
什么是正常的大学精神？陈寅恪在纪念碑铭中已经点题，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尽管大学精神是相通的，但是这不意味每所大学都要复制一块王国维纪念碑。如前所述，大学里的塑像，最好与这所大学具有内在的精神有联系，这样的塑像才会如鱼得水，“具有生命和独立目的”。
塑像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塑像的对象，也表现为塑像的产生过程。大学在精神上接近城邦，大学生在校园里习得公民的技艺，公共参与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围绕公共纪念物，大学生进行公共讨论，然后参与设计和制作，这本身就是对大学精神的实践。
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李大钊铜像，由北京大学的1977、1978级全体同学敬立；中山大学的陈寅恪铜像，同样由中山大学的校友敬立。这种由校友参与而非单纯由校方决定的过程，和塑像一样具有价值。香港中文大学门口的塑像更是别具一格，塑像旁边的文字说明专门解释，这是学生会的意愿，当时以前校长为首的行政与计划委员会表示反对。这种分歧非但不会破坏大学的形象，反而可以折射大学的精神。如果一所大学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建造一个塑像，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师生的参与，或者师生的参与仅是象征性的，限于捐款和制作，无法参与决策，即使竖立的是王国维纪念碑，也没有太大的价值，因为纪念物的精神和纪念物的竖立过程是相悖的。
对于塑像的价值，不必过于放大。1929年，叶圣陶在《古代英雄的石像》里写道，一块被雕成古代英雄的石头向其他石头骄傲地说：“看我多荣耀！我有特殊的地位，高高地超出一切。所有的市民在下面向我鞠躬行礼，我知道他们中间没有一颗心是虚伪的。这种荣耀最难得，没有一个神圣仙佛能够比得上……”这个观点遭到了反驳，一块石头提出疑问：“历史全靠得住么？”另一块石头说：“英雄也许是个庸人，也许是个坏东西。给写历史的人高兴，这么一写，就变成英雄了，反正谁也不能倒过年代来对证。”在这篇童话的结尾，古代英雄的石像倒下，石头被铺成了路。《古代英雄的石像》曾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不知现在是否健在。
回到大学和毛泽东塑像这一话题。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大学校园是否存在毛泽东塑像，毛泽东对20世纪下半叶以降的大学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整整60年前，1952年的院系调整，决定了大学的基本格局：取消私立大学，保留公立大学；减少综合大学，发展专门学院；减少或者取消人文社科专业，增强理工尤其是工科专业；取消通识教育，注重专业教育（即后来的“又红又专”）。时至今日，虽然民办高校已经恢复，但是无法与当年的私立大学相比；综合大学陆续恢复，但是大学的理念依然是工科思维至上；“重理轻文”的传统几乎没有改变，而且不限于大学，中学同样如此；通识教育在恢复之中，但是筚路蓝缕。
塑像可以展现一所大学的灵魂，但是大学的灵魂不是由塑像决定的。
（作者系文化批评家、专栏作家，现任职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在“二校门”，曾与王国维同邻的还有毛泽东。1966年，清华“二校门”被摧毁。1967年，在“二校门”原址，高达8.1米的毛泽东塑像落成。这是中国高校“第一座毛主席塑像”，底座上是林彪的“四个伟大”手迹：“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个手迹也成了毛泽东塑像的“标配”，被很多后继者模仿，直至林彪事件之后被一一清除。1987年，清华大学的毛泽东塑像被拆除；1991年，“二校门”重建。一拆一建的还有，“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曾于“文革”期间被摧毁，“文革”结束之后恢复。
“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和毛泽东塑像的消长，颇具意味。正如城市雕塑与城市精神有关，一所大学里的公共纪念物，与大学精神有关。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里这样论述公共纪念物：“公共纪念物属于全体国民所有，或者更确切些说，它们像一般艺术品一样供人鉴赏，并借其内在的回忆和荣誉的灵魂，而被视为具有生命和独立目的。一旦它们丧失这种灵魂，在这方面它们对国民说来就变成了无主物，而得为任何私人所有，像在土耳其的希腊和埃及的艺术品那样。”
公共纪念物能否成为公共记忆和公共精神的象征，取决于它能否唤起“内在的回忆和荣誉的灵魂”。当下中国大学里的塑像，最大的特点在于没有特点，千篇一律，往往是一些古今中外的伟大人物，但是这些人物是否与学校有关，是否与大学精神相符，却不在考虑范围。2012年，陈寅恪铜像被安置于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附近的草坪上，这种公共纪念物有唤起“内在的回忆和荣誉的灵魂”的效果。相比之下，中山大学的洪秀全雕像就显得突兀。洪秀全既和中山大学无关，难以成为“内在的回忆”，也和大学精神无关，难以唤起“荣誉的灵魂”。
什么是正常的大学精神？陈寅恪在纪念碑铭中已经点题，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尽管大学精神是相通的，但是这不意味每所大学都要复制一块王国维纪念碑。如前所述，大学里的塑像，最好与这所大学具有内在的精神有联系，这样的塑像才会如鱼得水，“具有生命和独立目的”。
塑像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塑像的对象，也表现为塑像的产生过程。大学在精神上接近城邦，大学生在校园里习得公民的技艺，公共参与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围绕公共纪念物，大学生进行公共讨论，然后参与设计和制作，这本身就是对大学精神的实践。
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李大钊铜像，由北京大学的1977、1978级全体同学敬立；中山大学的陈寅恪铜像，同样由中山大学的校友敬立。这种由校友参与而非单纯由校方决定的过程，和塑像一样具有价值。香港中文大学门口的塑像更是别具一格，塑像旁边的文字说明专门解释，这是学生会的意愿，当时以前校长为首的行政与计划委员会表示反对。这种分歧非但不会破坏大学的形象，反而可以折射大学的精神。如果一所大学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建造一个塑像，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师生的参与，或者师生的参与仅是象征性的，限于捐款和制作，无法参与决策，即使竖立的是王国维纪念碑，也没有太大的价值，因为纪念物的精神和纪念物的竖立过程是相悖的。
对于塑像的价值，不必过于放大。1929年，叶圣陶在《古代英雄的石像》里写道，一块被雕成古代英雄的石头向其他石头骄傲地说：“看我多荣耀！我有特殊的地位，高高地超出一切。所有的市民在下面向我鞠躬行礼，我知道他们中间没有一颗心是虚伪的。这种荣耀最难得，没有一个神圣仙佛能够比得上……”这个观点遭到了反驳，一块石头提出疑问：“历史全靠得住么？”另一块石头说：“英雄也许是个庸人，也许是个坏东西。给写历史的人高兴，这么一写，就变成英雄了，反正谁也不能倒过年代来对证。”在这篇童话的结尾，古代英雄的石像倒下，石头被铺成了路。《古代英雄的石像》曾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不知现在是否健在。
回到大学和毛泽东塑像这一话题。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大学校园是否存在毛泽东塑像，毛泽东对20世纪下半叶以降的大学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整整60年前，1952年的院系调整，决定了大学的基本格局：取消私立大学，保留公立大学；减少综合大学，发展专门学院；减少或者取消人文社科专业，增强理工尤其是工科专业；取消通识教育，注重专业教育（即后来的“又红又专”）。时至今日，虽然民办高校已经恢复，但是无法与当年的私立大学相比；综合大学陆续恢复，但是大学的理念依然是工科思维至上；“重理轻文”的传统几乎没有改变，而且不限于大学，中学同样如此；通识教育在恢复之中，但是筚路蓝缕。
塑像可以展现一所大学的灵魂，但是大学的灵魂不是由塑像决定的。
（作者系文化批评家、专栏作家，现任职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